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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农业文明发展史的国度而言，中国文学的乡土之思源远流长，而以“乡土”定名的现代文学流脉则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鲁迅先生开风气之先，许钦文、蹇先艾、台静农、许杰、彭家煌、沈从文等大批优秀作家以特有的“乡土关注”和叙事风格一时蔚为风潮，“乡土文学”自此成为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小觑的一脉清流。从赵树理、周立波、丁玲到新时期以来的铁凝、路遥、莫言、张炜、贾平凹、阎连科等一批批文坛名家，文学世界的乡土之思生生不息。新世纪以来。随着现代文明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村世界的生活方式、精神风貌、价值观念都在发生急剧的变革，这不仅影响着每个乡土人的现实的生存与生活，也势必在乡土文学创作中产生映射。叶炜、刘亮程、野夫、周同宾、江子等一批作家掀起“新乡土写作”的热潮。二〇一五年开始，江苏师范大学长篇小说创作与研究中心面向全国征集了“新乡土写作”长篇小说，并在中心主办的刊物《雨花·中国作家研究》上以“长篇小说大展”方式连续六期予以刊发，引起了较大反响。显然，“乡土”作为中国文学最重要的“母题”之一，就如同一个储量丰富的宝矿，一直吸引着众多的文坛开采者。同时，“乡土”也是中国社会变革最集中的缩影和体现，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新的乡土文学创作也在不断发生。正如著名评论家贺绍俊所说：今天的乡村是一个城乡同构的乡村，和过去的乡村完全不一样，如果我们还用过去的写作方式来处理，很难触及现实中那些实质性的东西，很难适应新的变化，也很难让我们的乡土写作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面貌与日俱新，党的各项惠农政策让千万乡土农民走上了幸福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春风正在一步步荡涤昔日的贫痔和苦痛。自习近平总书记在二〇一三年首次提出“精准扶贫”后，中国六干多万贫困人口实现了稳定脱贫，平均每年有一千三百多万人脱贫，平均每两秒多脱贫一人。乡土变了，人们对乡土的认知与感受也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伟大的时代为乡土文学送来新的题材与契机。如何书写伟大变革下的“乡土之变”，已经成为具有新价值和新资源的新的文学命题。
一、“离乡”与“返乡”的转向
文学是精神的家园，乡土是灵魂的归地，即便现代的都市人上追三代都会和乡土有割舍不了的关系，从崔颢的千古名句“日暮乡关何处是”到鲁迅《故乡》中的返乡见闻，再到贾平凹《高兴》中进城务工的各色人等。“离乡”与“返乡”一直是乡土文学的重要内容与话语空间。具体说来，就是肉身的“离乡”与情感、精神上的思乡、念乡，以及在此基础上构成的对乡村故土的价值判断。可以说，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产生便源于一群离乡追梦作家的“精神返乡”。鲁迅的《社戏》《故乡》充满了对儿时记忆中乡土的怀恋以及现实乡土的失望。沈从文实现了走出苗寨大山的梦想，但身处繁华都市的他却终生沉浸在湘西故土的文学梦中。贾平凹的《高兴》通过农民刘高兴等进城打工的遭遇，记录土地变迁背景下农民与农村的生存状态，将新经济背景下人文景观的另一面展现在读者面前。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代文学面世的一百年来，“离乡”与“返乡”的纠结一直反复在中国乡土文本中出现，其基本特征或者说叙述范式多为肉身离乡与精神返乡，述说的是人们对故乡的精神依恋与乡土贫穷、落后现实之间的巨大矛盾。十八大以来，党的各项富农、助农政策纷纷落地，在城镇化进程加快的同时，中国经济转型与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助推农村经济产业走上健康持续发展的轨道，“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新理念。“精准扶贫”作为一项“全员参与”的系统工程，正在推动农村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共同富裕之路。千百年来的中国乡土的物质生活与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世纪变革的现代化文明进程中，精神的诗意栖居与现实贫敝的矛盾正在缩小，一直以来的“离乡”与“返乡”话语方式也正在变化。
一方面是现实生活中大批“進城谋生”的农民“返乡立业”。土地流转、农业合作社等政策为农村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建桥修路、电子商贸、旅游开发等因地制宜的举措，让越来越多的村镇走上富裕路。既然本乡本土为人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和致富机会，许多背井离乡在外漂泊的乡土入主动回乡就业或创业。在乡土文学的笔触下，也相应出现了对这样一种“返乡”桥段的记述。肖彭的长篇小说《花开岁月》讲述了从北京返乡的常菁菁与男友欢庆、闺蜜李小芬等一群年轻人，充分利用家乡的风土人情发展新型旅游业，期间虽受到村主任在当地发展化工产业的阻碍，但他们始终无所畏惧地保护秀美家乡的故事。常菁菁和男友欢庆原本已在北京小有一些成就，但因心中一直牵挂着家乡的原生态环境，常菁菁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大城市所拥有的一切返乡创业，并带领着乡亲们一步步富裕了起来。就此而言，农民“离乡”与“返乡”的变化，成了反映新时代乡土变革最集中、最突出的一扇窗，也成为乡土文学值得深入发掘的创作点。与此相类似的还有网络小说《一个农二代的返乡创业路》（作者二岩，17K小说网）等。另一方面，“返乡”之变还突出表现在乡土游子在诗意精神上对现代农村家园的回归。一直以来，乡土作家笔下的精神返乡是与对乡土文明的价值批判连在一起的，即在怀恋故乡的同时，更渗透出对乡土落后、愚昧的痛惜与批判，即便在沈从文、孙犁等作家的诗画乡土中，读者仍不免感受到一种牧歌与挽歌式落寞情怀：美丽的乡土只在文本的追忆与思恋中，现实终究是回不去、到不了的。而新时代的乡土农村，不再仅仅是追忆中、想象中的故乡，更成为现实中让人向往回归的家园。乡土变美了、故乡变富了，在葆有淳朴和谐之人文情趣的同时，现代文明烛照下的新农村越来越成为城里人度假、休闲、养老之地，成为乡土作家身心栖息的梦想之地，现代文明进程中的新农村为文本中的乡土世界注入新的希望与活力，作家思乡、念乡的精神“返乡”之路不再曲折。
二、“乡土”人物序列的新生
百年来，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创作出汪大嫂、翠翠、梁生宝、小二黑、高加林、刘高兴、五富、孙少安、孙少平等众多广为传播的人物形象，这些充满泥土气息和生命力的人物身上，负载着乡土大地的苦难、抗争与希望，记录着百年乡土的变迁和命运，也成为乡土文学最为宝贵的艺术成果和闪光点。进入二十一世纪，城镇化进程、现代化农业、精准扶贫助农惠农，这一切都让中国农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村的环境变了、经济结构变了，农民的意识也变了。记录与展现这种时代的变化，已经成为推进乡土文学创作发展的使命与动力。就创作主体而言，感受、书写并深刻地把握这种变化，也成为那些魂系乡土的执笔者们艺术生命律动的最新节奏。海男在近作《州城现代农业启示录》（载《天津文学》二〇一八年第三期）中以看似散漫实则心绪复杂的诉说，记叙了“三代人农事演变记”，对于变化中“州城”没有明确的是非高低的价值判断，但农业现代化的版图如水印纸面呈现在世人面前。正如她所述：“我们无法拒绝农业的现代化，就像我们无法避开人类的一条条高速公路的降临。”正是这样，不管你如何认识、愿不愿意，新时代的乡土、现代化进程中的乡土已经扑面而来。 新的时代语境，新的乡土变迁，自然也为文本中的乡土人物画廊提供了丰富的新生原型：在扶贫攻坚领域坚守奉献的基层干部，为改变乡土面貌出谋划策的社会人士，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中焦虑迷惘的各色人等，时代变革下投机钻营的宵小之徒……这些人物形象应该进入新时代乡土人物画廊，和文学史、社会史一起留下自己的时代印记。周万年在《寻猪记》（载《天津文学》二〇一八年第四期）中以漫画素描的手法速写出村长雷传福、副县长李万才、养狗村民四平、贫困户李老双等人的脸谱像，展现出在精准扶贫、基层反腐背景下基层村镇的世相人心。马平在中篇小说《高腔》中成功塑造了坚强农村女性米香兰这一新农村女性形象，并以她的经历展现了脱贫攻坚背景下的乡村人文生态，贫困户的自立自强、扶贫干部的实干奉献与家族仇怨的消解平复，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李明春的《山盟》中，一个不是心甘情愿的扶贫干部加上两个难缠的扶贫对象，作者敏锐捕捉把握新环境、新矛盾中的人心世相，通过小人物的生活际遇，书写时代大主题。
成功鲜活的人物形象是作品的灵魂和闪光点，也是文学与生活的联结点，众多的经典名作因其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经久流传。同样，书写乡土文学的新生与乡土人物的新生紧密相关，通过对乡土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以人物印记反映“精准扶贫”这一国家战略背景下的乡村变革，是当下乡土创作的任务与机遇，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立意新时代、书写新农村、塑造新人物的好作品出现。
三、文化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变奏
文学源于生活，文学要表现生活。精准扶贫作为国家战略正在对数以亿计的国人生活产生影响。对广大文艺创作者而言，如何书写这项新时代的中国伟业，如何认识这项文学使命的意义与价值，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方面，书写新时代背景、特别是精准扶贫这一国家战略影响下中国乡土的变化是乡土文学创作的巨大机遇和神圣使命。精准扶贫是我们党在政治、经济领域的重要战略决策，也是推进中国城镇化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这场正在进行的时代新变为乡土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全新的主题与素材，也为广大文艺创作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创作机遇。作为农业大国，农村人口与经济举足轻重，而千百年来生活最艰辛、文明最落后的也是农村，那美丽而又幽怨的乡土成为多少人牵绊一生的隐痛。精准扶贫战略恰如一剂去疴疗疾的良方，在平复人间大地与精神家园的伤痛。回眸历史，这场变革之大前所未有，这是文学创作的宝贵资源，讲好脱贫攻坚故事，诉说乡村时代变迁，这是文学先輩所无法想象之事，而今日恰逢其时。时代造就文学，时代也呼唤文学，把握住这千载难遇的时机，用笔墨纵横这盛世华章，是对乡土文学创作与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重大贡献与推动，对广大文艺创作者而言，这是难得的创作机遇也是当仁不让的历史使命。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作协及各级文艺组织对扶贫攻坚高度关注，尽心策划选题、组织创作评论专栏：越来越多的文学创作者加入书写扶贫攻坚的伟大实践中来，深入到基层扶贫第一线，亲身体味农村脱贫攻坚的甘苦，一大批有分量、有容量的优秀作品应运而生：贺享雍的《大国扶贫》、刘裕国和郑赤鹰的《通江水暖》、徐富敏的《永远的李保国》、红日的《驻村笔记》、纪红建的《乡村国是》、何建明的《山神》等，从不同角度直面扶贫攻坚，记述在精准扶贫战线上的人性大美与山乡巨变。“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精准扶贫国家战略如火如荼，新时代乡土文学创作方兴未艾，时代的使命与文学的责任召唤着每一位文艺工作者疾步前行。
另一方面，乡土文学创作在记录书写新时代乡土变革的同时，也成为这一时代变革的文化助力和集中体现。精准扶贫不仅仅是物质扶贫，更是一场致力于物质生活富裕、精神生活充实与现代文明进步的综合战役。在这项浩大、复杂的工程中，文学不应当仅仅是记录者、诉说者，更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与强大助力。让世人通过文学更深刻、更形象、更鲜活地了解扶贫攻坚，让奋斗在扶贫道路上的人们在作品中看到自己艺术的投影，在丰富社会文化生活、培树健康精神的同时，凝聚强大的价值认同与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把艺术理想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推出更多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振奋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努力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其立意也在于此。在扶贫攻坚的路上，文学作品的担当精神和战斗意志更为凸显和宝贵，文学脱贫、文学助力也必将成为这个时代乡土创作彪炳历史的价值所在！
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面貌与日俱新，党的各项惠农政策让千万乡土农民走上了幸福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春风正在一步步荡涤昔日的贫痔和苦痛。自习近平总书记在二〇一三年首次提出“精准扶贫”后，中国六干多万贫困人口实现了稳定脱贫，平均每年有一千三百多万人脱贫，平均每两秒多脱贫一人。乡土变了，人们对乡土的认知与感受也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伟大的时代为乡土文学送来新的题材与契机。如何书写伟大变革下的“乡土之变”，已经成为具有新价值和新资源的新的文学命题。
一、“离乡”与“返乡”的转向
文学是精神的家园，乡土是灵魂的归地，即便现代的都市人上追三代都会和乡土有割舍不了的关系，从崔颢的千古名句“日暮乡关何处是”到鲁迅《故乡》中的返乡见闻，再到贾平凹《高兴》中进城务工的各色人等。“离乡”与“返乡”一直是乡土文学的重要内容与话语空间。具体说来，就是肉身的“离乡”与情感、精神上的思乡、念乡，以及在此基础上构成的对乡村故土的价值判断。可以说，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产生便源于一群离乡追梦作家的“精神返乡”。鲁迅的《社戏》《故乡》充满了对儿时记忆中乡土的怀恋以及现实乡土的失望。沈从文实现了走出苗寨大山的梦想，但身处繁华都市的他却终生沉浸在湘西故土的文学梦中。贾平凹的《高兴》通过农民刘高兴等进城打工的遭遇，记录土地变迁背景下农民与农村的生存状态，将新经济背景下人文景观的另一面展现在读者面前。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代文学面世的一百年来，“离乡”与“返乡”的纠结一直反复在中国乡土文本中出现，其基本特征或者说叙述范式多为肉身离乡与精神返乡，述说的是人们对故乡的精神依恋与乡土贫穷、落后现实之间的巨大矛盾。十八大以来，党的各项富农、助农政策纷纷落地，在城镇化进程加快的同时，中国经济转型与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助推农村经济产业走上健康持续发展的轨道，“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新理念。“精准扶贫”作为一项“全员参与”的系统工程，正在推动农村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共同富裕之路。千百年来的中国乡土的物质生活与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世纪变革的现代化文明进程中，精神的诗意栖居与现实贫敝的矛盾正在缩小，一直以来的“离乡”与“返乡”话语方式也正在变化。
一方面是现实生活中大批“進城谋生”的农民“返乡立业”。土地流转、农业合作社等政策为农村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建桥修路、电子商贸、旅游开发等因地制宜的举措，让越来越多的村镇走上富裕路。既然本乡本土为人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和致富机会，许多背井离乡在外漂泊的乡土入主动回乡就业或创业。在乡土文学的笔触下，也相应出现了对这样一种“返乡”桥段的记述。肖彭的长篇小说《花开岁月》讲述了从北京返乡的常菁菁与男友欢庆、闺蜜李小芬等一群年轻人，充分利用家乡的风土人情发展新型旅游业，期间虽受到村主任在当地发展化工产业的阻碍，但他们始终无所畏惧地保护秀美家乡的故事。常菁菁和男友欢庆原本已在北京小有一些成就，但因心中一直牵挂着家乡的原生态环境，常菁菁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大城市所拥有的一切返乡创业，并带领着乡亲们一步步富裕了起来。就此而言，农民“离乡”与“返乡”的变化，成了反映新时代乡土变革最集中、最突出的一扇窗，也成为乡土文学值得深入发掘的创作点。与此相类似的还有网络小说《一个农二代的返乡创业路》（作者二岩，17K小说网）等。另一方面，“返乡”之变还突出表现在乡土游子在诗意精神上对现代农村家园的回归。一直以来，乡土作家笔下的精神返乡是与对乡土文明的价值批判连在一起的，即在怀恋故乡的同时，更渗透出对乡土落后、愚昧的痛惜与批判，即便在沈从文、孙犁等作家的诗画乡土中，读者仍不免感受到一种牧歌与挽歌式落寞情怀：美丽的乡土只在文本的追忆与思恋中，现实终究是回不去、到不了的。而新时代的乡土农村，不再仅仅是追忆中、想象中的故乡，更成为现实中让人向往回归的家园。乡土变美了、故乡变富了，在葆有淳朴和谐之人文情趣的同时，现代文明烛照下的新农村越来越成为城里人度假、休闲、养老之地，成为乡土作家身心栖息的梦想之地，现代文明进程中的新农村为文本中的乡土世界注入新的希望与活力，作家思乡、念乡的精神“返乡”之路不再曲折。
二、“乡土”人物序列的新生
百年来，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创作出汪大嫂、翠翠、梁生宝、小二黑、高加林、刘高兴、五富、孙少安、孙少平等众多广为传播的人物形象，这些充满泥土气息和生命力的人物身上，负载着乡土大地的苦难、抗争与希望，记录着百年乡土的变迁和命运，也成为乡土文学最为宝贵的艺术成果和闪光点。进入二十一世纪，城镇化进程、现代化农业、精准扶贫助农惠农，这一切都让中国农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村的环境变了、经济结构变了，农民的意识也变了。记录与展现这种时代的变化，已经成为推进乡土文学创作发展的使命与动力。就创作主体而言，感受、书写并深刻地把握这种变化，也成为那些魂系乡土的执笔者们艺术生命律动的最新节奏。海男在近作《州城现代农业启示录》（载《天津文学》二〇一八年第三期）中以看似散漫实则心绪复杂的诉说，记叙了“三代人农事演变记”，对于变化中“州城”没有明确的是非高低的价值判断，但农业现代化的版图如水印纸面呈现在世人面前。正如她所述：“我们无法拒绝农业的现代化，就像我们无法避开人类的一条条高速公路的降临。”正是这样，不管你如何认识、愿不愿意，新时代的乡土、现代化进程中的乡土已经扑面而来。 新的时代语境，新的乡土变迁，自然也为文本中的乡土人物画廊提供了丰富的新生原型：在扶贫攻坚领域坚守奉献的基层干部，为改变乡土面貌出谋划策的社会人士，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中焦虑迷惘的各色人等，时代变革下投机钻营的宵小之徒……这些人物形象应该进入新时代乡土人物画廊，和文学史、社会史一起留下自己的时代印记。周万年在《寻猪记》（载《天津文学》二〇一八年第四期）中以漫画素描的手法速写出村长雷传福、副县长李万才、养狗村民四平、贫困户李老双等人的脸谱像，展现出在精准扶贫、基层反腐背景下基层村镇的世相人心。马平在中篇小说《高腔》中成功塑造了坚强农村女性米香兰这一新农村女性形象，并以她的经历展现了脱贫攻坚背景下的乡村人文生态，贫困户的自立自强、扶贫干部的实干奉献与家族仇怨的消解平复，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李明春的《山盟》中，一个不是心甘情愿的扶贫干部加上两个难缠的扶贫对象，作者敏锐捕捉把握新环境、新矛盾中的人心世相，通过小人物的生活际遇，书写时代大主题。
成功鲜活的人物形象是作品的灵魂和闪光点，也是文学与生活的联结点，众多的经典名作因其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经久流传。同样，书写乡土文学的新生与乡土人物的新生紧密相关，通过对乡土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以人物印记反映“精准扶贫”这一国家战略背景下的乡村变革，是当下乡土创作的任务与机遇，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立意新时代、书写新农村、塑造新人物的好作品出现。
三、文化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变奏
文学源于生活，文学要表现生活。精准扶贫作为国家战略正在对数以亿计的国人生活产生影响。对广大文艺创作者而言，如何书写这项新时代的中国伟业，如何认识这项文学使命的意义与价值，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方面，书写新时代背景、特别是精准扶贫这一国家战略影响下中国乡土的变化是乡土文学创作的巨大机遇和神圣使命。精准扶贫是我们党在政治、经济领域的重要战略决策，也是推进中国城镇化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这场正在进行的时代新变为乡土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全新的主题与素材，也为广大文艺创作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创作机遇。作为农业大国，农村人口与经济举足轻重，而千百年来生活最艰辛、文明最落后的也是农村，那美丽而又幽怨的乡土成为多少人牵绊一生的隐痛。精准扶贫战略恰如一剂去疴疗疾的良方，在平复人间大地与精神家园的伤痛。回眸历史，这场变革之大前所未有，这是文学创作的宝贵资源，讲好脱贫攻坚故事，诉说乡村时代变迁，这是文学先輩所无法想象之事，而今日恰逢其时。时代造就文学，时代也呼唤文学，把握住这千载难遇的时机，用笔墨纵横这盛世华章，是对乡土文学创作与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重大贡献与推动，对广大文艺创作者而言，这是难得的创作机遇也是当仁不让的历史使命。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作协及各级文艺组织对扶贫攻坚高度关注，尽心策划选题、组织创作评论专栏：越来越多的文学创作者加入书写扶贫攻坚的伟大实践中来，深入到基层扶贫第一线，亲身体味农村脱贫攻坚的甘苦，一大批有分量、有容量的优秀作品应运而生：贺享雍的《大国扶贫》、刘裕国和郑赤鹰的《通江水暖》、徐富敏的《永远的李保国》、红日的《驻村笔记》、纪红建的《乡村国是》、何建明的《山神》等，从不同角度直面扶贫攻坚，记述在精准扶贫战线上的人性大美与山乡巨变。“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精准扶贫国家战略如火如荼，新时代乡土文学创作方兴未艾，时代的使命与文学的责任召唤着每一位文艺工作者疾步前行。
另一方面，乡土文学创作在记录书写新时代乡土变革的同时，也成为这一时代变革的文化助力和集中体现。精准扶贫不仅仅是物质扶贫，更是一场致力于物质生活富裕、精神生活充实与现代文明进步的综合战役。在这项浩大、复杂的工程中，文学不应当仅仅是记录者、诉说者，更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与强大助力。让世人通过文学更深刻、更形象、更鲜活地了解扶贫攻坚，让奋斗在扶贫道路上的人们在作品中看到自己艺术的投影，在丰富社会文化生活、培树健康精神的同时，凝聚强大的价值认同与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把艺术理想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推出更多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振奋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努力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其立意也在于此。在扶贫攻坚的路上，文学作品的担当精神和战斗意志更为凸显和宝贵，文学脱贫、文学助力也必将成为这个时代乡土创作彪炳历史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