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odie的父亲今年75岁，满头银发，身材短小精悍，曾是澳洲一家投行的主席，现在身份变成了澳洲和丹麦两个国家资源合作电影公司主席。
　　这一切都源于儿子Brodie。Brodie大学时还是个迷茫少年，依照父亲的愿望，进了商学院，业余时间喜欢拿着摄像机拍周围的同学，然后在年末把一年的素材剪成一个半小时的电影，在学校礼堂播放，一弄4年，成了悉尼大学商学院的例行活动。摄像机成了Brodie生活中最好的伙伴，他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从父亲身上，他知道成为一家投行主席意味着什么——连续40年，每天7点半起床，脑子里除了投资收益，几乎没有别的爱好。
　　“当然，商业也是一门艺术，一门无中生有的艺术，你需要在脑海中对未来有想象，并且具备将社会资源效益最大化的能力，这其实跟导演很像。导演在开拍前脑子里就已经对故事有了非常具体的想象，他最大的挑战其实是让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到自己所看到的，更重要的是让他们都愿意参与到这个造梦的过程中来。”
　　Brodie商学院毕业后进入了电影学院，开始拍纪录片。
　　他首部获奖的作品，工作人员名单上只有他一个人。
　　在墨尔本，这个澳洲的毒品之都，他跟一对瘾君子情侣在一块儿生活了3个月，通过一台摄像机记录他们的生活，拍摄过程中，他奉行“墙上的苍蝇”（fly on the wall）艺术创作原则，最小程度介入到主角的生活当中。
　　我问他，“那你会记录他们做爱吗？因为吸食完海洛因后，性交这个过程会比平时感觉强烈十倍。”
　　“除非你想做一只墙上血肉模糊的苍蝇，有些角落还是不能触碰的。”
　　“你进去之前，就知道会是3个月吗？还是说你就一直这么等着，万一是两年怎么辦？”我又问
　　“我进去之前就跟他们是朋友，能感觉到他们的生活正处于巨变的边缘，影片结尾恰巧也是他们分手各自重新开始生活，而摄像机还在空无一人的客厅里记录，这里面有一种美感。”
　　带着20小时的素材，濒临精神崩溃的Brodie撤了出来。3个月内，由于全身心投入，他和外部社会，尤其是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失去了联系。之后他不愿再触碰纪录片，转而进入了剧情片，新电影讲述欧洲新艺术之都柏林，一群年轻人发动艺术文化革命的故事，总投资200万欧元，其中40%由政府电影计划资助，另外60%则是私人资助。
　　
　　“私人资助的都有谁？”我直接问电影编剧，Brodie的朋友辛波斯卡，她身材瘦高得像一棵树，笑起来长长的手指会不停地在桌上跳动，像寒风中的枝条。她的父亲从苦难的波兰逃到澳洲，成了矿主，最近家里的矿都卖给了澳洲女首富莱茵哈特，因为作为独女的辛波斯卡不愿开矿。
　　“我和Brodie的父亲。但你要知道，我们也是走了正规程序的。”她似乎有些尴尬，随后又说：“你看莱茵哈特，有那么多钱还是众叛亲离，被3个子女告上了法庭。”旁边一个丹麦建筑商的女儿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子女竟然将母亲告上法庭？”
　　辛波斯卡接着说：“所以，到你死的那天，回忆起一辈子，你能想到的肯定不是银行里积累的财富，而是那些温暖的回忆，那些人与人之间美好的关系。”
　　他们的下一部片子很有意思，讲述一个内向封闭的上海小女孩，通过经历安徒生童话，蜕变找到幸福的故事。项目得到了安徒生故乡奥斯登政府的支持，明年8月即将开拍，目前正在中国寻找5000万的投资，以及中方内容合作团队。
　　“这会是怎样一个故事呢？”我问辛波斯卡，“因为安徒生一辈子是如此的孤独和悲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