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荏苒，岁月如梭，方牧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三个年头了，回忆起与他交往的点点滴滴，是这样的清晰、明快和温馨，似饮甘泉，如沐春风，至今仍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
　　我与方牧先生相识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有一天，一位文友说要带我去认识一下四十年代就享誉我国东南诗坛的前辈，我想诗人肯定是风流倜傥，光采照人的，见一面也好。于是我随这位文友来到一个专为他人代写书信，状纸的摊子上，当我见到方牧先生时，与我想像的反差太大了，不敢相信眼前这个瘦骨嶙峋，脸上写满了沧桑，举止稍有迟钝，不善言辞的老人，竟然就是遐迩闻名的诗人。
　　当我的文友向方牧先生介绍了我，当他知道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喜欢写点诗歌、散文，连说“很好，很好”。 就这样我们就开始讲文学，聊诗歌，本来寡言少语的方牧先生一谈到诗歌，是那样的神采飞扬，口若悬河，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从诗歌的起源、变迁，古体诗的韵律及现代诗的意境，话题广泛，条分缕析，有如醍醐灌顶，启我心智大开。通过二个小时的接触，彻底改变了对方牧先生表像带给我的困惑，有了要结交他的冲动。
　　后来我与方牧先生成了忘年之交，无话不谈，讨论的最多自然是人生的感悟，诗歌的美感，诗词的发展等等，随着深入交往，才了解方牧先生文学功底深厚，阅历丰富，知识广博，才思敏捷，年仅十六岁就出版了十五万字的小说《青春》，尤其在诗歌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不仅写古体诗词，也写现代新诗，既擅长短诗，更工于长诗，他的诗作委婉含蓄，蕴意深邃，清新隽永，超尘拔俗。四十年代方牧先生在上海创办了“文学导报” ，与巴金、叶圣陶、臧克家、戈宝权等文坛大咖均有交往。在《文汇报》、《大公报》、《时代日报》、《文坛》、《春秋》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诗作。曾辗转在《当代日报》、《西湖日报》、《大华日报》、《天行报》等担任编辑工作。
　　方牧先生虽然才华横溢，卓尔不凡，但是经历坎坷，命运多舛，就连他的作品也是屡遭厄运，难见天日。四十年代中期，方牧先生豪情澎湃，诗如涌泉，进入了创作的鼎盛时代，正当上海《诗时代》编辑了他的三部诗集，准备出版时，不料抗日战争暴发，诗集版本毁于战火，因未留底稿，散失殆尽。他写了一部反映抗日战争生活的长篇小说《收获的季节》，共十部，已完成了六十万字，因长期颠沛流离，携带不便，把手稿放在朋友家保管，朋友妻子目不识丁，把手稿当作点煤炉的引子付之一炬。他把精心写就的一千多首诗作委托其母亲保管，由于其母年迈健忘，一直记不起诗稿藏放在哪里了，泥牛入海，下落不明，精神上的打击接踵而来，更为可怕的是他还被莫名其妙地错划为右派，开始了长达五年的牢狱生活。
　　方牧先生出狱以后，在家乡西门大队务农，由于身体每况愈下，一段时间意志消沉，生活困頓，封笔不再写作。身体羸弱的他不能参加体力劳动，只得代笔写文糊口。我到过他居住的地方，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可是到处堆满了各种书籍，连床上也被占去大半，以书为伴，安贫若素，我曾多次提出资助给他，都遭到他的断然拒绝。
　　后来不少人知道他满腹经伦，博古通今，写得一手好诗，慕名前来拜他为师，龙游籍著名诗人、中华诗词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林峰曾师从方牧先生。后来他还创办了“后浪诗社”，任诗社社长，并编印《跨世纪诗报》、《后浪诗丛》，对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向其求教，他都来者不拒，诲人不倦，精心为我们修改诗稿，使我们获益良多。他经常教导我们：“好的文字是从我们的心里自然流淌出来的，有生命力的。”他还曾送我一本《王力文集》，虽然书页早已泛黄，但我一直珍藏，经常翻阅。
　　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期，方牧先生又开始诗歌写作，象沉寂多时的火山迸发一样，笔耕不辍，进入了他创作生涯的第二个高峰期，写下了很多脍灸人口的诗歌。《龙吟》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他的诗歌“绿色的伞子”，后长篇系列组诗“龙的诞生” 发表了，作为一个古稀老人，还是这样热情奔放，充满激情，写出富有时代精神和生活气息的好诗，倾注了对祖国、对家乡爱的情愫。
　　一九九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方牧先生走完了他那充满传奇，历经沧桑，色彩斑斓的一生。他在“生前遗嘱” 一诗中写道：“祝我安息吧，生前没什么财产留给你，连榻榻咪也是用报废了的书报筑成，上面写满了被扭曲的历史。且莫嘲笑我的寒酸，就连这些破破烂烂，有朝一日，也会当作丢不开的宝贝。”是的，方牧先生是贫寒的，孑然一生，屡受挫折，身无长物，晚景凄凉，但是也是富有的，他给我们留下无数的精神财富，一九九九年七月，由世界华文诗库出版的方牧先生诗集《让你啼听》问世了，受到不少名家的好评。
　　诗是他的生命，生命是他的诗，方牧先生虽然已经离开我们，但是他的诗树长青，永远根植在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