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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与周边阿拉伯国家和伊朗关系得不到改善、与欧美国家关系又出现不同程度危机的情况下，以色列把目光转向了亚洲国家。
在近年来中东国家“向东看”的潮流中，以色列同样不甘落后。尽管以色列在地理上一直归属为一个亚洲国家，但由于其和欧美国家之间的密切联系，加上东西方冷战对抗等因素影响，建国后以色列外交政策的重心也一直是欧美国家。随着近年来中国、印度等亚洲新兴国家快速崛起以及中东地缘政治结构的变迁，以色列外交也开始逐渐向亚洲靠拢。
双重因素下向亚洲靠近
与基督教文化色彩浓厚的欧美国家不同，亚洲东部、南部及东南部地区属于典型的东方文化，这里在历史上从未自发地产生过曾在欧洲肆虐一时的反犹主义，印度和中国还一度成为二战期间犹太难民的避难之地。然而，以色列建国后的外交重心并未指向这里。一方面是因为赢得独立不久的亚洲各国在当时还远远不是国际政治的中心，无法为以色列提供立国所必需的政治和军事支持;另一方面，迅速开启的冷战大幕迫使以色列站在了“铁幕”的另一侧，错失了与亚洲各国发展关系的良机。近年来，以色列逐步调整外交战略，在保持与欧美国家传统外交关系的同时，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开展对亚洲外交。以色列之所以开始更加重视亚洲国家，既是出于对未来国际格局发展前景的战略判断，更源自于其当前面临的外交困境。
首先是以色列对未来国际格局和全球地缘政治发展前景的判断。2008年金融危机后，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一批新兴国家快速崛起，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西方国家国际地位的相对下降。越来越多的以色列战略家认为，全球地缘政治重心正在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以西欧和北美关系为国际政治核心的格局正在被以东亚和北美关系为核心的新格局所取代。以色列只有充分抓住这一机遇，提前布局，才不会被这一国际政治发展进程所抛弃。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以色列面临的安全环境骤然改变，更加剧了以色列人固有的战略危机感和忧患意识。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面对频频出现的中东危机而无力干预的事实更坚定了以色列对于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迁的认识。以色列著名学者、特拉维夫大学副校长谢爱伦教授在其新近完成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就指出，未来国际格局和全球政治不可能只有一个超级大国主宰，在这个正在浮现的两极或多极世界中，中国和俄罗斯都将是“重要的角色”。
其次是当前以色列在全球面临的外交困境。尽管中东和平进程早在1992年就已经启动，国际社会对此也充满期待，然而和平进程至今仍陷入僵局而寸步难行。作为巴以冲突中相对强势的一方，以色列一直被认为应当对此承担更多责任。这种僵局不仅耗尽了国际社会对于和平进程的耐心，也使不少西方民众对犹太民族苦难经历和以色列的同情逐渐减退。与此同时，以色列在近年来的巴以冲突中动辄大打出手的做法引起了不少批评和指责。早在2002年巴勒斯坦人大起义后不久，欧洲国家就出现了要求抵制以色列的声音。在最近几年的巴以冲突中，一些欧洲国家出现了要求在政治、经济和学术上抵制以色列的声音。2010年，包括索拉纳（前欧盟负责外交和安全事务的高级代表）、普罗迪（意大利前总理、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和魏茨泽克（德国前总统）等在内的26位欧洲著名政治人物联名提出建议，要求对以色列进行制裁。2013年5月，为抗议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欧洲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公开拒绝出席在以色列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以色列《国土报》近期曝光的一份欧盟文件还显示，欧盟成员国经过讨论，准备针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不断扩展定居点的政策进行制裁。更加令人忧心的是，二战后一度销声匿迹的反犹主义现象也开始在世界各地频频出现。尽管欧美大国领导人仍一如既往地宣称坚定支持以色列的生存权利。但以色列人仍不免担心：在下一次国家安全面临危机的时候，谁会愿意并且能够为以色列提供有力的支持？即便是以色列最为亲密的盟友美国，近年来也在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上明显与以色列拉开了距离。
正是在与周边阿拉伯国家和伊朗关系得不到改善、与欧美国家关系又出现不同程度危机的情况下，以色列把目光转向了亚洲国家。恰如内塔尼亚胡总理的经济顾问哈雷尔·罗克尔所言，在以色列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冲突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以色列人“不能继续依赖相同的伙伴”。
以印关系因何而迅速发展
印度是以色列“向东靠拢”的一个重要对象。早在上世纪50年代，印度政府就承认了以色列。但由于奉行“不结盟外交”政策，历届印度政府都坚定地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解放运动，双方直到1992年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如今，以色列已经成为印度在中东地区的一个重要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已经从建交初期的1亿美元上升至2012年的60多亿美元，贸易结构也从建交初期的钻石为主逐步扩展至各个领域。据统计，印度现在已经是以色列的第九大贸易伙伴和以色列在亚洲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中国内地和香港，同时印度还是以色列的第十大进口来源和第六大出口目的地。目前双方还在就自由贸易区问题进行谈判，计划在五年内达成协议，并争取使双边贸易额增加到150亿美元以上。除了经贸领域的合作外，以色列和印度在防务领域的合作同样发展迅速，双方在卫星发射、空间探测技术、导弹防御技术、计算机技术等领域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合作，合作内容已经从单纯的军品销售拓展至军事技术升级、联合研发、国防情报合作等方面。有统计表明，以色列已经成为印度的第二大武器进口来源，仅次于俄罗斯。特别是莫迪当选印度总理后，以色列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就向印度出售了约6.62亿美元的武器与相关服务，这一数字是此前三年以色列向印度出口武器的总和。
对于以色列和印度关系迅速发展的动机，目前学界有着不同的解释。较为传统的观点认为，印以关系的发展是因为二者拥有相似的“民主价值”、法律体系、高质量的教育体系、社会中普遍使用英语，以及被英国殖民或托管的历史因素等。包括以色列国内的十万多名印度犹太人，对于推动双方关系的发展更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也有不少人认为，双方关系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近年来印度快速崛起，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政治和地缘影响。印度一跃成为以色列商品和技术的重要出口市场，以及双方共同对抗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战略利益才是以印关系快速发展的根本动因。印度尼赫鲁大学库马拉斯瓦米教授则认为，由于成功地将中东和平进程问题从双边关系中逐渐“剥离”，印度对于和以色列关系的考量已经变得更为“成熟”。无论印度还是以色列，它们都只是将对方看作是“朋友”而非“盟友”，都没有表现出某种不切实际的期待，这正是双方关系走向“成熟”的表现。 对华政策上有不同声音
近年来，中国快速崛起也引起了以色列高度关注，并在以色列国内引发了一场有关对华政策的辩论。2014年5月，中国食品企业光明集团收购了以色列最大的食品公司特努瓦公司，旋即在以色列引起了争论。以色列议会经济委员会主席阿维夏·贝弗曼、前摩萨德主管埃弗拉姆·哈列维等公开反对，认为中国企业的收购行为不利于以色列国家安全。于是，有关中国对以色列投资的“安全性”问题也开始成为对华政策讨论的新议题。
目前以色列国内在对华政策上的观点主要有两种：第一种看法认为，以色列在发展对华关系方面应当有所保留，尤其不应向中国转让重要的技术和自然资源，或是允许中国企业参与以色列的基础设施建设。其原因在于，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政治立场、战略利益和根本目标与以色列国家利益不符。中国在中东地区的首要利益是能源资源，而这种能源依赖要求中国必须与伊朗、沙特等中东产油国保持良好关系，这很可能会有违以色列的利益和安全。此外，还有一些人认为，中国政府并未积极地保护知识产权，以色列与中国的学术合作、中国企业对以色列本土企业的收购和控制将使中国能够轻易地获得以色列的关键技术和资源。第二种观点则认为，随着中国崛起为世界性大国，以色列必须重视中国，并采取新的对华政策。比如，前面提到的谢爱伦教授就认为，“以色列应当认真地重新评估对于中国的政策”，以色列外交需要从传统的“维持”以色列对华关系进一步升级，采取更为主动的对华政策。在他看来，中国在以色列的投资促进而不是削弱了以色列的安全。比如，中国参与修建从红海港口埃拉特到地中海港口阿什杜德和海法的高速铁路，将有助于以色列降低对苏伊士运河的依赖，极大地增强以色列的战略地位。无独有偶，以色列海法大学教授约阿姆·艾夫伦也指出，以色列必须与中国建立更为强大的经济联系，任何旨在削弱中以经济合作的尝试不仅会削弱以色列经济，也会让以色列“失去对中国的影响力”。当然，只要以色列无法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它就必须审视与中国接近对美以关系造成的复杂性”。
讨论归讨论，这些分歧似乎并未影响中以关系的发展。中以贸易额已经从建交初期的5000万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上百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以色列在亚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也是以色列在全球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在文化和教育领域，以色列更是不遗余力地在华推动各种交流项目，以促使更多中国人了解以色列，并培养更为庞大的“亲以”社会群体。2014年底，以色列驻成都领事馆正式开馆，这是继香港、上海、广州之外，以色列在中国设立的第四家领事馆。中以关系也正在走向理性和成熟，双方在中东热点问题上的种种分歧似乎并未影响双边关系向前发展。
“向东”的步伐能走多远
除了印度和中国外，以色列“向东看”的目光还涵盖了其他亚洲国家，从贸易额超过20亿美元的日本、韩国到只有几百万美元的越南，从中亚地区的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到东南亚地区的泰国、印尼、菲律宾、新加坡等。2012年被以色列确定为“亚洲年”，这也可以看作是以色列进一步重视亚洲国家的象征。这是继上世纪90年代初以色列与亚洲国家关系大发展后的又一次飞跃。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以色列与亚洲国家关系发展主要得益于冷战终结与中东和平进程启动的话，那么这一次则主要得益于亚洲发展中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快速上升，以及当今国际格局的变迁。
鉴于以色列在中东乃至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以色列“向东看”的政策及其前景自然值得关注。就目前而言，决定这一政策前景的因素主要来自三个层面：首先是全球层面，如果未来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继续沿着当前的趋势发展下去，那么以色列寻找新的战略依赖的努力不仅不会减弱，还将进一步加强，而亚洲国家也将会是以色列能够倚重的战略区域。但不管怎样，在无法摆脱对美依赖的情况下，以色列在此领域的任何努力都会受制于其对美关系的考量。其次是地区层面，目前亚洲各国均已将对以关系与中东和平进程逐步脱钩，在阿拉伯世界进一步碎片化的背景下，和平进程似乎已经不再是以色列发展对亚洲各国关系的障碍。然而，考虑到不少亚洲国家存在着庞大的穆斯林群体，加上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不断高涨和阿以冲突再度激化的可能性，此起彼伏的中东热点问题对于以色列“向东看”战略的潜在影响不容忽视。最后是双边关系层面，说到底国家利益才是两国发展双边关系的主要动力。这些利益既可以体现为对于技术、市场、资源的需求，也可以体现为对安全、外交、政治和战略的借重。如果无法满足彼此的利益和期待，仅靠发展双边关系的美好愿望笃定是不会长久的。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研究西亚北非研究中心秘书长、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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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一路“向东”，王震，《世界知识》2013年第5期
在近年来中东国家“向东看”的潮流中，以色列同样不甘落后。尽管以色列在地理上一直归属为一个亚洲国家，但由于其和欧美国家之间的密切联系，加上东西方冷战对抗等因素影响，建国后以色列外交政策的重心也一直是欧美国家。随着近年来中国、印度等亚洲新兴国家快速崛起以及中东地缘政治结构的变迁，以色列外交也开始逐渐向亚洲靠拢。
双重因素下向亚洲靠近
与基督教文化色彩浓厚的欧美国家不同，亚洲东部、南部及东南部地区属于典型的东方文化，这里在历史上从未自发地产生过曾在欧洲肆虐一时的反犹主义，印度和中国还一度成为二战期间犹太难民的避难之地。然而，以色列建国后的外交重心并未指向这里。一方面是因为赢得独立不久的亚洲各国在当时还远远不是国际政治的中心，无法为以色列提供立国所必需的政治和军事支持;另一方面，迅速开启的冷战大幕迫使以色列站在了“铁幕”的另一侧，错失了与亚洲各国发展关系的良机。近年来，以色列逐步调整外交战略，在保持与欧美国家传统外交关系的同时，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开展对亚洲外交。以色列之所以开始更加重视亚洲国家，既是出于对未来国际格局发展前景的战略判断，更源自于其当前面临的外交困境。
首先是以色列对未来国际格局和全球地缘政治发展前景的判断。2008年金融危机后，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一批新兴国家快速崛起，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西方国家国际地位的相对下降。越来越多的以色列战略家认为，全球地缘政治重心正在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以西欧和北美关系为国际政治核心的格局正在被以东亚和北美关系为核心的新格局所取代。以色列只有充分抓住这一机遇，提前布局，才不会被这一国际政治发展进程所抛弃。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以色列面临的安全环境骤然改变，更加剧了以色列人固有的战略危机感和忧患意识。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面对频频出现的中东危机而无力干预的事实更坚定了以色列对于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迁的认识。以色列著名学者、特拉维夫大学副校长谢爱伦教授在其新近完成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就指出，未来国际格局和全球政治不可能只有一个超级大国主宰，在这个正在浮现的两极或多极世界中，中国和俄罗斯都将是“重要的角色”。
其次是当前以色列在全球面临的外交困境。尽管中东和平进程早在1992年就已经启动，国际社会对此也充满期待，然而和平进程至今仍陷入僵局而寸步难行。作为巴以冲突中相对强势的一方，以色列一直被认为应当对此承担更多责任。这种僵局不仅耗尽了国际社会对于和平进程的耐心，也使不少西方民众对犹太民族苦难经历和以色列的同情逐渐减退。与此同时，以色列在近年来的巴以冲突中动辄大打出手的做法引起了不少批评和指责。早在2002年巴勒斯坦人大起义后不久，欧洲国家就出现了要求抵制以色列的声音。在最近几年的巴以冲突中，一些欧洲国家出现了要求在政治、经济和学术上抵制以色列的声音。2010年，包括索拉纳（前欧盟负责外交和安全事务的高级代表）、普罗迪（意大利前总理、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和魏茨泽克（德国前总统）等在内的26位欧洲著名政治人物联名提出建议，要求对以色列进行制裁。2013年5月，为抗议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欧洲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公开拒绝出席在以色列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以色列《国土报》近期曝光的一份欧盟文件还显示，欧盟成员国经过讨论，准备针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不断扩展定居点的政策进行制裁。更加令人忧心的是，二战后一度销声匿迹的反犹主义现象也开始在世界各地频频出现。尽管欧美大国领导人仍一如既往地宣称坚定支持以色列的生存权利。但以色列人仍不免担心：在下一次国家安全面临危机的时候，谁会愿意并且能够为以色列提供有力的支持？即便是以色列最为亲密的盟友美国，近年来也在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上明显与以色列拉开了距离。
正是在与周边阿拉伯国家和伊朗关系得不到改善、与欧美国家关系又出现不同程度危机的情况下，以色列把目光转向了亚洲国家。恰如内塔尼亚胡总理的经济顾问哈雷尔·罗克尔所言，在以色列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冲突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以色列人“不能继续依赖相同的伙伴”。
以印关系因何而迅速发展
印度是以色列“向东靠拢”的一个重要对象。早在上世纪50年代，印度政府就承认了以色列。但由于奉行“不结盟外交”政策，历届印度政府都坚定地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解放运动，双方直到1992年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如今，以色列已经成为印度在中东地区的一个重要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已经从建交初期的1亿美元上升至2012年的60多亿美元，贸易结构也从建交初期的钻石为主逐步扩展至各个领域。据统计，印度现在已经是以色列的第九大贸易伙伴和以色列在亚洲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中国内地和香港，同时印度还是以色列的第十大进口来源和第六大出口目的地。目前双方还在就自由贸易区问题进行谈判，计划在五年内达成协议，并争取使双边贸易额增加到150亿美元以上。除了经贸领域的合作外，以色列和印度在防务领域的合作同样发展迅速，双方在卫星发射、空间探测技术、导弹防御技术、计算机技术等领域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合作，合作内容已经从单纯的军品销售拓展至军事技术升级、联合研发、国防情报合作等方面。有统计表明，以色列已经成为印度的第二大武器进口来源，仅次于俄罗斯。特别是莫迪当选印度总理后，以色列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就向印度出售了约6.62亿美元的武器与相关服务，这一数字是此前三年以色列向印度出口武器的总和。
对于以色列和印度关系迅速发展的动机，目前学界有着不同的解释。较为传统的观点认为，印以关系的发展是因为二者拥有相似的“民主价值”、法律体系、高质量的教育体系、社会中普遍使用英语，以及被英国殖民或托管的历史因素等。包括以色列国内的十万多名印度犹太人，对于推动双方关系的发展更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也有不少人认为，双方关系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近年来印度快速崛起，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政治和地缘影响。印度一跃成为以色列商品和技术的重要出口市场，以及双方共同对抗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战略利益才是以印关系快速发展的根本动因。印度尼赫鲁大学库马拉斯瓦米教授则认为，由于成功地将中东和平进程问题从双边关系中逐渐“剥离”，印度对于和以色列关系的考量已经变得更为“成熟”。无论印度还是以色列，它们都只是将对方看作是“朋友”而非“盟友”，都没有表现出某种不切实际的期待，这正是双方关系走向“成熟”的表现。 对华政策上有不同声音
近年来，中国快速崛起也引起了以色列高度关注，并在以色列国内引发了一场有关对华政策的辩论。2014年5月，中国食品企业光明集团收购了以色列最大的食品公司特努瓦公司，旋即在以色列引起了争论。以色列议会经济委员会主席阿维夏·贝弗曼、前摩萨德主管埃弗拉姆·哈列维等公开反对，认为中国企业的收购行为不利于以色列国家安全。于是，有关中国对以色列投资的“安全性”问题也开始成为对华政策讨论的新议题。
目前以色列国内在对华政策上的观点主要有两种：第一种看法认为，以色列在发展对华关系方面应当有所保留，尤其不应向中国转让重要的技术和自然资源，或是允许中国企业参与以色列的基础设施建设。其原因在于，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政治立场、战略利益和根本目标与以色列国家利益不符。中国在中东地区的首要利益是能源资源，而这种能源依赖要求中国必须与伊朗、沙特等中东产油国保持良好关系，这很可能会有违以色列的利益和安全。此外，还有一些人认为，中国政府并未积极地保护知识产权，以色列与中国的学术合作、中国企业对以色列本土企业的收购和控制将使中国能够轻易地获得以色列的关键技术和资源。第二种观点则认为，随着中国崛起为世界性大国，以色列必须重视中国，并采取新的对华政策。比如，前面提到的谢爱伦教授就认为，“以色列应当认真地重新评估对于中国的政策”，以色列外交需要从传统的“维持”以色列对华关系进一步升级，采取更为主动的对华政策。在他看来，中国在以色列的投资促进而不是削弱了以色列的安全。比如，中国参与修建从红海港口埃拉特到地中海港口阿什杜德和海法的高速铁路，将有助于以色列降低对苏伊士运河的依赖，极大地增强以色列的战略地位。无独有偶，以色列海法大学教授约阿姆·艾夫伦也指出，以色列必须与中国建立更为强大的经济联系，任何旨在削弱中以经济合作的尝试不仅会削弱以色列经济，也会让以色列“失去对中国的影响力”。当然，只要以色列无法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它就必须审视与中国接近对美以关系造成的复杂性”。
讨论归讨论，这些分歧似乎并未影响中以关系的发展。中以贸易额已经从建交初期的5000万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上百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以色列在亚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也是以色列在全球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在文化和教育领域，以色列更是不遗余力地在华推动各种交流项目，以促使更多中国人了解以色列，并培养更为庞大的“亲以”社会群体。2014年底，以色列驻成都领事馆正式开馆，这是继香港、上海、广州之外，以色列在中国设立的第四家领事馆。中以关系也正在走向理性和成熟，双方在中东热点问题上的种种分歧似乎并未影响双边关系向前发展。
“向东”的步伐能走多远
除了印度和中国外，以色列“向东看”的目光还涵盖了其他亚洲国家，从贸易额超过20亿美元的日本、韩国到只有几百万美元的越南，从中亚地区的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到东南亚地区的泰国、印尼、菲律宾、新加坡等。2012年被以色列确定为“亚洲年”，这也可以看作是以色列进一步重视亚洲国家的象征。这是继上世纪90年代初以色列与亚洲国家关系大发展后的又一次飞跃。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以色列与亚洲国家关系发展主要得益于冷战终结与中东和平进程启动的话，那么这一次则主要得益于亚洲发展中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快速上升，以及当今国际格局的变迁。
鉴于以色列在中东乃至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以色列“向东看”的政策及其前景自然值得关注。就目前而言，决定这一政策前景的因素主要来自三个层面：首先是全球层面，如果未来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继续沿着当前的趋势发展下去，那么以色列寻找新的战略依赖的努力不仅不会减弱，还将进一步加强，而亚洲国家也将会是以色列能够倚重的战略区域。但不管怎样，在无法摆脱对美依赖的情况下，以色列在此领域的任何努力都会受制于其对美关系的考量。其次是地区层面，目前亚洲各国均已将对以关系与中东和平进程逐步脱钩，在阿拉伯世界进一步碎片化的背景下，和平进程似乎已经不再是以色列发展对亚洲各国关系的障碍。然而，考虑到不少亚洲国家存在着庞大的穆斯林群体，加上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不断高涨和阿以冲突再度激化的可能性，此起彼伏的中东热点问题对于以色列“向东看”战略的潜在影响不容忽视。最后是双边关系层面，说到底国家利益才是两国发展双边关系的主要动力。这些利益既可以体现为对于技术、市场、资源的需求，也可以体现为对安全、外交、政治和战略的借重。如果无法满足彼此的利益和期待，仅靠发展双边关系的美好愿望笃定是不会长久的。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研究西亚北非研究中心秘书长、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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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一路“向东”，王震，《世界知识》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