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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01-1911年间，风云变幻的时局极大地影响了出版书籍的种类，此时的上海已经发展为了当时全国的出版中心。发行于上海的《申报》，因纯盈利的定位使广告成为了其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的《申报》当中所刊载的大量书籍广告，其自身所具有着强烈的时代特性，和对书籍出版业品牌意识不断增强的体现，鲜明地折射了此时的时局社会与上海书籍出版业的发展状况。
一、《申报》书籍广告中的时代特性
1901-1911年十一年间，晚清政局动荡不安，中国自古以来的民族自信力在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淫威下最终丧失待尽，洋货均为上等、“全面学习西方”的这种思想充斥于全国上下。而从清末新政的科举改制开始，接踵而至的诸多“国之巨变”[1]（如废科举，开办新式学堂，预备仿行宪政等等）亦无一不对这一时期的出版的书籍性质与种类造成了极大影响。书籍作为书籍广告所宣传的商品本身，是使书籍广告最不同于《申报》上所刊载的其他商品广告的重要原因。书籍本身所具有的不同于其他商品的特殊特征使得书籍广告在宣传书籍所表现的特征当中亦有着其他类型广告所不具有的特殊性，即书籍所具有的时代性使得书籍广告被赋予了的特殊时代特性。此处以《申报》书籍广告中所宣传的部分具有时代特性的书籍为例，通过不同时期的四个“国之巨变”以及时局变化来进行进一步的说明。
（一）新学与旧学的激烈碰撞
1901年初，清廷下旨改革，新政开始。因“注重实学”，大量关于学习西方经济技术政府官制制度的书籍，以及随科举改制而出现的用以助士子考就功名的应试之书籍皆相继出版，这些种类的书籍在《申报》书籍广告中均有可见，如1901年10月5日《申报》第10版《五洲政治通考》、《皇朝经济文编》《小试新学准绳》等等。同时，此前因19世纪末寻求国家未来出路而早已闹的沸沸扬扬的新旧学之争，更因此时新政中注重西方实学而愈演愈烈。1901年9月16日第10版有《四书义经正篇》广告言：“举人根本必在四书，四书之义不明，虽有他才，终为无本，今值朝廷更行新政，废八股，而试策论尤以各项考试必归重于四书五经，则四书义之取重不言可喻。”文中对清廷重实学的强烈抨击与毫不避讳可看出旧学人士仍对旧学有着足够强大的信心。
據前人研究，1901年《申报》书籍广告中，新学书籍广告199次，占比38.1%，旧学书籍广告218次，占比41.68%[2]，新旧学的激烈碰撞在书籍广告数据上便由此可见一斑，这种新旧学激烈冲突的状态，几至清廷正式下旨废除科举之后才渐息。
（二）新式教育的迅速崛起
1902年和1903年，清廷连续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与《奏定学堂章程》，1905年科举考试正式变成历史，新式学堂亦得到了发展，近代中国的教育就此开始慢慢走进新式教育的时代。在这种形势的影响下，各大出版机构迅速编写点校新式教育教科书，而这些教科书的广告亦犹如雨后春笋一般以极大篇幅版面迅速出现在《申报》书籍广告当中。同时随着新式教育在有利良好的政治环境下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出版机构进入了教科书的编印与出版队列。
据统计，1903-1911年间在《申报》上刊登过新式教科书广告的，便有15家出版机构，而教科书种类的书籍广告从1903年12月25日第一则新式教科书广告出现开始至1911年，其在《申报》书籍广告中历年均有占比，具体数据如下：1903年占比0.8%，1904年19.2%，1905年26.3，1906年39.4%，1907年20.0%，1908年20.2%，1909年25.0%，1910年11.9%，1911年22.8%。同时这9年间，新式教科书广告的平均占比率为20.62%，该数据对于这一时期《申报》书籍广告来说具体占比为多大，意义如何，只要相比下文其他时期的具有时代性质书籍的书籍广告所占比例数据，自然不言而喻。
（三）日俄战争
1904年2月8日，日俄战争爆发，并将战火引至中国东北地区。战争爆发几日后《申报》便开始于头版进行日俄战事相关新闻的报导以及其他报刊机构的新闻转载与翻译。全国舆论氛围对日俄战争战况的重视，使得商务印书馆看到了此时书籍市场中存在的商机。商务印书馆于1904年4月13日《申报》第6版刊登了广告“当今必读之书俄罗斯第一编第二编出版”，连出四编并于《申报》继续刊登第三编第四编之广告。同月27日第4版刊登“商务印书馆新编日俄战纪第一册出版”广告，连出二十册，相对应的书籍广告则是在《申报》上刊载至1905年8月。同时，商务印书馆还借势出版了《日俄战争写真相图集》四集（只有其中二、四两集于《申报》上刊载广告）、《新译满洲地志》等书籍。从统计数据来看，以《申报》书籍广告中《俄罗斯》《日俄战纪》《日俄战争写真相图》三部书籍的广告刊登次数为例，1904年共刊载广告81次，占当年书籍广告总数的5.78%，1905年共63次，占7.40%，这亦是这一时期《申报》书籍广告中根据时事变化选择刊载何种书籍广告，并调整书籍广告出现频率的体现。
（四）预备立宪与地方自治
1906年9月1日，清廷下旨宣布预备仿行宪政，为期九年，同时派五大臣出国考查，至此，全国掀起了的立宪狂潮。同年10月，商务印书馆便在《申报》上刊载了“新译日本法规大全预约广告”，开启了这一时期《申报》中与立宪及清廷法律相关的政法类书籍广告之先河。随后，诸多出版机构开始接连出版立宪、法学以及谘议局制度地方自治议员选举等方面的相关书籍并在《申报》上刊登广告。以立宪制度和地方自治谘议局选举相关书籍广告的数据为例，1907年至1911年间共47种，各占当年新出书籍广告总数比例为4.55%、7.56%、8%、5.3%、3.96%。这些数据乍一看，与教科书广告所占比例相比虽并不高，但这种状况亦反映了当时这一“国之巨变”对书籍出版业的影响。
总而言之，《申报》书籍广告中的鲜明时代特征亦正是由当时的时代背景所决定的。而除了本身对时局社会的反映外，出版机构亦是将此特征灵活运用在了其所出版的书籍的广告诉求方式当中，通过利用广告阅者的在不同时其不同时局背景下的各种特殊心理从而达到良好的宣传效果，最终将书籍顺利出售。同时也体现了，出版机构出版书籍若能与时事相结合，多数情况下便可借助时事所造成的舆论出版销售书籍，从中获取利润的一种营销方式。这亦可说是这种时代特征的特殊用途了。 二、《申报》书籍广告中出版机构的品牌意识
1901-1911年《申报》的书籍广告中，由始至终存在着两种并不相同的宣传样态，一种为广告中单纯地宣传书籍，出版机构信息表现的并不明显甚至直接不予登载；另一种则是在书籍广告中凸显出版机构的内容，使广告阅者可十分便捷地获取其中的出版机构信息。虽然在最终的宣传上，这两种样态的广告都是用以宣传书籍的，但是这两种样态的迥异，在侧面上很大程度反映的，便是当时出版机构广告策划者在宣传贩卖出版书籍的两种并不相同的心理状态，即是否考虑了对宣传出版机构自身的宣传。而这两种不同的考虑则是映射出了这一时期出版机构自主品牌意识的有无。
第一种样态表现为广告中仅仅单纯地宣传书籍，即广告的名称中或者是引人注目的标题文字中只存在书籍名称及其本身的相关信息，阅者通过阅读该种广告获得的最直接的信息为该书籍的名称，并非其他的更为具体的书籍内容信息。这也是诸多《申报》书籍广告最基本的一种对书籍的宣传方式，是最主流的样态。这种以书籍为宣传焦点的广告，其宣传的焦点便在于书籍本身，出版机构在设计广告以及购买广告版面时，大都其会根据已作出的书籍贩卖状况的预测或者是书籍原本或著者知名状况的不同，来决定其在本则广告上所投入的文案精力以及版面费的高低。
第二种样态，则是在广告中凸显出版机构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则是一种强烈的品牌意识的表现。这种样态下的书籍广告所表现的主要特征便为其以出版机构自身为宣传焦点，将出版机构的名称径直嵌入，与书籍名称共成广告标题，或以自身名称直接作为广告标题。不作为标题内容的，则是将出版机构名称放于书籍广告排版的醒目位置或者以大号字体印刷出版机构信息从而直接吸引广告阅者的注意。在这一时期的《申报》书籍广告当中，一些知名出版机构的书籍广告上有着十分明显的出版机构品牌意识存在，商务印书馆便为一最经典之实例。早在1904年，商务印书馆便在其出版的书籍广告标题中直接加入了“商务印书馆”字样，并在当年新刊载的所有73种书籍广告中，几乎只有商务印书馆有如此表现，这足以显示商务印书馆对自身出版机构对外影响的重视。除商务印书馆以外，在其他書籍广告中，比如 “上海棋盘醉六堂书坊发兑各种西学时务书籍”（1901年）、“上海焕文书局发兑各种大字本学堂书新到搢绅录”（1905年）、“扫叶山房发兑各种日本精刻诗文集”（190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高等小学农业 商业教科书”（1908年）、“集成图书公司发行新出再版各种书籍”（1911年）等，都有这种宣传样态的存在。此种书籍广告在这一时期当中，每一年度均会有着不同程度的存在，并且该种样态在后期的《申报》书籍广告中占比越来越大，品牌意识越来越明显。
因这一时期后期大多书籍广告中均有明显的品牌意识，故此处特意选取前期的年份相同或相近的三则广告为例，通过相近时间的书籍广告之对比，进一步说明这两种不同的宣传样态所反映出品牌意识的有无与强弱等些许问题。
第一例为1901年7月11日《申报》第4版慎记书庄的书籍广告，其内容为五本书籍的连续单独广告，但通过书籍广告的内容上，前三本书籍的广告中，均未写明书籍出版机构或者售书处的相关信息，直到第五本书籍的广告末尾才以零星分散的小字写到“上洋抛球场慎记书庄谨白”。通过四则标题均为大字书籍名称这一点，不难看出该出版机构所重视的宣传焦点在何处。虽因为本则广告中五本书籍的广告只有一个出版机构信息亦有品牌意识之可能，但从书籍名称的凸显与出版机构信息的展现方式相对比来看，这种说法便十分勉强了。
第二例为同年10月13日《申报》第10版扫叶山房 “大马路抛球场扫叶山房发兑时务经济书籍”广告，这则书籍广告为一个比较明显的书目价格陈列式广告，即内容仅仅陈列书目名称与价格，没有对书籍的其他相关价绍。广告标题中陈列出“扫叶山房”四字，同时亦将出版机构地址表明。虽然这种书目价格陈列式书籍广告使得其标题当中不得不标明出版机构名称，但这种标题便会让阅者产生一种下方广告内容中的书籍均为扫叶山房所出版的书籍的这种十分深刻的认知。
第三例则是1902年3月26日《申报》第5版“宝善斋书庄石印大清一统志”广告，该广告的标题中则是直接将出版机构信息置于书籍名称之前，出版机构与书籍信息形成一体，自然能够给广告阅者关于此书与其出版机构相关连的深刻印象，同时亦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坊间某些只图射利者翻版盗印发行给扫叶山房造成的利益损失。
书籍广告中的这两种宣传样态，体现了这一时期出版机构品牌意识存在与否的一种变化趋势。随着时代的前行与发展，一个出版机构拥有品牌意识并能打造好自身品牌形象的重要程度是勿庸置疑的，而且众多在书籍广告当中注意自身宣传的出版机构几乎都在这段时期甚至改朝换代进入民国之后亦均有着十分良好的发展，这点是不可否认的。故对这一时期《申报》书籍广告中在品牌意识方面所展现的侧影的探究亦是十分有趣的。
三、结语
1901-1911年《申报》书籍广告的诸多特征是十分有趣的，其自身的时代特性以及品牌意识的体现只是诸多特征中较为微小的两个方面。近代书籍出版机构所出版的书籍被印染上了鲜明的时代色彩，时局的变动的影响在书籍以及书籍广告上有着深刻地体现。与此同时，出版机构品牌意识的逐渐觉醒，是上海书籍出版业近代化发展之成果，亦是走向现代之重要一步。同时，这一时期《申报》书籍广告更是从侧面反映了，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国人对如何学习西方复兴中华的道路的探索是怎样之艰难，其对于今日仍走在中华民族复兴伟大事业道路上的，不屈不挠地继续进行着前人未竟事业的中国，亦有着十分深刻的启示警醒与教育意义。
参考文献
[1] 瞿骏.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2] 梁玉泉.清末上海的书籍市场：1898-1901——以《申报》书籍广告为例[J].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5（05）.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硕士研究生）
一、《申报》书籍广告中的时代特性
1901-1911年十一年间，晚清政局动荡不安，中国自古以来的民族自信力在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淫威下最终丧失待尽，洋货均为上等、“全面学习西方”的这种思想充斥于全国上下。而从清末新政的科举改制开始，接踵而至的诸多“国之巨变”[1]（如废科举，开办新式学堂，预备仿行宪政等等）亦无一不对这一时期的出版的书籍性质与种类造成了极大影响。书籍作为书籍广告所宣传的商品本身，是使书籍广告最不同于《申报》上所刊载的其他商品广告的重要原因。书籍本身所具有的不同于其他商品的特殊特征使得书籍广告在宣传书籍所表现的特征当中亦有着其他类型广告所不具有的特殊性，即书籍所具有的时代性使得书籍广告被赋予了的特殊时代特性。此处以《申报》书籍广告中所宣传的部分具有时代特性的书籍为例，通过不同时期的四个“国之巨变”以及时局变化来进行进一步的说明。
（一）新学与旧学的激烈碰撞
1901年初，清廷下旨改革，新政开始。因“注重实学”，大量关于学习西方经济技术政府官制制度的书籍，以及随科举改制而出现的用以助士子考就功名的应试之书籍皆相继出版，这些种类的书籍在《申报》书籍广告中均有可见，如1901年10月5日《申报》第10版《五洲政治通考》、《皇朝经济文编》《小试新学准绳》等等。同时，此前因19世纪末寻求国家未来出路而早已闹的沸沸扬扬的新旧学之争，更因此时新政中注重西方实学而愈演愈烈。1901年9月16日第10版有《四书义经正篇》广告言：“举人根本必在四书，四书之义不明，虽有他才，终为无本，今值朝廷更行新政，废八股，而试策论尤以各项考试必归重于四书五经，则四书义之取重不言可喻。”文中对清廷重实学的强烈抨击与毫不避讳可看出旧学人士仍对旧学有着足够强大的信心。
據前人研究，1901年《申报》书籍广告中，新学书籍广告199次，占比38.1%，旧学书籍广告218次，占比41.68%[2]，新旧学的激烈碰撞在书籍广告数据上便由此可见一斑，这种新旧学激烈冲突的状态，几至清廷正式下旨废除科举之后才渐息。
（二）新式教育的迅速崛起
1902年和1903年，清廷连续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与《奏定学堂章程》，1905年科举考试正式变成历史，新式学堂亦得到了发展，近代中国的教育就此开始慢慢走进新式教育的时代。在这种形势的影响下，各大出版机构迅速编写点校新式教育教科书，而这些教科书的广告亦犹如雨后春笋一般以极大篇幅版面迅速出现在《申报》书籍广告当中。同时随着新式教育在有利良好的政治环境下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出版机构进入了教科书的编印与出版队列。
据统计，1903-1911年间在《申报》上刊登过新式教科书广告的，便有15家出版机构，而教科书种类的书籍广告从1903年12月25日第一则新式教科书广告出现开始至1911年，其在《申报》书籍广告中历年均有占比，具体数据如下：1903年占比0.8%，1904年19.2%，1905年26.3，1906年39.4%，1907年20.0%，1908年20.2%，1909年25.0%，1910年11.9%，1911年22.8%。同时这9年间，新式教科书广告的平均占比率为20.62%，该数据对于这一时期《申报》书籍广告来说具体占比为多大，意义如何，只要相比下文其他时期的具有时代性质书籍的书籍广告所占比例数据，自然不言而喻。
（三）日俄战争
1904年2月8日，日俄战争爆发，并将战火引至中国东北地区。战争爆发几日后《申报》便开始于头版进行日俄战事相关新闻的报导以及其他报刊机构的新闻转载与翻译。全国舆论氛围对日俄战争战况的重视，使得商务印书馆看到了此时书籍市场中存在的商机。商务印书馆于1904年4月13日《申报》第6版刊登了广告“当今必读之书俄罗斯第一编第二编出版”，连出四编并于《申报》继续刊登第三编第四编之广告。同月27日第4版刊登“商务印书馆新编日俄战纪第一册出版”广告，连出二十册，相对应的书籍广告则是在《申报》上刊载至1905年8月。同时，商务印书馆还借势出版了《日俄战争写真相图集》四集（只有其中二、四两集于《申报》上刊载广告）、《新译满洲地志》等书籍。从统计数据来看，以《申报》书籍广告中《俄罗斯》《日俄战纪》《日俄战争写真相图》三部书籍的广告刊登次数为例，1904年共刊载广告81次，占当年书籍广告总数的5.78%，1905年共63次，占7.40%，这亦是这一时期《申报》书籍广告中根据时事变化选择刊载何种书籍广告，并调整书籍广告出现频率的体现。
（四）预备立宪与地方自治
1906年9月1日，清廷下旨宣布预备仿行宪政，为期九年，同时派五大臣出国考查，至此，全国掀起了的立宪狂潮。同年10月，商务印书馆便在《申报》上刊载了“新译日本法规大全预约广告”，开启了这一时期《申报》中与立宪及清廷法律相关的政法类书籍广告之先河。随后，诸多出版机构开始接连出版立宪、法学以及谘议局制度地方自治议员选举等方面的相关书籍并在《申报》上刊登广告。以立宪制度和地方自治谘议局选举相关书籍广告的数据为例，1907年至1911年间共47种，各占当年新出书籍广告总数比例为4.55%、7.56%、8%、5.3%、3.96%。这些数据乍一看，与教科书广告所占比例相比虽并不高，但这种状况亦反映了当时这一“国之巨变”对书籍出版业的影响。
总而言之，《申报》书籍广告中的鲜明时代特征亦正是由当时的时代背景所决定的。而除了本身对时局社会的反映外，出版机构亦是将此特征灵活运用在了其所出版的书籍的广告诉求方式当中，通过利用广告阅者的在不同时其不同时局背景下的各种特殊心理从而达到良好的宣传效果，最终将书籍顺利出售。同时也体现了，出版机构出版书籍若能与时事相结合，多数情况下便可借助时事所造成的舆论出版销售书籍，从中获取利润的一种营销方式。这亦可说是这种时代特征的特殊用途了。 二、《申报》书籍广告中出版机构的品牌意识
1901-1911年《申报》的书籍广告中，由始至终存在着两种并不相同的宣传样态，一种为广告中单纯地宣传书籍，出版机构信息表现的并不明显甚至直接不予登载；另一种则是在书籍广告中凸显出版机构的内容，使广告阅者可十分便捷地获取其中的出版机构信息。虽然在最终的宣传上，这两种样态的广告都是用以宣传书籍的，但是这两种样态的迥异，在侧面上很大程度反映的，便是当时出版机构广告策划者在宣传贩卖出版书籍的两种并不相同的心理状态，即是否考虑了对宣传出版机构自身的宣传。而这两种不同的考虑则是映射出了这一时期出版机构自主品牌意识的有无。
第一种样态表现为广告中仅仅单纯地宣传书籍，即广告的名称中或者是引人注目的标题文字中只存在书籍名称及其本身的相关信息，阅者通过阅读该种广告获得的最直接的信息为该书籍的名称，并非其他的更为具体的书籍内容信息。这也是诸多《申报》书籍广告最基本的一种对书籍的宣传方式，是最主流的样态。这种以书籍为宣传焦点的广告，其宣传的焦点便在于书籍本身，出版机构在设计广告以及购买广告版面时，大都其会根据已作出的书籍贩卖状况的预测或者是书籍原本或著者知名状况的不同，来决定其在本则广告上所投入的文案精力以及版面费的高低。
第二种样态，则是在广告中凸显出版机构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则是一种强烈的品牌意识的表现。这种样态下的书籍广告所表现的主要特征便为其以出版机构自身为宣传焦点，将出版机构的名称径直嵌入，与书籍名称共成广告标题，或以自身名称直接作为广告标题。不作为标题内容的，则是将出版机构名称放于书籍广告排版的醒目位置或者以大号字体印刷出版机构信息从而直接吸引广告阅者的注意。在这一时期的《申报》书籍广告当中，一些知名出版机构的书籍广告上有着十分明显的出版机构品牌意识存在，商务印书馆便为一最经典之实例。早在1904年，商务印书馆便在其出版的书籍广告标题中直接加入了“商务印书馆”字样，并在当年新刊载的所有73种书籍广告中，几乎只有商务印书馆有如此表现，这足以显示商务印书馆对自身出版机构对外影响的重视。除商务印书馆以外，在其他書籍广告中，比如 “上海棋盘醉六堂书坊发兑各种西学时务书籍”（1901年）、“上海焕文书局发兑各种大字本学堂书新到搢绅录”（1905年）、“扫叶山房发兑各种日本精刻诗文集”（190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高等小学农业 商业教科书”（1908年）、“集成图书公司发行新出再版各种书籍”（1911年）等，都有这种宣传样态的存在。此种书籍广告在这一时期当中，每一年度均会有着不同程度的存在，并且该种样态在后期的《申报》书籍广告中占比越来越大，品牌意识越来越明显。
因这一时期后期大多书籍广告中均有明显的品牌意识，故此处特意选取前期的年份相同或相近的三则广告为例，通过相近时间的书籍广告之对比，进一步说明这两种不同的宣传样态所反映出品牌意识的有无与强弱等些许问题。
第一例为1901年7月11日《申报》第4版慎记书庄的书籍广告，其内容为五本书籍的连续单独广告，但通过书籍广告的内容上，前三本书籍的广告中，均未写明书籍出版机构或者售书处的相关信息，直到第五本书籍的广告末尾才以零星分散的小字写到“上洋抛球场慎记书庄谨白”。通过四则标题均为大字书籍名称这一点，不难看出该出版机构所重视的宣传焦点在何处。虽因为本则广告中五本书籍的广告只有一个出版机构信息亦有品牌意识之可能，但从书籍名称的凸显与出版机构信息的展现方式相对比来看，这种说法便十分勉强了。
第二例为同年10月13日《申报》第10版扫叶山房 “大马路抛球场扫叶山房发兑时务经济书籍”广告，这则书籍广告为一个比较明显的书目价格陈列式广告，即内容仅仅陈列书目名称与价格，没有对书籍的其他相关价绍。广告标题中陈列出“扫叶山房”四字，同时亦将出版机构地址表明。虽然这种书目价格陈列式书籍广告使得其标题当中不得不标明出版机构名称，但这种标题便会让阅者产生一种下方广告内容中的书籍均为扫叶山房所出版的书籍的这种十分深刻的认知。
第三例则是1902年3月26日《申报》第5版“宝善斋书庄石印大清一统志”广告，该广告的标题中则是直接将出版机构信息置于书籍名称之前，出版机构与书籍信息形成一体，自然能够给广告阅者关于此书与其出版机构相关连的深刻印象，同时亦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坊间某些只图射利者翻版盗印发行给扫叶山房造成的利益损失。
书籍广告中的这两种宣传样态，体现了这一时期出版机构品牌意识存在与否的一种变化趋势。随着时代的前行与发展，一个出版机构拥有品牌意识并能打造好自身品牌形象的重要程度是勿庸置疑的，而且众多在书籍广告当中注意自身宣传的出版机构几乎都在这段时期甚至改朝换代进入民国之后亦均有着十分良好的发展，这点是不可否认的。故对这一时期《申报》书籍广告中在品牌意识方面所展现的侧影的探究亦是十分有趣的。
三、结语
1901-1911年《申报》书籍广告的诸多特征是十分有趣的，其自身的时代特性以及品牌意识的体现只是诸多特征中较为微小的两个方面。近代书籍出版机构所出版的书籍被印染上了鲜明的时代色彩，时局的变动的影响在书籍以及书籍广告上有着深刻地体现。与此同时，出版机构品牌意识的逐渐觉醒，是上海书籍出版业近代化发展之成果，亦是走向现代之重要一步。同时，这一时期《申报》书籍广告更是从侧面反映了，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国人对如何学习西方复兴中华的道路的探索是怎样之艰难，其对于今日仍走在中华民族复兴伟大事业道路上的，不屈不挠地继续进行着前人未竟事业的中国，亦有着十分深刻的启示警醒与教育意义。
参考文献
[1] 瞿骏.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2] 梁玉泉.清末上海的书籍市场：1898-1901——以《申报》书籍广告为例[J].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5（05）.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