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中国哲学长期奉行“天人合一，天人相通”的思想，但缺乏“主客二分”阶段的深刻认识，仅仅是朴素的天人相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模式恰好成为升华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剂良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但继承了西方几千年来哲学思维的优良传统，而且摒弃了中世纪以来西方哲学“主客二分”的抽象思维模式。马克思主张在实践中认识人与世界的关系，否定单纯的将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认为整个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合才能够孕育出一个更加符合哲学内在发展规律和中国国情的思维模式。
关键词：认识论；实践论；天人合一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实践观”和中国传统文化“知行论”的比较和融合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马克思写到：“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是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与核心，所有社会现象都可以通过对人的实践活动的理解而得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以前的一切哲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意识到实践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所以，正确的理解实践观念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项工作。
在现行的教材和专著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认识论”通常是放在一起阐述。如实践是人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实践既是人类认识活动的基础和来源，也是检验认识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充分肯定了实践在马克思认识论中的决定性作用。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更根本的含義并不是囚禁于认识论体系，而应该在本体论的思维框架中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往往会使我们对前者产生误解甚至抗拒。因此，有必要对中国传统“知行观”（即认识论和实践观）进行一番梳理，比较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认识论的异同。
中国古代认识论分为两派，一派主张认识来源于先天或者内心。孟子认为“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知先行后”。西汉董仲舒提出天意决定论，认为人的认知是由上苍决定的。发展到宋明理学，程朱一派提出认识是人心固有的。陆王心学一派提出“心即理”的观点，认为认识是天生具有的。近代以后，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这种错误的认识论观点已经被抛弃，这派思想我们不做赘述。另一派主张认识来源于外在。孔子提出了两种认识来源，但他显然更倾向于“学而知之也”，孔子在《论语》中提及的诸多历史人物也非“生而知之者”，他说自己也是“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孔子并没有推及到人类的整个实践活动。荀子认为“行高于知，知之而行。”他认为人的感官、感觉是认识的基础；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到“行”的一个过程；知的目的在于行，从而超越知识的层面，将“知”引向“行”的高度。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事物的现状。”在某些方面，荀子对知行关系的论述很好的符合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实践的理解。值得注意的是，荀子所说的“行”更多是指人的行为规范和伦理道德修养。同处战国的墨子把认识的来源归于“闻之见之”的感觉经验，认为概念是客观实在的反应。东汉时期，王充提出不论是圣人还是一般人，知识都源于学习，不同在于圣人学习快。明清时期，实学者强调“经世致用”，王延相指出只有通过主体的亲身实践，才能真正认识对象。民国孙中山提出“中国之变法，则非先知而不肯行，及其既知也，而犹畏难而不敢行，盖欲于以行之较知之为尤难故也”，他在言变法的同时，表达了自己的知行观点“行易知难”。他强调行的重要，劝诫革命党人在实践面前不要惧怕，要乐于实践，在实践中求真知。
通过对中国传统“知行观”的简单梳理，可以得知各个时期人们的“认识论、实践观”。在认识论层面，他们均主张知识来自于外界，或是五官的外在感觉，或是书本的知识，他人的传授。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认识论已经有很多相似之处。马克思说过“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马克思认为观念的东西都是外在事物进入大脑，被后者整理加工形成的。列宁做了进一步阐述“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向我们揭示了认识发生的“感性—理性—实践”的辩证过称。中国传统的“知行观”无法清楚的揭示出认识发生、发展的辩证统一过程，而且中国传统文化中“知”的来源通常限定在书和他人的传授范围，没有推及到整个人类的实践过程，这是“知”的一个巨大缺陷。其另一个缺陷是，知识通常被禁锢在认识论体系，无法进入更重要的实践范畴。荀子虽然说了“行高于知”，但他的“行”主要是指人的行为规范和伦理道德修养，这与马克思所说的实践还有很大的差别。孙中山言及过实践的重要性，但他所理解的实践也只是“阶级斗争”狭隘层面。马克思所理解的实践包括伦理、政治、经济领域和其他一切领域中的实际活动，其中生产劳动构成了马克思实践概念中的基础。当前，需要将传统“知行观”的“合理内核”融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实践观”，克服传统“知”“行”的缺陷，把“知”引向“行”的范畴，把对“行”的狭隘理解摒弃，以马克思的“实践观”取代。这样就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行观”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实践观”达到了吸收、融合。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模式和中国哲学思维模式的比较与借鉴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战乱与炮火中传入我国，这种先进的理论与思维模式一经传入便马上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我们探索宇宙自然、社会历史、人类自身及各自相互关系的精神武器。而我国又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各种思想流派薪火相传绵延至今，不曾断绝。每个人都在潜移默化的接受着这种传统文化的熏陶。
西方哲学的演进过程给我们展示出人类思维演变的一般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具有很深的借鉴意义。第一阶段是古希腊城邦时代人们的思维方式。此时他们并没有严格区分出主体、客体的概念，也没有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完全对立起来。他们所理解的世界是人与万物融合为一，互为彼此的世界。此时人的思维与存在还是属于胶着的整体。第二个阶段是从苏格拉底开始，人们不再讲人与世界的“契合”或人与万物的融合为一，不是讲自然与精神的实体性合一，而是逐步把抽象的概念，如思维、存在、普遍性、特殊性等等概念当作一种独立于人以外的东西加以追求。“完整的人”被划分出思维与存在两个部分，最终形成“主体—客体”二分的思维方式。这个阶段的思维模式在西方思想史上占统治地位达二千多年，尽管它与西方科学的繁荣发达有密切关系，但它又的确把哲学变成了苍白无力，抽象乏味东西。这种思维模式一直延续到到黑格尔死后，终于被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现代西方哲学改变。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都反对“主客二分”思维模式。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谈到他赞成“消灭哲学，否定哲学。”他说的哲学应该是“概念哲学”，即西方哲学发展的第二阶段，指那种抹杀现实，崇尚抽象王国概念的哲学。马克思强烈要求“在现实中买现哲学”，主张在实践中认识人与世界的关系，认为整个世界都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西方现当代哲学家们主张哲学应该从抽象的概念王国回到具体的人世和现实生活。反对主体和客体的二分，强调人与世界合一，物我交融的生活世界。 中国哲学史长期以“天人合一，天人相通”思想为主导，还有一种不具有代表性的“天人相分”思想，“天人相分”的思想类似于“主体—客体”的思维模式。“天人合一”思想早在西周时期的天命论中有了萌芽。天人相通的概念源于孟子，他主张天与人相通，人性乃“天之所与”。老庄实际也是主张“天人合一”，他们认为“道”是宇宙万物之根本，人亦是以“道”为本。在谈到人的最高境界时，老子天人合一的思想更为为明显。张载的“天人合一”说是宋代道学之开端。张载说：“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见闻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张载这句话涉及到了主—客式，天人合一式的关系。张载显然主张“德性所知”高于“见闻之知”“天人合一”高于“主—客”式。当然这种天人合一和现当代哲学家说的“天人合一”不尽相同。“天人和一”说，“天人和一”在张载以后，逐步分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學两派别。后世的各种思维演变过程不尽相同，但都大抵按照“天人合一，天人相通”的思想脉络进行发展。
通过以上中西方哲学思维模式的比较，可以理清一个脉络：西方哲学存在“万物融合”，“主客二分”，“人与世界合一”三个不同的思维演化阶段。中国哲学则长期以“天人合一，天人相通”思想为主导，延续至今。中西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的哲学演化道路，却能够孕育出极为相似的两种哲学思维模式。西方的“人和世界合一”和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天人相通”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是一种殊途同归。但这种相似背后还蕴藏着本质的差异。西方哲学思维模式的演化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主客二分”扬弃了“万物融合”，“人与世界合一”又扬弃了“主客二分”，复归了“万物融合”。每个阶段都不是单纯的否定，而是在原来的基础了更进一步的深化，最后的“复归”也是不简单的回到原点，而是有了前两个阶段深刻认识后的返璞归真，完成了“否定之否定”。中国哲学长期奉行“天人合一，天人想通”的思想，充分体现了我们古人的聪明才智，但缺乏西方哲学“主客二分”阶段的深刻认识，我们的“天人合一”仅仅只是朴素、粗糙的理论。对人与世界关系的看法会浮于表面，难达其里。所以我们需要西方哲学“主客二分”这样的一个认识阶段来夯实我们的“天人合一，天人想通”思维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模式恰好成为升华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剂良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但继承了西方几千年来哲学思维的优良传统，而且摒弃了中世纪以来西方哲学“主客二分”的抽象思维模式；主张在实践中认识人与世界的关系，否定单纯的将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认为整个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合才能够孕育出一个更加符合哲学内在发展规律和中国国情的思维模式。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17.
[5]列宁全集第二版第55卷，第142页.
作者简介
张宁（1990—），男，汉族，宁夏银川市人，哲学硕士，单位：四川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关键词：认识论；实践论；天人合一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实践观”和中国传统文化“知行论”的比较和融合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马克思写到：“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是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与核心，所有社会现象都可以通过对人的实践活动的理解而得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以前的一切哲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意识到实践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所以，正确的理解实践观念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项工作。
在现行的教材和专著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认识论”通常是放在一起阐述。如实践是人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实践既是人类认识活动的基础和来源，也是检验认识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充分肯定了实践在马克思认识论中的决定性作用。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更根本的含義并不是囚禁于认识论体系，而应该在本体论的思维框架中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往往会使我们对前者产生误解甚至抗拒。因此，有必要对中国传统“知行观”（即认识论和实践观）进行一番梳理，比较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认识论的异同。
中国古代认识论分为两派，一派主张认识来源于先天或者内心。孟子认为“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知先行后”。西汉董仲舒提出天意决定论，认为人的认知是由上苍决定的。发展到宋明理学，程朱一派提出认识是人心固有的。陆王心学一派提出“心即理”的观点，认为认识是天生具有的。近代以后，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这种错误的认识论观点已经被抛弃，这派思想我们不做赘述。另一派主张认识来源于外在。孔子提出了两种认识来源，但他显然更倾向于“学而知之也”，孔子在《论语》中提及的诸多历史人物也非“生而知之者”，他说自己也是“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孔子并没有推及到人类的整个实践活动。荀子认为“行高于知，知之而行。”他认为人的感官、感觉是认识的基础；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到“行”的一个过程；知的目的在于行，从而超越知识的层面，将“知”引向“行”的高度。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事物的现状。”在某些方面，荀子对知行关系的论述很好的符合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实践的理解。值得注意的是，荀子所说的“行”更多是指人的行为规范和伦理道德修养。同处战国的墨子把认识的来源归于“闻之见之”的感觉经验，认为概念是客观实在的反应。东汉时期，王充提出不论是圣人还是一般人，知识都源于学习，不同在于圣人学习快。明清时期，实学者强调“经世致用”，王延相指出只有通过主体的亲身实践，才能真正认识对象。民国孙中山提出“中国之变法，则非先知而不肯行，及其既知也，而犹畏难而不敢行，盖欲于以行之较知之为尤难故也”，他在言变法的同时，表达了自己的知行观点“行易知难”。他强调行的重要，劝诫革命党人在实践面前不要惧怕，要乐于实践，在实践中求真知。
通过对中国传统“知行观”的简单梳理，可以得知各个时期人们的“认识论、实践观”。在认识论层面，他们均主张知识来自于外界，或是五官的外在感觉，或是书本的知识，他人的传授。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认识论已经有很多相似之处。马克思说过“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马克思认为观念的东西都是外在事物进入大脑，被后者整理加工形成的。列宁做了进一步阐述“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向我们揭示了认识发生的“感性—理性—实践”的辩证过称。中国传统的“知行观”无法清楚的揭示出认识发生、发展的辩证统一过程，而且中国传统文化中“知”的来源通常限定在书和他人的传授范围，没有推及到整个人类的实践过程，这是“知”的一个巨大缺陷。其另一个缺陷是，知识通常被禁锢在认识论体系，无法进入更重要的实践范畴。荀子虽然说了“行高于知”，但他的“行”主要是指人的行为规范和伦理道德修养，这与马克思所说的实践还有很大的差别。孙中山言及过实践的重要性，但他所理解的实践也只是“阶级斗争”狭隘层面。马克思所理解的实践包括伦理、政治、经济领域和其他一切领域中的实际活动，其中生产劳动构成了马克思实践概念中的基础。当前，需要将传统“知行观”的“合理内核”融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实践观”，克服传统“知”“行”的缺陷，把“知”引向“行”的范畴，把对“行”的狭隘理解摒弃，以马克思的“实践观”取代。这样就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行观”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实践观”达到了吸收、融合。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模式和中国哲学思维模式的比较与借鉴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战乱与炮火中传入我国，这种先进的理论与思维模式一经传入便马上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我们探索宇宙自然、社会历史、人类自身及各自相互关系的精神武器。而我国又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各种思想流派薪火相传绵延至今，不曾断绝。每个人都在潜移默化的接受着这种传统文化的熏陶。
西方哲学的演进过程给我们展示出人类思维演变的一般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具有很深的借鉴意义。第一阶段是古希腊城邦时代人们的思维方式。此时他们并没有严格区分出主体、客体的概念，也没有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完全对立起来。他们所理解的世界是人与万物融合为一，互为彼此的世界。此时人的思维与存在还是属于胶着的整体。第二个阶段是从苏格拉底开始，人们不再讲人与世界的“契合”或人与万物的融合为一，不是讲自然与精神的实体性合一，而是逐步把抽象的概念，如思维、存在、普遍性、特殊性等等概念当作一种独立于人以外的东西加以追求。“完整的人”被划分出思维与存在两个部分，最终形成“主体—客体”二分的思维方式。这个阶段的思维模式在西方思想史上占统治地位达二千多年，尽管它与西方科学的繁荣发达有密切关系，但它又的确把哲学变成了苍白无力，抽象乏味东西。这种思维模式一直延续到到黑格尔死后，终于被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现代西方哲学改变。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都反对“主客二分”思维模式。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谈到他赞成“消灭哲学，否定哲学。”他说的哲学应该是“概念哲学”，即西方哲学发展的第二阶段，指那种抹杀现实，崇尚抽象王国概念的哲学。马克思强烈要求“在现实中买现哲学”，主张在实践中认识人与世界的关系，认为整个世界都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西方现当代哲学家们主张哲学应该从抽象的概念王国回到具体的人世和现实生活。反对主体和客体的二分，强调人与世界合一，物我交融的生活世界。 中国哲学史长期以“天人合一，天人相通”思想为主导，还有一种不具有代表性的“天人相分”思想，“天人相分”的思想类似于“主体—客体”的思维模式。“天人合一”思想早在西周时期的天命论中有了萌芽。天人相通的概念源于孟子，他主张天与人相通，人性乃“天之所与”。老庄实际也是主张“天人合一”，他们认为“道”是宇宙万物之根本，人亦是以“道”为本。在谈到人的最高境界时，老子天人合一的思想更为为明显。张载的“天人合一”说是宋代道学之开端。张载说：“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见闻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张载这句话涉及到了主—客式，天人合一式的关系。张载显然主张“德性所知”高于“见闻之知”“天人合一”高于“主—客”式。当然这种天人合一和现当代哲学家说的“天人合一”不尽相同。“天人和一”说，“天人和一”在张载以后，逐步分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學两派别。后世的各种思维演变过程不尽相同，但都大抵按照“天人合一，天人相通”的思想脉络进行发展。
通过以上中西方哲学思维模式的比较，可以理清一个脉络：西方哲学存在“万物融合”，“主客二分”，“人与世界合一”三个不同的思维演化阶段。中国哲学则长期以“天人合一，天人相通”思想为主导，延续至今。中西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的哲学演化道路，却能够孕育出极为相似的两种哲学思维模式。西方的“人和世界合一”和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天人相通”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是一种殊途同归。但这种相似背后还蕴藏着本质的差异。西方哲学思维模式的演化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主客二分”扬弃了“万物融合”，“人与世界合一”又扬弃了“主客二分”，复归了“万物融合”。每个阶段都不是单纯的否定，而是在原来的基础了更进一步的深化，最后的“复归”也是不简单的回到原点，而是有了前两个阶段深刻认识后的返璞归真，完成了“否定之否定”。中国哲学长期奉行“天人合一，天人想通”的思想，充分体现了我们古人的聪明才智，但缺乏西方哲学“主客二分”阶段的深刻认识，我们的“天人合一”仅仅只是朴素、粗糙的理论。对人与世界关系的看法会浮于表面，难达其里。所以我们需要西方哲学“主客二分”这样的一个认识阶段来夯实我们的“天人合一，天人想通”思维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模式恰好成为升华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剂良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但继承了西方几千年来哲学思维的优良传统，而且摒弃了中世纪以来西方哲学“主客二分”的抽象思维模式；主张在实践中认识人与世界的关系，否定单纯的将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认为整个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合才能够孕育出一个更加符合哲学内在发展规律和中国国情的思维模式。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17.
[5]列宁全集第二版第55卷，第142页.
作者简介
张宁（1990—），男，汉族，宁夏银川市人，哲学硕士，单位：四川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