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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师》：林教授您好！作为一位在美国大学工作的华裔教授，您如何看待今日大学教育的国际化？
林静：美国大学从许多渠道为学生提供了国际化的机会，如联邦政府、各州政府、各学校都自行设立国际交流项目等。但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应该注重国际化的双边效益问题。例如，美国将本土学生通过各种项目送到北师大来交流、学习，对于美国学生而言，他们无疑能从中获得发展。对于北师大这类接收机构而言，应该更注意应用这批“资源”，实现自身的收益。此外，当今大学的国际化指向应该越来越具体、明确，你是来提供服务还是教学都应该是接收方需要注意细化的问题，不能将国际化项目仅仅作为出境旅行的实现途径。
《中国教师》：具体来说，您认为大学国际化的重心应放在哪个主体上，教师还是学生？
林静：两方面都应兼顾。教师的国际化程度应该也是大学的责任之一，但教师的国际化往往是通过各种项目，例如某些研究经费可以为教师提供参加国际性会议的经费，或者美国政府设立的富布赖特项目，或者自己去申请做访问学者，或者与国际学者进行科研合作等。也就是说，教师主要是从研究和教学的层面上进行国际合作，而学生主要是出国学习或服务。因此，应该规定好不同主体进行国际化的任务。
《中国教师》：刚刚您在会议上阐述了在美的华裔家长如何关注大学入学的故事。那您认为美国大学的招生过程是否存在对本国学生的偏向性呢？
林静：在美国大学负责筛选学生入学的并非大学教授本身，而是专门的招生办公室（Admission Office）。招生办公室的录取标准不仅仅是学生的成绩，他们很大程度上会关注学生作为社会公民的参与度和领导力，如为社会提供服务、本身是否有创新能力等。以往有很多学生在申请美国大学时仅仅专注在考试成绩上，后来渐渐发现成绩并不足以帮助他们申请大学，你一定要有社团或社区生活的参与经验，需要在学业成绩和社会实践中寻找一个平衡点。
美国大学的总体入学比例比较高。为了促进社会公平，对于美国的少数族裔学生和贫困家庭学生，美国大学会给他们提供一些优惠入学政策，例如他们可能成绩比较低但仍可以进入不错的大学，并获得奖学金资助。因为美国大学的理念是，如果不在大学入学时给予这部分弱势群体一定的帮助，那么，他们与其他群体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但对于亚裔学生而言，比如中国人，他们的学业成绩在美国高中生群体中算是优秀的，如果所有大学的专业都以学业成绩为录取标准，那就会剥夺其他族裔学生的入学权利。像今天上午格洛丽亚教授所说的在美国的确是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保障整个种族之间的平等，是保障机会平等，而不是只看成绩。今天北京大学的文东茅教授所讲的非常重要，在国内大家认为高考就是很平等，但事实上按照中国目前的这种方式来看，农村和城市就是不平等，特别是有权、有势、有钱的家庭与贫困家庭相比较更是不平等的。所以在我看来，其实中国农村的学生在大学入学方面应该得到相应的照顾，但好像并没有人关注这个问题。
《中国教师》：我注意到美国很多州都会针对州内少数族裔、贫困家庭学生设立资助项目，帮助他们接受高等教育。但一部分大学教授认为通过这种特殊渠道进入大学的学生可能不如其他学生优秀。您怎么看待这种入学后的“歧视”？
林静：美国高等教育的主管机构是州政府，尤其是州立大学，既然从纳税人处获得经费就的确应该从政策上倾向于州内公民，这一点在美国是没有疑义的。至于你说的入校后“歧视”问题，其实在这类政策刚开始实施时可能存有这种看法，但近几年通过资助项目进入大学的学生群体中的优秀率越来越高，很多优秀的少数族裔学生在进入大学后也可以与其他学生比肩。重要的一点是，“优秀”是个很相对的概念，在中国可能认为优秀就是成绩好，但在美国标准是很多样的。例如美国的非裔学生在篮球、踢踏舞、唱歌等领域有着别的族裔学生不可比拟的优势，如果以这些领域为评判标准的话，你能选出谁更优秀吗？所以总的来说，现在的评价标准都不是很公平，还是更强调头脑的分析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
《中国教师》：像您所说的美国大学招生其实并不太看重分数这种客观因素，而是靠招生办公室来筛选简历，那我是不是能理解为这种方式有点过于主观？
林静：招生办公室的主要评价依据是看考生写的个人自述能不能特别触动他，也就是说看考生个人是不是真的有自己独特的东西，例如能凸显你的创造性、幽默感、领导意识或同情心等多个方面。因为对于审核材料的官员而言，他们每天阅读的申请材料都是大同小异，尤其学术成绩上相差十几、二十分的根本就是微小的差距，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主要还是看学生的特质。毫无疑问，这种评审方式是很主观的，但也并非完全不可控。每个学校都还是有一个自己默认的录取范围。
《中国教师》：林教授，最后您能跟我们谈谈您眼中大学教育质量的提升问题吗？
林静：我最近在3所民办大学做了一个项目，是关于学生能动性、参与性和创新性的教学理论与实践。我觉得现在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提高最关键是要落实到学生的学习上，要让学生在学习的时候真正把自己的潜能开发出来，包括他的个体能力、意识、兴趣等。比如课程内容，美国大学的课程内容的量要比国内大学多很多，而且很多元化、多样化。教授本身有很大的权力决定整堂课的内容，包括如何安排课程框架，如何选择课程内容等。而对学生的评估则整个渗透了对学生能动性、参与性与创新性三个方面的考查。学生必须要参与到课程中来，参与本身也是一种学习。但目前国内大学却完全不把参与当作一种学习，其实参与、付出、讨论、研究都是一种学习。还有一点，我认为国内外大学是很不一样的。国内特别注重课内学习，而在国外大学，学生需要在课前做的功课特别多，需要有备而来地进入课堂、参与讨论。所以，我认为能否提高大学教育质量的关键是把学生视为被动的人还是主动的人。只有让学生主动地、创新地参与到学习中，才能真正地提升教育质量，而不能只是简单地将知识塞进脑子里。教师只能起到引导作用，关键在于学生自己。
《中国教师》：那在您眼中推动教育改革的关键途径是什么呢？
林静：在国外，教育改革、质量提升等问题全部都是由教授自己决定，是一种托管模式。我在国外给学生们上课时的课程规划都是自己决定，包括如何提高这门课的学生参与、教育质量等都需要自己动脑去设计，而不是说上面的管理层给我定了很多很多的规定。现在国内对大学课程内容的干涉好像越来越多了，我看了一下大学评估的要求觉得十分震惊，校内评估、校外评估、自我评估、政府评估、学生评估，这么一大堆名目的评估其实都是程序性工作，容易分散教师真正用于改进课程教学质量的精力。许多访问学者告诉我，他们50%的时间都用来填写各种表格。还有一个问题是，各种规定都特别的严苛，例如教师对学生论文的评价字数一定要80个，以至于很多教师都已经成为熟练工，一下笔就是79～81个字，十分精确。这既是一则笑谈，也透露着些许的无奈。在美国大学，教授的话语权是很强的，尤其是与学术相关的事务，教授更是主导。就算是行政事务，教授们也有很强的发言权。但在国内大学，教授总是处于最低一级，对学校事务的话语权很弱。
《中国教师》：我只在美国访学了一年，我最深刻的体会是美国大学办公室的教学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特别强，真的是服务而不是管理。
林静：对！在美国大学，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职责完全就是服务，如何服务好学生、如何服务好教师、如何确保整个大学顺利运作就是判断他们工作质量的重要依据。在国内，情况就很不一样，很多时候只要你有一定的职务，就能对教师、学生颐指气使。所以如何营造一个更友善的学术环境，解决教师和学生的后顾之忧也是提升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之一。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责任编辑：林静）
林静：美国大学从许多渠道为学生提供了国际化的机会，如联邦政府、各州政府、各学校都自行设立国际交流项目等。但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应该注重国际化的双边效益问题。例如，美国将本土学生通过各种项目送到北师大来交流、学习，对于美国学生而言，他们无疑能从中获得发展。对于北师大这类接收机构而言，应该更注意应用这批“资源”，实现自身的收益。此外，当今大学的国际化指向应该越来越具体、明确，你是来提供服务还是教学都应该是接收方需要注意细化的问题，不能将国际化项目仅仅作为出境旅行的实现途径。
《中国教师》：具体来说，您认为大学国际化的重心应放在哪个主体上，教师还是学生？
林静：两方面都应兼顾。教师的国际化程度应该也是大学的责任之一，但教师的国际化往往是通过各种项目，例如某些研究经费可以为教师提供参加国际性会议的经费，或者美国政府设立的富布赖特项目，或者自己去申请做访问学者，或者与国际学者进行科研合作等。也就是说，教师主要是从研究和教学的层面上进行国际合作，而学生主要是出国学习或服务。因此，应该规定好不同主体进行国际化的任务。
《中国教师》：刚刚您在会议上阐述了在美的华裔家长如何关注大学入学的故事。那您认为美国大学的招生过程是否存在对本国学生的偏向性呢？
林静：在美国大学负责筛选学生入学的并非大学教授本身，而是专门的招生办公室（Admission Office）。招生办公室的录取标准不仅仅是学生的成绩，他们很大程度上会关注学生作为社会公民的参与度和领导力，如为社会提供服务、本身是否有创新能力等。以往有很多学生在申请美国大学时仅仅专注在考试成绩上，后来渐渐发现成绩并不足以帮助他们申请大学，你一定要有社团或社区生活的参与经验，需要在学业成绩和社会实践中寻找一个平衡点。
美国大学的总体入学比例比较高。为了促进社会公平，对于美国的少数族裔学生和贫困家庭学生，美国大学会给他们提供一些优惠入学政策，例如他们可能成绩比较低但仍可以进入不错的大学，并获得奖学金资助。因为美国大学的理念是，如果不在大学入学时给予这部分弱势群体一定的帮助，那么，他们与其他群体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但对于亚裔学生而言，比如中国人，他们的学业成绩在美国高中生群体中算是优秀的，如果所有大学的专业都以学业成绩为录取标准，那就会剥夺其他族裔学生的入学权利。像今天上午格洛丽亚教授所说的在美国的确是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保障整个种族之间的平等，是保障机会平等，而不是只看成绩。今天北京大学的文东茅教授所讲的非常重要，在国内大家认为高考就是很平等，但事实上按照中国目前的这种方式来看，农村和城市就是不平等，特别是有权、有势、有钱的家庭与贫困家庭相比较更是不平等的。所以在我看来，其实中国农村的学生在大学入学方面应该得到相应的照顾，但好像并没有人关注这个问题。
《中国教师》：我注意到美国很多州都会针对州内少数族裔、贫困家庭学生设立资助项目，帮助他们接受高等教育。但一部分大学教授认为通过这种特殊渠道进入大学的学生可能不如其他学生优秀。您怎么看待这种入学后的“歧视”？
林静：美国高等教育的主管机构是州政府，尤其是州立大学，既然从纳税人处获得经费就的确应该从政策上倾向于州内公民，这一点在美国是没有疑义的。至于你说的入校后“歧视”问题，其实在这类政策刚开始实施时可能存有这种看法，但近几年通过资助项目进入大学的学生群体中的优秀率越来越高，很多优秀的少数族裔学生在进入大学后也可以与其他学生比肩。重要的一点是，“优秀”是个很相对的概念，在中国可能认为优秀就是成绩好，但在美国标准是很多样的。例如美国的非裔学生在篮球、踢踏舞、唱歌等领域有着别的族裔学生不可比拟的优势，如果以这些领域为评判标准的话，你能选出谁更优秀吗？所以总的来说，现在的评价标准都不是很公平，还是更强调头脑的分析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
《中国教师》：像您所说的美国大学招生其实并不太看重分数这种客观因素，而是靠招生办公室来筛选简历，那我是不是能理解为这种方式有点过于主观？
林静：招生办公室的主要评价依据是看考生写的个人自述能不能特别触动他，也就是说看考生个人是不是真的有自己独特的东西，例如能凸显你的创造性、幽默感、领导意识或同情心等多个方面。因为对于审核材料的官员而言，他们每天阅读的申请材料都是大同小异，尤其学术成绩上相差十几、二十分的根本就是微小的差距，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主要还是看学生的特质。毫无疑问，这种评审方式是很主观的，但也并非完全不可控。每个学校都还是有一个自己默认的录取范围。
《中国教师》：林教授，最后您能跟我们谈谈您眼中大学教育质量的提升问题吗？
林静：我最近在3所民办大学做了一个项目，是关于学生能动性、参与性和创新性的教学理论与实践。我觉得现在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提高最关键是要落实到学生的学习上，要让学生在学习的时候真正把自己的潜能开发出来，包括他的个体能力、意识、兴趣等。比如课程内容，美国大学的课程内容的量要比国内大学多很多，而且很多元化、多样化。教授本身有很大的权力决定整堂课的内容，包括如何安排课程框架，如何选择课程内容等。而对学生的评估则整个渗透了对学生能动性、参与性与创新性三个方面的考查。学生必须要参与到课程中来，参与本身也是一种学习。但目前国内大学却完全不把参与当作一种学习，其实参与、付出、讨论、研究都是一种学习。还有一点，我认为国内外大学是很不一样的。国内特别注重课内学习，而在国外大学，学生需要在课前做的功课特别多，需要有备而来地进入课堂、参与讨论。所以，我认为能否提高大学教育质量的关键是把学生视为被动的人还是主动的人。只有让学生主动地、创新地参与到学习中，才能真正地提升教育质量，而不能只是简单地将知识塞进脑子里。教师只能起到引导作用，关键在于学生自己。
《中国教师》：那在您眼中推动教育改革的关键途径是什么呢？
林静：在国外，教育改革、质量提升等问题全部都是由教授自己决定，是一种托管模式。我在国外给学生们上课时的课程规划都是自己决定，包括如何提高这门课的学生参与、教育质量等都需要自己动脑去设计，而不是说上面的管理层给我定了很多很多的规定。现在国内对大学课程内容的干涉好像越来越多了，我看了一下大学评估的要求觉得十分震惊，校内评估、校外评估、自我评估、政府评估、学生评估，这么一大堆名目的评估其实都是程序性工作，容易分散教师真正用于改进课程教学质量的精力。许多访问学者告诉我，他们50%的时间都用来填写各种表格。还有一个问题是，各种规定都特别的严苛，例如教师对学生论文的评价字数一定要80个，以至于很多教师都已经成为熟练工，一下笔就是79～81个字，十分精确。这既是一则笑谈，也透露着些许的无奈。在美国大学，教授的话语权是很强的，尤其是与学术相关的事务，教授更是主导。就算是行政事务，教授们也有很强的发言权。但在国内大学，教授总是处于最低一级，对学校事务的话语权很弱。
《中国教师》：我只在美国访学了一年，我最深刻的体会是美国大学办公室的教学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特别强，真的是服务而不是管理。
林静：对！在美国大学，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职责完全就是服务，如何服务好学生、如何服务好教师、如何确保整个大学顺利运作就是判断他们工作质量的重要依据。在国内，情况就很不一样，很多时候只要你有一定的职务，就能对教师、学生颐指气使。所以如何营造一个更友善的学术环境，解决教师和学生的后顾之忧也是提升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之一。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责任编辑：林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