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世界，因为政治气候的变化，正在经历一个历史记忆恢复的时期，相关人物的回忆与各种自传大量问世，林林总总的回忆材料，不仅使得原先私密性的历史记忆浮出水面，为历史研究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同时也极大满足了人们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好奇与兴趣，连带的，也引起了一些争论不休的困扰。
　　其中典型的案例，比如对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一“列宁格勒”交响创作意图的解释带给人们的困扰。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向苏联发起进攻，并下令要将列宁格勒“从地图上抹掉”。希特勒的德国对苏联的进攻，使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焕发出强烈的爱国热情，他不仅积极报名要求参军上前线，并在列宁格勒围困期间创作了《第七交响曲》献给列宁格勒。从当时肖斯塔科维奇本人的表现、表态、表述即当时人们对肖创作《第七交响曲》的意图的感受和记忆，可以说都明确无误地显示这是一首爱国的乐曲，所针对的是希特勒的德国对苏联的侵略。但时过境迁，肖斯塔科维奇在后来的回忆中却出现与他本人当时及整个时代与世界的认识完全不同的说法：他认为自己创作的《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交响与希特勒的进攻无关，他说“我在创作这个主题时，想到的是人类的另一些敌人(指斯大林)”(《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这一惊人回忆出自肖斯塔科维奇本人，所以，它不仅为研究肖《第七交响曲》的音乐史家布下了“疑云”，也成为困扰研究二战的历史学家的问题。
　　与此相类似的是我国著名翻译家罗稷南先生的回忆。在笔者读大学时曾多次和朋友们讨论过这样的问题：在“反右”或“文革”中，如果鲁迅还活着会怎样?长久以来，笔者的好奇心一直未被满足，这样的问题似乎已习而相忘。近年，突然传出罗稷南先生惊人的回忆。据说在反右运动中，当毛泽东接见上海文艺界人士时，罗稷南向毛泽东请教了一问题：假如鲁迅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泽东答道：要么关在牢里写他的，要么他识大体一句话不说。可以想象，这样的话会让无数读者的内心震荡。多年来，许多中国知识人一直在内心和私下设想、追问及讨论的问题，“谜”一样的问题，居然早就有“谜底”，这不能不使人对提问之人的胆气与睿智敬佩不已。毛泽东的回答，让人愿意相信，又真使人不能相信。因为，这毕竟是他亲自聆听的事，而且，它既符合人们的推断与猜想，也符合毛泽东的性格与脾气。但难道在场的人都没有写日记的习惯?相对而言那代文化人常有私下记事的传统，而主席的话更是不应该漏记的。难道不应该欠缺的当时人的记载还没有发现?总之，此事的真实性尚待考察，方可据为典要。但到现在为止，我们还看不到可信的直接文献史料。
　　爱伦堡在晚年写回忆录时，一开始便写道：“我早就想把我生平遇到过的一些人、我所参与或目睹的一些事写出来；但我一次又一次地把这个工作搁置下来；或为情势所迫，或因心中犹豫——我能否成功地再现那些因年深日久而逐渐黯淡了的人物形象呢?自己的记忆又是否可靠呢?”(伊利亚·爱伦堡《人·岁月·生活》)“记忆是否可靠”的想法不仅困扰着回忆者，同时也深深困扰着研究它的人们。
　　回忆是产生于人对自身经历的记忆本能的记述，记述就是“讲故事”。所谓故事，既是一部由真实事件组成的历史，又是一种创作。与文学的创作不同的是，史学“创作”的想象力是受到史事和证据限制的。《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曾戏语，他当初曾想把堂吉诃德送来中国，因没有路费而作罢。作为小说家，塞万提斯自然有权作这样的戏语，发挥令史家羡慕的毫无根据的想象力。而史学工作者则只能根据文献的记载考证马可·波罗来中国时是否带足了路费。黄仁宇曾对史学家的“创作”想象力受到的这种限制深有感触，他说：“历史学家不能自由创造人物，把他们的生命小说化，以求故事精彩动人。”
　　回忆录作为一种史学“创作”，想象力是理应受到压抑与限制的，但现实生活中不乏将二者颠倒的事例。所以，钱钟书曾用略有几分夸张的语调说：“回忆是最靠不住的，一个人在创作时的想象往往贫薄可怜，到回忆时，他的想象力常常丰富离奇得惊人。”钱氏强调的是人性的狡狤不可信，针对的是“意识”层面的弱点；而卡尔维诺在《寒冬夜行人》中借作家之口说，“回忆只有在没有写出来的时候，没有具体形式时候才是完全真实的”，从另一个层面指出了回忆存在的缺陷。他们不仅提醒人们在面对“过去”与“往事”时，如何历史性地认识自身，同时，也提醒了人们在阅读、使用这些回忆时，须以历史的眼光审慎对待人类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