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班宇小说中的地理坐标聚焦在辽宁省沈阳市国企重工业集中的铁西区，他以线性时间形式讲述的生命故事则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原点。随着中国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沈阳市作为东北的工业重镇、国家重工业聚集地，被重点投资建设。1950年代苏联援建的重要工业工程在沈阳占有很大一部分，而其中主要都集中在铁西区。随厂建而聚集起来的人群，他们的生活、工作甚至思考方式都围绕着这个区域生根、发芽直到枝繁叶茂，依赖于独具特色的计划型工业文明空间的生存，也繁衍出与之共生的意识形态。班宇小说的主人公几乎都是这个文化种群的产儿，比如《盘锦豹子》中的孙旭庭曾经是新华印刷厂一线车间的技术骨干，他和“我”小姑的婚礼也是在印刷厂的食堂举办;《冬泳》中的“我”是新华电器厂的普通工人，长年从事着别人分配的活计，也长年顺应着晨昏频繁切换的三班倒的工作方式，以及由此规定的生活方式。这个文化种群几乎从生到死的生活运动都是围绕着厂区和工人村展开。班宇以这个文化地理区间为基本时空体形式，展现他们物质及精神生存状态的特殊困境。
铁西区这个地理坐标，也是他叙事展开的现实场景与构建的心理空间。在《工人村》中，他准确地标注描画出这个空间的地理方位与人文特征：“工人村位于城市的最西方，铁路和一道布满油污的水渠将其与外界隔开。顾名思义，工人聚居之地，村落一般的建筑群，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兴建，只几年间，马车道变成人行横道，菜窖变成苏式三层小楼，倒骑驴变成了有轨电车，一派欣欣向荣之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强力保护下，生活着庞大的与体制共生的“老百姓”，他们以体制内的生存与国际接轨，频繁来考察的苏联专家与积酸菜、包饺子的文化交流，都使他们精神面貌自信自足而昂扬。上世纪80年代以后，国家开始以经济发展为政策導向，加之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势拉动，中国产业打破了国家分工的计划结构，顺应横向的经济发展需求。而与计划型体制化高度连接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在产业结构的转型中从系统性的松动到急速地溃败，成为“长痛不如短痛”的政策考量中最尖锐的“短痛”。沈阳作为一个重工业布局密集的工业聚集城，它的衰败也是中国与世界再次接轨的产业调整中必然要忍痛切割的“赘肉”。因此从90年代末期开始，在时代的阵痛中，以沈阳为代表的老工业基地开始了大规模的下岗潮。而五、六十年代聚集到这里工作的人们已经开始养老，接替父辈开始工作的人们此时已经进入壮年和中年期，虽然还有劳动能力和改变生活方式的机会，但是迅速调整的命令如又一次的“暴风骤雨”，使一个文化种群集体的生存和心理都被现实挤压到逼仄的境地，焦虑感弥漫全城，从而发展为无序的自我寻找中的集体迷茫。
班宇的小说中大量表现了故乡人在困局中精神突围的种种方式与际遇。比如，《空中道路》中吊车司机李承杰与一名厂工在休假游览时被困在高空索道的车厢里，手中只有一本看不懂的《日瓦戈医生》，恐惧感让他讲述着1929年苏联夏天的故事。当情绪渐缓的时候，他又在这个逼仄封闭悬置的危险空间中创建了一个想象的空间：“现在的城市规划有问题，思路没有打开，我们的生活不够立体，只活在一个平面上，太狭隘了，其实我们可以开发空中的公共汽车……”小说中的叙事者构建的是一个梦想的空间，与《日瓦戈医生》的故事一样，功能都是为了缓解精神的焦躁。而在骤然下岗的第二天，他借了一辆平板车以拉货为生，精神突围的高远梦想以更惨重的坠落为结局：“……没想到，以前不甘心开一辈子吊车，现在觉得，要是能开一辈子吊车，倒也没啥不好。”随着优越的福利待遇一起瞬间丧失的，是突破现实围困的雄心壮志。
国家整改大历史情境，让他们心生恐惧。人和工作的联接断裂，带来生活极大的混乱，使他们的心理失衡，在社会转型的急剧变迁中，精神的纠结导致行为的滞后。看似无力的自我挽救，实则是一种内心矛盾的表现，他们的精神被围困在计划型工业文明整体溃败的宿命中，班宇为这座故乡老城吟唱着挽歌。
铁西区作为沈阳城中的重工业聚集地，曾经繁盛一时的计划型工业文明，成为引导这个地域物质及精神生存状态的“原点”。制度形成城市的发展，城市的发展聚集了一群以此为业的工和民，他们上班为体制工人，下班依然在以工业体系圈围起的生活群落中为民。这种工和民角色二位一体的生存状态，在传统工业与新兴工业转型的对撞中，呈现出迅速溃败的废墟意象。在这个意象笼罩下的人们生活困顿、内心痛苦，精神也涣散成废墟状态。《枪墓》以一个套层结构的故事，借助铁西一家几代人的生存状态转喻出铁西老城的前世今生：第一代人的骨灰因第二代人赌桌上的失利，而只能暂放在月饼盒内。环境的萧条跟着人们精神的死亡一同埋葬着铁西老城曾经的繁荣，演绎着妻离子散、赌博度日、外遇、杀人、抢劫等种种恶性事端的悲剧，弥漫出精神废墟蒸发着的绝望迷雾，笼罩着系统性溃败的困境，失败的突围因此成为他小说基本的情节结构。那些顺应了大势所趋的新生代，即使得以成功逃离，顺利进入另一个城市，或者迅速适应市场经济，走出了生存的困局，为溃败中的逃离踩出了一条通道，呈现为良性的结局，但在异地他乡，他们心心想念的仍然是故乡老城铁西，灵魂仍然在废墟的意象中徘徊。他们毕竟是工业文明之子，是曾经和世界宏大历史对接、“放眼全球、胸怀世界”一族的血缘后人，不能落地生根于另一种异质文化，获得身份的归属感，这是精神废墟超时空的蔓延。
作为“85后”一代，班宇对铁西老城曾经的繁荣还拥有记忆，尽管已经只是一个尾声，但他的人文关怀依然降落在工业文明的记忆中——深情瞩目的是在溃败中被历史抛出常轨的弱势群体的命运。这里有他童年的记忆，有他血亲的温情，也有同时代人惨痛的仇杀与集体迷宫中的无望挣扎。涌动在溃败废墟中的人群，他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都不能迅速随之转型，尽管90年代中很多企业以各种方式应对社会的转型：从调整生产品种到以市场为导向改变营销方式，却无法扭转不断衰败的趋势。在《梯形夕阳》中，班宇讲述了一个在溃败中挣扎求生而几近沉沦的故事，“我”在变压器厂由工人转为销售人员，年底被科长派出去到电厂要账，几经周折在对方缩减百分之六十的账目后达成妥协，而要回的钱却被秘书和科长卷走，厂子依然没能逃脱破产的结局。废墟的意象在这篇小说中尤其显豁：“电厂里布满着清晰的废气味道……”这种味道就像一种末世文明的落日雾霾，总体笼罩着工业文明的迅速瓦解、崩溃。 溃败后的废墟中是堕落而绝望的挣扎。《工人村》中的老孙在没有搬迁的老房子里面收集老物件，置办成一个根本不盈利的古董店，卖货只靠神秘感;吕秀芬刘建国两口子下岗后开色情足疗店，在警察姐夫的庇护下勉强糊口。《枪墓》中成为小商贩的吴红，由于在收容所遭受了凌辱，迫使他丈夫成为恶性连环抢劫案的帮凶。绝望的挣扎，开放出一朵朵恶之花，在铁西老城区散发着腐败的味道。
这种溃败是顷刻间的，猝不及防。而那些已经以厂为家的人们心中的自我认同感则极强，“身份认同几乎总是建立在一种对‘集体记忆’的呼唤之上”。他们的国企员工身份已经成为超越工作关系的一种人生标记，这种人生的标记又兼有历史的标记。而激励的标语口号，在溃败中的现实面前则显得空洞虚弱，正在慢慢动摇瓦解他们的自我身份认同。人们心中的溃败已成定局，“万物皆轮回，凡是繁荣过的，也必将落人破败”。工业文明的定数导致集体怀旧成了一种无力的自我安慰——失败者自我身份认同的无效方式。《肃杀》中已经下岗却依然关心辽宁足球队命运的肖树斌，下岗证也是进入体育场享受半价的凭证，那一区聚集着摇旗呐喊为其球队鼓舞士气最为悲壮的群体，球队的胜利证明着他们曾经的激情青春，巩固着对铁西繁华的记忆。但所有投入的力气就像打在棉花上的反应，生存的困境毫无改变，徒留身心的疲惫，在转换的场景中，废墟的意象牢牢地绑缚着一个文化种群所有人的身心，失败的自我巩固是早年豪情的最后回声。
空间是承载人物活动和心理运动的区域，这种空间分为物理意义和心理层面两个，当历史的规划定义出空间的物理形式，处于其中的心理空间也由此被格式化。班宇在铁西老城大环境的人文地理设置中，又以内视角测度着结构性的小空间。
班宇首先以生产空间建构出取之于现实蓝本的微观空间形式，以之表征而具有了社会意义。“空间则趋向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首先是铁西老城人的生产空间。一如“‘生产空间’（toproducespace）是令人惊异的说法：空间的生产……主要是表现在具有一定历史性的城市的急速扩张、社会的普遍都市化，以及空间性组织的问题等各方面。今日，对生产的分析显示我们已经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铁西老城最集中地体现着从生产空间到空间生产的辩证，而时间的标志则以兴与衰的叠加集中展现在生产空间里，空间由此被理解和得到衡量。《渠潮》中，班宇以车间的空间形象寄予了对历史时间的理解：“一条瘦窄的索道贯穿南北两段，半空拉开一张大网，中间部分垂得极低，快要触碰到头顶，像是撒在海洋里的一张网，随时准备收缩，将经过的人们与震颤着的车床藏至深处。涂在两侧墙壁上的生产口号日渐斑驳。”这是对机械化大生产工作空间的心理化描述，也是废墟意象中标志性时间细节的空间遗存。
由这个生产空间拉动组合出的生活空间，则容纳着精神绝望的悲情，以一系列破败的意象连缀出来。在废气的厂房与铁路、布满油污的水渠等外部颓败的背景中，是工人村一栋栋陈旧的居民楼、拥挤着五口之家的狭小单元房、昏暗的洗头房。它意味着普遍衰败到来之后，寒冷的东北老城内化在极度的贫困、压抑、无助中，把城市的维度压缩在逼仄的角落里，一座城市的迷茫就在这逼仄的生活空间中经久不息地发酵。
这是把物理空间的压抑内化为心理空间的结果，生活空间的聚焦就是对现实困境的最直接的缩影式具象。从这里出发，班宇把这空间内人群的精神困境表现得淋漓尽致。《盘锦豹子》中孙旭庭和“我”小姑结婚的家，是一个铺了水泥瓦的二层办公小楼上的一间，“走进楼里能感觉到一阵阴凉，楼梯旁边的墙上写着四个血红的大字：禁止喧哗”。困境从两人的结合开始，小姑的工厂经常拖欠工资，只好办停薪留职，她闲居在家，把自己困在麻将桌上，打麻将是她唯一的精神寄托。她是濒临破产的厂区的“活体”部分，她的生命在精神层面上已经随着逐渐凋零的厂区一起萎靡了，就如她不断在麻将事业上的自我重复，从沈阳家中的麻将桌打到街上的麻将馆，再到大连自己经营起麻將馆生意，抛夫弃子以麻将为生。她把自己从计划体制内搭建的安逸平台中艰难地切分出来，义无反顾地投身市场经济的洪流，结果却是半生零落，归来时一无所有。
旧有的规则溃败得如此迅速，而新兴的价值并没有建立，对过去的怀念都成了遍布在生活缝隙之间的霉菌。他们想要找到过去生活与现在生活的连续性，由此找回自己曾经的合理性存在，并且赋予某种值得怀念的价值。就像《冬泳》中“我”爱上的隋菲，她离婚生过孩子，而且身体坏掉丧失了生育能力。她的身体象征着狼狈不堪的病态现实，已经丧失了创造力，但她曾经有一个漂亮的女儿，这是对过往健全生活的怀念。而“我”爱上隋菲的情节，则是试图修补破碎生活的拯救性壮举。但这壮举遭遇了隋菲前夫勒索的阻遏，理性的拯救转而成为非理性的暴力——我在布满油污的水渠旁用带尖的石头将她的前夫砸烂，反而加重了生活的病态。以暴制暴的过程让“我”兴奋，暴力、血腥、性都是价值崩塌后出现的关键词。在文明社会中。原始回归状态席卷着这个衰败的城市，价值和意义已经不再重要，而追求本身成为一种荒诞的行为。就如最后我赤裸着跳入冰面下那油污的水渠中：“明渠里的水比看起来要更清澈，竟然有酒的味道，甘醇浓烈，直冲头顶。令人迷醉，我的双眼刺痛，不断流出眼泪。黑暗极大……眼前全是幽暗的幻影。”心理空间由于生活空间的逼仄而暴虐、疯狂、扭曲、虚幻、飘摇不定。
福柯曾经说：“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比之时间的关系更甚。”《空中道路》中两个在疗养期间被困在缆车中即将下岗的国企职工，神经随着冰雹和大雨倾泻而变得更加恐惧和焦虑。现实浓缩在这个情节中，隐喻着狭窄、逼仄、岌岌可危的生存空间，如果把这个隐喻性空间意象置换到铁西老城中，就是具有整体象征的社会意识的空间构建。文化急剧的变动使国企老员工必须面对新的公共物理空间来势迅猛的席卷，而长期的国企文化心理积淀形成的思维定式，使“依赖”、“保障”成了这个城市内置的心理结构，国企员工的安全感随着公共空间的转移而突然崩塌。逼仄空间中自我认知的改变导致人格的异化，造成精神困境突围中最恶性的选择。比如《盘锦豹子》中安稳一世、性格平和的孙旭庭，为了保卫自己的住房，突然变成一只丧失理智的“人型兽”。 四
班宇记录了铁西老城的衰败过程，整个文化种群经历了阵痛、愤怒、挣扎、绝望，最后沉没于无法超越的腐烂现实。工和民都仿佛陷入一种黑色的迷雾中，在迷茫不安中焦虑着，体制的滞后和精神的贫血，加之日渐衰败的一切现实，让所有人都如坠梦中。
《冬泳》中隋菲因为有了“我”，在给父亲烧纸的时候告知亡灵，自己已经不再经常梦见他了。《工人村》中跳大神的姐弟，为孙家导演了一出造梦的闹剧。人造的美梦和现实的噩梦彼此交织，迫使被末世雾霾笼罩的铁西老城居民们急需寻找到走出迷茫的精神光源，这也是生命本能的绝地反击，但他们的寻找总是以遭遇反讽为结局。班宇留给这些边缘人的社会文化身份都是荒诞而扭曲的：守卫人民财产安全的贪污民警，厂花的妹妹、曾经的红旗手变成了足疗店中的老鸨子……社会身份与行为角色截然分离，成为这个在历史阴影中浮动的空间中最无奈的精神悲剧。
《逍遥游》是一个更自觉地运用传统人生寓言为潜在镜像的反讽式修辞：“我”是一个坐在“倒骑驴”上的尿毒症患者，自虐式地戏仿着老子“倒骑青牛”的逍遥状态，生活和精神的困境则一览无余地展现出来。文明衰败的隐喻直接体现为身体上的绝症，曾经潇洒的父亲也被囿于这个推着“我”去医治的“倒骑驴”上，医疗不能根治的病痛是延缓死亡的象征语义，大家都处于同一现状中。父亲曾试图逃离，血缘的召唤迫使他只能原路返回自愿被困;“我”曾和朋友一起走到山海关的地域，但是不多的钱和时间只能让“我”止步于此。逃不出的关口，也是“我”和所有人生命与精神的困局：“延绵不绝的冬季……四周安静，夜海正慢慢向我走来。”
班宇笔下反复出现的大海意象，也象征着铁西老城人逃离之后的光影交織的命运，揭示着新一轮追梦者两难的精神处境。在《海雾》中，所有的人都成功逃离了腐烂中的铁西老城，来到一个繁华的沿海城市。但是，在这里，哥哥因为海雾高烧、失语、说梦话;而“我”的幻听中则响起回老家的呼唤。两个空间的错位让寻找出路的精神突围之旅，折回到心灵回归的乡土之恋，人与环境的依存互生关系也是宿命的根源，内化为生命走不出的内在关隘，羁绊着铁西老城人艰难跋涉的脚步。
沈阳的铁西老城是计划型工业整体溃败的历史标志性的空间，“80后”作家班宇把它创建成一个压抑、逼仄、腐烂着的废墟意象，以一代人的独特视角追问人类精神的归处。他以自己的故事承载重大社会转型期的种种精神症候，借助处于历史边缘的文化种群集体寻梦的遭遇，寄托人文关怀的情感承诺，也以思乡的悲凉承担起溃败的历史宿命。
【作者简介】马芳芳，博士，枣庄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周荣）
铁西区这个地理坐标，也是他叙事展开的现实场景与构建的心理空间。在《工人村》中，他准确地标注描画出这个空间的地理方位与人文特征：“工人村位于城市的最西方，铁路和一道布满油污的水渠将其与外界隔开。顾名思义，工人聚居之地，村落一般的建筑群，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兴建，只几年间，马车道变成人行横道，菜窖变成苏式三层小楼，倒骑驴变成了有轨电车，一派欣欣向荣之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强力保护下，生活着庞大的与体制共生的“老百姓”，他们以体制内的生存与国际接轨，频繁来考察的苏联专家与积酸菜、包饺子的文化交流，都使他们精神面貌自信自足而昂扬。上世纪80年代以后，国家开始以经济发展为政策導向，加之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势拉动，中国产业打破了国家分工的计划结构，顺应横向的经济发展需求。而与计划型体制化高度连接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在产业结构的转型中从系统性的松动到急速地溃败，成为“长痛不如短痛”的政策考量中最尖锐的“短痛”。沈阳作为一个重工业布局密集的工业聚集城，它的衰败也是中国与世界再次接轨的产业调整中必然要忍痛切割的“赘肉”。因此从90年代末期开始，在时代的阵痛中，以沈阳为代表的老工业基地开始了大规模的下岗潮。而五、六十年代聚集到这里工作的人们已经开始养老，接替父辈开始工作的人们此时已经进入壮年和中年期，虽然还有劳动能力和改变生活方式的机会，但是迅速调整的命令如又一次的“暴风骤雨”，使一个文化种群集体的生存和心理都被现实挤压到逼仄的境地，焦虑感弥漫全城，从而发展为无序的自我寻找中的集体迷茫。
班宇的小说中大量表现了故乡人在困局中精神突围的种种方式与际遇。比如，《空中道路》中吊车司机李承杰与一名厂工在休假游览时被困在高空索道的车厢里，手中只有一本看不懂的《日瓦戈医生》，恐惧感让他讲述着1929年苏联夏天的故事。当情绪渐缓的时候，他又在这个逼仄封闭悬置的危险空间中创建了一个想象的空间：“现在的城市规划有问题，思路没有打开，我们的生活不够立体，只活在一个平面上，太狭隘了，其实我们可以开发空中的公共汽车……”小说中的叙事者构建的是一个梦想的空间，与《日瓦戈医生》的故事一样，功能都是为了缓解精神的焦躁。而在骤然下岗的第二天，他借了一辆平板车以拉货为生，精神突围的高远梦想以更惨重的坠落为结局：“……没想到，以前不甘心开一辈子吊车，现在觉得，要是能开一辈子吊车，倒也没啥不好。”随着优越的福利待遇一起瞬间丧失的，是突破现实围困的雄心壮志。
国家整改大历史情境，让他们心生恐惧。人和工作的联接断裂，带来生活极大的混乱，使他们的心理失衡，在社会转型的急剧变迁中，精神的纠结导致行为的滞后。看似无力的自我挽救，实则是一种内心矛盾的表现，他们的精神被围困在计划型工业文明整体溃败的宿命中，班宇为这座故乡老城吟唱着挽歌。
铁西区作为沈阳城中的重工业聚集地，曾经繁盛一时的计划型工业文明，成为引导这个地域物质及精神生存状态的“原点”。制度形成城市的发展，城市的发展聚集了一群以此为业的工和民，他们上班为体制工人，下班依然在以工业体系圈围起的生活群落中为民。这种工和民角色二位一体的生存状态，在传统工业与新兴工业转型的对撞中，呈现出迅速溃败的废墟意象。在这个意象笼罩下的人们生活困顿、内心痛苦，精神也涣散成废墟状态。《枪墓》以一个套层结构的故事，借助铁西一家几代人的生存状态转喻出铁西老城的前世今生：第一代人的骨灰因第二代人赌桌上的失利，而只能暂放在月饼盒内。环境的萧条跟着人们精神的死亡一同埋葬着铁西老城曾经的繁荣，演绎着妻离子散、赌博度日、外遇、杀人、抢劫等种种恶性事端的悲剧，弥漫出精神废墟蒸发着的绝望迷雾，笼罩着系统性溃败的困境，失败的突围因此成为他小说基本的情节结构。那些顺应了大势所趋的新生代，即使得以成功逃离，顺利进入另一个城市，或者迅速适应市场经济，走出了生存的困局，为溃败中的逃离踩出了一条通道，呈现为良性的结局，但在异地他乡，他们心心想念的仍然是故乡老城铁西，灵魂仍然在废墟的意象中徘徊。他们毕竟是工业文明之子，是曾经和世界宏大历史对接、“放眼全球、胸怀世界”一族的血缘后人，不能落地生根于另一种异质文化，获得身份的归属感，这是精神废墟超时空的蔓延。
作为“85后”一代，班宇对铁西老城曾经的繁荣还拥有记忆，尽管已经只是一个尾声，但他的人文关怀依然降落在工业文明的记忆中——深情瞩目的是在溃败中被历史抛出常轨的弱势群体的命运。这里有他童年的记忆，有他血亲的温情，也有同时代人惨痛的仇杀与集体迷宫中的无望挣扎。涌动在溃败废墟中的人群，他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都不能迅速随之转型，尽管90年代中很多企业以各种方式应对社会的转型：从调整生产品种到以市场为导向改变营销方式，却无法扭转不断衰败的趋势。在《梯形夕阳》中，班宇讲述了一个在溃败中挣扎求生而几近沉沦的故事，“我”在变压器厂由工人转为销售人员，年底被科长派出去到电厂要账，几经周折在对方缩减百分之六十的账目后达成妥协，而要回的钱却被秘书和科长卷走，厂子依然没能逃脱破产的结局。废墟的意象在这篇小说中尤其显豁：“电厂里布满着清晰的废气味道……”这种味道就像一种末世文明的落日雾霾，总体笼罩着工业文明的迅速瓦解、崩溃。 溃败后的废墟中是堕落而绝望的挣扎。《工人村》中的老孙在没有搬迁的老房子里面收集老物件，置办成一个根本不盈利的古董店，卖货只靠神秘感;吕秀芬刘建国两口子下岗后开色情足疗店，在警察姐夫的庇护下勉强糊口。《枪墓》中成为小商贩的吴红，由于在收容所遭受了凌辱，迫使他丈夫成为恶性连环抢劫案的帮凶。绝望的挣扎，开放出一朵朵恶之花，在铁西老城区散发着腐败的味道。
这种溃败是顷刻间的，猝不及防。而那些已经以厂为家的人们心中的自我认同感则极强，“身份认同几乎总是建立在一种对‘集体记忆’的呼唤之上”。他们的国企员工身份已经成为超越工作关系的一种人生标记，这种人生的标记又兼有历史的标记。而激励的标语口号，在溃败中的现实面前则显得空洞虚弱，正在慢慢动摇瓦解他们的自我身份认同。人们心中的溃败已成定局，“万物皆轮回，凡是繁荣过的，也必将落人破败”。工业文明的定数导致集体怀旧成了一种无力的自我安慰——失败者自我身份认同的无效方式。《肃杀》中已经下岗却依然关心辽宁足球队命运的肖树斌，下岗证也是进入体育场享受半价的凭证，那一区聚集着摇旗呐喊为其球队鼓舞士气最为悲壮的群体，球队的胜利证明着他们曾经的激情青春，巩固着对铁西繁华的记忆。但所有投入的力气就像打在棉花上的反应，生存的困境毫无改变，徒留身心的疲惫，在转换的场景中，废墟的意象牢牢地绑缚着一个文化种群所有人的身心，失败的自我巩固是早年豪情的最后回声。
空间是承载人物活动和心理运动的区域，这种空间分为物理意义和心理层面两个，当历史的规划定义出空间的物理形式，处于其中的心理空间也由此被格式化。班宇在铁西老城大环境的人文地理设置中，又以内视角测度着结构性的小空间。
班宇首先以生产空间建构出取之于现实蓝本的微观空间形式，以之表征而具有了社会意义。“空间则趋向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首先是铁西老城人的生产空间。一如“‘生产空间’（toproducespace）是令人惊异的说法：空间的生产……主要是表现在具有一定历史性的城市的急速扩张、社会的普遍都市化，以及空间性组织的问题等各方面。今日，对生产的分析显示我们已经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铁西老城最集中地体现着从生产空间到空间生产的辩证，而时间的标志则以兴与衰的叠加集中展现在生产空间里，空间由此被理解和得到衡量。《渠潮》中，班宇以车间的空间形象寄予了对历史时间的理解：“一条瘦窄的索道贯穿南北两段，半空拉开一张大网，中间部分垂得极低，快要触碰到头顶，像是撒在海洋里的一张网，随时准备收缩，将经过的人们与震颤着的车床藏至深处。涂在两侧墙壁上的生产口号日渐斑驳。”这是对机械化大生产工作空间的心理化描述，也是废墟意象中标志性时间细节的空间遗存。
由这个生产空间拉动组合出的生活空间，则容纳着精神绝望的悲情，以一系列破败的意象连缀出来。在废气的厂房与铁路、布满油污的水渠等外部颓败的背景中，是工人村一栋栋陈旧的居民楼、拥挤着五口之家的狭小单元房、昏暗的洗头房。它意味着普遍衰败到来之后，寒冷的东北老城内化在极度的贫困、压抑、无助中，把城市的维度压缩在逼仄的角落里，一座城市的迷茫就在这逼仄的生活空间中经久不息地发酵。
这是把物理空间的压抑内化为心理空间的结果，生活空间的聚焦就是对现实困境的最直接的缩影式具象。从这里出发，班宇把这空间内人群的精神困境表现得淋漓尽致。《盘锦豹子》中孙旭庭和“我”小姑结婚的家，是一个铺了水泥瓦的二层办公小楼上的一间，“走进楼里能感觉到一阵阴凉，楼梯旁边的墙上写着四个血红的大字：禁止喧哗”。困境从两人的结合开始，小姑的工厂经常拖欠工资，只好办停薪留职，她闲居在家，把自己困在麻将桌上，打麻将是她唯一的精神寄托。她是濒临破产的厂区的“活体”部分，她的生命在精神层面上已经随着逐渐凋零的厂区一起萎靡了，就如她不断在麻将事业上的自我重复，从沈阳家中的麻将桌打到街上的麻将馆，再到大连自己经营起麻將馆生意，抛夫弃子以麻将为生。她把自己从计划体制内搭建的安逸平台中艰难地切分出来，义无反顾地投身市场经济的洪流，结果却是半生零落，归来时一无所有。
旧有的规则溃败得如此迅速，而新兴的价值并没有建立，对过去的怀念都成了遍布在生活缝隙之间的霉菌。他们想要找到过去生活与现在生活的连续性，由此找回自己曾经的合理性存在，并且赋予某种值得怀念的价值。就像《冬泳》中“我”爱上的隋菲，她离婚生过孩子，而且身体坏掉丧失了生育能力。她的身体象征着狼狈不堪的病态现实，已经丧失了创造力，但她曾经有一个漂亮的女儿，这是对过往健全生活的怀念。而“我”爱上隋菲的情节，则是试图修补破碎生活的拯救性壮举。但这壮举遭遇了隋菲前夫勒索的阻遏，理性的拯救转而成为非理性的暴力——我在布满油污的水渠旁用带尖的石头将她的前夫砸烂，反而加重了生活的病态。以暴制暴的过程让“我”兴奋，暴力、血腥、性都是价值崩塌后出现的关键词。在文明社会中。原始回归状态席卷着这个衰败的城市，价值和意义已经不再重要，而追求本身成为一种荒诞的行为。就如最后我赤裸着跳入冰面下那油污的水渠中：“明渠里的水比看起来要更清澈，竟然有酒的味道，甘醇浓烈，直冲头顶。令人迷醉，我的双眼刺痛，不断流出眼泪。黑暗极大……眼前全是幽暗的幻影。”心理空间由于生活空间的逼仄而暴虐、疯狂、扭曲、虚幻、飘摇不定。
福柯曾经说：“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比之时间的关系更甚。”《空中道路》中两个在疗养期间被困在缆车中即将下岗的国企职工，神经随着冰雹和大雨倾泻而变得更加恐惧和焦虑。现实浓缩在这个情节中，隐喻着狭窄、逼仄、岌岌可危的生存空间，如果把这个隐喻性空间意象置换到铁西老城中，就是具有整体象征的社会意识的空间构建。文化急剧的变动使国企老员工必须面对新的公共物理空间来势迅猛的席卷，而长期的国企文化心理积淀形成的思维定式，使“依赖”、“保障”成了这个城市内置的心理结构，国企员工的安全感随着公共空间的转移而突然崩塌。逼仄空间中自我认知的改变导致人格的异化，造成精神困境突围中最恶性的选择。比如《盘锦豹子》中安稳一世、性格平和的孙旭庭，为了保卫自己的住房，突然变成一只丧失理智的“人型兽”。 四
班宇记录了铁西老城的衰败过程，整个文化种群经历了阵痛、愤怒、挣扎、绝望，最后沉没于无法超越的腐烂现实。工和民都仿佛陷入一种黑色的迷雾中，在迷茫不安中焦虑着，体制的滞后和精神的贫血，加之日渐衰败的一切现实，让所有人都如坠梦中。
《冬泳》中隋菲因为有了“我”，在给父亲烧纸的时候告知亡灵，自己已经不再经常梦见他了。《工人村》中跳大神的姐弟，为孙家导演了一出造梦的闹剧。人造的美梦和现实的噩梦彼此交织，迫使被末世雾霾笼罩的铁西老城居民们急需寻找到走出迷茫的精神光源，这也是生命本能的绝地反击，但他们的寻找总是以遭遇反讽为结局。班宇留给这些边缘人的社会文化身份都是荒诞而扭曲的：守卫人民财产安全的贪污民警，厂花的妹妹、曾经的红旗手变成了足疗店中的老鸨子……社会身份与行为角色截然分离，成为这个在历史阴影中浮动的空间中最无奈的精神悲剧。
《逍遥游》是一个更自觉地运用传统人生寓言为潜在镜像的反讽式修辞：“我”是一个坐在“倒骑驴”上的尿毒症患者，自虐式地戏仿着老子“倒骑青牛”的逍遥状态，生活和精神的困境则一览无余地展现出来。文明衰败的隐喻直接体现为身体上的绝症，曾经潇洒的父亲也被囿于这个推着“我”去医治的“倒骑驴”上，医疗不能根治的病痛是延缓死亡的象征语义，大家都处于同一现状中。父亲曾试图逃离，血缘的召唤迫使他只能原路返回自愿被困;“我”曾和朋友一起走到山海关的地域，但是不多的钱和时间只能让“我”止步于此。逃不出的关口，也是“我”和所有人生命与精神的困局：“延绵不绝的冬季……四周安静，夜海正慢慢向我走来。”
班宇笔下反复出现的大海意象，也象征着铁西老城人逃离之后的光影交織的命运，揭示着新一轮追梦者两难的精神处境。在《海雾》中，所有的人都成功逃离了腐烂中的铁西老城，来到一个繁华的沿海城市。但是，在这里，哥哥因为海雾高烧、失语、说梦话;而“我”的幻听中则响起回老家的呼唤。两个空间的错位让寻找出路的精神突围之旅，折回到心灵回归的乡土之恋，人与环境的依存互生关系也是宿命的根源，内化为生命走不出的内在关隘，羁绊着铁西老城人艰难跋涉的脚步。
沈阳的铁西老城是计划型工业整体溃败的历史标志性的空间，“80后”作家班宇把它创建成一个压抑、逼仄、腐烂着的废墟意象，以一代人的独特视角追问人类精神的归处。他以自己的故事承载重大社会转型期的种种精神症候，借助处于历史边缘的文化种群集体寻梦的遭遇，寄托人文关怀的情感承诺，也以思乡的悲凉承担起溃败的历史宿命。
【作者简介】马芳芳，博士，枣庄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周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