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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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文明论”盛行,中日两国也分别遭遇了西方“文明”话语霸权的质疑.如何与欧美“文明”世界建立趋利避害的关系框架,为国家发展捕捉时机,衍生出了新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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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化学院,黑龙江牡丹江157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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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文明论”盛行,中日两国也分别遭遇了西方“文明”话语霸权的质疑.如何与欧美“文明”世界建立趋利避害的关系框架,为国家发展捕捉时机,衍生出了新渡户稻造与梁启超的“武士道论”.两个“武士道论”的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将武士道看作本民族的传统精神,但需要重新诠释为民族文化传统,寻求与西方文化的同一性,拉近与本国与欧美的距离,接纳西方“文明”.不同国度、不同视角与立场使两部武士道著作呈现出核心观念与著述风格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与二者诉求对象不同、本人经历不同有关,从根本上说,则源于中日两国近代在生存环境、国际地位以及国家发展面临的不同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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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推进科技自立自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广大科技工作者要以实际行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推进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都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自觉履行推进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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