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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尚书》为“五经”之一，乃“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 （《文心雕龙•宗经》），具有“与天地为终始”的神圣地位，被历代帝王和士大夫视为政治和伦理典范，对中国古代社会影响深远；近现代以来，《尚书》又被学界公认为我国最古老的史书、政书、文章汇编，是研究我国古代语言、文字、文学、哲学、文化思想、神话、社会生活乃至天文、地理、土壤、物产等的重要史料。1950年代，顾颉刚先生将《尚书》今译列入自己的《尚书》计划十种之后，学界就开始了对《尚书校释译论》一书的长久渴盼，同时，也有部分学者对顾颉刚的《尚书》研究计划提出了怀疑。
学界的殷殷期望，出于学术的迫切需要；旁观者的疑虑重重，则缘于整理《尚书》的现实困难。1999年10月，《尚书校释译论》完稿。2005年4月，《尚书校释译论》由中华书局出版，顾颉刚、刘起釪两位先生共同署名。这套4册142万余字的宏著，犹如一块巨石投入学界的海洋，虽没有激起喧闹的水花，却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成为《尚书》学与经学研究绕不开的重要基石，并为思想史、哲学史以及古代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这便是对于学界多年期盼与疑虑的完美答复。是书面世之时，顾先生已辞世近25年，而刘先生也已是88岁高龄。
一、 刘起釪的第一次调动
新中国成立后，顾颉刚曾两次奉命整理《尚书》。第一次是在1959年，顾先生所列1959年日记纲要中说：“自本年起，领导指定予整理《尚书》。点完必要之参考书。”顾颉刚身为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的一级研究员，历史所应负有领导之责，由此后顾先生与中华书局领导金灿然、萧项平等人的书信来往看，中华书局也参与其事并提供便利条件。傅璇琮先生曾推测：“这当也是上级领导之命，光是历史所、中华书局是决定不了的。”至于中央是否还有指令，究竟是谁发出的指令，顾先生自己也不确定。
1959年7月，顾先生至青岛疗养，偶遇刘起釪，刘起釪表示愿意追随顾先生进行《尚书》研究，——刘起釪的第一次调动就此开始了。
刘起釪是顾颉刚1940年代在重庆中央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任职时的学生。当时中央大学教授阵营十分强大，文学院历史系系主任为金毓黻先生，教授有丁山、张贵永、沈刚伯、郭廷以、蒋孟引、白寿彝、蒋复璁、贺昌群、韩儒林诸先生及顾颉刚先生等。中文系有汪辟疆、罗根泽等先生，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为伍俶傥，史地系主任为缪凤林，理学院有辛树帜、欧阳翥、胡焕庸等先生。而刘起釪对顾先生最为钦敬，“感觉到他胸怀闳廓醇厚，从他问学如坐春风，恢恢乎有学术广渊之乐”。在顾颉刚的劝说下，他放弃了桐城文章与选体诗文，扭转了人生努力的方向：做学人，不做文人。1945年中央大学毕业后，刘起釪又追随顾颉刚读研究生，1947年研究生毕业后，刘起釪为了可以继续读书，选择去国史馆工作。然而事与愿违，仅隔两年，1951年国史馆改组为中国科学院南京史料整理处，刘起釪担任组长，整理现代档案史料。他曾这样回忆自己那段时间的工作：
自己原有的古典学术造诣完全搁置，但因承受革命激情，一心为革命工作，生怕自己所受旧的思想影响改造不彻底，根本不计较什么，这在当时是真心真意的。一个劲主持整理三百多个单位的历史档案，编目四百多册，选编史料汇篇三千多万字，撰写《历史档案的整理办法》一书出版。以此每年年终总结总以第一名被表扬，1956年受中国科学院奖金。
在1957年反右整风运动中，刘起釪先生虽没有被戴帽子，却也受到了批评，这在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中已属幸运，但对于爱较真、一心要干好工作的刘先生来说，却依然是沉重的打击：
我们是诚心实意、实事求是的，可领导并不实事求是，虽没给我戴帽子，却捕风捉影，横加批判，鸡蛋里找骨头，硬叫你检讨，怎么也没法说清。就在脑子里开始怀疑我这样卖力，做得对吗？
可以想见，1959年在青岛与顾先生偶遇，当顾先生谈到自己的《尚书》工作需要助手时，刘起釪必是欣然应承。
刘起釪先生在南京史料处的职称虽然因种种原因只是副研六级，但住房、医疗等方面，却享受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用他自己的话说：
当时科学院在南京九个单位，独我单位无科研职称，只给了我相当副研六级也安之。但因我是本单位业务第一把手，也给了高级知识分子待遇，包括住房和医疗及名胜地区休假等都和其他八单位高研全同。
然而，不能使自己自幼所习的古典学术造诣有所施展，即使有高级知识分子待遇，刘先生也还是将这种生活视为“藩篱”，而调至北京随顾先生做《尚书》研究，则具有解脱“藩篱”的意义。
刘起釪先生的第一次调动并不顺利，1959年顾先生从青岛回京，即与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副所长刘大年先生（南京史料整理处归属近代史所）与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金灿然先生商谈，请他们帮助，调刘起釪进京协助自己进行《尚书》工作。
南京史料处所属的近代史所与顾颉刚所在的历史所，同为中国科学院下属单位，刘起釪如果由南京史料处调至历史所，只能算是同一部门内部调动，但顾颉刚与历史所第一所副所长、实际掌管所务的尹达之间存在着矛盾分歧，刘起釪由南京调至北京，要落入历史所，很显然缺少可能性，而恰好金灿然为了《尚书》今译工作，曾答应由中华书局为顾先生配助手，中华书局就成了刘起釪入京最好的落脚单位。
1959年的调动，因南京史料处“已定跃进计划，不能抽调人员”而功亏一篑，顾先生却并没有放弃努力。1962年，在广东从化休养的顾颉刚遇到周扬，谈到《尚书》整理，遂向周扬推荐刘起釪协助自己。刘起釪这样回忆调动的过程：
1962年，周扬同志在广东从化休养地和顾先生谈此项工作，由顾先生推荐我协助他，周扬同志把我的名字带回中宣部，在一次会上决定调我来京的。而当时之所以调我来，是因为我在大学时曾随顾先生治过《尚书》。（刘起釪《我与〈尚书〉》）
可以说，自1959年开始，“文革”前中华书局的支持与合作，对顾先生的《尚书》整理研究意义重大。刘起釪第一次调动能够成功，除了周扬自上层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外，金灿然先生也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和劳动。扬子居先生曾于“文革”前中华书局人事组档案中，商调刘起釪先生进京协助顾颉刚先生从事《尚书》整理的旧档，并根据旧档撰成《〈尚书校释译论〉引出的尘封旧事》一文。扬子居所见旧档中“除存有顾颉刚先生、刘起釪先生的书信外，更多的是中华书局及金灿然先生向周扬、齐燕铭等领导人以及中宣部、文化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南京史料整理处等部门请调、商调的往返文书”。据他所说，1960年刘起釪的入京因原单位不同意而失败之后，大约在1961年上半年，金灿然与南京史料整理处主任王可风面谈，同年12月1日致函文化部干部司请调刘起釪，并附“请调干部登记表”一份，表中“拟调至何单位任何职务”一栏所填为“中华书局作社外编辑顾颉刚先生的助手”。 1962年1月，文化部干部司同意刘起釪调京，同时批示中说：“按徐部长批示，今后应积极处理精简人员，一般不再从部外调进人员，更不能从外地调进人。请你局严格掌握。”
从顾颉刚与刘起釪通信中看，刘起釪于5月12日接到了获准调京的通知，他在这一天写给顾先生的信中说：
生渥蒙师门关怀，俛赐提挈，于本日得组织上正式通知，谓调往北京中华书局服务，并谓目前业已将生家庭人口情况函告书局，接洽迁移户口诸问题。一得覆音，即可成行。多年来至盼能随侍师门，问学请业，一旦获尝其愿，快幸何似。一俟组织通知成行日期，当即襆被入都，以亲教诲。但在临行以前，生至盼能明了有关具体情况，是否生入京后即随吾师从事《尚书》整理工作，而非在书局担任一般编辑工作？是否生即随侍左右而不必随局中同仁进退？生私愿固在长侍帐侧以整理古籍终其身，无他宏愿矣。（转引自扬子居《〈尚书校释译论〉引出的尘封旧事》）
顾颉刚5月15日收到此信后，在日记中写道：“得刘起釪书，渠已由领导通知，转职中华书局，助我整理《尚书》，此真可喜事也。”
5月27日，刘起釪再次写信给顾先生：
拜奉教言，知生来京后当可侍帐侧，佐《尚书》整理之役，快幸之至。一俟师门将其具体问题与领导方面商妥后，生当即耑行入京。立雪匪遥，至感欢忭。……生所不知者，是否所有本人需用行李书籍均需随带？生置有图书七八架，是否目前即需携之备用？中华藏书故当不少，是否取用方便？敢请便中赐告。现不论情况如何，生已决心入京，待命即行，以能服弟子之劳，得问学之益，分师门宵旰之勤，为至大乐幸也。
师生二人的欢喜之情溢于言表。刘起釪的信中，所询问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入京后是否“即随吾师从事《尚书》整理工作”，二是自己是否需要带书，中华书局藏书取用是否方便。至于职称、待遇、住房诸问题，竟然都不关心。然而由于当时正严格控制入京人口，因刘起釪的户口等问题，调动又起波澜。
据扬子居先生所见，6月11日，金灿然再次致函文化部齐燕铭、徐光霄二位副部长：
我们考虑到顾著述丰富，为他物色助手，颇不容易，且他近几年来体弱多病，确实十分迫切需要助手帮助他工作。又考虑到顾在国内外有相当影响，他的助手问题似仍不能不加考虑。因此重申前请，请考虑在目前可否将刘调来。（转引自扬子居《〈尚书校释译论〉引出的尘封旧事》）
原函有徐光霄批示：“目前自外地调人有困难。”可见在当时中央精兵简政、压缩城市人口的政策下，刘起釪先生能过获准调京，并非一件简单易行的事情。原函又有10月5日中华书局副总编辑丁树奇的批注：“此事国庆节前已解决，不必送灿然同志了。”（同上）
1962年6月13日，顾颉刚为此事给周扬写了一封长信，当天的日记中，他记录了此事：
前日得刘起釪来信，谓中华事迟迟不定，事恐中变。昨与项平通电话后，晚得张百辰电话，知北京报进户口极难。今日因与周扬同志函，请由文化部与北京人委洽办，又连带说黄永年、王煦华两人。
6月25日顾先生致函金先生，信中谈到户口问题的解决：“彼意，如京中户口一时困难，个人可先行入京，以临时户口进行工作；眷属北行，将来再办。”
金灿然在接到顾先生信以及周扬办公室转来的顾先生的长信后，“于7月8日致信齐燕铭同志，转述了周扬同志的意见：‘周扬同志意见，顾的助手无论如何要解决，调不来，可以借。’7月18日，顾先生赴中宣部开会，以7月12日刘起釪来信面呈康生。康办7月20日转交齐燕铭，齐燕铭8月1日在康办函件上批示：‘此事已解决，各信送中华存。’”（扬子居《〈尚书校释译论〉引出的尘封旧事》）
刘起釪的第一次调动，虽然前后历时四个年头，一波三折，但由于顾颉刚、金灿然的共同努力，以及刘起釪本人不计待遇、户口的决心，最终算是顺利完成。1962年11月21日，刘起釪到京。此时，顾先生尚不足70岁，而刘先生45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由1962年至1965年，成为顾颉刚与刘起釪合作进行《尚书》研究的黄金时段。
1965年，刘起釪到河南林县从事“四清”工作， 1969年9月，又被下放至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顾颉刚这方面，从1966年8月之后，研究工作也完全停顿。直到1971年4月，顾颉刚因奉命总校二十四史而恢复了学术活动。
顾颉刚第二次奉命整理《尚书》，已是《尚书》整理工作被迫停顿将近十年之后的1975年了。此次所奉之命有了明确的出处，那就是毛泽东。顾颉刚1975年9月20日的日记说：
起釪言，中华书局所拟出版计画，本定四年，送至毛主席处审阅，主席言：中华专出古书，而古书有极难解者，如《尚书》非有十年时间不可。因令重拟。为此，这个工作又将落到我身上。
据顾颉刚日记，1975年10月21日，顾颉刚改刘起釪《尚书今译》计划书，自此顾颉刚与刘起釪的《尚书》研究工作，开始逐渐恢复。此时，顾先生年迈体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一个学术团队来支持他的学术研究。他在9月20号的日记中，就第二次受命整理《尚书》一事写到：“但我体已衰，只能帮起釪找些资料，由他作主干，而训练工农兵青年，使作辅佐耳。”在这样的情况下，刘起釪对于顾先生《尚书》整理的作用，就更加重要。然而，顾先生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历史所，刘起釪却列名为中华书局的职工，由中华书局为历史所的人提供助手，这样的人事关系，显然不利于刘起釪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尚书》整理工作中，于是便有了刘起釪的第二次调动，时间上始于1975年10月，目标是由中华书局调至中国科学院历史所。
二、 刘起釪的第二次调动
这次调动无需考虑户口问题，然而却因种种原因，比第一次调动显得更加困难，也给时年82岁的顾先生和年近60岁的刘先生带来了更大的焦灼与痛苦。
此时，萧项平与金灿然都已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分别于1970年和1972年因病辞世。在白寿彝先生的建议下，顾先生就刘起釪调动事向胡绳求助，命刘起釪代拟致胡绳函。但顾先生对刘起釪代拟致胡绳函不太满意，1975年11月5日的日记对此又有记录：
予因彼（指刘起釪）所作函专述自己事，而《尚书》研究实为我事，不当反客为主，因口授洪儿，嘱其代草，并由她送至寿彝处，征其同意。
顾颉刚对自己口授、顾洪改作的信函还是不满意，于是又自己动手，1975年11月6号的日记中记：
洪儿所草函嫌空虚，未将予之《尚书》工作作详细说明，因自己动手，约二千字。久不为文，自己觉得竭蹶了！
顾颉刚、白寿彝与刘起釪、顾洪的共同努力很快就有了成效，据顾颉刚日记，1975年11月28日，刘起釪告诉顾颉刚：“学部已派人到中华书局商调回起釪事，但尚待总经理金沙考虑。”
要知道，此时的顾先生已是82岁高龄的老人，身体又长期为各种疾痛所困扰，他太急于在自己辞世之前，将学问所得尽可能多地留存后世，不仅是《尚书》研究，还有他那数量浩瀚的读书笔记，都急需要助手来帮助他整理。此后，“助手”问题与学术规划、思想改造，几乎成为顾先生日记的三条主旋律。
看到谭其骧、郭绍虞等人在上海都有自己的学术团队，他十分羡慕，羡慕之余对自己的处境越发感伤和郁郁。1977年12月19日，因翻阅郭绍虞新著，他又在日记中发出如下感叹：
绍虞在沪，有助手八人，故能大干，其所作《语法修辞》一书，有四册之多。近又为《历代文论选》，亦大书也。惟足已不良于行，手亦颤与予同。厚宣有助手十人，故能编《甲骨文合编》。季龙有一班绘地理人员，故能编《中国历史地图》。思泊有助手五人，故能编《古文字总汇》。绍虞有助手八人，故能编这编那。余乃仅有一起釪，两三年来用尽全力，自乔木任院长乃办成，此皆尹达釪龁我二十余年之所致也。推其主因，固由郑振铎、陶孟和、罗常培之诋毁，亦缘于范文澜之倾轧……
甚至在梦中，顾先生也因没有得力的助手而郁郁寡欢。1975年11月24日的日记中记录：
今晨梦中得诗云：“燕子不来春寂寞，梅花未放夜凄凉。”似觉萧瑟，然如有助我工作者可成若干总结性之著作，则甚有其积极性存焉。
顾颉刚对于学术研究的急迫心情，使他的脾气越来越急躁，在1976年3月15日的日记中，他开始抱怨：
刘起釪到南京去，说十天，到今二十天迄未来。这个人好松懈也，如何能帮我工作？想起来真使我伤心，我可如何得到一个好帮手？
第二天，刘起釪还没回来，令他更加生气：
为起釪事，愈想愈气，愈气愈紧张，他哪里能帮我整理《尚书》！因此，《元曲选》看不下了。
3月17日，刘起釪来到顾家，也是这一天的日记中，顾颉刚记：“起釪已暂入历史所，在甲骨组工作。”刘起釪至甲骨组，似与胡厚宣的帮助有关系。1976年6月6日的顾颉刚日记中记：
起釪告予，胡厚宣欲来看我，商量同事《尚书》工作。彼肯相助，自是佳事。又言起釪住所内，可由他办。
然而，刘起釪至历史所只是“借调”，工资依然要从中华书局领取，位置还是尴尬。因此，顾颉刚又拼着病体，勉力为刘起釪事向各级领导写信求助。1977年7月4日，顾颉刚在日记里对于此事，已有凄苦之意：
静秋、湲儿坚欲予写向所领导信，予不堪紧张，心脏病又发，服硝酸甘油二次，并吸氧气，至三时许起床。……予已甚衰老，经不得紧张，而家人不谅解，因起釪重托，必欲予写信，致旧病重发。此心摇摇，恐不能久于世矣。
虽然因为刘起釪事向所领导写信而紧张致旧病重发，仅仅事隔四天，1977年7月8日，顾先生再次为刘起釪向学部写信求助，他当天的日记也记下了自己的焦灼状态：
起釪本科学院工作人员，调至北京，助予整理《尚书》。乃尹达以私心令入中华，遂为书局编辑。年来予累函学部，请将其组织关系调至学部，然仅办到“借调”，工资仍由中华拨给，此真“名不正”也。予今日正为作函，请领导办此事，而静秋看我函稿，横加干涉，使我一紧张，冠心病又作，只得输氧气及服硝酸甘油矣。
偏巧此时“中国科学院”改组，历史所隶属新建之“中国社会科学院”，而新任院长究竟为何人尚无法确定，因此顾先生为刘起釪所写之信，没有得到任何答复。这一阶段，顾先生也因为助手问题得不到解决，变得越来越焦虑。他在1977年9月5日的日记中自省：
魏大夫谓予向来乐观，今日为何一变常态，入于焦躁。盖一则予老年慢性病太多，体不能任，再则以整理笔记事急，而迄无一得力之助手。倘今年找不到人，则《史林杂识》明年即不能出第二册矣。予命尚有几年，安能轻易放过。是则予性情急躁之总原因也。
“予命尚有几年，安能轻易放过”，这便是顾颉刚晚年最激扬的心声，也是他性情急躁的根本原因。他变得越来越爱生气了。1977年9月24日，“整理一生笔记册，孰意皆为起釪翻乱，幸每册首批明甲乙，尚易理耳。终因此生气不止”。 9月26日，又因为刘起釪将所借书散失而不悦：
起釪十余年来随手取余书作参考，然不负责任还书，经文化大革命，遂至散失。问之则茫然。
即使别人对刘起釪的夸奖，也并不能令顾先生感到开心了。1977年9月29日日记：
程文杰甚称道刘起釪用功，此亦衬出社会科学院用功人之不多也。
刘起釪由南京调至北京后，我们只大略了解他的学术工作，在此期间的生活状况，他自己从未在任何回忆文字中有所流露，我们可以找到的文字资料十分少。只是从刘起釪关于书籍散失一事所写给顾先生的信中，约略可以窥知，他在北京缺少一个固定的住所，因此所用书籍只能到处散放，甚至有部分书籍不得不存放到儿子岳父家的厨房里，由此住处之窘迫，便可推想刘起釪生活之艰苦。由这一点生活景况的蛛丝马迹，我们便可以更加理解1978年时，已经61岁而仍然过着“漂泊”生活的刘起釪，为何忽然对于调动、对于固定的住处，如此的焦虑了。
1977年11月，刘起釪的调动由于社会科学院刚成立而得不到答复，因“予命尚有几年，安能轻易放过”而万分焦急的顾先生，11月14日给中央高层写信，请调王煦华先生来做自己的助手。
与刘起釪先生的二次调动相比，王煦华先生的调动相对顺利得多，12月2日，历史所政工科即有人向刘起釪了解王煦华的情况。由王煦华的调动上，刘起釪又看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领导班子下自己正式调入的希望。12月4日，刘起釪写信请顾先生帮助：
已经向群众正式传达了中央文件，任命胡乔木同志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于光远、邓立群同志任副院长。
星期五日历史所政工组的同志来找我，问顾先生要调的姓王的同志的情况，说准备去调。我回答只知道这件事，不知道王本人情形，可以回去问问顾先生。那位同志就说，我直接打电话去问。大概后来他给您打了电话。
就这件事可看出：1. 新的院领导办事抓得很紧，要办就办。2. 对吾师的意见非常尊重，不会不支持。因此我的调院问题，吾师也须趁此抓紧办才好。师意以为何如？
据顾颉刚日记，12月24日王毓铨先生至顾先生家，劝刘起釪先生“《尚书》工作须赶快做，因为顾先生年龄究竟大了”，“又说我十年前发表的文字，如《大诰》、《世俘》、《史林杂识》等均非常切实，能解决问题”。12月29日，顾先生又在日记中记录：“中华书局要收回起釪任编辑，《尚书》工作势将停顿。此皆尹达之厉阶也。予必当争之。”可能跟王毓铨先生的劝解与中华书局的态度有关，12月31日，在如往常一样的汇报进度之后，刘起釪在信中对工作缓慢的原因作了解释，再次急迫地提到调动，以及与调动密切相关的房子问题：“希望吾师抓紧替我办调职的事，稍纵即逝，这一批房子分完，又赶不上分房子了。”
大约1977年底或1978年初，刘起釪在给顾先生所留纸条中又写到：
这件事要抓紧进行才行。我看再给院部写信是没有用的，因为中华书局不买院部的账。给“中华”的上级写也将没有用，因为他只能站在中华立场考虑问题。他不支持他的下属也不好办。我的意思是只能向上面请求，上次您给国务院关于上海王同志的信，我就想您一道请求，一道办妥。现在看样子只能再向国务院请求一次才行。
大约因为是便条，所以比写信要随意一些，因为随意，可以看到刘起釪先生的急迫心情。在刘先生的请求下，顾先生再次向上级请示，请求将刘起釪由中华书局正式调入历史所：
我前已几次请于学部领导，将刘的编制调来历史所，……可是听说“中华”拒不允调，还说因工作需要，希望他回去，这是完全没有理由的。……调出他而及时写好《尚书》，正所以完成书局规划，不让调出，反而不能完成规划，这是非常明显的事。……他在“中华”工作不受重视，生活不受照顾，表现为可有可无的人。（生活不给应有的照顾这一点最为突出。刘在科学院南京史料处时受高研究人员待遇，但在中华书局除了没法减低他的工资外，所有待遇都取消了。让他和几个出版事务人员挤在五层楼上四个人一个套间的很小的集体宿舍里，曾经长期五个人挤着住。不仅他在北京的亲属［儿子、孙子等］不能住在一起照顾他的生活，更主要的是他有十几箱书，一直堆在他儿子岳家即一退休老工人的小平房拾盖的破厨房里面，没法展开使用，影响他的研究业务很大。而“中华”组织上明确对他讲过：“将来到了有多房子的时候也不分配给你，到时你不能提出请求要房子”。我看他实在不方便，只好叫他到我家来，挤出一个铺位给他住。但由于他每天在所里工作夜深才回来，因我家是大杂院，叫门不开，往往又只好跑回“中华”爬到五楼上睡。）以此种种来看，更非调离“中华”不可。
从顾先生这封请示上级的信中，我们对刘起釪当时的生活状况了解得更多一些。——他为了《尚书》研究而由南京史料处调至中华书局，不仅原来享受的高级研究员待遇被取消，而且曾经长期五个人挤住在一间很小的集体宿舍中，人没有固定住所，书也只能寄居别人家里，这对于一个需要随时查阅大量书籍才能得以进行的《尚书》整理研究者来说，的确是极不方便。同时，这种居无定所的生活，对一个２０岁左右的单身青年可能还算不了什么，但刘起釪先生此时已61岁，也算得上是老人了。
1978年1月7日，刘起釪先生致信顾先生，再次谈到调动工作的进展：
这周五天时间里，花了两天写致中华党委的报告，用一天时间去找中华找了陈原同志面交了报告，提出了我的看法，请求根据客观实际同意我调历史所，然后又去找了白先生，请他找陈原同志说说。
1月15日刘起釪在给顾颉刚写信汇报《尚书•盘庚》“校释”的进度时，在信的末尾又提到“调编制的事仍有待抓紧办”，1月22日在汇报《尚书•盘庚》“附论”部分的进度时，信的末尾又说：“调编制的事尚无进展，令人着急。”
由顾先生此一阶段的日记中，刘起釪与王煦华的调动，也是他最挂心的事情。1978年1月22日，日记中记“起釪来，为组织关系事，为写陈原信”。1978年3月16日的日记中又记：“与起釪谈。予上月写陈原信，说明起釪调京，原为助我整理《尚书》工作，与中华书局本不发生关系，乃不得覆，仍要他前往审稿，此真无理取闹矣。起釪欲予致周扬一函，以彼时周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华属彼管辖，当能发生作用也。”
六十多岁还过着居无定所的漂泊生活，以及历时四年而无结果的艰苦调动，如果不能令人发狂，至少也可以令一个正常人郁郁不乐。1978年8月，很可能王煦华先生由上海至北京的调动，对于刘起釪先生也是一个很大的触动。我们看到1978年8月6日的顾先生日记中，记有“与刘起釪谈，劝之”一语，8月17日，顾夫人派人整理西屋，以迎接王煦华先生20日左右的到来，而8月19日，在王煦华先生约定到来的前一天，顾先生的日记中，记录了刘起釪先生与顾夫人之间的冲突：
静秋因起釪说她“欺负人”，大生气，肝胃炎突发，大吐，入阜外医院，两天后出。我为起釪事生气，为静秋病着急，终夜服安眠药五次无效，耿耿到晓，湲儿量予热，为三八度。
在顾先生的坚持下，在刘起釪先生与顾先生乃至顾先生的家人经历了种种心酸与波折后，刘先生最终还是得以正式调入历史所。然而就在刘起釪先生正式调入后两年多，顾先生便长辞人世，自此，“古史辨”的旗帜，只能交给刘起釪、王煦华两位先生，以及顾先生的女儿顾潮、顾洪两位女士了。
陶行知曾有诗云：“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如果说顾颉刚的一生是为开创新史学而来，则刘起釪的一生，则是为新史学研究的重镇——《尚书》学研究而来。《尚书校释译论》的出版，凝聚着顾、刘之间最深挚的师生情谊。顾颉刚在日记中曾数次自省，因爱才惜才而又待人先宽后严，得罪了很多人，社会变迁与政治风波，更可以使原本友爱的师生感情隔阂，甚至分道扬镳。政治上的风风雨雨，却童话般地未使顾颉刚与刘起釪之间生出嫌隙，他们之间的感情与合作，竟然奇迹般地未受任何侵染。政治运动来了，顾颉刚要写检查、接受调查，刘起釪要去干校劳动，没有做研究的间隙，研究就停下来，一有可供研究的安静时间，他们又可以立即投入工作。《尚书》、《尚书》，仿佛一切都是为了《尚书》。人作为有限的存在，总不会如神般完美，然而《尚书》研究，却将人性的弱点以及因人的缺点而生的矛盾和枝节净化，从而益发呈现出人之精神与品德的光辉。
学界的殷殷期望，出于学术的迫切需要；旁观者的疑虑重重，则缘于整理《尚书》的现实困难。1999年10月，《尚书校释译论》完稿。2005年4月，《尚书校释译论》由中华书局出版，顾颉刚、刘起釪两位先生共同署名。这套4册142万余字的宏著，犹如一块巨石投入学界的海洋，虽没有激起喧闹的水花，却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成为《尚书》学与经学研究绕不开的重要基石，并为思想史、哲学史以及古代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这便是对于学界多年期盼与疑虑的完美答复。是书面世之时，顾先生已辞世近25年，而刘先生也已是88岁高龄。
一、 刘起釪的第一次调动
新中国成立后，顾颉刚曾两次奉命整理《尚书》。第一次是在1959年，顾先生所列1959年日记纲要中说：“自本年起，领导指定予整理《尚书》。点完必要之参考书。”顾颉刚身为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的一级研究员，历史所应负有领导之责，由此后顾先生与中华书局领导金灿然、萧项平等人的书信来往看，中华书局也参与其事并提供便利条件。傅璇琮先生曾推测：“这当也是上级领导之命，光是历史所、中华书局是决定不了的。”至于中央是否还有指令，究竟是谁发出的指令，顾先生自己也不确定。
1959年7月，顾先生至青岛疗养，偶遇刘起釪，刘起釪表示愿意追随顾先生进行《尚书》研究，——刘起釪的第一次调动就此开始了。
刘起釪是顾颉刚1940年代在重庆中央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任职时的学生。当时中央大学教授阵营十分强大，文学院历史系系主任为金毓黻先生，教授有丁山、张贵永、沈刚伯、郭廷以、蒋孟引、白寿彝、蒋复璁、贺昌群、韩儒林诸先生及顾颉刚先生等。中文系有汪辟疆、罗根泽等先生，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为伍俶傥，史地系主任为缪凤林，理学院有辛树帜、欧阳翥、胡焕庸等先生。而刘起釪对顾先生最为钦敬，“感觉到他胸怀闳廓醇厚，从他问学如坐春风，恢恢乎有学术广渊之乐”。在顾颉刚的劝说下，他放弃了桐城文章与选体诗文，扭转了人生努力的方向：做学人，不做文人。1945年中央大学毕业后，刘起釪又追随顾颉刚读研究生，1947年研究生毕业后，刘起釪为了可以继续读书，选择去国史馆工作。然而事与愿违，仅隔两年，1951年国史馆改组为中国科学院南京史料整理处，刘起釪担任组长，整理现代档案史料。他曾这样回忆自己那段时间的工作：
自己原有的古典学术造诣完全搁置，但因承受革命激情，一心为革命工作，生怕自己所受旧的思想影响改造不彻底，根本不计较什么，这在当时是真心真意的。一个劲主持整理三百多个单位的历史档案，编目四百多册，选编史料汇篇三千多万字，撰写《历史档案的整理办法》一书出版。以此每年年终总结总以第一名被表扬，1956年受中国科学院奖金。
在1957年反右整风运动中，刘起釪先生虽没有被戴帽子，却也受到了批评，这在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中已属幸运，但对于爱较真、一心要干好工作的刘先生来说，却依然是沉重的打击：
我们是诚心实意、实事求是的，可领导并不实事求是，虽没给我戴帽子，却捕风捉影，横加批判，鸡蛋里找骨头，硬叫你检讨，怎么也没法说清。就在脑子里开始怀疑我这样卖力，做得对吗？
可以想见，1959年在青岛与顾先生偶遇，当顾先生谈到自己的《尚书》工作需要助手时，刘起釪必是欣然应承。
刘起釪先生在南京史料处的职称虽然因种种原因只是副研六级，但住房、医疗等方面，却享受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用他自己的话说：
当时科学院在南京九个单位，独我单位无科研职称，只给了我相当副研六级也安之。但因我是本单位业务第一把手，也给了高级知识分子待遇，包括住房和医疗及名胜地区休假等都和其他八单位高研全同。
然而，不能使自己自幼所习的古典学术造诣有所施展，即使有高级知识分子待遇，刘先生也还是将这种生活视为“藩篱”，而调至北京随顾先生做《尚书》研究，则具有解脱“藩篱”的意义。
刘起釪先生的第一次调动并不顺利，1959年顾先生从青岛回京，即与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副所长刘大年先生（南京史料整理处归属近代史所）与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金灿然先生商谈，请他们帮助，调刘起釪进京协助自己进行《尚书》工作。
南京史料处所属的近代史所与顾颉刚所在的历史所，同为中国科学院下属单位，刘起釪如果由南京史料处调至历史所，只能算是同一部门内部调动，但顾颉刚与历史所第一所副所长、实际掌管所务的尹达之间存在着矛盾分歧，刘起釪由南京调至北京，要落入历史所，很显然缺少可能性，而恰好金灿然为了《尚书》今译工作，曾答应由中华书局为顾先生配助手，中华书局就成了刘起釪入京最好的落脚单位。
1959年的调动，因南京史料处“已定跃进计划，不能抽调人员”而功亏一篑，顾先生却并没有放弃努力。1962年，在广东从化休养的顾颉刚遇到周扬，谈到《尚书》整理，遂向周扬推荐刘起釪协助自己。刘起釪这样回忆调动的过程：
1962年，周扬同志在广东从化休养地和顾先生谈此项工作，由顾先生推荐我协助他，周扬同志把我的名字带回中宣部，在一次会上决定调我来京的。而当时之所以调我来，是因为我在大学时曾随顾先生治过《尚书》。（刘起釪《我与〈尚书〉》）
可以说，自1959年开始，“文革”前中华书局的支持与合作，对顾先生的《尚书》整理研究意义重大。刘起釪第一次调动能够成功，除了周扬自上层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外，金灿然先生也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和劳动。扬子居先生曾于“文革”前中华书局人事组档案中，商调刘起釪先生进京协助顾颉刚先生从事《尚书》整理的旧档，并根据旧档撰成《〈尚书校释译论〉引出的尘封旧事》一文。扬子居所见旧档中“除存有顾颉刚先生、刘起釪先生的书信外，更多的是中华书局及金灿然先生向周扬、齐燕铭等领导人以及中宣部、文化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南京史料整理处等部门请调、商调的往返文书”。据他所说，1960年刘起釪的入京因原单位不同意而失败之后，大约在1961年上半年，金灿然与南京史料整理处主任王可风面谈，同年12月1日致函文化部干部司请调刘起釪，并附“请调干部登记表”一份，表中“拟调至何单位任何职务”一栏所填为“中华书局作社外编辑顾颉刚先生的助手”。 1962年1月，文化部干部司同意刘起釪调京，同时批示中说：“按徐部长批示，今后应积极处理精简人员，一般不再从部外调进人员，更不能从外地调进人。请你局严格掌握。”
从顾颉刚与刘起釪通信中看，刘起釪于5月12日接到了获准调京的通知，他在这一天写给顾先生的信中说：
生渥蒙师门关怀，俛赐提挈，于本日得组织上正式通知，谓调往北京中华书局服务，并谓目前业已将生家庭人口情况函告书局，接洽迁移户口诸问题。一得覆音，即可成行。多年来至盼能随侍师门，问学请业，一旦获尝其愿，快幸何似。一俟组织通知成行日期，当即襆被入都，以亲教诲。但在临行以前，生至盼能明了有关具体情况，是否生入京后即随吾师从事《尚书》整理工作，而非在书局担任一般编辑工作？是否生即随侍左右而不必随局中同仁进退？生私愿固在长侍帐侧以整理古籍终其身，无他宏愿矣。（转引自扬子居《〈尚书校释译论〉引出的尘封旧事》）
顾颉刚5月15日收到此信后，在日记中写道：“得刘起釪书，渠已由领导通知，转职中华书局，助我整理《尚书》，此真可喜事也。”
5月27日，刘起釪再次写信给顾先生：
拜奉教言，知生来京后当可侍帐侧，佐《尚书》整理之役，快幸之至。一俟师门将其具体问题与领导方面商妥后，生当即耑行入京。立雪匪遥，至感欢忭。……生所不知者，是否所有本人需用行李书籍均需随带？生置有图书七八架，是否目前即需携之备用？中华藏书故当不少，是否取用方便？敢请便中赐告。现不论情况如何，生已决心入京，待命即行，以能服弟子之劳，得问学之益，分师门宵旰之勤，为至大乐幸也。
师生二人的欢喜之情溢于言表。刘起釪的信中，所询问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入京后是否“即随吾师从事《尚书》整理工作”，二是自己是否需要带书，中华书局藏书取用是否方便。至于职称、待遇、住房诸问题，竟然都不关心。然而由于当时正严格控制入京人口，因刘起釪的户口等问题，调动又起波澜。
据扬子居先生所见，6月11日，金灿然再次致函文化部齐燕铭、徐光霄二位副部长：
我们考虑到顾著述丰富，为他物色助手，颇不容易，且他近几年来体弱多病，确实十分迫切需要助手帮助他工作。又考虑到顾在国内外有相当影响，他的助手问题似仍不能不加考虑。因此重申前请，请考虑在目前可否将刘调来。（转引自扬子居《〈尚书校释译论〉引出的尘封旧事》）
原函有徐光霄批示：“目前自外地调人有困难。”可见在当时中央精兵简政、压缩城市人口的政策下，刘起釪先生能过获准调京，并非一件简单易行的事情。原函又有10月5日中华书局副总编辑丁树奇的批注：“此事国庆节前已解决，不必送灿然同志了。”（同上）
1962年6月13日，顾颉刚为此事给周扬写了一封长信，当天的日记中，他记录了此事：
前日得刘起釪来信，谓中华事迟迟不定，事恐中变。昨与项平通电话后，晚得张百辰电话，知北京报进户口极难。今日因与周扬同志函，请由文化部与北京人委洽办，又连带说黄永年、王煦华两人。
6月25日顾先生致函金先生，信中谈到户口问题的解决：“彼意，如京中户口一时困难，个人可先行入京，以临时户口进行工作；眷属北行，将来再办。”
金灿然在接到顾先生信以及周扬办公室转来的顾先生的长信后，“于7月8日致信齐燕铭同志，转述了周扬同志的意见：‘周扬同志意见，顾的助手无论如何要解决，调不来，可以借。’7月18日，顾先生赴中宣部开会，以7月12日刘起釪来信面呈康生。康办7月20日转交齐燕铭，齐燕铭8月1日在康办函件上批示：‘此事已解决，各信送中华存。’”（扬子居《〈尚书校释译论〉引出的尘封旧事》）
刘起釪的第一次调动，虽然前后历时四个年头，一波三折，但由于顾颉刚、金灿然的共同努力，以及刘起釪本人不计待遇、户口的决心，最终算是顺利完成。1962年11月21日，刘起釪到京。此时，顾先生尚不足70岁，而刘先生45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由1962年至1965年，成为顾颉刚与刘起釪合作进行《尚书》研究的黄金时段。
1965年，刘起釪到河南林县从事“四清”工作， 1969年9月，又被下放至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顾颉刚这方面，从1966年8月之后，研究工作也完全停顿。直到1971年4月，顾颉刚因奉命总校二十四史而恢复了学术活动。
顾颉刚第二次奉命整理《尚书》，已是《尚书》整理工作被迫停顿将近十年之后的1975年了。此次所奉之命有了明确的出处，那就是毛泽东。顾颉刚1975年9月20日的日记说：
起釪言，中华书局所拟出版计画，本定四年，送至毛主席处审阅，主席言：中华专出古书，而古书有极难解者，如《尚书》非有十年时间不可。因令重拟。为此，这个工作又将落到我身上。
据顾颉刚日记，1975年10月21日，顾颉刚改刘起釪《尚书今译》计划书，自此顾颉刚与刘起釪的《尚书》研究工作，开始逐渐恢复。此时，顾先生年迈体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一个学术团队来支持他的学术研究。他在9月20号的日记中，就第二次受命整理《尚书》一事写到：“但我体已衰，只能帮起釪找些资料，由他作主干，而训练工农兵青年，使作辅佐耳。”在这样的情况下，刘起釪对于顾先生《尚书》整理的作用，就更加重要。然而，顾先生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历史所，刘起釪却列名为中华书局的职工，由中华书局为历史所的人提供助手，这样的人事关系，显然不利于刘起釪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尚书》整理工作中，于是便有了刘起釪的第二次调动，时间上始于1975年10月，目标是由中华书局调至中国科学院历史所。
二、 刘起釪的第二次调动
这次调动无需考虑户口问题，然而却因种种原因，比第一次调动显得更加困难，也给时年82岁的顾先生和年近60岁的刘先生带来了更大的焦灼与痛苦。
此时，萧项平与金灿然都已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分别于1970年和1972年因病辞世。在白寿彝先生的建议下，顾先生就刘起釪调动事向胡绳求助，命刘起釪代拟致胡绳函。但顾先生对刘起釪代拟致胡绳函不太满意，1975年11月5日的日记对此又有记录：
予因彼（指刘起釪）所作函专述自己事，而《尚书》研究实为我事，不当反客为主，因口授洪儿，嘱其代草，并由她送至寿彝处，征其同意。
顾颉刚对自己口授、顾洪改作的信函还是不满意，于是又自己动手，1975年11月6号的日记中记：
洪儿所草函嫌空虚，未将予之《尚书》工作作详细说明，因自己动手，约二千字。久不为文，自己觉得竭蹶了！
顾颉刚、白寿彝与刘起釪、顾洪的共同努力很快就有了成效，据顾颉刚日记，1975年11月28日，刘起釪告诉顾颉刚：“学部已派人到中华书局商调回起釪事，但尚待总经理金沙考虑。”
要知道，此时的顾先生已是82岁高龄的老人，身体又长期为各种疾痛所困扰，他太急于在自己辞世之前，将学问所得尽可能多地留存后世，不仅是《尚书》研究，还有他那数量浩瀚的读书笔记，都急需要助手来帮助他整理。此后，“助手”问题与学术规划、思想改造，几乎成为顾先生日记的三条主旋律。
看到谭其骧、郭绍虞等人在上海都有自己的学术团队，他十分羡慕，羡慕之余对自己的处境越发感伤和郁郁。1977年12月19日，因翻阅郭绍虞新著，他又在日记中发出如下感叹：
绍虞在沪，有助手八人，故能大干，其所作《语法修辞》一书，有四册之多。近又为《历代文论选》，亦大书也。惟足已不良于行，手亦颤与予同。厚宣有助手十人，故能编《甲骨文合编》。季龙有一班绘地理人员，故能编《中国历史地图》。思泊有助手五人，故能编《古文字总汇》。绍虞有助手八人，故能编这编那。余乃仅有一起釪，两三年来用尽全力，自乔木任院长乃办成，此皆尹达釪龁我二十余年之所致也。推其主因，固由郑振铎、陶孟和、罗常培之诋毁，亦缘于范文澜之倾轧……
甚至在梦中，顾先生也因没有得力的助手而郁郁寡欢。1975年11月24日的日记中记录：
今晨梦中得诗云：“燕子不来春寂寞，梅花未放夜凄凉。”似觉萧瑟，然如有助我工作者可成若干总结性之著作，则甚有其积极性存焉。
顾颉刚对于学术研究的急迫心情，使他的脾气越来越急躁，在1976年3月15日的日记中，他开始抱怨：
刘起釪到南京去，说十天，到今二十天迄未来。这个人好松懈也，如何能帮我工作？想起来真使我伤心，我可如何得到一个好帮手？
第二天，刘起釪还没回来，令他更加生气：
为起釪事，愈想愈气，愈气愈紧张，他哪里能帮我整理《尚书》！因此，《元曲选》看不下了。
3月17日，刘起釪来到顾家，也是这一天的日记中，顾颉刚记：“起釪已暂入历史所，在甲骨组工作。”刘起釪至甲骨组，似与胡厚宣的帮助有关系。1976年6月6日的顾颉刚日记中记：
起釪告予，胡厚宣欲来看我，商量同事《尚书》工作。彼肯相助，自是佳事。又言起釪住所内，可由他办。
然而，刘起釪至历史所只是“借调”，工资依然要从中华书局领取，位置还是尴尬。因此，顾颉刚又拼着病体，勉力为刘起釪事向各级领导写信求助。1977年7月4日，顾颉刚在日记里对于此事，已有凄苦之意：
静秋、湲儿坚欲予写向所领导信，予不堪紧张，心脏病又发，服硝酸甘油二次，并吸氧气，至三时许起床。……予已甚衰老，经不得紧张，而家人不谅解，因起釪重托，必欲予写信，致旧病重发。此心摇摇，恐不能久于世矣。
虽然因为刘起釪事向所领导写信而紧张致旧病重发，仅仅事隔四天，1977年7月8日，顾先生再次为刘起釪向学部写信求助，他当天的日记也记下了自己的焦灼状态：
起釪本科学院工作人员，调至北京，助予整理《尚书》。乃尹达以私心令入中华，遂为书局编辑。年来予累函学部，请将其组织关系调至学部，然仅办到“借调”，工资仍由中华拨给，此真“名不正”也。予今日正为作函，请领导办此事，而静秋看我函稿，横加干涉，使我一紧张，冠心病又作，只得输氧气及服硝酸甘油矣。
偏巧此时“中国科学院”改组，历史所隶属新建之“中国社会科学院”，而新任院长究竟为何人尚无法确定，因此顾先生为刘起釪所写之信，没有得到任何答复。这一阶段，顾先生也因为助手问题得不到解决，变得越来越焦虑。他在1977年9月5日的日记中自省：
魏大夫谓予向来乐观，今日为何一变常态，入于焦躁。盖一则予老年慢性病太多，体不能任，再则以整理笔记事急，而迄无一得力之助手。倘今年找不到人，则《史林杂识》明年即不能出第二册矣。予命尚有几年，安能轻易放过。是则予性情急躁之总原因也。
“予命尚有几年，安能轻易放过”，这便是顾颉刚晚年最激扬的心声，也是他性情急躁的根本原因。他变得越来越爱生气了。1977年9月24日，“整理一生笔记册，孰意皆为起釪翻乱，幸每册首批明甲乙，尚易理耳。终因此生气不止”。 9月26日，又因为刘起釪将所借书散失而不悦：
起釪十余年来随手取余书作参考，然不负责任还书，经文化大革命，遂至散失。问之则茫然。
即使别人对刘起釪的夸奖，也并不能令顾先生感到开心了。1977年9月29日日记：
程文杰甚称道刘起釪用功，此亦衬出社会科学院用功人之不多也。
刘起釪由南京调至北京后，我们只大略了解他的学术工作，在此期间的生活状况，他自己从未在任何回忆文字中有所流露，我们可以找到的文字资料十分少。只是从刘起釪关于书籍散失一事所写给顾先生的信中，约略可以窥知，他在北京缺少一个固定的住所，因此所用书籍只能到处散放，甚至有部分书籍不得不存放到儿子岳父家的厨房里，由此住处之窘迫，便可推想刘起釪生活之艰苦。由这一点生活景况的蛛丝马迹，我们便可以更加理解1978年时，已经61岁而仍然过着“漂泊”生活的刘起釪，为何忽然对于调动、对于固定的住处，如此的焦虑了。
1977年11月，刘起釪的调动由于社会科学院刚成立而得不到答复，因“予命尚有几年，安能轻易放过”而万分焦急的顾先生，11月14日给中央高层写信，请调王煦华先生来做自己的助手。
与刘起釪先生的二次调动相比，王煦华先生的调动相对顺利得多，12月2日，历史所政工科即有人向刘起釪了解王煦华的情况。由王煦华的调动上，刘起釪又看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领导班子下自己正式调入的希望。12月4日，刘起釪写信请顾先生帮助：
已经向群众正式传达了中央文件，任命胡乔木同志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于光远、邓立群同志任副院长。
星期五日历史所政工组的同志来找我，问顾先生要调的姓王的同志的情况，说准备去调。我回答只知道这件事，不知道王本人情形，可以回去问问顾先生。那位同志就说，我直接打电话去问。大概后来他给您打了电话。
就这件事可看出：1. 新的院领导办事抓得很紧，要办就办。2. 对吾师的意见非常尊重，不会不支持。因此我的调院问题，吾师也须趁此抓紧办才好。师意以为何如？
据顾颉刚日记，12月24日王毓铨先生至顾先生家，劝刘起釪先生“《尚书》工作须赶快做，因为顾先生年龄究竟大了”，“又说我十年前发表的文字，如《大诰》、《世俘》、《史林杂识》等均非常切实，能解决问题”。12月29日，顾先生又在日记中记录：“中华书局要收回起釪任编辑，《尚书》工作势将停顿。此皆尹达之厉阶也。予必当争之。”可能跟王毓铨先生的劝解与中华书局的态度有关，12月31日，在如往常一样的汇报进度之后，刘起釪在信中对工作缓慢的原因作了解释，再次急迫地提到调动，以及与调动密切相关的房子问题：“希望吾师抓紧替我办调职的事，稍纵即逝，这一批房子分完，又赶不上分房子了。”
大约1977年底或1978年初，刘起釪在给顾先生所留纸条中又写到：
这件事要抓紧进行才行。我看再给院部写信是没有用的，因为中华书局不买院部的账。给“中华”的上级写也将没有用，因为他只能站在中华立场考虑问题。他不支持他的下属也不好办。我的意思是只能向上面请求，上次您给国务院关于上海王同志的信，我就想您一道请求，一道办妥。现在看样子只能再向国务院请求一次才行。
大约因为是便条，所以比写信要随意一些，因为随意，可以看到刘起釪先生的急迫心情。在刘先生的请求下，顾先生再次向上级请示，请求将刘起釪由中华书局正式调入历史所：
我前已几次请于学部领导，将刘的编制调来历史所，……可是听说“中华”拒不允调，还说因工作需要，希望他回去，这是完全没有理由的。……调出他而及时写好《尚书》，正所以完成书局规划，不让调出，反而不能完成规划，这是非常明显的事。……他在“中华”工作不受重视，生活不受照顾，表现为可有可无的人。（生活不给应有的照顾这一点最为突出。刘在科学院南京史料处时受高研究人员待遇，但在中华书局除了没法减低他的工资外，所有待遇都取消了。让他和几个出版事务人员挤在五层楼上四个人一个套间的很小的集体宿舍里，曾经长期五个人挤着住。不仅他在北京的亲属［儿子、孙子等］不能住在一起照顾他的生活，更主要的是他有十几箱书，一直堆在他儿子岳家即一退休老工人的小平房拾盖的破厨房里面，没法展开使用，影响他的研究业务很大。而“中华”组织上明确对他讲过：“将来到了有多房子的时候也不分配给你，到时你不能提出请求要房子”。我看他实在不方便，只好叫他到我家来，挤出一个铺位给他住。但由于他每天在所里工作夜深才回来，因我家是大杂院，叫门不开，往往又只好跑回“中华”爬到五楼上睡。）以此种种来看，更非调离“中华”不可。
从顾先生这封请示上级的信中，我们对刘起釪当时的生活状况了解得更多一些。——他为了《尚书》研究而由南京史料处调至中华书局，不仅原来享受的高级研究员待遇被取消，而且曾经长期五个人挤住在一间很小的集体宿舍中，人没有固定住所，书也只能寄居别人家里，这对于一个需要随时查阅大量书籍才能得以进行的《尚书》整理研究者来说，的确是极不方便。同时，这种居无定所的生活，对一个２０岁左右的单身青年可能还算不了什么，但刘起釪先生此时已61岁，也算得上是老人了。
1978年1月7日，刘起釪先生致信顾先生，再次谈到调动工作的进展：
这周五天时间里，花了两天写致中华党委的报告，用一天时间去找中华找了陈原同志面交了报告，提出了我的看法，请求根据客观实际同意我调历史所，然后又去找了白先生，请他找陈原同志说说。
1月15日刘起釪在给顾颉刚写信汇报《尚书•盘庚》“校释”的进度时，在信的末尾又提到“调编制的事仍有待抓紧办”，1月22日在汇报《尚书•盘庚》“附论”部分的进度时，信的末尾又说：“调编制的事尚无进展，令人着急。”
由顾先生此一阶段的日记中，刘起釪与王煦华的调动，也是他最挂心的事情。1978年1月22日，日记中记“起釪来，为组织关系事，为写陈原信”。1978年3月16日的日记中又记：“与起釪谈。予上月写陈原信，说明起釪调京，原为助我整理《尚书》工作，与中华书局本不发生关系，乃不得覆，仍要他前往审稿，此真无理取闹矣。起釪欲予致周扬一函，以彼时周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华属彼管辖，当能发生作用也。”
六十多岁还过着居无定所的漂泊生活，以及历时四年而无结果的艰苦调动，如果不能令人发狂，至少也可以令一个正常人郁郁不乐。1978年8月，很可能王煦华先生由上海至北京的调动，对于刘起釪先生也是一个很大的触动。我们看到1978年8月6日的顾先生日记中，记有“与刘起釪谈，劝之”一语，8月17日，顾夫人派人整理西屋，以迎接王煦华先生20日左右的到来，而8月19日，在王煦华先生约定到来的前一天，顾先生的日记中，记录了刘起釪先生与顾夫人之间的冲突：
静秋因起釪说她“欺负人”，大生气，肝胃炎突发，大吐，入阜外医院，两天后出。我为起釪事生气，为静秋病着急，终夜服安眠药五次无效，耿耿到晓，湲儿量予热，为三八度。
在顾先生的坚持下，在刘起釪先生与顾先生乃至顾先生的家人经历了种种心酸与波折后，刘先生最终还是得以正式调入历史所。然而就在刘起釪先生正式调入后两年多，顾先生便长辞人世，自此，“古史辨”的旗帜，只能交给刘起釪、王煦华两位先生，以及顾先生的女儿顾潮、顾洪两位女士了。
陶行知曾有诗云：“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如果说顾颉刚的一生是为开创新史学而来，则刘起釪的一生，则是为新史学研究的重镇——《尚书》学研究而来。《尚书校释译论》的出版，凝聚着顾、刘之间最深挚的师生情谊。顾颉刚在日记中曾数次自省，因爱才惜才而又待人先宽后严，得罪了很多人，社会变迁与政治风波，更可以使原本友爱的师生感情隔阂，甚至分道扬镳。政治上的风风雨雨，却童话般地未使顾颉刚与刘起釪之间生出嫌隙，他们之间的感情与合作，竟然奇迹般地未受任何侵染。政治运动来了，顾颉刚要写检查、接受调查，刘起釪要去干校劳动，没有做研究的间隙，研究就停下来，一有可供研究的安静时间，他们又可以立即投入工作。《尚书》、《尚书》，仿佛一切都是为了《尚书》。人作为有限的存在，总不会如神般完美，然而《尚书》研究，却将人性的弱点以及因人的缺点而生的矛盾和枝节净化，从而益发呈现出人之精神与品德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