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俄罗斯的正式交往，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初，而上海与俄国的关系，始自1860年。156年前，俄国驻沪“编外领事馆”宣告成立。13年后，俄皇亚历山大二世之子阿列西士抵沪游览，1873年遂被称为“沪俄官方关系元年”。在上海，俄罗斯文化的深厚积淀，不经意间随处可见可感。这个城市曾是众多背井离乡俄罗斯人的新家园。
　　我的夫人王佩蒂是上海人，有些上海朋友便戏称我为“上海女婿”。因为这层关系，我对上海与俄罗斯关系的直观认识，也许比有些人稍为多一点。命运多舛的普希金纪念碑，高耸入云的中苏友好大厦，多次开、闭的俄国驻沪总领事馆，正章的高档洗染，老大昌的俄式糕点，百多年居住在霞飞路（今淮海路）的俄国侨民，一个个故事，在我脑海里刻下一道道印痕。
　　见证中俄关系史上重大历史性事件
　　上海在中俄交往史上，占有独特的一席之地。沪俄关系是中俄关系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俄友谊和人文交流源远流长，上海是这一友谊的发展，特别是中俄间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三年后，苏维埃政权就派马林等人到上海，与中国革命者商谈成立中国共产党事宜。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在上海举行。会议由马林主持，后因形势紧张，改到浙江南湖举行。代表们的路费、食宿费全由苏俄方面提供。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就在上海石库门。
　　1957年4月22日，访华的苏联国家元首伏罗希洛夫到上海参观访问，刘少奇委员长和宋庆龄副委员长亲自到机场迎接。次日，我国各大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欢迎盛况的报道，并冠以“申城万人空巷迎伏老”的大标题。1989年2月4日，邓小平在上海会见来访的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时，提出中苏要“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重要主张。1996年4月26日，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访问上海，与沪各界人士见面时，强调俄中两国是一个“联合体”、“共同体”。
　　15年前，中俄两国领导人共同倡导的，第一个以中国城市上海冠名的重要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在上海市正式成立。2006年6月14日，普京总统访问上海时，盛赞中国和上海在建设和改革开放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上述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在上海，这不是偶然的，表明她在中俄关系中的份量所在，反过来又有力地推动上海与俄罗斯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在20世纪末，中俄关系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港口和改革开放的前沿，在中俄建立和发展新型关系，继而深化全面战略协作的历史大潮中，始终站在最前列。
　　中俄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
　　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中国情结，对广大读者来说，也许并不陌生，但上海学者辜鸿铭1906年通过俄罗斯驻上海总领事布罗江斯基向列夫·托尔斯泰赠其名著《尊王篇》，托翁则给他回了一封令人动容的长信这一轶事，恐怕还鲜为人知。1986年5月17日，我陪一位领导人参观列夫·托尔斯泰博物馆时，看到了1906年9月13日这封信的手稿。托翁在信中写道：拜读了孔子和孟子一些书籍。中国人秉承儒家、道家和佛家的宗教而活于世，任何力量都无法将其战胜。这位大文豪还将自己对中国的研究成果结集出版，并把书名定为《致中国人的一封信——中国智慧》。令人称奇的是，刊登这封信汉译文的上海《东方》杂志，竟与托翁这封信手稿陈列在一起。该馆还展出托翁在英文版《道德经》两张页面上手书的俄译文。以上轶事是中俄两种文化互渗相融的明证。我国领导人告别时，博物馆馆长郑重地对他说，这位俄罗斯文学巨匠“晚年有个访华计划，可惜因故未能成行”。所幸的是，一百一十年过后，托翁一位孙子来华访问，才圆了祖父这个百年遗梦。
　　一讲到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就不能不想起我国的鲁迅。他们分别被誉为“十九世纪文化巨匠”，“二十世纪文化巨人”，而且都是划时代的大思想家。其实，两人有过长达30年的“同代岁月”。托翁常住在自己的庄园，鲁迅则留长迹于上海。在生存空间里，他们无缘相见，在思想空间里，二人却神差般相通。
　　在鲁迅上海住所的藏书中，关于列夫·托尔斯泰的书籍就有十多种，在其著作、书信中，谈到这位俄罗斯大作家的地方有近百处。在鲁迅心目中，托翁属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那类高人。1928年他在上海编辑《奔流》时，就特意编辑了《托尔斯泰百年纪念增刊》。对托氏那著名的“无抵抗主义”（通译，又译“不抵抗主义”），鲁迅的“二重反应”堪称一绝。他不仅称这位大文豪为“旧轨道的破坏者”，而且还将思维往前推进，说托翁“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另一方面，对这一托氏主张，鲁迅也并非盲目推崇，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它“旧性荡涤未尽，所以同情农民但并不主张阶级性斗争”，并坦言自己也带着旧营垒的包袱和重担。
　　列夫·托尔斯泰对中国也怀有一种大爱。他所读过的中国经典达30多种。他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德文向西方推介，甚至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介绍过孔子学说。当托翁被问及世界上哪些伟人对他的影响最大时，他答称，孔子、墨子的影响“很大”，老子的影响“巨大”。
　　苏联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与上海的缘分，也值得好好写一写。1959年秋，她随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来华巡演。大师在上海的演出，成为申城一个盛大节日。她当时已年届半百，只能跳《天鹅湖》《吉赛尔》等经典剧目的片断，尽管这样，仍受到上海观众们如痴如醉般热烈欢迎。曾有诗赞云：芭仙旋若陀螺，轻如雀羽。二十五年过后，乌兰诺娃在我国驻苏联大使馆做客时，向李则望大使兴奋地回忆起四分之一世纪前在华演出的盛况。她说，曾到过上百个外国城市，而在北京、上海的演出，让她最感荣幸与激动。她自豪地说，从小就听母亲讲那遥远中国的故事，可见，自己的中国情结始于儿时。
　　我本人有幸见过乌兰诺娃大师一次，在大使身旁听她讲那些绵绵细语，感到平淡中出神奇，悟到苏联芭蕾是这样炼成的。乌兰诺娃生前不同意为她立半身铜像。苏联政府为她举行的大型告别演出晚会，竟成了“几乎没有主角”的演出，她只看了几个节目就悄悄离去。 　　长期居住在上海的一些大文学家，都受益于俄罗斯文学细无声滋养。在鲁迅的《狂人日记》里，可以见到果戈里《狂人日记》的影子。巴金素有“中国的屠格涅夫”之誉。茅盾坦言，他在创作长篇小说《子夜》时，“尤其得益于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在上海成长的大翻译家戈宝权、梅益和薛范所译的俄罗斯作品，如普希金的诗作、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被许多人称为“地地道道的中国作品”。我国前外长李肇星曾给我讲过这样一段趣闻。有一次，他访问俄罗斯时，俄外长拉夫罗夫在俄外交别墅花园设晚宴款待。说着说着，这位外长突然站了起来，环视花园四周，仰望一下星空的月亮后，用深沉的低音郑重宣布：“现在请俄罗斯歌唱家演唱一首著名的中国民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欢迎李部长欣赏！”大家一听，顿了一两秒钟后才会心地哈哈大笑起来。一首苏联名曲，到了俄外长嘴里，却变成了一首“著名的中国民歌”！
　　与上海有不解之缘的京剧大师梅兰芳1935年的访苏演出，苏军红旗歌舞团的多次访沪演出，是中俄文化相互融合所开出的两朵奇葩。俄罗斯第二任驻华大使罗高寿告诉过我，梅兰芳访苏时，他有幸为大师当翻译。这位饮誉全球的戏剧大师的演出盛况空前。梅兰芳在演出之余，观摩了一些俄罗斯经典剧目的演出，还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同行们广泛交流心得体会。他说，从俄罗斯的戏曲、音乐、舞蹈中，可以汲取许多营养，将其糅合到自己表演中。苏联的戏剧大师们则盛赞京剧的特殊艺术魅力，特别是对梅兰芳那男旦的千姿百艳惊奇不已，认为从梅兰芳的表演艺术中，可以借鉴许多有益的东西。
　　苏军红旗歌舞团多次在沪演出盛况空前。演员们与上海工农商学兵的交流情景感人至深。每当歌唱家们用中文演唱中国歌曲时，听众们总是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我在莫斯科工作时，就多次感受过苏军红旗歌舞团演出的特殊魅力。每当中国国庆来临，苏联对外友协总要举行音乐会以示庆祝。这个歌舞团的成员是音乐会的“常客”。《我是一个兵》《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两个常唱常新的保留节目。苏军艺术家们用中文充满激情演唱这两首中国革命歌曲时，我总是听得热血沸腾，热泪盈眶。
　　《义勇军进行曲》由旅沪俄侨配器
　　我亲历亲闻的另一些轶事，也给中俄文化相互融合这一幸事作出令人信服的注脚。罗高寿大使有一次告诉我，《义勇军进行曲》1935年写出后，由旅沪俄侨夏亚夫配器。这首不朽音乐作品如此大气磅礴、气吞山河，这位俄罗斯音乐家可谓功不可没。夏亚夫还创作了一部名为《孟姜女》的歌舞剧。1946年春应宋庆龄之邀，夏亚夫率剧团在上海兰心大戏院演出此剧，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募集善款，宋庆龄、宋美龄两姐妹出席观看演出。一位俄罗斯音乐家，用音符来诠释一个中国古老神话，这种创新很值得称赞！
　　1984年春，上海女高音歌唱家胡小平访问苏联期间，在俄音乐演出最高殿堂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演出厅，用俄文演唱了《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叶甫根尼·奥涅金》两部俄罗斯经典歌剧的选曲，得到了一阵阵如潮般掌声。演出结束后，这位上海女歌唱家被热情的听众团团围住，“美妙绝伦”、“不可思议”、“唱得比俄罗斯演员还好”等赞誉声此起彼伏，让我这个译员忙得不可开交，顾此失彼。
　　胡晓平演出后不久，苏联作曲家西杰利尼科夫的“奇异畅想曲”《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在该演出厅与听众见面。还在演出前半年，这位作曲家就对我说，上海歌唱家周小燕一次访苏时，向苏联音乐家们介绍了杜甫这部伟大作品。他感动于诗作的人道主义情怀和社会主义萌芽的内核，便产生了创作的强烈冲动。
　　中俄关系历经风风雨雨，经过双方领导人的共同努力，现在正处于一个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阶段。上海一直珍藏着对俄罗斯的美好记忆，并努力在不同时期为两国关系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历史照进未来，未来更加辉煌。上海依托与俄罗斯的深厚渊源，以其喷涌的经济活力和兼收并蓄的人文情怀，为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不断续写出新的灿烂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