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历】

　　貂皮是御寒的极佳之物。一说认为，寒冬之中，放一碗凉水在冰上，覆以貂皮，虽是冬夜，碗中水也不会结冻。
　　貂皮是中国古代制作衣帽的名贵材料，自然是产貂地区的重要贡品。汉建武二十五年，乌桓国前来朝贺时，献上貂皮。魏景元三年，辽东郡肃慎国遣使入贡，贡品中有貂皮四百。唐开元天宝中年，大室韦遣使来朝，贡貂皮等物。明代宫廷之中，“宫中征用，每年贩来貂皮约一万余张”。
　　有清一代，东北进献的贡品中，以貂皮为最重。早在崇德四年（1639年），皇太极派兵征服了黑龙江中上游索伦、达斡尔等部，逼迫其每年进贡貂皮。被征服的索伦、达斡尔、鄂伦春等部，在康熙朝被编为布特哈打牲部落，至雍正朝被编为布特哈八旗，专门从事猎取貂皮等工作。
　　布特哈（意为渔猎）各部，设总管一人，管理日常事务。康熙年间明确，布特哈各部健康的成年男子，每岁要进贡貂皮一张。“无问官兵散户，身足五尺者，岁纳貂皮一张，定制也”。布特哈各部，每三年比测一次，立一五尺木桩，凡身高符合者，注册为纳貂之丁。因亡故、年老、残疾、重病不能捕貂者，于比测时从丁册之中除名。布特哈各部一直依照实际壮丁数量进贡貂皮，但各部人数时常变动，也导致进贡貂皮数量的波动。直到道光十二年（1832年），清廷才明确了贡貂人数，大约为三千四百余人。此后布特哈各部每岁进贡的貂皮张数，一直维持在三千四百余张以上。
　　貂皮分为三等，以丰厚纯黑者为上，黄又次之。选貂皮时，黑龙江主管官员与布特哈总管一起详加审视，判断好等级后，钤小印于皮背，封贮备进。清廷严格控制民间使用貂皮，就是官方选剩下的“掷还之皮”，钤上小印后，还要砍去一爪，才能流通到民间。如皮背无印，而四爪齐全者，则是私货，“事干例禁，人不敢买”。布特哈壮丁缴纳貂皮时，根据貂皮品级，赏给一定银两，由布特哈总管发放。布特哈向无商贩，每岁纳貂完毕，领取银两后，会举行商贸集会。各部不分男女，争相购买生活必需品，“为一岁之计”。布特哈八旗各部之外，其他如宁古塔、唐努乌梁海等地，每年也有大量貂皮进贡。内务府之中，储存的貂皮堆积如山。

【赏赐】

　　在清廷看来，貂皮是笼络人心的有效工具。松山战役后，明军将领洪承畴被生擒，初時宁死不降。皇太极亲自召见时，将所穿貂裘解下，赐给洪承畴。洪承畴感念厚恩，涕泪纵横道：“真命世之主也”，于是请降。得了洪承畴，皇太极大喜云：“得洪承畴，如盲人得一向导，进攻中原，安能不克？”
　　“冬至赐貂，唐例也”，定鼎中原后，清室也效法此例。冬至时南书房、如意馆、升平署等处供职人员，各得貂皮数张不等。至于亲贵大臣，逢到重要场合或是节日，也各有貂裘赐下。

　　云贵总督范承勋是清代开国名臣范文程之子。康熙癸酉冬，范承勋入京陛见。时康熙帝前往孝陵，范承勋赶往米峪口会合。君臣二人是旧相识，八、九年时间不见，范承勋已是满头白发。郊外寒冷，康熙帝将貂帽、貂褂、白狐腋袍赐下，令其立刻更换，以免风寒所侵。雍正丁未，冯少寇被提拔为庐州知府，请训之日，雍正帝特赐貂裘、锦绮、端砚、法帖诸珍。乾隆年间，沈德潜陪同乾隆帝南巡，游西湖时，恰好大雪，君臣二人作对。乾隆帝对其“飞人梅花都不见”一句大为欣赏，亲解貂裘赐之。咸丰甲寅年十二月，咸丰帝赐曾国藩御用黄里貂马褂。黄马褂颁到之翌日，有盗贼用小舟，于夜间靠近曾国藩座船，盗貂褂而去，曾国藩则噤不敢言。
　　一般臣子，机缘巧合，也能得赏貂裘。咸丰帝时，翰林吴存义入直南书房，咸丰帝偶至此处，见他所着貂褂破旧不堪，乃询问原因。吴存义叩首道：“臣自授（翰林）编修至今，已二十年矣。”翰林院素以清贫著称，吴存义于其间二十年，两袖清风，一贫如洗。咸丰闻言叹息不已，次日即赐下黑貂。
　　光绪中叶以后，京朝官场奢侈之风盛行。权臣荣禄穿着极为考究，每年冬季，所着貂褂，均有编号，每日一换，从无重复。荣禄貂褂，一日一换，这是太平世日。到了大乱时，连皇帝也没好貂裘穿。庚子之乱中，慈禧、光绪出逃西安。由于逃跑时仓促，未能携带宫内貂褂。出逃途中，寒风冷冽，光绪帝还是一身秋装。到了西安后，遍觅好貂皮而不得，光绪帝只好弄了件旧貂裘，罩在衣服之上。至西安返京之后，一切如往昔，大臣们纷纷穿着光鲜貂裘。光绪戊申年（1908年）冬十二月，庆亲王奕勖在府内摆酒席，亲贵们无一不身着上品貂裘。

【禁令】

　　就貂皮的使用，清廷有所限制。康熙元年，清廷下达禁令，“定军民人等，有用貂皮、狐皮、猞猁狲为服饰者禁之”。据此禁令，貂皮是大小官员、王公贵族们的专利，军民人等不得使用。
　　就在京内小官，陶醉在貂裘的温暖里时，不想却出了个喜欢拍马屁的人，怂恿皇帝禁止中低级官员使用貂皮等物。御史任宏嘉，字葵尊，建议康熙重新厘定服制，“非三品以上不得衣貂鼠、猞猁狲”。康熙帝听从了此建议。
　　冬日京师，寒冷彻骨，众多中低级官员们冻得瑟瑟发抖时，无不痛骂任宏嘉多事。王士祯做诗讽刺道：“京堂铨翰两衙门，齐脱貂裘猞猁狲。昨夜五更寒透骨，举朝谁不怨葵尊。”没多久，诸多三品以下文武官员，为了御寒，再穿貂裘，反正法不责众。康熙三十九年，朝廷再次重申禁令，这次不但禁用貂裘，甚至禁用貂帽，不过禁令很快就被人遗忘。到了康熙五十六年时，已没人记得这个禁令。此年康熙帝自己隐约想起：“朕记从前，曾禁貂鼠？”
　　貂禁被打破，除了群臣的使用之外，其中还有个重要因素，即皇室的牟利欲望。清室每年获得大量的貂皮，远远超过了皇室冬季使用及赏赐的需要，用不掉的大量貂皮，存在库房中慢慢霉坏。最终，清室决定将貂皮拿出来，由内务府变卖赚钱。内务府联系商人，将貂皮批发出去，再由商人运往各省零卖，双方可以讨价还价。康熙五十六年，内务府一次就将貂皮一万五千张交给商人贩卖。此后内务府储存貂皮数量到一二万张时，就将其中部分处理掉，以免日久天长，虫蛀变色。 　　清初时，貂皮价格尚不是特别昂贵。康熙初年，买一只铁锅，惯例是“随锅大小，布貂于内，满乃已”。到了康熙二十二年，京师之中，紫貂皮每张涨到银一两。雍正五年，内务府将索伦所出黄貂皮定价为每张二两，宁古塔黄貂皮每张一点五两。乾隆十八年时，内务府将发给两淮盐政出售的貂皮，定价为每张二点三两。通过内务府出售貂皮，清室获得了丰厚利润。
　　为了确保皇室垄断东北的貂皮，顺治七年（1650年），清室下令，“停止宗室探捕东珠、貂鼠等物。”康熙十七年（1678年）规定，凡私自进入禁地猎捕貂皮者，不分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皆罚俸九个月，所猎获貂皮全部充公。若是王公贵族所属旗人、家人和捕牲人，私自进入禁地捕貂被捕获后，其财主与为首之人，皆拟绞监候，并没收其全部家产和牲畜。清室将东北貂皮，视作了自己的私产，虽是王公，也不得与其争利。
　　不论是中国民间偷猎貂皮者，或是朝鲜人进入中国国境，偷猎貂皮，均参照偷盗人参之律，予以严惩。乾隆二十九年（1762年），朝鲜国人朴厚赞等十余人跨越江面，进人中国境内，偷猎貂皮，被中国驻防兵官拿获。朝鲜国人进入中国禁区偷猎貂皮，参照《大清律》中偷盗人参的律法，应处绞监候，至秋审时再决定是否处绞。此年九月秋之时，中方与朝鲜国沟通后，朝鲜国王同意将这批朝鲜人即行正法。但乾隆帝考虑之后，从两国关系考虑，认为应从轻发落。不过，“嗣后遇有似此罪犯，应将首恶之人，明正典刑，以昭国宪”。

【冲突】

　　“乌拉诸山林中，多有之索伦人，以捕貂为恒业。”索伦所产貂皮，毛泽润而香，毛深而皮大，被誉为天下之最。索伦出产貂皮颇丰，是清皇室貂皮的重要来源。索伦的顶级貂皮，吸引了罗刹（俄罗斯）人的注意。俄罗斯天气寒冷，素来重视貂皮，早在《一统志》中，就有关于俄罗斯貂皮的记载，“有黑貂皮，甚贵，产极东北牙特库之地。”顺治十七年，罗刹国遣使来华，中方的记录是，此国最精火器，地大兵多。
　　康熙四年（1665年），罗刹人头领“阿罗斯率八十余人，人索伦部，取貂皮而淫其妇女”。事发之后，宁古塔将军巴海轻骑往袭，此时罗刹人正在酣睡，全军基本被歼灭，逃脱者仅四人。罗刹兵吃了一次亏后，“筑城于雅克萨，为边患者二十余年”。雅克萨城筑成后，索伦人不时遭到骚扰，且无法向京师进贡上等貂皮。
　　索伦人多次向清政府请求援助，“以罗刹故，不得时贡，且数以罗刹之过上诉。”于公而言，罗刹人不断侵扰中国境内，杀戮颇多;于私而言，罗刹人抢劫貂皮，严重侵犯了清室的利益。从公私两个方面出发，康熙帝都必须出兵，铲除雅克萨城。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在扫平三藩之后，康熙帝派军讨伐雅克萨。在罗列的罗萨人罪状中，就有抢劫貂皮：“越界而来，扰害索伦诸地，剽划人口，抢虏村庄，攘夺貂皮，肆恶多端。”此战之中，大将林兴珠领藤牌兵五百，大败罗刹援兵于江中。林兴珠乘胜登陆，欲焚雅克萨城，罗刹兵弃城逃走。此战之后，两国达成了和议，索伦人也得以顺利进贡貂皮。不过在两国接壤的乌梁海地区，围绕貂皮，两国持续进行谈判，直至雍正五年方才达成协议。

【乌梁海】

　　乌梁海（意为森林中人），辽代称“斡朗改”，元明称“兀良哈”。乌梁海人分布在唐努山、阿尔泰山一带，在其名前加上所游牧的山名，作为区别，分为唐努乌梁海、阿尔泰乌梁海、阿尔泰淖尔乌梁海三部。乌梁海人只是外界对他们的统称，各地的乌梁海人，人种、语言不同。唐努乌梁海人的语言是突厥语，阿尔清朝内阁大臣合影，每人都穿着貂皮做成的衣服泰乌梁海人中，部分操突厥语，部分操蒙古语。

　　17世纪，乌梁海人向喀尔喀蒙古和托辉特蒙古纳贡，换取保护。准噶尔蒙古雄起之后，乌梁海人改向准噶尔人纳贡，一度处在噶尔丹控制下。康熙朝时，康熙帝三次出兵塞外，击败噶尔丹，荡平漠北。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唐努乌梁海头目率众归附，此后唐努乌梁海在名义上处于清国控制之下。乌梁海人所居住地区盛产各种皮毛，貂皮更是上品，每年都要上贡清室。
　　唐努乌梁海每年给朝廷进贡貂皮，同时还得向蒙古王公进贡貂皮，负担很重。雍正四年（1726年），雍正帝唯恐乌梁海人负担太重，与蒙古亲王会商后，将每人每年交纳给蒙古亲王的五张貂皮，减去两张，只交三张。另由中央政府拨给蒙古亲王乳牛、牧羊，以“每年孳生”，补偿所减二张貂皮的损失。
　　不过蒙古王公照例索取五张，乾隆七年（1742年），此事被定边副将军额驸策凌揭发。经过奏请，将涉及的王公，“交理藩院察议，仍严饬伊等嗣后照例遵行，如再私取逾额，定行从重治罪”。乾隆二十七年，清政府铸“唐努乌梁海四旗总管之印”，设置四旗总管。
　　唐努乌梁海、阿尔泰乌梁海、阿尔泰淖尔乌梁海三部，有属中国管辖的，有属俄罗斯管辖的，有处于中国与俄罗斯两国之间，不受任何一方管辖的。属于中国管辖的乌梁海人，“岁以五貂贡于我朝”。属于俄罗斯管辖的乌梁海人，“岁以五貂贡于俄罗斯”。不属于两国管辖，但又与两国边界接壤的乌梁海人，两国各取一貂。

　　雍正五年（1727年）的《中俄恰克圖界约》第三条中规定：“两边各取五貂之乌梁海，各本主仍旧存留。彼此越取一貂之乌梁海，自定疆界之日起，以后永禁各取一貂，照此议定。”据此条约，中俄不得对不属两国管辖的乌梁海人征收一貂。“然俄罗斯仍私征一貂如故。我朝亦姑置勿问也。”
　　唐努乌梁海人每年将貂皮运送到乌里雅苏台，再转运往北京。至于蒙古王公每年收取的貂皮，则自行派人前去唐努乌梁海征收。唐努乌梁海人对于进贡貂皮，素来用心，庚子年间，八国联军入京，两宫出逃西安。唐努乌梁海人照样进贡貂皮，由乌里雅苏台将军一路护送到太原，只是未曾送到西安，害得光绪帝穿了件旧貂裘。
　　清廷将唐努乌梁海地区出产的貂皮等物，视为是自己的私产，严禁内地商人前去。二百余年间，“我国商民仍守旧规，不敢违禁，潜往贸易”。每年唐努乌梁海人前来乌里雅苏台进贡貂皮时，内地商人有三天时间可以进行贸易。
　　中国商人不能去唐努乌梁海，俄罗斯商人却大量前去贸易。到了清末，在唐努乌梁海的俄国商人数量颇多，在此建盖房屋，常年居住。俄国商人每年收买鹿茸、狐狼、水獭、猞猁狲、貂皮灰鼠，数量甚巨。俄国商人大量收购貂皮，当唐努乌梁海人来乌里雅苏台时，竟无货物可与中国商人贸易。为此清室在光绪二十八年做出变通，由乌里雅苏台将军发出许可证，准许内地商人前去唐努乌梁海贸易。
　　晚清时期，大量移民涌入关外，开垦山地，各捕貂地纷纷丧失。布特哈八旗无法完成任务，就放弃猎貂，自行购貂充当贡品。到了后来，财力日益困窘，布特哈八旗已无力承办貂贡。从光绪三十二年起，清室令暂时免征。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正月，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上奏，请宽免布特哈八旗此后三年的貂贡。三年还未期满，清王朝已告别历史舞台。但忠心的乌梁海人却未曾停止进贡，1914年时，唐努乌梁海“对于我国政府，今尚贡献黑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