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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方经济学界中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借助全球化这一社会历史发展趋势，融入到全球竞争战略中，其结果是西方发达国家攫取了巨额财富，却留给发展中国家难以治愈的生态系统和社会人文、价值伦理体系的整体性灾变，这说明，表面光鲜亮丽的新自由主义其实质是隐藏着新殖民主义巨大阴谋的意识形态体系，这正是我们需要作深刻剖析、批判和反思的标的。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新殖民主义；巨大阴谋；意识形态；评析反思
新自由主义是当代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其形式、发展与变化无不显示着西方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巨大变化和在实践中产生的深刻变革，它使各种经济理论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新自由主义的印记，它们都从新自由主义理论中吸取营养、择其所需。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已经成为西方诸多国家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从而对全球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却并没有由此受益，反而陷入在种种困境中艰难挣扎，这正我们反思和要责问的问题，也是笔者撰著此文的目的。
一、对新自由主义的评析要有新的理论思维
自2008年那场由美国引爆的系统性的、波及范围和冲击力都空前的金融危机肆虐全球经济以来，迄今为止已有近十年的时间。在这十年时间里，不论是老牌欧美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以及仍在困境中艰难前行的更广大范围的第三世界国家，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冲击，进而使得经济发展停滞、衰退和导致一系列的政治和社会震荡。时至今日，金融危机期间呈现的种种困境图像和众多悲剧性的事件描述依旧清晰地保存在社会公众的记忆中，而这种深刻且惨痛的记忆以至于使我们在对未来作出某种预期判断的时候都无法肯定我们是否已经完全摆脱和远离了危机。关于事后对这场危机的反思，我们无法将其视为一场简单地由少数华尔街精英们的贪婪和欲望驱使并通过金融杠杆无限扩大的投机行为所导致的失败商业运作。正如相当一部分国内外学者的观察和评析结论，该次金融危机的本源实质是过去数十年里，西方经济学界新自由主义理论无限膨胀并长期主导政府经济政策的趋势方向，同时对社会无数经济单元和个体行为产生影响的结果。简而言之，西方经济学界中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正是我们需要作深刻剖析、批判和反思的标的。
近些年来，已经有不少中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新自由主义展开了探析和反思，例如萨德.费洛和约翰斯顿合著的《新自由主义批判读本》，约翰.格雷著有《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日本学者不破哲三著有《新自由主义的后果及走向》，国内学者则有张才国著《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何秉孟，李千合著的《新自由主义评析》，陈玲著《新自由主义的风行与国际贸易的失衡》等。上述学术成果从全球化这一大背景的视域为我们透析和思考新自由主义提供了多重视角。当我们以此来考察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国际贸易失衡问题，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生态系统和社会人文、价值伦理体系的整体性的灾变问题时，感到许多研究者对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日益加剧的国际贸易失衡问题，仅从传统的从技术落后、资本短缺和產业低端、消费市场欠缺等原因所作的分析已不足揭示问题的深刻根源，而应从一种政治战略和社会整体演化乃至价值理念层面，来剖析西方发达国家如何将新自由主义融入到全球竞争战略中，并借助全球化这一当前最宏大的社会历史发展趋势，不断打开和渗入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肌体中，揭露西方发达国家是如何通过这种病毒入侵式渗透，从发展中国家攫取了巨额财富，却留给发展中国家贫穷、饥荒、动荡和难以治愈的生态灾难。在当前，评析新自由主义在于不能单纯地从西方经济理论来批驳西方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带给世界人民的种种危机，而是从支撑西方国家政策和行为的逻辑价值、心理价值及社会观念层面来探究问题的实质，并寻求解决之道。而这种对问题和危机本源式的探析，也正是我国在寻求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可持续性发展道路，以及解决好中国主导的构建人类共同体的战略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对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与经济全球化的关联应有足够的警觉
但凡从事经济研究或对经济史有所了解的经济和社会人士，大概都对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再熟悉不过。后者不仅是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更是新自由主义理论旗手级的代表人物。其所属的芝加哥学派，半个世纪以来诞生了一大批名声显赫且拥有巨大社会经济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诸如：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罗纳德.科斯等，他们继承了富兰克？奈特以来芝加哥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信奉自由市场经济中竞争机制的作用，相信市场力量的自我调节能力，成为新自由主义理论思想的大本营。近年来，国内亦有不少学者就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作了相当研究和探析，其研究成果也有大量创新性的突破。面对新自由主义不同角度的思考和观察，笔者认为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成因一直值得我们去深思：新自由主义为何会在20世纪下半叶再度勃兴并得到整个西方世界的极力推崇？不仅如此，相当多的非西方国家也一改过去对新自由主义固有的抵制和抗拒心理，转而对新自由主义的诸种理论，尤其是作为核心的“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私有化，市场优先于政府”的理论大加采纳，并迅速在其国界范围内推广实践。
从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历史看，18世纪亚当.斯密的“经济人理性假设”和“看不见的手”是其理论思想的源头，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一开始就成为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经历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新自由主义只是作为一种经济学术思想存在，并未在体系庞杂的经济学理论派别中崭露头角。直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新自由主义才登上历史舞台，但却自一开始就生不逢时。30年代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让民众和政府都对“市场万能”的传统观点失去了信心，这直接导致新自由主义在当时西方各国无论是政治界还是学术界都受到冷遇。就新自由主义的发起者和倡导者来说，也陷入某种职业和生存的困境中。曾经作为哈耶克老师的新自由主义的重量级人物米瑟斯在1940年迁居美国后，甚至不能被任何学术机构聘任而只能在纽约大学当一名“访问教授”。在这种不利的国际环境氛围下，哈耶克、米瑟斯等新自由主义中坚学者开启长达数十年的“经院修炼”，他们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体系进行了精雕细琢般地自我改造与完善。不可否认的是，新自由主义经过几十年的“经院修炼”确实让自身理论变得更加丰富和系统全面。就其完善丰富后的理论观点和成果来看，笔者认为新自由主义大力倡导并推广的理念中，最重大的一项突破就是已经超越了传统经济学的学术范畴，而成为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的“资本主义代言的意识形态体系”。[1]P8 新自由主义的勃兴，除了理论上长时间被哈耶克倾力完善外，我们还应注意到时代发展趋势对其产生的助推作用。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从其历史时间段上来看，恰好是整个西方世界自二战后遭遇的首次大范围、长时间的经济危机“滞胀”阶段，而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过去三四十年时间里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的终结。这为新自由主义的更替上位提供了绝佳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另一面，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通讯技术的发明创新和交通的日渐便捷为国家和地区间的交往、融合提供了客观的现实条件，致使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浪潮开始兴起。全球化的兴起，不仅要打破过去国家地区间因地理环境而形成的物质障碍，更是要打破因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习俗和价值观念不同而构成的制度藩篱。这一进程中，人的自由选择，经济的自由选择，社会的自由选择和政治的自由选择等观念被无限地推崇并加以扩大。而要实现这些抽象的、理性的“自由选择”，从政策手段上和路径上看似乎只有新现实主义提倡的“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才能行得通。因此，很多国家不自觉地将新自由主义理论奉为通过全球化来振兴本国经济、繁荣本国市场的理想蓝图。正如1990年“华盛顿共识”的达成，就是拉美国家对新自由主义过渡迷恋和依赖的典型例证。从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关联性看，经济全球化现实催生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需求，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则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坐标与指南针。
对新自由主义的传播与风行，笔者认为，我们尖当有必要的理论警觉。新自由主义要传播的不是单纯的经济学理论，要寻求改变的目标也不仅限于人类之间经济行为和内容；其真实输出的是一种披着合法经济外形的西方价值观和道德伦理标准，寻求改变的不仅仅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构建商业化的“自由市场”，更大的目标在于用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去置换所有非西方国家的文化价值观，使其最终成为西方商品经济的附庸同时也是西方商业文化上的附庸，甚至是西方政治上的“跟班”。从这个层面上看，我们不啻可以说表面上光鲜亮丽的新自由主义，背后隐藏着新殖民主义的巨大阴谋。作为客观历史进程的全球化是无需加以批判和否定的，它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不可逆转的人类社会发展和演变的规律。而我们真正需要警觉的是全球化方式的实质，正如约翰.诺贝尔格在《为全球化申辩》中所言：“问题不再于全球化，而在于全球化的类型。”[2]P5
三、对新自由主义引发的系统性灾变应有历史与现实的反思
20世纪90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宣告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东西方对抗格局的结束。冷战的终结使得洲际地区间政治壁垒不复存在，加上西方资本主义在国际经济格局上拥有支配性的优势地位，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急剧扩张提供了绝佳的历史契機和现实条件。但是从今往回看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几乎不受阻碍地高歌猛进20多年的历程和成效，我们又看到什么样的情形呢？作为新自由主义试验田的拉美地区，依据“华盛顿共识”达成的条款去实施一系列经济改革，其内容包括大力推行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但最后的结果就是几乎所有的拉美国家都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距离真正的发达国家形态相去甚远，在现实的前进道路上举步维艰。以至于现代经济学上出现“拉美陷阱”来整体性概述拉美国家的共同性困境。再看亚洲地区，曾经许多东亚“明星级”的东亚国家为了在国际贸易格局中求得一席之地，按新自由主义理论开放了诸多重要的经济领域，放松对其监管，其中之一便是金融自由。然而正是这样的金融开放与自由，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侵袭，使这些国家经济遭受重创并陷入长期的衰退与停滞中，“东亚神话”也就此宣告破灭。除了上述两个地区外，还有那些前苏东地区的一心向西方“转轨”国家和地域广袤的非洲，都是新自由主义浸入较深并肆虐严重的地区，无一例外地被债务危机，两极分化，政治动荡，社会撕裂，民族、部族纷争和宗教冲突、环境灾难等诸多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问题所困扰，不要说增长，甚至连维持现状都难。例如非洲地区的许多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其经济和社会人文发展指数在21世纪发展得不是更好，甚至比在上世纪60年代独立时更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受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失误，这些失误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和后果，导致我国的贫富差距急剧拉大而成为“全球收入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3]。这使我们不得不对引发历史与现实性灾变的新自由主义作出反思。
新自由主义推动了资本主义全球化，全球化的曼延与扩展将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纳入到以国际资本垄断为基础的国际生产、交换体系中。由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确将世界上过去长期处于隔绝状态的国家和地区通过利益分享的方式穿针引线般地串联起来以构成一个无比庞大的统一化的国际市场。但是，在这个表面上一体化的市场背面，却又存在着严重的权利义务不对等，财富分配不均衡，利益获取不公平现象。如果我们从国际贸易这个领域开展研究和论述，就能揭示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是如何借助于全球化的风潮，利用贸易手段来打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进而占据控制整个市场，并在这一侵入式的过程中摧毁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经济，直至最终使其丧失民族主权、经济主权的险恶图谋。新自由主义已不是纯粹的经济学理论思潮，其实质是已经“由学术理论向政治化、国家意识形态化以及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理念的范式化上升.…..成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工具”。[1]P8从另一种意义上讲，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为国际垄断资本扩张的代言人。新自由主义自身性质和理论目标第蜕变亦使得其在世界各地所主导的经济政实施的恶性后果并非以单一的形式呈现，往往是数种或多种恶性后果同时迸发，形成系统性的灾变。而且这样的灾变，在造成恶性影响的时间范畴上，不仅于当下，还延续至未来，致使人类社会的代内与代际发展共同受损，这种受损不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评估，都可谓是真正意义上的“影响深远”。
四、对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困境应作破解性思考 如何破解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引发的系列灾变，是所有关注、研究、探析和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学界人士和政界要员以及社会公众人士都必须面对和思考的任务和挑战。对此，首要的任务是要对新自由主义学说思想和现实导向予以新的认识，必须站在生态正义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加以审视，否则，将会逆生态法则和人类社会潮流而动，把我们生存的环境和人类社会带入灾难深渊。笔者赞同有学者就如何破解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困境所作的有益的探讨，并将其设性思路加以概括，以供关心这一问题的学者们共研共讨。
一是发展中国家需要正视可持续性发展和生态正义之间的联系。发展中国家不是为了发展而发展，而是需要通过发展来促进社会经济的有效增长。发展不是单方面GDP数据的提升，而是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这就需要发展中国家在制定经济政策时从整体上、宏观上去考虑其目标和效益，把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部分均纳入一个系统去考量，而不是孤立地、静止地去关注某些部分。
二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应抱团争取权利与义务及公平交换地位，改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重视代内与代际公平。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地位使得发展中国家交换过程中利益严重受损，一方面财富主要流向发达国家，一方面就此产生的经济成本、政治成本和社会成本却由发展中国家来承担，这使得发展中国家更难前进，同时也加剧了本已脆弱不堪的生态负担。当前的国际体系存在着明显的制度缺陷、结构缺陷和治理缺陷，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着这一体系并掌控着国际社会话语权和游戏规则制定权。发展中国家单凭一己之力难以改变现状，唯有团结齐心协力才能推動国际体系、秩序往更公平方向发展。
三是法制是国家与政府发展的有力保障。就发展中国家来说，外部新自由主义推动的资本逐利侵袭和内部既得利益集团的自私、贪婪是造成困难和危机的根源。发展中国家需加快国内的法制建设，以法律形式明确国家制度和经济模式立场，合理运用宏观调控手段，纠正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先天缺陷，这才是振兴国家之道。
总之，新自由主义的风行造成国际贸易的失衡，以此理论指导下的经济全球化更是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灾变。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我国的传播和影响可能会导致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诸多失误，从而形成恶性循环，甚至导致“颠覆性的错误”，给我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我们必须尽快采取措施，打破这个循环。对新自由主义理论危害后果的深入揭示，是构建与可持续性发展战略宗旨相匹配的生态价值观的重要前提。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要改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边缘化的状态，大力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和发展，为抵制和反对新自由主义思潮奠定学术基础。从而为我们展现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本质与目的时，能促使我们去思考可持续性发展的时代前行方向，也对我国未来寻求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可持续性发展道路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陈玲.新自由主义的风行与国际贸易的失衡——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灾变[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17.
[2]约翰.诺贝尔格.为全球化申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3]朱安东、王天翼.自由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和危害[J].当代经济研究，2016，（8）.
作者简介：
杨阳（1982-），男，重庆市人，英国斯旺西大学国际政治学硕士，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国际政治经济与跨文化研究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新殖民主义；巨大阴谋；意识形态；评析反思
新自由主义是当代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其形式、发展与变化无不显示着西方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巨大变化和在实践中产生的深刻变革，它使各种经济理论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新自由主义的印记，它们都从新自由主义理论中吸取营养、择其所需。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已经成为西方诸多国家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从而对全球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却并没有由此受益，反而陷入在种种困境中艰难挣扎，这正我们反思和要责问的问题，也是笔者撰著此文的目的。
一、对新自由主义的评析要有新的理论思维
自2008年那场由美国引爆的系统性的、波及范围和冲击力都空前的金融危机肆虐全球经济以来，迄今为止已有近十年的时间。在这十年时间里，不论是老牌欧美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以及仍在困境中艰难前行的更广大范围的第三世界国家，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冲击，进而使得经济发展停滞、衰退和导致一系列的政治和社会震荡。时至今日，金融危机期间呈现的种种困境图像和众多悲剧性的事件描述依旧清晰地保存在社会公众的记忆中，而这种深刻且惨痛的记忆以至于使我们在对未来作出某种预期判断的时候都无法肯定我们是否已经完全摆脱和远离了危机。关于事后对这场危机的反思，我们无法将其视为一场简单地由少数华尔街精英们的贪婪和欲望驱使并通过金融杠杆无限扩大的投机行为所导致的失败商业运作。正如相当一部分国内外学者的观察和评析结论，该次金融危机的本源实质是过去数十年里，西方经济学界新自由主义理论无限膨胀并长期主导政府经济政策的趋势方向，同时对社会无数经济单元和个体行为产生影响的结果。简而言之，西方经济学界中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正是我们需要作深刻剖析、批判和反思的标的。
近些年来，已经有不少中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新自由主义展开了探析和反思，例如萨德.费洛和约翰斯顿合著的《新自由主义批判读本》，约翰.格雷著有《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日本学者不破哲三著有《新自由主义的后果及走向》，国内学者则有张才国著《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何秉孟，李千合著的《新自由主义评析》，陈玲著《新自由主义的风行与国际贸易的失衡》等。上述学术成果从全球化这一大背景的视域为我们透析和思考新自由主义提供了多重视角。当我们以此来考察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国际贸易失衡问题，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生态系统和社会人文、价值伦理体系的整体性的灾变问题时，感到许多研究者对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日益加剧的国际贸易失衡问题，仅从传统的从技术落后、资本短缺和產业低端、消费市场欠缺等原因所作的分析已不足揭示问题的深刻根源，而应从一种政治战略和社会整体演化乃至价值理念层面，来剖析西方发达国家如何将新自由主义融入到全球竞争战略中，并借助全球化这一当前最宏大的社会历史发展趋势，不断打开和渗入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肌体中，揭露西方发达国家是如何通过这种病毒入侵式渗透，从发展中国家攫取了巨额财富，却留给发展中国家贫穷、饥荒、动荡和难以治愈的生态灾难。在当前，评析新自由主义在于不能单纯地从西方经济理论来批驳西方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带给世界人民的种种危机，而是从支撑西方国家政策和行为的逻辑价值、心理价值及社会观念层面来探究问题的实质，并寻求解决之道。而这种对问题和危机本源式的探析，也正是我国在寻求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可持续性发展道路，以及解决好中国主导的构建人类共同体的战略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对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与经济全球化的关联应有足够的警觉
但凡从事经济研究或对经济史有所了解的经济和社会人士，大概都对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再熟悉不过。后者不仅是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更是新自由主义理论旗手级的代表人物。其所属的芝加哥学派，半个世纪以来诞生了一大批名声显赫且拥有巨大社会经济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诸如：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罗纳德.科斯等，他们继承了富兰克？奈特以来芝加哥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信奉自由市场经济中竞争机制的作用，相信市场力量的自我调节能力，成为新自由主义理论思想的大本营。近年来，国内亦有不少学者就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作了相当研究和探析，其研究成果也有大量创新性的突破。面对新自由主义不同角度的思考和观察，笔者认为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成因一直值得我们去深思：新自由主义为何会在20世纪下半叶再度勃兴并得到整个西方世界的极力推崇？不仅如此，相当多的非西方国家也一改过去对新自由主义固有的抵制和抗拒心理，转而对新自由主义的诸种理论，尤其是作为核心的“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私有化，市场优先于政府”的理论大加采纳，并迅速在其国界范围内推广实践。
从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历史看，18世纪亚当.斯密的“经济人理性假设”和“看不见的手”是其理论思想的源头，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一开始就成为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经历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新自由主义只是作为一种经济学术思想存在，并未在体系庞杂的经济学理论派别中崭露头角。直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新自由主义才登上历史舞台，但却自一开始就生不逢时。30年代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让民众和政府都对“市场万能”的传统观点失去了信心，这直接导致新自由主义在当时西方各国无论是政治界还是学术界都受到冷遇。就新自由主义的发起者和倡导者来说，也陷入某种职业和生存的困境中。曾经作为哈耶克老师的新自由主义的重量级人物米瑟斯在1940年迁居美国后，甚至不能被任何学术机构聘任而只能在纽约大学当一名“访问教授”。在这种不利的国际环境氛围下，哈耶克、米瑟斯等新自由主义中坚学者开启长达数十年的“经院修炼”，他们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体系进行了精雕细琢般地自我改造与完善。不可否认的是，新自由主义经过几十年的“经院修炼”确实让自身理论变得更加丰富和系统全面。就其完善丰富后的理论观点和成果来看，笔者认为新自由主义大力倡导并推广的理念中，最重大的一项突破就是已经超越了传统经济学的学术范畴，而成为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的“资本主义代言的意识形态体系”。[1]P8 新自由主义的勃兴，除了理论上长时间被哈耶克倾力完善外，我们还应注意到时代发展趋势对其产生的助推作用。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从其历史时间段上来看，恰好是整个西方世界自二战后遭遇的首次大范围、长时间的经济危机“滞胀”阶段，而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过去三四十年时间里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的终结。这为新自由主义的更替上位提供了绝佳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另一面，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通讯技术的发明创新和交通的日渐便捷为国家和地区间的交往、融合提供了客观的现实条件，致使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浪潮开始兴起。全球化的兴起，不仅要打破过去国家地区间因地理环境而形成的物质障碍，更是要打破因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习俗和价值观念不同而构成的制度藩篱。这一进程中，人的自由选择，经济的自由选择，社会的自由选择和政治的自由选择等观念被无限地推崇并加以扩大。而要实现这些抽象的、理性的“自由选择”，从政策手段上和路径上看似乎只有新现实主义提倡的“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才能行得通。因此，很多国家不自觉地将新自由主义理论奉为通过全球化来振兴本国经济、繁荣本国市场的理想蓝图。正如1990年“华盛顿共识”的达成，就是拉美国家对新自由主义过渡迷恋和依赖的典型例证。从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关联性看，经济全球化现实催生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需求，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则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坐标与指南针。
对新自由主义的传播与风行，笔者认为，我们尖当有必要的理论警觉。新自由主义要传播的不是单纯的经济学理论，要寻求改变的目标也不仅限于人类之间经济行为和内容；其真实输出的是一种披着合法经济外形的西方价值观和道德伦理标准，寻求改变的不仅仅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构建商业化的“自由市场”，更大的目标在于用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去置换所有非西方国家的文化价值观，使其最终成为西方商品经济的附庸同时也是西方商业文化上的附庸，甚至是西方政治上的“跟班”。从这个层面上看，我们不啻可以说表面上光鲜亮丽的新自由主义，背后隐藏着新殖民主义的巨大阴谋。作为客观历史进程的全球化是无需加以批判和否定的，它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不可逆转的人类社会发展和演变的规律。而我们真正需要警觉的是全球化方式的实质，正如约翰.诺贝尔格在《为全球化申辩》中所言：“问题不再于全球化，而在于全球化的类型。”[2]P5
三、对新自由主义引发的系统性灾变应有历史与现实的反思
20世纪90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宣告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东西方对抗格局的结束。冷战的终结使得洲际地区间政治壁垒不复存在，加上西方资本主义在国际经济格局上拥有支配性的优势地位，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急剧扩张提供了绝佳的历史契機和现实条件。但是从今往回看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几乎不受阻碍地高歌猛进20多年的历程和成效，我们又看到什么样的情形呢？作为新自由主义试验田的拉美地区，依据“华盛顿共识”达成的条款去实施一系列经济改革，其内容包括大力推行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但最后的结果就是几乎所有的拉美国家都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距离真正的发达国家形态相去甚远，在现实的前进道路上举步维艰。以至于现代经济学上出现“拉美陷阱”来整体性概述拉美国家的共同性困境。再看亚洲地区，曾经许多东亚“明星级”的东亚国家为了在国际贸易格局中求得一席之地，按新自由主义理论开放了诸多重要的经济领域，放松对其监管，其中之一便是金融自由。然而正是这样的金融开放与自由，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侵袭，使这些国家经济遭受重创并陷入长期的衰退与停滞中，“东亚神话”也就此宣告破灭。除了上述两个地区外，还有那些前苏东地区的一心向西方“转轨”国家和地域广袤的非洲，都是新自由主义浸入较深并肆虐严重的地区，无一例外地被债务危机，两极分化，政治动荡，社会撕裂，民族、部族纷争和宗教冲突、环境灾难等诸多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问题所困扰，不要说增长，甚至连维持现状都难。例如非洲地区的许多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其经济和社会人文发展指数在21世纪发展得不是更好，甚至比在上世纪60年代独立时更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受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失误，这些失误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和后果，导致我国的贫富差距急剧拉大而成为“全球收入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3]。这使我们不得不对引发历史与现实性灾变的新自由主义作出反思。
新自由主义推动了资本主义全球化，全球化的曼延与扩展将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纳入到以国际资本垄断为基础的国际生产、交换体系中。由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确将世界上过去长期处于隔绝状态的国家和地区通过利益分享的方式穿针引线般地串联起来以构成一个无比庞大的统一化的国际市场。但是，在这个表面上一体化的市场背面，却又存在着严重的权利义务不对等，财富分配不均衡，利益获取不公平现象。如果我们从国际贸易这个领域开展研究和论述，就能揭示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是如何借助于全球化的风潮，利用贸易手段来打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进而占据控制整个市场，并在这一侵入式的过程中摧毁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经济，直至最终使其丧失民族主权、经济主权的险恶图谋。新自由主义已不是纯粹的经济学理论思潮，其实质是已经“由学术理论向政治化、国家意识形态化以及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理念的范式化上升.…..成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工具”。[1]P8从另一种意义上讲，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为国际垄断资本扩张的代言人。新自由主义自身性质和理论目标第蜕变亦使得其在世界各地所主导的经济政实施的恶性后果并非以单一的形式呈现，往往是数种或多种恶性后果同时迸发，形成系统性的灾变。而且这样的灾变，在造成恶性影响的时间范畴上，不仅于当下，还延续至未来，致使人类社会的代内与代际发展共同受损，这种受损不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评估，都可谓是真正意义上的“影响深远”。
四、对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困境应作破解性思考 如何破解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引发的系列灾变，是所有关注、研究、探析和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学界人士和政界要员以及社会公众人士都必须面对和思考的任务和挑战。对此，首要的任务是要对新自由主义学说思想和现实导向予以新的认识，必须站在生态正义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加以审视，否则，将会逆生态法则和人类社会潮流而动，把我们生存的环境和人类社会带入灾难深渊。笔者赞同有学者就如何破解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困境所作的有益的探讨，并将其设性思路加以概括，以供关心这一问题的学者们共研共讨。
一是发展中国家需要正视可持续性发展和生态正义之间的联系。发展中国家不是为了发展而发展，而是需要通过发展来促进社会经济的有效增长。发展不是单方面GDP数据的提升，而是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这就需要发展中国家在制定经济政策时从整体上、宏观上去考虑其目标和效益，把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部分均纳入一个系统去考量，而不是孤立地、静止地去关注某些部分。
二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应抱团争取权利与义务及公平交换地位，改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重视代内与代际公平。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地位使得发展中国家交换过程中利益严重受损，一方面财富主要流向发达国家，一方面就此产生的经济成本、政治成本和社会成本却由发展中国家来承担，这使得发展中国家更难前进，同时也加剧了本已脆弱不堪的生态负担。当前的国际体系存在着明显的制度缺陷、结构缺陷和治理缺陷，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着这一体系并掌控着国际社会话语权和游戏规则制定权。发展中国家单凭一己之力难以改变现状，唯有团结齐心协力才能推動国际体系、秩序往更公平方向发展。
三是法制是国家与政府发展的有力保障。就发展中国家来说，外部新自由主义推动的资本逐利侵袭和内部既得利益集团的自私、贪婪是造成困难和危机的根源。发展中国家需加快国内的法制建设，以法律形式明确国家制度和经济模式立场，合理运用宏观调控手段，纠正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先天缺陷，这才是振兴国家之道。
总之，新自由主义的风行造成国际贸易的失衡，以此理论指导下的经济全球化更是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灾变。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我国的传播和影响可能会导致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诸多失误，从而形成恶性循环，甚至导致“颠覆性的错误”，给我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我们必须尽快采取措施，打破这个循环。对新自由主义理论危害后果的深入揭示，是构建与可持续性发展战略宗旨相匹配的生态价值观的重要前提。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要改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边缘化的状态，大力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和发展，为抵制和反对新自由主义思潮奠定学术基础。从而为我们展现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本质与目的时，能促使我们去思考可持续性发展的时代前行方向，也对我国未来寻求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可持续性发展道路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陈玲.新自由主义的风行与国际贸易的失衡——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灾变[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17.
[2]约翰.诺贝尔格.为全球化申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3]朱安东、王天翼.自由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和危害[J].当代经济研究，2016，（8）.
作者简介：
杨阳（1982-），男，重庆市人，英国斯旺西大学国际政治学硕士，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国际政治经济与跨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