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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与革命，毕竟是两件事。读书取代不了革命，革命也取代不了读书。毛泽东1964年8月25日对一个外国青年学生代表团说，“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书教育我们怎样革命，但是也不等于读了书就知道如何革命了，读革命的书是一件事情，实行革命又是一件事情。”这是他的经验之谈。正是在“实行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感到，把书本理论运用到革命实践殊为不易，若光有实际经验没有理论认知，也会蹒跚而行。因此，在实行革命的风云途中，他始终把读书视为获取思想资源以促实践的重要途径。
从1921年到1935年这14年间，毛泽东先后领导工人罢工、主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主办报纸刊物、从事农民运动、领导红军打仗、创建革命根据地、主持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工作，参加和领导长征，他依书仗剑，一路风云起伏，干得轰轰烈烈，又惊又险，甚至九死一生。他逐步从一介书生，成长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政治家和战略家。这期间东奔西跑、南征北战，有计划的书斋式阅读少了，但读书的作用却更加具体和实际了。
编书：从宣传到农运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阅读，和他作为革命活动家、宣传家的关联很大。他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名副其实地搞宣传，除主编宣传部刊物《政治周报》以外，还阅读和指导一些地区和部门办的报刊。此后专注农民运动，主要途径也是宣讲教育，还是离不开和书刊打交道。
确切记载毛泽东这期间读书活动的材料不多，但他下功夫编纂的两套丛书，可反映他当时阅读和思考的重点所在。
据毛泽东1926年5月20日在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的《宣传工作报告》，他主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期间，实施了一套5辑60本的《国民运动丛书》编纂计划。这个计划制定得很详细，具体编纂书目为毛泽东开列，主要有国际政治经济、世界革命运动、国民党思想及其策略、苏俄研究、国内政治经济5个方面的内容。为使这套丛书能够切实发挥宣传普及作用，他要求每册字数至多12000字，不能在这个规模内编纂成书的，如《中国近百年史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等，可以分册出版。
对一些小册子，应该怎么编纂，毛泽东也具体作了说明。例如，关于《中国近百年史略》，他要求“此书应注意外交之失败及民族思想之发展，不宜纯记政治成为一姓家传”。关于《从原始共产社会到封建社会》，他注明：“有一书可以依据，原书为俄人某所著，纯以唯物史观为根据解释过去历史。原为三本世界史略，今拟分为三册分题三名，则分合皆便，或可加小题曰‘世界史略之一’”。这里说的苏俄人写的“世界史略”，尚不知原著书名，但为他读过无疑。关于《将来之国际大战》，他注明，“此为各帝国主义国家武力与苏俄武力之比较及新式战备之研究，取材于俄国军事委员长福龙斯（伏龙芝）之论文”。关于《中国国民党史概论》和《孙文主义》两本书，他提出“由中央委员担任编辑，不另征稿”。
为完成这个编纂计划，毛泽东还聘请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中共早期党员沈雁冰（茅盾），担任驻沪编纂干事。茅盾晚年在回忆录里说：这套《国民运动丛书》，“对当时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都有重大教育意义。这套丛书究竟出了几种，现在记不清了。”
1926年5月底，毛泽东被迫辞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之职，专任广州农民运动第六届讲习所所长。这届讲习所招收了来自20个省区的300多名学员。除了亲自给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等课程外，他推动工作的重要办法，主要是通过调查研究和编书读书来宣传理论政策，进行思想教育。他曾带学员到韶州和海丰农村调查实习，还把学员按省组成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主持拟定租赋、田赋、地主来源、主佃关系、抗租减租、农村组织状况、农民观念、民歌等36个调查项目，要求学员根据家乡情况如实填写，由此形成各省农村的调查材料。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把当时搜集到的国内外有关农民运动、农民政策的文献和农讲所教员对农民问题的专题研究，以及学员们的调查材料等，汇集起来，编纂了一套《农民问题丛刊》，目的是总结推广国内外农民运动经验和理论，以促进和指导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
丛刊第一集出版时，毛泽东专门写了一篇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序言，开篇即称：“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这些道理，一直到现在，即使在革命党里面，还有许多人不明白。”编这套丛刊的现实针对性，鲜明道出。
这套丛刊计划出版52种，实际出版了26种。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列宁与农民》《俄国农民与革命》《中国农民问题研究》《土地与农民》《社会革命与农民运动》《日德意三国之农民运动》《孙中山先生对农民的训话》《中国国民党之农民政策》《革命政府对于农民运动宣言》《广东农民运动概述》《湖南农民运动目前的策略》等。这些小册子的印发，为大革命时期各地从事农运的骨干，提供了系统学习和研究的材料，在宣传革命思想、提供政策指导、推广农运经验、传播知识信息等方面，起到很实在的作用。
用编书的方式，来推进国民革命和农民运动的宣传教育，表明毛泽东当时的阅读，主要是围绕自己的工作内容展开，这就使他在理论上的思考，比此前鲜明和具体许多，一些主张在当时也走在了国民革命的前列。
在阅读了解马克思主义方面，毛泽东这期间围绕国民革命和农民运动实践需要，有所拓展。在《国民运动丛书》中，他计划编译一本《马克思的历史方法》，一本《马克思论东方民族革命》。关于后一本，他注明“此共荐论文三篇，极关重要”。还有一本《妇女运动解放小史》，他注明，这本书以德国共产党人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为蓝本。在1926年3月写的《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一文中，他还介绍了苏联郭范仑科《新社会观》中关于巴黎公社的论述。在广东农讲所为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课程时，他直接引用刚刚出版的列宁《国家与革命》的论述，来解释国家的性质和制度，并说，《国家与革命》把国家说得很清楚，“国家于革命后，一切制度都要改变的”。收入《农民问题丛刊》的《列宁与农民》，是一个叫谢文锦的共产党人撰写的，1925年4月发表在《新青年》上面，是当时系统介绍列宁论述农民问题的重要文献。
山沟沟里的“知识饥荒”
1927年夏天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转入土地革命，由此也改变了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从1927年领导秋收起义开始，他主要在偏远山区活动。环境变了，读书条件顿失，常常是无书可读。这与青年时代的读书，建党时期的卖书，大革命时期的编书，形成强烈反差。在井冈山时，有次打下一个土围子，他到地主家里想找本《三国演义》来读，得到的回答是，“没有了，没有了，被共产了”。很是失望。毛泽东后来几次提到此事。
那时，他最渴望读到的，还不是《三国演义》这类中国传统书籍，而是马列著作。原因很明显，马列理论对教育成分复杂的红军官兵，对解释土地革命时遇到的问题，更直接有用。于是，井冈山时期，他把《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这类马克思主义启蒙读物油印出来，发到各个连队学习。
1929年1月下井冈山后，转战赣南闽西，阅读条件又差了一些。少书读，给毛泽东带来难以忍受的精神饥渴。为聊作“充饥”，他在福建上杭甚至找来两本当时中学生使用的《模范英文读本》，津津有味地念将起来。这年11月，他在福建长汀分别给上海中央和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写信，提出的要求就是寄些书刊来。给李立三的信中说：“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在给中央的信中，则明确希望将党内出版的斯大林《列宁主义概论》（即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和瞿秋白《俄国革命运动史》寄来，还说：“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请垫付”“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可惜，毛泽东“另请购书”的书单，没有保存下来，他当时想读哪些书不得而知。
从1921年到1935年这14年间，毛泽东先后领导工人罢工、主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主办报纸刊物、从事农民运动、领导红军打仗、创建革命根据地、主持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工作，参加和领导长征，他依书仗剑，一路风云起伏，干得轰轰烈烈，又惊又险，甚至九死一生。他逐步从一介书生，成长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政治家和战略家。这期间东奔西跑、南征北战，有计划的书斋式阅读少了，但读书的作用却更加具体和实际了。
编书：从宣传到农运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阅读，和他作为革命活动家、宣传家的关联很大。他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名副其实地搞宣传，除主编宣传部刊物《政治周报》以外，还阅读和指导一些地区和部门办的报刊。此后专注农民运动，主要途径也是宣讲教育，还是离不开和书刊打交道。
确切记载毛泽东这期间读书活动的材料不多，但他下功夫编纂的两套丛书，可反映他当时阅读和思考的重点所在。
据毛泽东1926年5月20日在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的《宣传工作报告》，他主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期间，实施了一套5辑60本的《国民运动丛书》编纂计划。这个计划制定得很详细，具体编纂书目为毛泽东开列，主要有国际政治经济、世界革命运动、国民党思想及其策略、苏俄研究、国内政治经济5个方面的内容。为使这套丛书能够切实发挥宣传普及作用，他要求每册字数至多12000字，不能在这个规模内编纂成书的，如《中国近百年史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等，可以分册出版。
对一些小册子，应该怎么编纂，毛泽东也具体作了说明。例如，关于《中国近百年史略》，他要求“此书应注意外交之失败及民族思想之发展，不宜纯记政治成为一姓家传”。关于《从原始共产社会到封建社会》，他注明：“有一书可以依据，原书为俄人某所著，纯以唯物史观为根据解释过去历史。原为三本世界史略，今拟分为三册分题三名，则分合皆便，或可加小题曰‘世界史略之一’”。这里说的苏俄人写的“世界史略”，尚不知原著书名，但为他读过无疑。关于《将来之国际大战》，他注明，“此为各帝国主义国家武力与苏俄武力之比较及新式战备之研究，取材于俄国军事委员长福龙斯（伏龙芝）之论文”。关于《中国国民党史概论》和《孙文主义》两本书，他提出“由中央委员担任编辑，不另征稿”。
为完成这个编纂计划，毛泽东还聘请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中共早期党员沈雁冰（茅盾），担任驻沪编纂干事。茅盾晚年在回忆录里说：这套《国民运动丛书》，“对当时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都有重大教育意义。这套丛书究竟出了几种，现在记不清了。”
1926年5月底，毛泽东被迫辞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之职，专任广州农民运动第六届讲习所所长。这届讲习所招收了来自20个省区的300多名学员。除了亲自给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等课程外，他推动工作的重要办法，主要是通过调查研究和编书读书来宣传理论政策，进行思想教育。他曾带学员到韶州和海丰农村调查实习，还把学员按省组成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主持拟定租赋、田赋、地主来源、主佃关系、抗租减租、农村组织状况、农民观念、民歌等36个调查项目，要求学员根据家乡情况如实填写，由此形成各省农村的调查材料。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把当时搜集到的国内外有关农民运动、农民政策的文献和农讲所教员对农民问题的专题研究，以及学员们的调查材料等，汇集起来，编纂了一套《农民问题丛刊》，目的是总结推广国内外农民运动经验和理论，以促进和指导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
丛刊第一集出版时，毛泽东专门写了一篇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序言，开篇即称：“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这些道理，一直到现在，即使在革命党里面，还有许多人不明白。”编这套丛刊的现实针对性，鲜明道出。
这套丛刊计划出版52种，实际出版了26种。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列宁与农民》《俄国农民与革命》《中国农民问题研究》《土地与农民》《社会革命与农民运动》《日德意三国之农民运动》《孙中山先生对农民的训话》《中国国民党之农民政策》《革命政府对于农民运动宣言》《广东农民运动概述》《湖南农民运动目前的策略》等。这些小册子的印发，为大革命时期各地从事农运的骨干，提供了系统学习和研究的材料，在宣传革命思想、提供政策指导、推广农运经验、传播知识信息等方面，起到很实在的作用。
用编书的方式，来推进国民革命和农民运动的宣传教育，表明毛泽东当时的阅读，主要是围绕自己的工作内容展开，这就使他在理论上的思考，比此前鲜明和具体许多，一些主张在当时也走在了国民革命的前列。
在阅读了解马克思主义方面，毛泽东这期间围绕国民革命和农民运动实践需要，有所拓展。在《国民运动丛书》中，他计划编译一本《马克思的历史方法》，一本《马克思论东方民族革命》。关于后一本，他注明“此共荐论文三篇，极关重要”。还有一本《妇女运动解放小史》，他注明，这本书以德国共产党人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为蓝本。在1926年3月写的《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一文中，他还介绍了苏联郭范仑科《新社会观》中关于巴黎公社的论述。在广东农讲所为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课程时，他直接引用刚刚出版的列宁《国家与革命》的论述，来解释国家的性质和制度，并说，《国家与革命》把国家说得很清楚，“国家于革命后，一切制度都要改变的”。收入《农民问题丛刊》的《列宁与农民》，是一个叫谢文锦的共产党人撰写的，1925年4月发表在《新青年》上面，是当时系统介绍列宁论述农民问题的重要文献。
山沟沟里的“知识饥荒”
1927年夏天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转入土地革命，由此也改变了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从1927年领导秋收起义开始，他主要在偏远山区活动。环境变了，读书条件顿失，常常是无书可读。这与青年时代的读书，建党时期的卖书，大革命时期的编书，形成强烈反差。在井冈山时，有次打下一个土围子，他到地主家里想找本《三国演义》来读，得到的回答是，“没有了，没有了，被共产了”。很是失望。毛泽东后来几次提到此事。
那时，他最渴望读到的，还不是《三国演义》这类中国传统书籍，而是马列著作。原因很明显，马列理论对教育成分复杂的红军官兵，对解释土地革命时遇到的问题，更直接有用。于是，井冈山时期，他把《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这类马克思主义启蒙读物油印出来，发到各个连队学习。
1929年1月下井冈山后，转战赣南闽西，阅读条件又差了一些。少书读，给毛泽东带来难以忍受的精神饥渴。为聊作“充饥”，他在福建上杭甚至找来两本当时中学生使用的《模范英文读本》，津津有味地念将起来。这年11月，他在福建长汀分别给上海中央和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写信，提出的要求就是寄些书刊来。给李立三的信中说：“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在给中央的信中，则明确希望将党内出版的斯大林《列宁主义概论》（即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和瞿秋白《俄国革命运动史》寄来，还说：“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请垫付”“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可惜，毛泽东“另请购书”的书单，没有保存下来，他当时想读哪些书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