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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非主流意识形态在搅局
【摘要】 当前，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总体上趋于稳定，主流意识形态“基本盘”相对稳固，但杂音、噪音仍然存在。形形色色的声音交锋、交汇、交织，形成了众声喧哗的热闹场面。其中，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表达较为活跃，以非主流意识形态尤甚，但其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对主流意识形态“基本盘”未形成颠覆性的威胁。这是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常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格局不会改变。
【关键词】 意识形态 互联网 社会思潮 【中图分类号】D07 【文献标识码】A
互联网成为意识形态竞争主战场，非主流社会意识形态非理性繁荣，在底层社会有较稳定的市场
当下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横跨网上、网下两个空间，表现出甚为复杂的特征，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面临一系列的新问题、新变化，可概括为如下诸方面：
第一，互联网成为意识形态表达的新空间、意识形态竞争主战场。在线下，意识形态安全网相对牢固。在传统媒体上，意识形态领导权、话语权基本稳固。非主流意识形态难以在传统媒体空间发声，即便发声，也经常是边缘性的。但是，在互联网空间，主流意识形态存在感遭到稀释。主因是，非主流意识形态恣意反弹，迅速占据网络空间，经常与主流意识形态对冲，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近一两年来，主流意识形态加大了网络空间的存在感，在话语语法再造、话语表达策略以及传播策略方面均有了显著改进，管理者同时加大了对网络空间秩序的治理力度，改变了此前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网络空间力量对比悬殊的被动局面。
第二，主流意识形态与时俱进，价值轮廓更趋明晰，逐渐彰显主场优势。主流意识形态不仅要为执政党的统治合法性提供辩护，还需呼应时代的要求，回应社会的诉求。十八大以来，主流意识形态与时俱进，赋予自身新的内涵。“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等表述，充实主流意识形态内涵，优化其逻辑结构，使主流意识形态的轮廓趋于明晰，社会认同度也在提升，渐渐彰显其主场优势。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仍有局限，未能下沉到社会底层，未能真正主导网络空间。
第三，非主流社会意识形态非理性繁荣，形成“流动性过剩”。在非主流意识形态中，社会意识形态是流动性最大、影响面最广的意识形态集群。非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光谱并不明晰，它是由一系列泾渭不分的非主流意识形态集结而成的意识形态群落。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比，非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属于“散兵游勇”，大面积存在，形成“流动性过剩”。由于其浮游于社会底层，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关联，在底层社会有较稳定的市场，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网络化生存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显著特征。其在互联网空间莺飞草长、非理性繁荣，对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虽然非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群落鱼龙混杂，良莠并存，但其在对待主流意识形态的态度上几乎是一致的，那就是解构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凡是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的，它就会反对。而且，很多反对缺乏理性支撑，为了反对而反对，即情绪化、标签化的反对。比如，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的历史上的英雄，在网上会遭到网民的颠覆或嘲弄。诸如“邱少云在烈火中捐躯是半生不熟的烤肉”、“黄继光堵枪眼不合理”、“董存瑞炸碉堡系虚构”、“刘胡兰精神有问题”等刺耳言论在网络上遭到跟风炒作，那些曾光耀历史的著名英雄，在网民眼里，成了调侃、抹黑、质疑的靶子。这种虚无历史、解构英雄的现象在网上大面积存在，稀释了主流英雄主义话语正能量。非主流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具有双向的力量：一方面它们是网上仇官、仇富的社会意识“酵母”，对于网上那些招摇过市或被反腐击中的猎物，会蜂拥围堵，群起而攻之;另一方面，它们也会成为众多网民照单全收的精神食材。仇富和羡富是一个硬币的正反面。网民一边同仇敌忾地仇富，一边则是流着口水羡富，使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以多种形式渗透于网络意识形态空间。
第四，“极右”意识形态沉底。在当下意识形态领域，“极右”意识形态有边缘化之势。极端右翼意识形态对主流意识形态未构成大的威胁，明火执仗的极端右翼意识形态表达较为稀少。但“极右”意识形态在当下出现新的趋向：其沉降到社会底层，一般不会在意识形态主战场与主流意识形态对决，捉对厮杀的更稀有。而且，“极右”意识形态鲜有条分缕析、逻辑敞亮的辩论和说理，很多时候以社会情绪的形式存在，淡化理论和理性表达。一旦遇到合适的机遇和出口，这些情绪化的意识形态就会报复性地宣泄出来。而且，這些沉底的情绪化的极端右翼意识形态，在社会底层会获得大量的道义同情者，借一些舆论事件得以宣泄，成为网络意识形态空间的一大景观。
第五，“极左”意识形态间歇式活跃。“极左”意识形态以政治正确和道德优势之名，高调表达或扭曲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对主流意识形态构成较大干扰，甚至有搅局之嫌。一些尖锐、刺耳的“极左”声音，在网络空间极易被放大，被人过度解读，干扰了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视听。
第六，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在网络空间，意识形态竞争全球化的趋势在所难免。对于中国这样具有独特意识形态传统的国家，突然间被推向全球化的网络空间，其先天劣势不难料见。问题是，在互联网空间，标榜信息自由的西方发达国家占据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以普世之名进行意识形态推销，这无疑对中国意识形态尤其是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了空前的冲击。
意识形态问题的处理，既不能用力过猛，也不可掉以轻心，需要有大的政治智慧和传播技巧
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危机多发期，也是意识形态敏感期。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横生枝节，就会把社会矛盾升级为政治冲突，将社会危机激化为政治危机。处理当下意识形态问题，对执政党的挑战更大、更艰巨。有人认为，对于当前的意识形态之争，应采取强行干预的措施，强力纠偏。这种思路有点操之过急，会引起更大的麻烦。意识形态问题的处理轻不得，重不得，既不能用力过猛，也不可掉以轻心，需要有大的政治智慧和传播技巧。 第一，优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在逻辑。当下主流意识形态的总体轮廓趋于清晰。这是主流意识形态与时俱进的结果，但其内在逻辑性尚待优化。在完全开放的社会语境下，主流意识形态的提炼应该是打捞中国社会的“叠加共识”。所谓叠加共识，就是说，主流意识形态不是一元价值观念的单行线，而是最大限度地概括不同意识形态区间的“交集”。当下主流意识形态意在“中国梦”的统摄之下，将国家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外来意识形态以及传统价值观念整合为一套具有说服力的话语体系，这种整合后的话语逻辑是自洽的、有力的。
第二，注重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对接。主流意识形态不能停留在上游循环，需要与社会意识形态兼容、接续，不仅需要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形态价值逻辑的兼容和对话，同时须有传播的有力助推。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对接，不能仅满足于民族主义层面上的局部对接，也不能停留于“反腐”形成的短期共识。两者的对接，尚有很大的空间亟待开发。只有最大限度地将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叠加共识”提炼出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成为中国社会的广泛共识，才能实现上下对流，避免主流意识形态悬空。
第三，规范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秩序。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化、无序化生存，不利于网络意识形态生态的良性發育。在保障多元意识形态表达权利、尊重意识形态生产与传播规律的前提下，如何合理规范网络意识形态秩序，成为当下中国面临的重要课题。在当下非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博弈甚为激烈的语境下，博弈双方应尽可能祛除傲慢与偏见，少一些任性的自负，多一些理性的对话互动，最大限度地扩大共识。在此基础上，构建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新秩序。
第四，遏制极端意识形态。不仅要遏制极右意识形态，同时也要谨防极左意识形态搅局。如今，再回到主流意识形态“独角戏”的时代，显然是不现实的。在多种意识形态并存的现实语境下，不妨采取适度的宽松政策，不过度给非主流意识形态施压，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巩固。只要非主流意识形态不僭越底线，能够认可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可以给它们一定的表达空间。更何况，当前的主流意识形态还没有强大到足以说服其他意识形态的地步，这个时候若用粗暴的方式去压制不同的声音，可能会引起非主流声音的反弹。保持适度节制，恰恰是要为主流意识形态最终掌控意识形态主导权赢得时间，争取空间。再从目前的舆论环境来看，现有的舆论格局是：民间舆论场波澜壮阔，主流舆论场则是深水静流;西方舆论场操纵国际舆论话语权，中国舆论场遭受孤立。在这种情况下，过度介入意识形态论争，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甚为不利。特别是在民间舆论充满不理性、西方舆论充满偏见的情况下，陷入意识形态“战争”，对于主流意识形态而言是弊大于利。
第五，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创新。客观地说，主流意识形态理论还没有强大到足以说服反对的声音。身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流意识形态，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需要将“中国梦”深入人心，成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理念和共同愿景;需要加大以“中国梦”为核心的中国话语影响力和竞争力。同时，需要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创新，创新传播形式，把握宣传的时间节点，拿捏宣传的分寸感，注重宣传效果。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西藏大学特聘教授）
（本文选自：人民论坛 2015年37期）
【摘要】 当前，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总体上趋于稳定，主流意识形态“基本盘”相对稳固，但杂音、噪音仍然存在。形形色色的声音交锋、交汇、交织，形成了众声喧哗的热闹场面。其中，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表达较为活跃，以非主流意识形态尤甚，但其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对主流意识形态“基本盘”未形成颠覆性的威胁。这是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常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格局不会改变。
【关键词】 意识形态 互联网 社会思潮 【中图分类号】D07 【文献标识码】A
互联网成为意识形态竞争主战场，非主流社会意识形态非理性繁荣，在底层社会有较稳定的市场
当下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横跨网上、网下两个空间，表现出甚为复杂的特征，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面临一系列的新问题、新变化，可概括为如下诸方面：
第一，互联网成为意识形态表达的新空间、意识形态竞争主战场。在线下，意识形态安全网相对牢固。在传统媒体上，意识形态领导权、话语权基本稳固。非主流意识形态难以在传统媒体空间发声，即便发声，也经常是边缘性的。但是，在互联网空间，主流意识形态存在感遭到稀释。主因是，非主流意识形态恣意反弹，迅速占据网络空间，经常与主流意识形态对冲，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近一两年来，主流意识形态加大了网络空间的存在感，在话语语法再造、话语表达策略以及传播策略方面均有了显著改进，管理者同时加大了对网络空间秩序的治理力度，改变了此前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网络空间力量对比悬殊的被动局面。
第二，主流意识形态与时俱进，价值轮廓更趋明晰，逐渐彰显主场优势。主流意识形态不仅要为执政党的统治合法性提供辩护，还需呼应时代的要求，回应社会的诉求。十八大以来，主流意识形态与时俱进，赋予自身新的内涵。“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等表述，充实主流意识形态内涵，优化其逻辑结构，使主流意识形态的轮廓趋于明晰，社会认同度也在提升，渐渐彰显其主场优势。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仍有局限，未能下沉到社会底层，未能真正主导网络空间。
第三，非主流社会意识形态非理性繁荣，形成“流动性过剩”。在非主流意识形态中，社会意识形态是流动性最大、影响面最广的意识形态集群。非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光谱并不明晰，它是由一系列泾渭不分的非主流意识形态集结而成的意识形态群落。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比，非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属于“散兵游勇”，大面积存在，形成“流动性过剩”。由于其浮游于社会底层，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关联，在底层社会有较稳定的市场，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网络化生存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显著特征。其在互联网空间莺飞草长、非理性繁荣，对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虽然非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群落鱼龙混杂，良莠并存，但其在对待主流意识形态的态度上几乎是一致的，那就是解构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凡是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的，它就会反对。而且，很多反对缺乏理性支撑，为了反对而反对，即情绪化、标签化的反对。比如，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的历史上的英雄，在网上会遭到网民的颠覆或嘲弄。诸如“邱少云在烈火中捐躯是半生不熟的烤肉”、“黄继光堵枪眼不合理”、“董存瑞炸碉堡系虚构”、“刘胡兰精神有问题”等刺耳言论在网络上遭到跟风炒作，那些曾光耀历史的著名英雄，在网民眼里，成了调侃、抹黑、质疑的靶子。这种虚无历史、解构英雄的现象在网上大面积存在，稀释了主流英雄主义话语正能量。非主流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具有双向的力量：一方面它们是网上仇官、仇富的社会意识“酵母”，对于网上那些招摇过市或被反腐击中的猎物，会蜂拥围堵，群起而攻之;另一方面，它们也会成为众多网民照单全收的精神食材。仇富和羡富是一个硬币的正反面。网民一边同仇敌忾地仇富，一边则是流着口水羡富，使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以多种形式渗透于网络意识形态空间。
第四，“极右”意识形态沉底。在当下意识形态领域，“极右”意识形态有边缘化之势。极端右翼意识形态对主流意识形态未构成大的威胁，明火执仗的极端右翼意识形态表达较为稀少。但“极右”意识形态在当下出现新的趋向：其沉降到社会底层，一般不会在意识形态主战场与主流意识形态对决，捉对厮杀的更稀有。而且，“极右”意识形态鲜有条分缕析、逻辑敞亮的辩论和说理，很多时候以社会情绪的形式存在，淡化理论和理性表达。一旦遇到合适的机遇和出口，这些情绪化的意识形态就会报复性地宣泄出来。而且，這些沉底的情绪化的极端右翼意识形态，在社会底层会获得大量的道义同情者，借一些舆论事件得以宣泄，成为网络意识形态空间的一大景观。
第五，“极左”意识形态间歇式活跃。“极左”意识形态以政治正确和道德优势之名，高调表达或扭曲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对主流意识形态构成较大干扰，甚至有搅局之嫌。一些尖锐、刺耳的“极左”声音，在网络空间极易被放大，被人过度解读，干扰了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视听。
第六，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在网络空间，意识形态竞争全球化的趋势在所难免。对于中国这样具有独特意识形态传统的国家，突然间被推向全球化的网络空间，其先天劣势不难料见。问题是，在互联网空间，标榜信息自由的西方发达国家占据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以普世之名进行意识形态推销，这无疑对中国意识形态尤其是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了空前的冲击。
意识形态问题的处理，既不能用力过猛，也不可掉以轻心，需要有大的政治智慧和传播技巧
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危机多发期，也是意识形态敏感期。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横生枝节，就会把社会矛盾升级为政治冲突，将社会危机激化为政治危机。处理当下意识形态问题，对执政党的挑战更大、更艰巨。有人认为，对于当前的意识形态之争，应采取强行干预的措施，强力纠偏。这种思路有点操之过急，会引起更大的麻烦。意识形态问题的处理轻不得，重不得，既不能用力过猛，也不可掉以轻心，需要有大的政治智慧和传播技巧。 第一，优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在逻辑。当下主流意识形态的总体轮廓趋于清晰。这是主流意识形态与时俱进的结果，但其内在逻辑性尚待优化。在完全开放的社会语境下，主流意识形态的提炼应该是打捞中国社会的“叠加共识”。所谓叠加共识，就是说，主流意识形态不是一元价值观念的单行线，而是最大限度地概括不同意识形态区间的“交集”。当下主流意识形态意在“中国梦”的统摄之下，将国家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外来意识形态以及传统价值观念整合为一套具有说服力的话语体系，这种整合后的话语逻辑是自洽的、有力的。
第二，注重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对接。主流意识形态不能停留在上游循环，需要与社会意识形态兼容、接续，不仅需要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形态价值逻辑的兼容和对话，同时须有传播的有力助推。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对接，不能仅满足于民族主义层面上的局部对接，也不能停留于“反腐”形成的短期共识。两者的对接，尚有很大的空间亟待开发。只有最大限度地将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叠加共识”提炼出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成为中国社会的广泛共识，才能实现上下对流，避免主流意识形态悬空。
第三，规范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秩序。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化、无序化生存，不利于网络意识形态生态的良性發育。在保障多元意识形态表达权利、尊重意识形态生产与传播规律的前提下，如何合理规范网络意识形态秩序，成为当下中国面临的重要课题。在当下非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博弈甚为激烈的语境下，博弈双方应尽可能祛除傲慢与偏见，少一些任性的自负，多一些理性的对话互动，最大限度地扩大共识。在此基础上，构建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新秩序。
第四，遏制极端意识形态。不仅要遏制极右意识形态，同时也要谨防极左意识形态搅局。如今，再回到主流意识形态“独角戏”的时代，显然是不现实的。在多种意识形态并存的现实语境下，不妨采取适度的宽松政策，不过度给非主流意识形态施压，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巩固。只要非主流意识形态不僭越底线，能够认可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可以给它们一定的表达空间。更何况，当前的主流意识形态还没有强大到足以说服其他意识形态的地步，这个时候若用粗暴的方式去压制不同的声音，可能会引起非主流声音的反弹。保持适度节制，恰恰是要为主流意识形态最终掌控意识形态主导权赢得时间，争取空间。再从目前的舆论环境来看，现有的舆论格局是：民间舆论场波澜壮阔，主流舆论场则是深水静流;西方舆论场操纵国际舆论话语权，中国舆论场遭受孤立。在这种情况下，过度介入意识形态论争，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甚为不利。特别是在民间舆论充满不理性、西方舆论充满偏见的情况下，陷入意识形态“战争”，对于主流意识形态而言是弊大于利。
第五，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创新。客观地说，主流意识形态理论还没有强大到足以说服反对的声音。身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流意识形态，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需要将“中国梦”深入人心，成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理念和共同愿景;需要加大以“中国梦”为核心的中国话语影响力和竞争力。同时，需要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创新，创新传播形式，把握宣传的时间节点，拿捏宣传的分寸感，注重宣传效果。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西藏大学特聘教授）
（本文选自：人民论坛 2015年3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