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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4-6201（2018）03-0108-05
国内著名的越南学家于向东教授在其博士论文《古代越南的海洋意识》以及在媒体采访和讲座中，曾表达过这样一种意见：古代越南的海洋意识比较淡薄甚至可谓缺乏。①越南东边和南侧面朝南海，海岸线漫长，从与中国接境的最北端芒街到与柬埔寨临边的最西南端河仙，长约3200公里。如果说东、南两侧皆临海的古代越南缺乏海洋意识这一命题成立的话，那原因何在？又该如何理解作为古代南海交易中心的云屯、舖憲、会安这样的港口城市的存在形态，及其在越南历史中所产生的作用？
早期学者对越南北部云屯和舖憲贸易港的研究，多以历史文献考证为主，基本上从南海交易和港市的角度，对其交易活动与历史地位加以阐发，金永键、山本达郎、片仓穰、桃木至郎等多位学者对此有较为深入与细致的研究。②菊池诚一曾从考古学的角度通过参与越南考古调查，对16—18世纪会安地区的遗迹、地区形成、城市布局、中华街与日本人町等作出过极为出色的研究。③菊池百合子也是极少数能参与到越南考古工作中的外国学者之一。她自1997年初次进入越南进行考古调查工作以来，至今已逾20年，可以说已经是走遍了越南的角角落落，对东亚海域世界的沉船水下考古、胡朝城的勘察、瓷器与货币等问题都有不少研究论著和考古调查报告发表。而这本《越南北部贸易港的考古学研究——以云屯和舖憲为中心》④的大作，即是她在东京大学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主要是基于实地勘察和考古发现并结合相关文献，以大越时期作为南海交易据点的云屯和舖憲港为中心，尝试复原前近代越南发展及其与东亚（东北亚和东南亚）诸国甚至VOC（荷属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OostIndischeCompagnie）和EIC（英属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之间的贸易情形。
一、古代越南的瓷器生产
迄今为止在东亚海域水下考古所发现的遗物当中，绝大多数都是瓷器。这主要是由瓷器的无机物属性所决定的。而其它常作为交易品的丝绸、药材、香料、书籍等有机物，因易朽而又难长久保存，一旦沉于水或被藏于地，数年之后即经有机物分解而性状亦随之消失。瓷器是考古所见大越时期云屯和舖憲最主要的进出口商品之一。当然，它也是古代越南延续上千年的、最为重要的手工业和商业种类。越南境内发现的最早陶器，可追溯到东山文化遗址所发现的一些土器和陶片。西村昌也在古螺城和早期河内城址遗迹的调查和发掘过程中，也发现有不少土器和陶片。但自汉灭南越国而被纳入郡县统治至丁部领自主建国而李朝开创第一个越南王朝的千年间，长沙、福建、广东等地的制陶技术传至红河流域，河内、南定、海阳、清化等地一时成为制陶中心。尤其到了李陈朝时期，河内一带的Dai La、Cong Vi，南定天长府一带的Tuc Mac、Den Tran、Pho Minh、LocVuong、Con Thinh等地皆为有名的陶瓷制作中心，其中嘉林县的巴茶历史最为悠久、规模最为庞大，现今亦是越南最为有名的专业陶瓷生产基地。李朝时期，河内生产的陶瓷数量相对有限，基本限于官方和宫廷使用。陈朝时期，除了河内一带的巴茶社和金兰社外，受陈朝皇族支配的南定地区的陶瓷业尤为发达，青花、铁绘等瓷器均有出现。黎朝时期，颇受注目的是海阳陶瓷业基地兴盛起来，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工艺技术，均有相当的发展。海阳陶瓷业基地的出现，得益于云屯港海外贸易的需求。随着17世纪以降舖憲贸易港的海外贸易发展，舖憲亦出现制陶专业村社。由此可见，越南陶瓷业的发展，除了国内需要之外，以云屯、舖憲和会安为中心的南海贸易，可谓是最大的发展动因。菊池百合子：《ベトナム北部における貿易港の考古学的研究——ヴァンドンとフォーヒエンを中心に》，第36頁。
二、云屯地域的考古学
云屯港是李朝成立后越南北部最为重要的南海贸易港口。在《大越史记全书》《元史》《明实录》以及《岛夷志略》中多次述及云屯港的行政、驻军、产业以及风俗等情况，最多的记载则是其海外贸易。但在今天的广宁省下龙湾海域海岛众多，到底哪一个才是曾经的云屯港呢？金永键认为观栏岛是云屯港，但他所依据的主要是记载不祥的历史文献。菊池百合子：《ベトナム北部における貿易港の考古学的研究——ヴァンドンとフォーヒエンを中心に》，第38頁。对此，山本达郎于1939年亲自勘察下龙湾诸岛，从下龙湾地域光珠社受宋影响生产白瓷和青瓷、而观栏社受明代影响生产青花瓷之事实推断云屯港的中心地应在光珠社。不过，山本在1970年才将此调查刊行于世。菊池百合子：《ベトナム北部における貿易港の考古学的研究——ヴァンドンとフォーヒエンを中心に》，第41頁。1991年在广宁召开的关于云屯港的学术会议上，越南考古研究所的Trinh Cao Tuong提出云屯港因时代不同而有变化之说，或陈朝时期在Con Dao岛，黎朝末期移至QuanLan岛，阮朝时期又回到Con Dao岛。1991年，由长谷部乐尔担任团长的日本調查团对云屯地区进行了调查，确实在Cong Tay岛和Con Dao岛采集到了13—14世纪的陶瓷器，QuanLan岛发现了16—17世纪的瓷器。由于越南考古条件有限而使得越南国内的研究者对瓷器年代判断出现不少问题，因此日本考古学家自1990年代开始重新就对云屯港区域进行考古调查。
2001年至2003年菊池百合子在下龙湾云屯地域实施水下考古作业和调查。其作业点主要集中在人所聚居的Cha Ban、QuanLan、Ngoc Vung、Cong Tay和Con Dao等几个大岛。其中在QuanLan、Ngoc Vung、Cong Tay、Con Dao四个岛17个作业点发现了瓷器和钱币。Ngoc Vung、Cong Tay、Con Dao，主要集中了陈朝到黎朝前期的遗物。13—15世纪，中国产的褐釉四耳壶、青瓷、白瓷等碗、瓶、香炉等大量出土，尤以14世纪瓷器居多；同时，陈朝至黎朝前期的越南产青瓷、青花碗、盖、绿釉等瓷器被发现，尤以15世纪越南出口陶瓷器在Cong Tay岛发现最多。从其分布地点，基本可判断Cong Tay岛应是云屯港。菊池百合子：《ベトナム北部における貿易港の考古学的研究——ヴァンドンとフォーヒエンを中心に》，第77頁。另外，值得注意的是，15世纪时越南的陶瓷产业中心已转至海阳。从河内经红河支流凳河再经海阳南侧地域入海，借此可将海阳生产的瓷器经水陆送至Cong Tay岛。而Cong Tay岛周边宽阔而水域较深，足够接纳来自中国的货船，而大量中国产瓷器的出水，也证明了这一点。当然，由于水下考古作业点的选择，无法在所有水域全方位地展开，其它岛屿水域是否还有有大量瓷器遗物的出现，无法作出判断，故云屯港的确切地点或仍将是一个处于争议中的课题。 三、舖憲的考古学调查
位于兴安市的舖憲，在17—18世纪乃是越南北部红河流域仅次于升龙都城（河内）的一大著名港市，来自中国、日本、荷兰、英国、阿拉伯的商人均汇聚于此，兴建商馆、捐资兴寺、立碑寄文、互通贸易。于今留存于世的100多处历史遗迹，似乎仍在诉说着往昔的繁荣与发达气象。现存最古的永祚7年（1625年）在憲寺所建之《天应寺碑》曾将舖憲比为“小长安”，可见其曾经的繁华。《大南一统志》《巴达维亚城日记》以及一些参与VOC和EIC贸易的西方商人和旅行家的记述，也描述了在舖憲设置商馆的情形。菊池百合子：《ベトナム北部における貿易港の考古学的研究——ヴァンドンとフォーヒエンを中心に》，第86頁。
2000年和2011年菊池百合子与河内国家大学、兴安省博物馆等人对舖憲TrungTrach（1）和Hong Chau（2）地区的3个点展开作业调查。发掘的最深深度达320cm，但由于涌水问题，所以只能在这个幅度范围内进行作业。出土的遗物，基本上都是17世纪后半到18世纪的陶瓷器，当然也出土了陈朝的白瓷和16世纪末17世纪前半期的漳州青花瓷器。不可思议的是，尽管有文献记载朱印船从东京（河内）出发将中国和越南产的瓷器运送到日本，但是17世纪前半期朱印船时代的文化遗物却没有出现。1650年以后VOC曾将日本肥前瓷器运至东京，但仅发现了3件肥前瓷器，其中2件还是17世纪中期的制品。由此可推断，1637年VOC商馆并不在舖憲，应是东京。1625年的碑文也只能说明，17世纪前半叶有人定居于舖憲，或可推断17世纪前半期舖憲只是一个华人聚居区，欧洲人加入到舖憲港的南海贸易至少应是17世纪中叶以后才发生的。菊池百合子：《ベトナム北部における貿易港の考古学的研究——ヴァンドンとフォーヒエンを中心に》，第108頁。如果与同期的会安相比，南海最大的商贸港市恐怕还是广南阮氏所经营的会安。
四、李陈朝时期的交易形态
宋代以降，尤其是12—15世纪，东亚海域被称为“早期交易时代”。而东亚海域的商业中心主要集中在广东、广西至越南中部沿岸一带；由于云屯港的存在，事实上形成了“交趾洋”商贸圈。这在桃木至郎看来，或许可称得上是东亚海域的“亚中心”地带。不管学者对其有着怎样的称谓形式，但11—15世纪越南李、陈、胡、黎诸王朝，以瓷器为主要商品的商贸交易一直延续并发展着，相当多的出土瓷器可证明这一点。
李朝是从中国郡县体系中独立出来的第一个长期王朝。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均因数量鲜少而无法较为详细地复原李朝历史。2002年迎来河内建都千年之际，考古学家对巴亭广场进行了调查作业，划定4.8万平方米的作业区展开发掘调查，7—20世纪的各个历史时期的遗物均有发现，尤其是发现了李朝从华闾迁都升龙之前曾作为副都的建造情形。菊池百合子：《ベトナム北部における貿易港の考古学的研究——ヴァンドンとフォーヒエンを中心に》，第112頁。除了北属时期汉唐陶器以及砖室墓外，出土的绝大多数陶器都是10—19世纪的制品，而且中国、日本、伊斯兰的陶瓷器、货币、金制饰品、金属镞等亦有大量发现。这一情况，或可表明越南在中国与西亚之间由穆斯林商人所形成的东西方世界的沟通网络中承担起了一种桥梁作用。《大越史记全书》记载1149年李朝就设置云屯港，但在云屯地域的考古遗物中尚没有发现李朝时期的遗物。菊池百合子：《ベトナム北部における貿易港の考古学的研究——ヴァンドンとフォーヒエンを中心に》，第114頁。所以，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之间的问题，或许尚待新的考古发现来补正或修正文献之疑。不过，由于经云屯可通红河达河内，李朝与钦州、廉州以及与东南亚穆斯林商人之间的交易并不曾中断。李朝的瓷器，或因数量有限，除了被穆斯林商人带出的几件藏品在海外偶有发现外，其他地方均无发现。由此或可推断，李朝的瓷器生产和消费基本只限于国内市场。菊池百合子：《ベトナム北部における貿易港の考古学的研究——ヴァンドンとフォーヒエンを中心に》，第118頁。
陈朝以外戚夺权而建立，虽然以上皇政治和父系集团之统治，巩固了其国内统治，但政权获得的不当以及由此而来的危机感，使得陈朝以大封宗室的形式对抗李朝豪族集團。由于陈氏起源于南定即墨，所以自1262年起，便将即墨定为陈朝副都天长府，上皇居于此，坐而垂治。在升龙皇城和天长府遗址，发现大量陈朝遗物。其中，数量最多的仍是瓷器。不过，陈朝在模仿龙泉窑系的基础上，其工艺已比李朝大为进步。青瓷、白瓷、褐瓷、白釉褐彩瓷、初期铁绘等该时期的制品均被发现。菊池百合子：《ベトナム北部における貿易港の考古学的研究——ヴァンドンとフォーヒエンを中心に》，第118頁。陈朝的瓷器，不仅能满足国内市场之需，而且开始大规模出口。迄今为止，在日本、印度尼西亚等地已有百余遗迹发现越南青瓷。其中，日本最为多，在冲绳、九州、关西、关东都有发现，琉球、长崎存量尤甚。流入日本的青花瓷、铁绘，大致的时间应是14世纪末15世纪初，主要是云屯港的海域贸易，甚至是倭寇、海盗带入。菊池百合子：《ベトナム北部における貿易港の考古学的研究——ヴァンドンとフォーヒエンを中心に》，第134頁。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在柬埔寨遗迹和暹罗湾的沉船中也发现了大量越南产的青花瓷和铁绘。菊池百合子：《ベトナム北部における貿易港の考古学的研究——ヴァンドンとフォーヒエンを中心に》，第136頁。
五、黎朝时期的海外贸易
黎朝因莫氏篡权、1527年废除黎恭皇，而被断为前后两期。前期（1428—1527）黎朝诸帝励精图治，重整文武制度，劝农兴业、积极科举、严肃吏治，南征占婆，开疆拓土，国家有进一步之发展。后期外戚专权，形成北郑南阮分裂局面，长期处于战争对立之中。升龙皇城遗址和黎帝祖庙所在之清化蓝鲸遗址，是出现黎朝瓷器最多的两大考古遗迹。黎朝前期的瓷器，主要以白瓷、褐瓷、内白外褐釉瓷、绿釉、青花、五彩、青瓷为主。自法国殖民地时代开始就对黎帝祖庙所在之蓝鲸遗址进行发掘，加之偷盗私挖之甚，于今仍能在旧遗存或新的作业点挖掘出大量瓷器，足可见黎朝陶瓷加工、流通与消费之盛。菊池百合子：《ベトナム北部における貿易港の考古学的研究——ヴァンドンとフォーヒエンを中心に》，第144頁。在琉球首里城、老挝澜沧王国时期的王城遗址、印度尼西亚的东爪哇遗迹、菲律宾的卡拉塔甘和吕宋岛遗迹以及东南亚海域的沉船遗迹中，均有黎朝前期的陶瓷品。菊池百合子：《ベトナム北部における貿易港の考古学的研究——ヴァンドンとフォーヒエンを中心に》，第144—154頁。为何越南瓷器的工艺、生产和销售会在黎朝前期出现一个井喷式的态势呢？其主要的原因则是明永乐年间在安南设郡县时期（1406—1427年），将大量的陶工和技艺带到越南，而在1428年黎利抗明结束后，这些中国陶工基本就滞留在了越南。尤其是景德镇的制陶工业跃入越南，使得越南直接从中国的仿制品跃入可与中国陶瓷争夺国内外市场的高级陶瓷品生产。台北、九州、东京（日本）等地博物馆所藏的15世纪越南瓷器，其质量已不逊于中国，而且还返销于中国。菊池百合子：《ベトナム北部における貿易港の考古学的研究——ヴァンドンとフォーヒエンを中心に》，第157頁。黎朝还将瓷器作为重要赏赐品送与暹罗朝贡使团，泰国所出土的越南瓷器可为佐证。同时，黎朝也将越南产瓷器当作代表性的越南“特产”贡品，进奉于明廷。 黎朝后期，因南阮北郑对峙，越南处于分裂时期。而16世纪世界也进入大航海时代的全球化状态中。北部的郑氏势力与荷兰关系密切，受荷兰支持；而南部的阮氏则受到葡萄牙的支援。对峙双方皆依靠与西方的贸易获得经济支持和军火援助，呈现出一种势力均衡态势。VOC和EIC分别于1637和1673年在东京（河内）设置商馆，并以此为一大贸易据点，进行海上贸易。这一段时期，在日本和越南双边贸易中，以朱印船贸易为主要形态。日本船至越南的最早记录可追溯至1577年，但规模较大、延续性的贸易则是1596年日本与越南中部阮氏展开的贸易。德川幕府还多次向越南预订过瓷器。近来，被称之为“交趾香合”的陶瓷茶器在漳州窑址被发现。这一现象，至少说明“交趾香合”最早应是“交趾”的发明，另外或可推测出“交趾香合”市场需求量大，漳州窑也加入到该类商品的生产中。菊池百合子：《ベトナム北部における貿易港の考古学的研究——ヴァンドンとフォーヒエンを中心に》，第197頁。广南阮氏以会安港为中心的国际化贸易，可谓是17世纪东亚海域最为繁盛的地区贸易。中国、日本、荷兰、葡萄牙以及阿拉伯的穆斯林商人皆加入到东亚海域的国际化贸易中。由于明清鼎革、动乱不止，被中国瓷器所垄断的瓷器市场一时由越南和日本的瓷器所填充。不过，1680年康熙攻取福建沿海地带并开放“海禁”之后，中国瓷器再度出洋，越南瓷器遂被中国瓷器驱逐出国际瓷器市场。18世纪之后，东亚水域考古发现的也主要为中国产瓷器。整个黎朝后期，不论南阮还是北郑，越南因银和铜的产量较少，而日本盛产银和铜，所以越南从日本进口了不少铜。而这些铜的进出口担当者大都为1635年朱印船贸易之后的荷兰商人。由于铜的进口，私铸钱在越南也廣为流通，且屡禁不止，而中国的货币也在越南市场广为流通。在很多墓葬群中，都出土了各朝官方铸币和私制铜钱。这一情况，或可称得上是“亚洲的铜钱流通圈”。菊池百合子：《ベトナム北部における貿易港の考古学的研究——ヴァンドンとフォーヒエンを中心に》，第190頁。尽管越南北部舖憲和云屯仍作为重要的贸易基地参与到东亚海域贸易圈中，但广南阮氏所管辖下的会安却发展更为迅猛，且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参与国际贸易、接受来自华南地区的中国移民进行南部的开发。这一情况表明，越南的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越南南部。这也为“现代越南”的疆域形成奠定了基础。
综上可见，作者虽然以作为贸易港的云屯和舖憲为中心进行考古调查，但更多的则是希望以出土较多的陶瓷器和货币的生产和流通为切入点，重构越南瓷器业的发展史。由于作者对越南瓷器的考古和发现，又不仅止于越南境内，而且把中国、印度尼西、菲律宾、老挝、泰国以及中亚和西亚等地发现的越南瓷器皆纳入讨论范围，所以同时该项研究事实上也呈现出了东亚海域国际贸易展开和兴衰的一幅历史图景。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行文过程中，综合文献与考古遗物之异同，同则补之，异则疑之，疑则证之，证之不可，则留之，以俟来者。
[责任编辑：冯雅]
国内著名的越南学家于向东教授在其博士论文《古代越南的海洋意识》以及在媒体采访和讲座中，曾表达过这样一种意见：古代越南的海洋意识比较淡薄甚至可谓缺乏。①越南东边和南侧面朝南海，海岸线漫长，从与中国接境的最北端芒街到与柬埔寨临边的最西南端河仙，长约3200公里。如果说东、南两侧皆临海的古代越南缺乏海洋意识这一命题成立的话，那原因何在？又该如何理解作为古代南海交易中心的云屯、舖憲、会安这样的港口城市的存在形态，及其在越南历史中所产生的作用？
早期学者对越南北部云屯和舖憲贸易港的研究，多以历史文献考证为主，基本上从南海交易和港市的角度，对其交易活动与历史地位加以阐发，金永键、山本达郎、片仓穰、桃木至郎等多位学者对此有较为深入与细致的研究。②菊池诚一曾从考古学的角度通过参与越南考古调查，对16—18世纪会安地区的遗迹、地区形成、城市布局、中华街与日本人町等作出过极为出色的研究。③菊池百合子也是极少数能参与到越南考古工作中的外国学者之一。她自1997年初次进入越南进行考古调查工作以来，至今已逾20年，可以说已经是走遍了越南的角角落落，对东亚海域世界的沉船水下考古、胡朝城的勘察、瓷器与货币等问题都有不少研究论著和考古调查报告发表。而这本《越南北部贸易港的考古学研究——以云屯和舖憲为中心》④的大作，即是她在东京大学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主要是基于实地勘察和考古发现并结合相关文献，以大越时期作为南海交易据点的云屯和舖憲港为中心，尝试复原前近代越南发展及其与东亚（东北亚和东南亚）诸国甚至VOC（荷属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OostIndischeCompagnie）和EIC（英属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之间的贸易情形。
一、古代越南的瓷器生产
迄今为止在东亚海域水下考古所发现的遗物当中，绝大多数都是瓷器。这主要是由瓷器的无机物属性所决定的。而其它常作为交易品的丝绸、药材、香料、书籍等有机物，因易朽而又难长久保存，一旦沉于水或被藏于地，数年之后即经有机物分解而性状亦随之消失。瓷器是考古所见大越时期云屯和舖憲最主要的进出口商品之一。当然，它也是古代越南延续上千年的、最为重要的手工业和商业种类。越南境内发现的最早陶器，可追溯到东山文化遗址所发现的一些土器和陶片。西村昌也在古螺城和早期河内城址遗迹的调查和发掘过程中，也发现有不少土器和陶片。但自汉灭南越国而被纳入郡县统治至丁部领自主建国而李朝开创第一个越南王朝的千年间，长沙、福建、广东等地的制陶技术传至红河流域，河内、南定、海阳、清化等地一时成为制陶中心。尤其到了李陈朝时期，河内一带的Dai La、Cong Vi，南定天长府一带的Tuc Mac、Den Tran、Pho Minh、LocVuong、Con Thinh等地皆为有名的陶瓷制作中心，其中嘉林县的巴茶历史最为悠久、规模最为庞大，现今亦是越南最为有名的专业陶瓷生产基地。李朝时期，河内生产的陶瓷数量相对有限，基本限于官方和宫廷使用。陈朝时期，除了河内一带的巴茶社和金兰社外，受陈朝皇族支配的南定地区的陶瓷业尤为发达，青花、铁绘等瓷器均有出现。黎朝时期，颇受注目的是海阳陶瓷业基地兴盛起来，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工艺技术，均有相当的发展。海阳陶瓷业基地的出现，得益于云屯港海外贸易的需求。随着17世纪以降舖憲贸易港的海外贸易发展，舖憲亦出现制陶专业村社。由此可见，越南陶瓷业的发展，除了国内需要之外，以云屯、舖憲和会安为中心的南海贸易，可谓是最大的发展动因。菊池百合子：《ベトナム北部における貿易港の考古学的研究——ヴァンドンとフォーヒエンを中心に》，第36頁。
二、云屯地域的考古学
云屯港是李朝成立后越南北部最为重要的南海贸易港口。在《大越史记全书》《元史》《明实录》以及《岛夷志略》中多次述及云屯港的行政、驻军、产业以及风俗等情况，最多的记载则是其海外贸易。但在今天的广宁省下龙湾海域海岛众多，到底哪一个才是曾经的云屯港呢？金永键认为观栏岛是云屯港，但他所依据的主要是记载不祥的历史文献。菊池百合子：《ベトナム北部における貿易港の考古学的研究——ヴァンドンとフォーヒエンを中心に》，第38頁。对此，山本达郎于1939年亲自勘察下龙湾诸岛，从下龙湾地域光珠社受宋影响生产白瓷和青瓷、而观栏社受明代影响生产青花瓷之事实推断云屯港的中心地应在光珠社。不过，山本在1970年才将此调查刊行于世。菊池百合子：《ベトナム北部における貿易港の考古学的研究——ヴァンドンとフォーヒエンを中心に》，第41頁。1991年在广宁召开的关于云屯港的学术会议上，越南考古研究所的Trinh Cao Tuong提出云屯港因时代不同而有变化之说，或陈朝时期在Con Dao岛，黎朝末期移至QuanLan岛，阮朝时期又回到Con Dao岛。1991年，由长谷部乐尔担任团长的日本調查团对云屯地区进行了调查，确实在Cong Tay岛和Con Dao岛采集到了13—14世纪的陶瓷器，QuanLan岛发现了16—17世纪的瓷器。由于越南考古条件有限而使得越南国内的研究者对瓷器年代判断出现不少问题，因此日本考古学家自1990年代开始重新就对云屯港区域进行考古调查。
2001年至2003年菊池百合子在下龙湾云屯地域实施水下考古作业和调查。其作业点主要集中在人所聚居的Cha Ban、QuanLan、Ngoc Vung、Cong Tay和Con Dao等几个大岛。其中在QuanLan、Ngoc Vung、Cong Tay、Con Dao四个岛17个作业点发现了瓷器和钱币。Ngoc Vung、Cong Tay、Con Dao，主要集中了陈朝到黎朝前期的遗物。13—15世纪，中国产的褐釉四耳壶、青瓷、白瓷等碗、瓶、香炉等大量出土，尤以14世纪瓷器居多；同时，陈朝至黎朝前期的越南产青瓷、青花碗、盖、绿釉等瓷器被发现，尤以15世纪越南出口陶瓷器在Cong Tay岛发现最多。从其分布地点，基本可判断Cong Tay岛应是云屯港。菊池百合子：《ベトナム北部における貿易港の考古学的研究——ヴァンドンとフォーヒエンを中心に》，第77頁。另外，值得注意的是，15世纪时越南的陶瓷产业中心已转至海阳。从河内经红河支流凳河再经海阳南侧地域入海，借此可将海阳生产的瓷器经水陆送至Cong Tay岛。而Cong Tay岛周边宽阔而水域较深，足够接纳来自中国的货船，而大量中国产瓷器的出水，也证明了这一点。当然，由于水下考古作业点的选择，无法在所有水域全方位地展开，其它岛屿水域是否还有有大量瓷器遗物的出现，无法作出判断，故云屯港的确切地点或仍将是一个处于争议中的课题。 三、舖憲的考古学调查
位于兴安市的舖憲，在17—18世纪乃是越南北部红河流域仅次于升龙都城（河内）的一大著名港市，来自中国、日本、荷兰、英国、阿拉伯的商人均汇聚于此，兴建商馆、捐资兴寺、立碑寄文、互通贸易。于今留存于世的100多处历史遗迹，似乎仍在诉说着往昔的繁荣与发达气象。现存最古的永祚7年（1625年）在憲寺所建之《天应寺碑》曾将舖憲比为“小长安”，可见其曾经的繁华。《大南一统志》《巴达维亚城日记》以及一些参与VOC和EIC贸易的西方商人和旅行家的记述，也描述了在舖憲设置商馆的情形。菊池百合子：《ベトナム北部における貿易港の考古学的研究——ヴァンドンとフォーヒエンを中心に》，第86頁。
2000年和2011年菊池百合子与河内国家大学、兴安省博物馆等人对舖憲TrungTrach（1）和Hong Chau（2）地区的3个点展开作业调查。发掘的最深深度达320cm，但由于涌水问题，所以只能在这个幅度范围内进行作业。出土的遗物，基本上都是17世纪后半到18世纪的陶瓷器，当然也出土了陈朝的白瓷和16世纪末17世纪前半期的漳州青花瓷器。不可思议的是，尽管有文献记载朱印船从东京（河内）出发将中国和越南产的瓷器运送到日本，但是17世纪前半期朱印船时代的文化遗物却没有出现。1650年以后VOC曾将日本肥前瓷器运至东京，但仅发现了3件肥前瓷器，其中2件还是17世纪中期的制品。由此可推断，1637年VOC商馆并不在舖憲，应是东京。1625年的碑文也只能说明，17世纪前半叶有人定居于舖憲，或可推断17世纪前半期舖憲只是一个华人聚居区，欧洲人加入到舖憲港的南海贸易至少应是17世纪中叶以后才发生的。菊池百合子：《ベトナム北部における貿易港の考古学的研究——ヴァンドンとフォーヒエンを中心に》，第108頁。如果与同期的会安相比，南海最大的商贸港市恐怕还是广南阮氏所经营的会安。
四、李陈朝时期的交易形态
宋代以降，尤其是12—15世纪，东亚海域被称为“早期交易时代”。而东亚海域的商业中心主要集中在广东、广西至越南中部沿岸一带；由于云屯港的存在，事实上形成了“交趾洋”商贸圈。这在桃木至郎看来，或许可称得上是东亚海域的“亚中心”地带。不管学者对其有着怎样的称谓形式，但11—15世纪越南李、陈、胡、黎诸王朝，以瓷器为主要商品的商贸交易一直延续并发展着，相当多的出土瓷器可证明这一点。
李朝是从中国郡县体系中独立出来的第一个长期王朝。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均因数量鲜少而无法较为详细地复原李朝历史。2002年迎来河内建都千年之际，考古学家对巴亭广场进行了调查作业，划定4.8万平方米的作业区展开发掘调查，7—20世纪的各个历史时期的遗物均有发现，尤其是发现了李朝从华闾迁都升龙之前曾作为副都的建造情形。菊池百合子：《ベトナム北部における貿易港の考古学的研究——ヴァンドンとフォーヒエンを中心に》，第112頁。除了北属时期汉唐陶器以及砖室墓外，出土的绝大多数陶器都是10—19世纪的制品，而且中国、日本、伊斯兰的陶瓷器、货币、金制饰品、金属镞等亦有大量发现。这一情况，或可表明越南在中国与西亚之间由穆斯林商人所形成的东西方世界的沟通网络中承担起了一种桥梁作用。《大越史记全书》记载1149年李朝就设置云屯港，但在云屯地域的考古遗物中尚没有发现李朝时期的遗物。菊池百合子：《ベトナム北部における貿易港の考古学的研究——ヴァンドンとフォーヒエンを中心に》，第114頁。所以，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之间的问题，或许尚待新的考古发现来补正或修正文献之疑。不过，由于经云屯可通红河达河内，李朝与钦州、廉州以及与东南亚穆斯林商人之间的交易并不曾中断。李朝的瓷器，或因数量有限，除了被穆斯林商人带出的几件藏品在海外偶有发现外，其他地方均无发现。由此或可推断，李朝的瓷器生产和消费基本只限于国内市场。菊池百合子：《ベトナム北部における貿易港の考古学的研究——ヴァンドンとフォーヒエンを中心に》，第118頁。
陈朝以外戚夺权而建立，虽然以上皇政治和父系集团之统治，巩固了其国内统治，但政权获得的不当以及由此而来的危机感，使得陈朝以大封宗室的形式对抗李朝豪族集團。由于陈氏起源于南定即墨，所以自1262年起，便将即墨定为陈朝副都天长府，上皇居于此，坐而垂治。在升龙皇城和天长府遗址，发现大量陈朝遗物。其中，数量最多的仍是瓷器。不过，陈朝在模仿龙泉窑系的基础上，其工艺已比李朝大为进步。青瓷、白瓷、褐瓷、白釉褐彩瓷、初期铁绘等该时期的制品均被发现。菊池百合子：《ベトナム北部における貿易港の考古学的研究——ヴァンドンとフォーヒエンを中心に》，第118頁。陈朝的瓷器，不仅能满足国内市场之需，而且开始大规模出口。迄今为止，在日本、印度尼西亚等地已有百余遗迹发现越南青瓷。其中，日本最为多，在冲绳、九州、关西、关东都有发现，琉球、长崎存量尤甚。流入日本的青花瓷、铁绘，大致的时间应是14世纪末15世纪初，主要是云屯港的海域贸易，甚至是倭寇、海盗带入。菊池百合子：《ベトナム北部における貿易港の考古学的研究——ヴァンドンとフォーヒエンを中心に》，第134頁。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在柬埔寨遗迹和暹罗湾的沉船中也发现了大量越南产的青花瓷和铁绘。菊池百合子：《ベトナム北部における貿易港の考古学的研究——ヴァンドンとフォーヒエンを中心に》，第136頁。
五、黎朝时期的海外贸易
黎朝因莫氏篡权、1527年废除黎恭皇，而被断为前后两期。前期（1428—1527）黎朝诸帝励精图治，重整文武制度，劝农兴业、积极科举、严肃吏治，南征占婆，开疆拓土，国家有进一步之发展。后期外戚专权，形成北郑南阮分裂局面，长期处于战争对立之中。升龙皇城遗址和黎帝祖庙所在之清化蓝鲸遗址，是出现黎朝瓷器最多的两大考古遗迹。黎朝前期的瓷器，主要以白瓷、褐瓷、内白外褐釉瓷、绿釉、青花、五彩、青瓷为主。自法国殖民地时代开始就对黎帝祖庙所在之蓝鲸遗址进行发掘，加之偷盗私挖之甚，于今仍能在旧遗存或新的作业点挖掘出大量瓷器，足可见黎朝陶瓷加工、流通与消费之盛。菊池百合子：《ベトナム北部における貿易港の考古学的研究——ヴァンドンとフォーヒエンを中心に》，第144頁。在琉球首里城、老挝澜沧王国时期的王城遗址、印度尼西亚的东爪哇遗迹、菲律宾的卡拉塔甘和吕宋岛遗迹以及东南亚海域的沉船遗迹中，均有黎朝前期的陶瓷品。菊池百合子：《ベトナム北部における貿易港の考古学的研究——ヴァンドンとフォーヒエンを中心に》，第144—154頁。为何越南瓷器的工艺、生产和销售会在黎朝前期出现一个井喷式的态势呢？其主要的原因则是明永乐年间在安南设郡县时期（1406—1427年），将大量的陶工和技艺带到越南，而在1428年黎利抗明结束后，这些中国陶工基本就滞留在了越南。尤其是景德镇的制陶工业跃入越南，使得越南直接从中国的仿制品跃入可与中国陶瓷争夺国内外市场的高级陶瓷品生产。台北、九州、东京（日本）等地博物馆所藏的15世纪越南瓷器，其质量已不逊于中国，而且还返销于中国。菊池百合子：《ベトナム北部における貿易港の考古学的研究——ヴァンドンとフォーヒエンを中心に》，第157頁。黎朝还将瓷器作为重要赏赐品送与暹罗朝贡使团，泰国所出土的越南瓷器可为佐证。同时，黎朝也将越南产瓷器当作代表性的越南“特产”贡品，进奉于明廷。 黎朝后期，因南阮北郑对峙，越南处于分裂时期。而16世纪世界也进入大航海时代的全球化状态中。北部的郑氏势力与荷兰关系密切，受荷兰支持；而南部的阮氏则受到葡萄牙的支援。对峙双方皆依靠与西方的贸易获得经济支持和军火援助，呈现出一种势力均衡态势。VOC和EIC分别于1637和1673年在东京（河内）设置商馆，并以此为一大贸易据点，进行海上贸易。这一段时期，在日本和越南双边贸易中，以朱印船贸易为主要形态。日本船至越南的最早记录可追溯至1577年，但规模较大、延续性的贸易则是1596年日本与越南中部阮氏展开的贸易。德川幕府还多次向越南预订过瓷器。近来，被称之为“交趾香合”的陶瓷茶器在漳州窑址被发现。这一现象，至少说明“交趾香合”最早应是“交趾”的发明，另外或可推测出“交趾香合”市场需求量大，漳州窑也加入到该类商品的生产中。菊池百合子：《ベトナム北部における貿易港の考古学的研究——ヴァンドンとフォーヒエンを中心に》，第197頁。广南阮氏以会安港为中心的国际化贸易，可谓是17世纪东亚海域最为繁盛的地区贸易。中国、日本、荷兰、葡萄牙以及阿拉伯的穆斯林商人皆加入到东亚海域的国际化贸易中。由于明清鼎革、动乱不止，被中国瓷器所垄断的瓷器市场一时由越南和日本的瓷器所填充。不过，1680年康熙攻取福建沿海地带并开放“海禁”之后，中国瓷器再度出洋，越南瓷器遂被中国瓷器驱逐出国际瓷器市场。18世纪之后，东亚水域考古发现的也主要为中国产瓷器。整个黎朝后期，不论南阮还是北郑，越南因银和铜的产量较少，而日本盛产银和铜，所以越南从日本进口了不少铜。而这些铜的进出口担当者大都为1635年朱印船贸易之后的荷兰商人。由于铜的进口，私铸钱在越南也廣为流通，且屡禁不止，而中国的货币也在越南市场广为流通。在很多墓葬群中，都出土了各朝官方铸币和私制铜钱。这一情况，或可称得上是“亚洲的铜钱流通圈”。菊池百合子：《ベトナム北部における貿易港の考古学的研究——ヴァンドンとフォーヒエンを中心に》，第190頁。尽管越南北部舖憲和云屯仍作为重要的贸易基地参与到东亚海域贸易圈中，但广南阮氏所管辖下的会安却发展更为迅猛，且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参与国际贸易、接受来自华南地区的中国移民进行南部的开发。这一情况表明，越南的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越南南部。这也为“现代越南”的疆域形成奠定了基础。
综上可见，作者虽然以作为贸易港的云屯和舖憲为中心进行考古调查，但更多的则是希望以出土较多的陶瓷器和货币的生产和流通为切入点，重构越南瓷器业的发展史。由于作者对越南瓷器的考古和发现，又不仅止于越南境内，而且把中国、印度尼西、菲律宾、老挝、泰国以及中亚和西亚等地发现的越南瓷器皆纳入讨论范围，所以同时该项研究事实上也呈现出了东亚海域国际贸易展开和兴衰的一幅历史图景。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行文过程中，综合文献与考古遗物之异同，同则补之，异则疑之，疑则证之，证之不可，则留之，以俟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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