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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年初，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与原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合并，从政策层面推动了媒介融合的深化发展。如今，不同媒介走向融合的价值已经超越了媒介表层的内容跨界，而转向媒介之间的深层借力，旨在拓展共同的价值平台。以《中国新闻出版报》为例，作为局、署的行业机关报，要立足报刊，进军广电，不仅要强化对广电的关注度，更要在政令发布、政策解读、理念孕育、行业交流、技术推送、国际传播和网络证实等方面综合发力，实现报纸与广电的双向共赢。
大部制 媒介融合 新闻出版 广播电视 平台
高晓虹，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学部长，教授；赵希婧，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教师。
2013年3月，国家发布《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开启了新一轮的大部制改革。
在传统意义上，我们习惯性地将新闻出版对应书本报刊，认为广播电视是另一个体系。但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纸质媒介和电子媒介逐渐走向融合，“各自为大、唯我独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尽管二者在传播方式上“泾渭分明”——报刊以图文传递信息，广电主要依靠声音和画面表达内容，但它们同是舆论阵地，属性相依、作用相似。如今，信息革命打通了媒介之间的隔阂，而不同媒介走向融合的价值则在于媒介之间相互借力，拓展共同的发展平台。
其实，在署局合并之前，跨媒介的趋势已初见端倪。以《中国新闻出版报》为例，先前，它是总署主管的行业机关报，以“新闻出版”冠名，却在创立之初就有一个专刊叫“视听天地”，专门报道广电的信息。如今，对于这份报纸而言，要想搭上媒介融合的顺风车，大踏步地进军广电领域，既要立足报纸阵地、做足广电文章，更要借助署局合并的职责整合，满足报纸与广电的共性需求。
一、行业政令的联合发布平台
“第一时间发布政策信息，办好面向行业的主流大报”是《中国新闻出版报》的定位主张，也是26年来一贯坚持的办报原则。翻开2013年的第一份报纸，在1月4日的头版位置，报纸以《总署制定9项具体措施》为题，发布了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对新闻出版行业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的具体要求。在局、署正式合并挂牌后的第一个出版日，即3月25日的头版位置，报道了2013年音像制品发行单位开展年度核验的消息，在介绍新闻事实的同时，重点解读了“将音像制品纳入出版物市场统一管理”的新政策。
由此可见，《中国新闻出版报》不愧“报中之报”，与其他报刊相比，它既是同行者，也是引领者，更是政府与媒体之间“上传下达”的沟通桥梁。以往这份报纸对政策的关注大多局限在出版业内，对广电少有触及，大部制改革后，在以往分别依靠总署、总局“发文”传达政令的基础上，这份报纸应该发挥联合统筹的作用，介绍署局合并的机构设置与功能覆盖，发布新闻出版与广电领域的政策信息，成为行业政令的传播者、行业风采的展示者、行业发展的代言者。
另外，与传媒领域已有的月刊、周刊不同，《中国新闻出版报》是一份日报，对于政府当天出台的重要信息，这份报纸具有第一时间报道的首发优势。它好比一份实时更新的工作指南，应该成为一线工作者了解国家政策、把握行业动态、跟进新闻报道的重要渠道，实现政策引导与行业交流的动态化和同步化。
二、政策策略的互通解读平台
如果说及时传播让政策消息得以横向扩散，那么，对政策的解读则是在纵向上的深度延展，包括介绍政策制定的背景与原因，政策管理的目标与权限，政策实施的方式与范围。大部制改革后，新闻出版与广电行业的隔阂变小、融合增多，政策之间的互融性和共通性越发明显，对跨界的政策进行解读，探讨媒介融合的方向，这是署局合并后的新机构应尽的义务，也是行业机关报的职责所在。
在《中国新闻出版报》2013年8月19日的头版上，有一篇文章叫“政策东风助力出版业转型”，围绕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进行政策探讨。在这篇评论中，记者首先做“减法”，以“政策利好，出版业转型迫切”为第一板块内容，提炼出政策中的行业新闻点，聚焦于出版业的数字化革命。进而，将政策背景对接行业目标，以“市场广阔，数字出版大有可为 ”为第二板块内容，在鼓励信息消费的政策环境下，探讨数字出版业的发展前景。最后，将政策导向对接行业路径，以“前景看好，出版科技融合待提速”为第三板块内容，在倡导信息消费的政策驱动下，指出数字出版业的现实困境。
以上三个板块的层层递进是从正面对抽象的政策进行具象的解读，通过政府官员讲解重点、专家学者剖析疑点、一线从业者追踪热点，引领政策先声，助力行业发展。此外，也可以尝试反向突围，用鼓励先进的方式达到遏制错误的目的，变打压为引领。比如，在蛇年春节的前10天，原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下发了《关于节俭安全办节目的通知》，要求各台办春晚“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不拼明星，压缩不必要的开支，把节约的资金用于提高节目水平、资助公益事业”。春节刚过，2月16日的《中国新闻出版报》便围绕这一主题组稿，制作了专题——《蛇年新春荧屏上的别样记忆》，报道了各大卫视节俭办晚会的举措。比如，走怀旧风，打团聚牌，不花大价钱请大明星，靠诚意和创意温暖人心等。看似一组普通的荧屏集萃，实际上则是从业务的层面解读了“节俭令”的实施要义。
三、创新理念的融合孕育平台
创新是民族前进的灵魂，也是媒体发展的核心。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孕育而生的创新理念，将成为媒体组织行动上的先导、工作上的指导、发展上的向导。媒体尤其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没有实践的检验，理论不能发挥作用；缺乏学理的支持，实践则容易盲从。再者，今天的媒体创新已经由个体创新发展为群体创新，由内容创新发展为平台创新，呈现出不同媒介之间取长补短、互为利用的融合创新。对于《中国新闻出版报》而言，借助报纸的平台，报道创新的理念，要以融合的姿态，跳出纸媒的局限，拓展领地的范畴，关注广电的园地，一方面要善于发现创新的做法，另一方面，要善于结合理论知识，对原有理念做整合，总结实践创新中的脉络规律，探索广电发展的未来趋势。 第一，倡导、鼓励原创节目。原创是节目发展的内生动力，也是差异化竞争的外在需求。如今，在“好声音”“达人秀”等“版权引进”的洋标签之外，一系列原创节目备受关注。比如中央电视台的《汉字听写大会》，通过展示单纯简朴的书写状态，表现汉字文化的博大精深；安徽卫视的《超级演说家》，围绕“说话”的本能与“话说”的技能，让中国话的字句飘香传入每一个收视家庭。这些节目是当下的荧屏热点，也同样是行业报刊的内容资源。《中国新闻出版报》应该成为一个交流的平台，通过对原创节目的关注，引导文化自觉，鼓励中国创意，推动广电节目实现从版权引进到自主创新的升级之路。[1]
第二，发现、梳理前沿理念。广电行业以活跃著称，在记者、编导日复一日的工作中，亟须从实践中提炼思想，对观念进行梳理，这份归纳与总结的任务恰恰是平面媒体的擅长之举。《中国新闻出版报》不仅要做政策“上传下达”的主渠道，也应成为行业前沿理念的集散地。一方面，要用观点型的文章，对广电的动态与趋势进行分析和预判，允许意见的交锋，营造争鸣的氛围，呈现多元化的专业视角。另一方面，要倾听一线的声音，碰撞行业的思考，总结前沿的理念，发挥政策引领和实践指导的作用，避免行业盲从，倡导和谐向上、健康多元的媒体发展方向。
四、传媒业界的合作交流平台
传媒行业是观点密集型、知识集约型的领域，需要多层次、立体化的行业分享平台。一是因为在媒介融合的时代，不同媒介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态势，媒介之间沟通交流、增进合作的机会与日俱增。另外，由于传媒职业本身对信息流通的要求较高，致使不同媒体机构、传媒人之间的交流需求性较强。
以广电和报纸为例，在署局合并的环境下，不同媒介之间既会面临共同的机遇，也会遇到共性的问题，谁能主动突围，创建交流的平台，对促进二者的共同发展尤为重要。作为一份行业机关报，如果《中国新闻出版报》可以避开传统的、同质化的报刊内容，借助署局合并的融合环境，主动跨出一步，突破媒介之间的壁垒，加强对广电人、广电理论和广电业务的关注，成为广电工作者学习交流的园地，那么，报纸与广电的结合则会有更加宽广的空间，也将满足广电行业之间互通有无的平台需求。
第一，成为媒体人职业操守的讨论平台。从“纸包子”到“周老虎”，虚假新闻时有发生，禁而不绝。究其原因，既有追求轰动效应的凭空造假，也有为了锦上添花的细节造假，还有因知识不足的无意造假，更有因追逐名利的道德造假。[2]讨论行业道德规范，目的在于引以为戒，更在于提高认识。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操守是从业的准绳，这是新闻行业的不变宗旨，也应该是从业者内心永恒的追求。
第二，成为媒体人心灵疗伤的诉说平台。在工作中，传媒工作者常常因为紧急任务而夜以继日，因为突发性报道而连续作战，因为调查性采访而不得不面对社会阴暗面。然而，他们在关心世界、关怀他人的同时又常常漠视自我心理建设。疗伤的平台应该是一个减压的园地，是机关报给“自己人”的一剂“心灵鸡汤”。
第三，成为媒体人励志坚守的思考平台。《中国新闻出版报》2013年4月24日的头版稿件是《本报记者记录震区记者采访状态——他们让灾情和爱心传出》，以旁观的视角，记录了央视、国际台等广电人深入灾难现场的真实情况，用群像捕捉的方式讲述一线记者的震区故事，在行业内引发了关于励志和坚守的思考。
第四，成为媒体人职业理想的探索平台。理想是职业的导航，是不计一己之私的专业追求。以那些驻外记者为例，孤身一人背井离乡，必须有一种信念，一种使命，一种对事业的忠诚，才能在血与火的武装冲突现场，在激烈交锋的国际会议舞台，在突发性事件爆发之际，坚守舆论阵地，这种职业理想甚至要用生命去写就。职业理想需要实践，也需要言说，更需要在同行的交流中探索和深化。
五、最新技术的互通推送平台
广电以技术为先导，技术手段是节目创新的先决条件，技术保障下的安全播出是广电行业的生命线。长久以来，技术虽是广电和新媒体领域的高频关键词，却与报业的关系不甚紧密。随着署局合并改革，行业机关报想要跨界广电，也必将面临技术关，要紧跟广电技术动态，联通广电技术发展。当下的广电业面临着媒介融合的技术变局，技术支撑下的广电发展是业内关注的重要问题，关于广电技术的介绍、运用与推广应该在这份行业机关报中占有相当的比重。
比如，传递技术的信息，讲解技术的运用。我们身处在一个广电升级换代加速前进的时代。以电视影像技术为例，从模拟信号到数字信号用了50年，从数字信号到高清信号用了20年。如今，在三网融合的背景下，广电技术的升级已不仅仅局限于广电领域，3D的应用刚刚普及，以LTE技术为代表的4G网络建设已经步入实施阶段，各种4G终端不久即会渗入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面对超高速移动技术平台支撑起的新一轮技术革新，如何搭建新系统，如何使用新设备，如何制订技术规范，如何树立行业标杆，对于时刻与技术挂钩、被技术左右的广电行业而言，行业机关报这一学习的平台和切磋的空间显得尤为重要。
以《中国新闻出版报》2013年8月27日《视听专刊》中报道第22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设备展览会为例，以往的展会报道多是常规化的新闻消息，但在这次报道中，报纸不再局限于展会本身，而是结合展会的技术推介要点，安排了台网融合、互联网电视、广电转型三个版面专题，探讨技术应用问题，预测技术发展趋势，旨在为专业读者提供一个了解技术前沿、交流技术经验的平台。
近年来，以广播电视技术为支撑的“西新工程”建设成效显著。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直接部署的一项涉及西藏、新疆等边远省区的广电覆盖工程。该项目使我国西部地区的实验总功率增加了4倍，民族语言节目时间增加了一倍多。如今，在新疆、西藏等地区的每一个县、村，都可以收听到5套以上的调频、调幅广播，基本实现了“把党和国家的声音传进千家万户”的要求。这既是一项满足边疆各族群众需要的民生工程，也是一项关系国家安定团结的战略工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六、国际资讯的拓展传播平台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下，虽然国际媒体交流成为不同媒介的共同发展趋势，但是，不同媒介在国际化方面的活跃程度却不尽相同。当下，署局合并的政策利好，正在为报纸提升国际化水平提供借力的空间和发展的契机。
目前，在国际化方面，广电行业优势明显。为实施中央关于加强国际传播力建设的战略部署，近年来，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广电媒体加速构建现代综合新型国际传媒，大力推进海外节目落地，全面加强海外机构和海外队伍建设，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效。2013年5月5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第90家落地电台——格鲁吉亚第比利斯调频台正式开播。[3]截至2012年，中央电视台全球新闻采编网络初步形成，拥有了 70个海外记者站，其中包括5个中心站和两个分台，电视信号覆盖了全世界171个国家和地区，用户总数超过3亿人。[4]署局合并后，作为广电的理论园地和业务后方，《中国新闻出版报》应该充分利用机关报的优势，借助广电行业的主流外宣力量，立足报纸阵地，关注国外媒体的动态，提升自身的国际化程度，成为行业内跨国合作的桥梁与纽带。
第一，增加对国际传媒发展动态的介绍。报道国际传媒的发展动态，要紧扣世界媒体的行业前沿，紧跟集团化、分众化、对象化、地方化、网络化和小型化的发展方向。一方面，进行动态追踪，利用日报的优势，关注领军媒体的业态表现，关心重要指标的数据发布，及时传递前沿消息。另一方面，进行动态输入，要充分利用广电驻外力量的内容资源，向国内媒体人介绍多渠道采集的理念、共平台生产的方式、多终端播发的技术，加快中国媒体与世界同步的速度，提升舆论引导力，增强信息传播力，打造国际影响力，支持我国广电行业参与全球传媒竞争。
第二，扩大中外媒体交流，促进优质节目输出。影视作品是民族文化的象征，也是国家“走出去”战略中的重要一步。这两年间，《甄嬛传》在美国热播，《媳妇的美好时代》在东非受到观众热捧，泰国总理英拉亲切接见中国电影《泰囧》的主创人员，一系列的事实表明，电影电视作品正在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代言。作为行业机关报，尤其应该在增强文化自信上做文章，努力发掘反映当代中国现实生活、体现民族文化传承的优秀作品，做优质文化出口的举荐者。
第三，打造国际报道的世界影响。依托技术先进、信息量大、覆盖广泛、影响力强的外宣力量，机关报要对广电驻外记者传回的新闻信息进行深入加工。坚持国家意识、阵地意识、喉舌意识，以中国立场报道国际争端，以“外圆内方”的原则，转变传播方式，增强内容的吸引力，向中国读者解释好世界的问题。
七、网络传播的交互证实平台
今天，我们步入了一个基于无线移动传播技术为主导，以个人化、网络化和全球化传播为特征的新传播时代。微博、微信随时随地的信息推送致使年轻一代远离报刊。甚至，网上的流言开始操控社会舆论，给传统的舆论阵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署局合并后，一方面促进了不同媒介的融合发展，另一方面，同属传统媒体的新闻出版业和广电行业也要在内容生产方面强化共同的“舆论场”，与新媒体的“舆论场”形成正面竞争，与新媒体的信息传播、价值判断进行交互证实。以《中国新闻出版报》的业务范围为例，与广电结合以后，不仅要在伴随式收听、收看的受众需求上做文章，完善视听兼具的移动阅读方式，而且要在网络化的传播中以机关报为阵地，汇聚广电行业的资源，建设多样化的内容平台。
第一，证实网络的不实传言。如今，网络为每个人都提供了进入公众领域的渠道，但经常因为过分追求点击率，而忽略必要的监督审查，造成不实传言的泛滥。作为局、署机关报，在信息源的丰富性上具有明显优势，便于及时发现问题，对传言进行干预，减少虚假信息的社会危害。事实证明，证实的速度越快，公开的程度越高，传言生存的空间就越小。比如，在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的10分钟内，有关地震的谣言四处传播。到18分钟时，新华社发布准确信息后，谣言逐渐停止。可见，在危机环境中，主流媒体的证实往往能够起到化险为夷的作用。[5]
第二，践行媒体的社会担当。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监督日益成为一种反应快、影响大、参与面广的新兴舆论监督方式。从“表哥”到“房叔”，在2012年官员形象危机的10大事件中，5件与网络举报有关，甚至不乏实名举报者。新华网、人民网、光明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新浪网、搜狐网、网易网等主流商业网站也曾同步推出过网络举报监督专区，鼓励依法如实举报违纪违法者。作为行业机关报，也理应倡导负责任、有担当的行业行为，维护社会正义。
第三，公正报道媒介事件。马克思曾言，报纸是对社会真相的再现，具有一定的时间性，昨天的错误可以通过今天的报道加以纠正，今天的报道可以通过明天的补充加以完善。同理，在媒体报道中，我们不可能要求记者在事件发生的当时就洞察每一个细（下转第25页）（上接第17页）节，丝毫不差地呈现新闻事件。那么，在新闻的后方，机关报有义务追踪媒体动态，完善报道细节，对新闻事件进行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的跟进，呈现事实全貌，展示多方观点，辅助广电系统完成公正客观的报道。
第四，积极反映名人轶事。广电行业易出名人，也因为名主持人、名记者而引发受众的关注。作为广电的延伸，机关报聚焦名人轶事，是增加内容吸引力、增强版面活力的一种方式，要用鲜活的语言讲述生动的故事，符合现代审美，迎合读者心态。但也应该注意，在行业机关报的属地，对名人轶事的报道应该是积极的、乐观的，是展示行业风采、树立行业形象的，而非八卦小报只为博取眼球。
为回应网络内容的冲击，中央电视台率先推出了消费证实类节目《是真的吗》，揭示存疑商品的真实面目。当下，广电领域又陆续开办了一系列以正视听的节目，如央视的《真相调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央广求证》，旨在还原网络热点的事实真相，引导去伪存真的社会风尚。与此同时，我国的出版产业也面临着网络化的挑战，向新兴业态转型已是箭在弦上。作为局、署机关报，如何借力大部制改革，打造出版与广电的共同体，这是今天议论的话题，也是此后发展的方向，是今天《中国新闻出版报》的现实沿革，也在为未来的媒介景观勾勒重要的一笔。
基金项目：《电视与新媒体和谐共舞》，高晓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电视对外传播战略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zgxh0906）的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王培杰. 如何打造原创节目[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3（6）.
[2] 程军祥. 新闻造假探析[J]. 新闻知识，2009（7）.
[3] 国际台第90家海外分台开播 对外传播语种增至64种[EB/OL]. 国际在线，http：//gb.cri.cn/43005/2013/05/15/114s4116167.htm.
[4] 胡占凡. 整合优势资源，使全球华语媒体的传播力遍布世界[R]. 在第三届海外华语电视媒体协作会开幕式上的讲话，2012-11-15.
[5] 田李. 网络传言对社会政治影响综述[N]. 政治法律，2012-12-13.
[6] 刘建华. 大部制改革与创新型传媒[J]. 中国出版，2013（7）.
大部制 媒介融合 新闻出版 广播电视 平台
高晓虹，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学部长，教授；赵希婧，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教师。
2013年3月，国家发布《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开启了新一轮的大部制改革。
在传统意义上，我们习惯性地将新闻出版对应书本报刊，认为广播电视是另一个体系。但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纸质媒介和电子媒介逐渐走向融合，“各自为大、唯我独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尽管二者在传播方式上“泾渭分明”——报刊以图文传递信息，广电主要依靠声音和画面表达内容，但它们同是舆论阵地，属性相依、作用相似。如今，信息革命打通了媒介之间的隔阂，而不同媒介走向融合的价值则在于媒介之间相互借力，拓展共同的发展平台。
其实，在署局合并之前，跨媒介的趋势已初见端倪。以《中国新闻出版报》为例，先前，它是总署主管的行业机关报，以“新闻出版”冠名，却在创立之初就有一个专刊叫“视听天地”，专门报道广电的信息。如今，对于这份报纸而言，要想搭上媒介融合的顺风车，大踏步地进军广电领域，既要立足报纸阵地、做足广电文章，更要借助署局合并的职责整合，满足报纸与广电的共性需求。
一、行业政令的联合发布平台
“第一时间发布政策信息，办好面向行业的主流大报”是《中国新闻出版报》的定位主张，也是26年来一贯坚持的办报原则。翻开2013年的第一份报纸，在1月4日的头版位置，报纸以《总署制定9项具体措施》为题，发布了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对新闻出版行业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的具体要求。在局、署正式合并挂牌后的第一个出版日，即3月25日的头版位置，报道了2013年音像制品发行单位开展年度核验的消息，在介绍新闻事实的同时，重点解读了“将音像制品纳入出版物市场统一管理”的新政策。
由此可见，《中国新闻出版报》不愧“报中之报”，与其他报刊相比，它既是同行者，也是引领者，更是政府与媒体之间“上传下达”的沟通桥梁。以往这份报纸对政策的关注大多局限在出版业内，对广电少有触及，大部制改革后，在以往分别依靠总署、总局“发文”传达政令的基础上，这份报纸应该发挥联合统筹的作用，介绍署局合并的机构设置与功能覆盖，发布新闻出版与广电领域的政策信息，成为行业政令的传播者、行业风采的展示者、行业发展的代言者。
另外，与传媒领域已有的月刊、周刊不同，《中国新闻出版报》是一份日报，对于政府当天出台的重要信息，这份报纸具有第一时间报道的首发优势。它好比一份实时更新的工作指南，应该成为一线工作者了解国家政策、把握行业动态、跟进新闻报道的重要渠道，实现政策引导与行业交流的动态化和同步化。
二、政策策略的互通解读平台
如果说及时传播让政策消息得以横向扩散，那么，对政策的解读则是在纵向上的深度延展，包括介绍政策制定的背景与原因，政策管理的目标与权限，政策实施的方式与范围。大部制改革后，新闻出版与广电行业的隔阂变小、融合增多，政策之间的互融性和共通性越发明显，对跨界的政策进行解读，探讨媒介融合的方向，这是署局合并后的新机构应尽的义务，也是行业机关报的职责所在。
在《中国新闻出版报》2013年8月19日的头版上，有一篇文章叫“政策东风助力出版业转型”，围绕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进行政策探讨。在这篇评论中，记者首先做“减法”，以“政策利好，出版业转型迫切”为第一板块内容，提炼出政策中的行业新闻点，聚焦于出版业的数字化革命。进而，将政策背景对接行业目标，以“市场广阔，数字出版大有可为 ”为第二板块内容，在鼓励信息消费的政策环境下，探讨数字出版业的发展前景。最后，将政策导向对接行业路径，以“前景看好，出版科技融合待提速”为第三板块内容，在倡导信息消费的政策驱动下，指出数字出版业的现实困境。
以上三个板块的层层递进是从正面对抽象的政策进行具象的解读，通过政府官员讲解重点、专家学者剖析疑点、一线从业者追踪热点，引领政策先声，助力行业发展。此外，也可以尝试反向突围，用鼓励先进的方式达到遏制错误的目的，变打压为引领。比如，在蛇年春节的前10天，原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下发了《关于节俭安全办节目的通知》，要求各台办春晚“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不拼明星，压缩不必要的开支，把节约的资金用于提高节目水平、资助公益事业”。春节刚过，2月16日的《中国新闻出版报》便围绕这一主题组稿，制作了专题——《蛇年新春荧屏上的别样记忆》，报道了各大卫视节俭办晚会的举措。比如，走怀旧风，打团聚牌，不花大价钱请大明星，靠诚意和创意温暖人心等。看似一组普通的荧屏集萃，实际上则是从业务的层面解读了“节俭令”的实施要义。
三、创新理念的融合孕育平台
创新是民族前进的灵魂，也是媒体发展的核心。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孕育而生的创新理念，将成为媒体组织行动上的先导、工作上的指导、发展上的向导。媒体尤其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没有实践的检验，理论不能发挥作用；缺乏学理的支持，实践则容易盲从。再者，今天的媒体创新已经由个体创新发展为群体创新，由内容创新发展为平台创新，呈现出不同媒介之间取长补短、互为利用的融合创新。对于《中国新闻出版报》而言，借助报纸的平台，报道创新的理念，要以融合的姿态，跳出纸媒的局限，拓展领地的范畴，关注广电的园地，一方面要善于发现创新的做法，另一方面，要善于结合理论知识，对原有理念做整合，总结实践创新中的脉络规律，探索广电发展的未来趋势。 第一，倡导、鼓励原创节目。原创是节目发展的内生动力，也是差异化竞争的外在需求。如今，在“好声音”“达人秀”等“版权引进”的洋标签之外，一系列原创节目备受关注。比如中央电视台的《汉字听写大会》，通过展示单纯简朴的书写状态，表现汉字文化的博大精深；安徽卫视的《超级演说家》，围绕“说话”的本能与“话说”的技能，让中国话的字句飘香传入每一个收视家庭。这些节目是当下的荧屏热点，也同样是行业报刊的内容资源。《中国新闻出版报》应该成为一个交流的平台，通过对原创节目的关注，引导文化自觉，鼓励中国创意，推动广电节目实现从版权引进到自主创新的升级之路。[1]
第二，发现、梳理前沿理念。广电行业以活跃著称，在记者、编导日复一日的工作中，亟须从实践中提炼思想，对观念进行梳理，这份归纳与总结的任务恰恰是平面媒体的擅长之举。《中国新闻出版报》不仅要做政策“上传下达”的主渠道，也应成为行业前沿理念的集散地。一方面，要用观点型的文章，对广电的动态与趋势进行分析和预判，允许意见的交锋，营造争鸣的氛围，呈现多元化的专业视角。另一方面，要倾听一线的声音，碰撞行业的思考，总结前沿的理念，发挥政策引领和实践指导的作用，避免行业盲从，倡导和谐向上、健康多元的媒体发展方向。
四、传媒业界的合作交流平台
传媒行业是观点密集型、知识集约型的领域，需要多层次、立体化的行业分享平台。一是因为在媒介融合的时代，不同媒介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态势，媒介之间沟通交流、增进合作的机会与日俱增。另外，由于传媒职业本身对信息流通的要求较高，致使不同媒体机构、传媒人之间的交流需求性较强。
以广电和报纸为例，在署局合并的环境下，不同媒介之间既会面临共同的机遇，也会遇到共性的问题，谁能主动突围，创建交流的平台，对促进二者的共同发展尤为重要。作为一份行业机关报，如果《中国新闻出版报》可以避开传统的、同质化的报刊内容，借助署局合并的融合环境，主动跨出一步，突破媒介之间的壁垒，加强对广电人、广电理论和广电业务的关注，成为广电工作者学习交流的园地，那么，报纸与广电的结合则会有更加宽广的空间，也将满足广电行业之间互通有无的平台需求。
第一，成为媒体人职业操守的讨论平台。从“纸包子”到“周老虎”，虚假新闻时有发生，禁而不绝。究其原因，既有追求轰动效应的凭空造假，也有为了锦上添花的细节造假，还有因知识不足的无意造假，更有因追逐名利的道德造假。[2]讨论行业道德规范，目的在于引以为戒，更在于提高认识。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操守是从业的准绳，这是新闻行业的不变宗旨，也应该是从业者内心永恒的追求。
第二，成为媒体人心灵疗伤的诉说平台。在工作中，传媒工作者常常因为紧急任务而夜以继日，因为突发性报道而连续作战，因为调查性采访而不得不面对社会阴暗面。然而，他们在关心世界、关怀他人的同时又常常漠视自我心理建设。疗伤的平台应该是一个减压的园地，是机关报给“自己人”的一剂“心灵鸡汤”。
第三，成为媒体人励志坚守的思考平台。《中国新闻出版报》2013年4月24日的头版稿件是《本报记者记录震区记者采访状态——他们让灾情和爱心传出》，以旁观的视角，记录了央视、国际台等广电人深入灾难现场的真实情况，用群像捕捉的方式讲述一线记者的震区故事，在行业内引发了关于励志和坚守的思考。
第四，成为媒体人职业理想的探索平台。理想是职业的导航，是不计一己之私的专业追求。以那些驻外记者为例，孤身一人背井离乡，必须有一种信念，一种使命，一种对事业的忠诚，才能在血与火的武装冲突现场，在激烈交锋的国际会议舞台，在突发性事件爆发之际，坚守舆论阵地，这种职业理想甚至要用生命去写就。职业理想需要实践，也需要言说，更需要在同行的交流中探索和深化。
五、最新技术的互通推送平台
广电以技术为先导，技术手段是节目创新的先决条件，技术保障下的安全播出是广电行业的生命线。长久以来，技术虽是广电和新媒体领域的高频关键词，却与报业的关系不甚紧密。随着署局合并改革，行业机关报想要跨界广电，也必将面临技术关，要紧跟广电技术动态，联通广电技术发展。当下的广电业面临着媒介融合的技术变局，技术支撑下的广电发展是业内关注的重要问题，关于广电技术的介绍、运用与推广应该在这份行业机关报中占有相当的比重。
比如，传递技术的信息，讲解技术的运用。我们身处在一个广电升级换代加速前进的时代。以电视影像技术为例，从模拟信号到数字信号用了50年，从数字信号到高清信号用了20年。如今，在三网融合的背景下，广电技术的升级已不仅仅局限于广电领域，3D的应用刚刚普及，以LTE技术为代表的4G网络建设已经步入实施阶段，各种4G终端不久即会渗入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面对超高速移动技术平台支撑起的新一轮技术革新，如何搭建新系统，如何使用新设备，如何制订技术规范，如何树立行业标杆，对于时刻与技术挂钩、被技术左右的广电行业而言，行业机关报这一学习的平台和切磋的空间显得尤为重要。
以《中国新闻出版报》2013年8月27日《视听专刊》中报道第22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设备展览会为例，以往的展会报道多是常规化的新闻消息，但在这次报道中，报纸不再局限于展会本身，而是结合展会的技术推介要点，安排了台网融合、互联网电视、广电转型三个版面专题，探讨技术应用问题，预测技术发展趋势，旨在为专业读者提供一个了解技术前沿、交流技术经验的平台。
近年来，以广播电视技术为支撑的“西新工程”建设成效显著。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直接部署的一项涉及西藏、新疆等边远省区的广电覆盖工程。该项目使我国西部地区的实验总功率增加了4倍，民族语言节目时间增加了一倍多。如今，在新疆、西藏等地区的每一个县、村，都可以收听到5套以上的调频、调幅广播，基本实现了“把党和国家的声音传进千家万户”的要求。这既是一项满足边疆各族群众需要的民生工程，也是一项关系国家安定团结的战略工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六、国际资讯的拓展传播平台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下，虽然国际媒体交流成为不同媒介的共同发展趋势，但是，不同媒介在国际化方面的活跃程度却不尽相同。当下，署局合并的政策利好，正在为报纸提升国际化水平提供借力的空间和发展的契机。
目前，在国际化方面，广电行业优势明显。为实施中央关于加强国际传播力建设的战略部署，近年来，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广电媒体加速构建现代综合新型国际传媒，大力推进海外节目落地，全面加强海外机构和海外队伍建设，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效。2013年5月5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第90家落地电台——格鲁吉亚第比利斯调频台正式开播。[3]截至2012年，中央电视台全球新闻采编网络初步形成，拥有了 70个海外记者站，其中包括5个中心站和两个分台，电视信号覆盖了全世界171个国家和地区，用户总数超过3亿人。[4]署局合并后，作为广电的理论园地和业务后方，《中国新闻出版报》应该充分利用机关报的优势，借助广电行业的主流外宣力量，立足报纸阵地，关注国外媒体的动态，提升自身的国际化程度，成为行业内跨国合作的桥梁与纽带。
第一，增加对国际传媒发展动态的介绍。报道国际传媒的发展动态，要紧扣世界媒体的行业前沿，紧跟集团化、分众化、对象化、地方化、网络化和小型化的发展方向。一方面，进行动态追踪，利用日报的优势，关注领军媒体的业态表现，关心重要指标的数据发布，及时传递前沿消息。另一方面，进行动态输入，要充分利用广电驻外力量的内容资源，向国内媒体人介绍多渠道采集的理念、共平台生产的方式、多终端播发的技术，加快中国媒体与世界同步的速度，提升舆论引导力，增强信息传播力，打造国际影响力，支持我国广电行业参与全球传媒竞争。
第二，扩大中外媒体交流，促进优质节目输出。影视作品是民族文化的象征，也是国家“走出去”战略中的重要一步。这两年间，《甄嬛传》在美国热播，《媳妇的美好时代》在东非受到观众热捧，泰国总理英拉亲切接见中国电影《泰囧》的主创人员，一系列的事实表明，电影电视作品正在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代言。作为行业机关报，尤其应该在增强文化自信上做文章，努力发掘反映当代中国现实生活、体现民族文化传承的优秀作品，做优质文化出口的举荐者。
第三，打造国际报道的世界影响。依托技术先进、信息量大、覆盖广泛、影响力强的外宣力量，机关报要对广电驻外记者传回的新闻信息进行深入加工。坚持国家意识、阵地意识、喉舌意识，以中国立场报道国际争端，以“外圆内方”的原则，转变传播方式，增强内容的吸引力，向中国读者解释好世界的问题。
七、网络传播的交互证实平台
今天，我们步入了一个基于无线移动传播技术为主导，以个人化、网络化和全球化传播为特征的新传播时代。微博、微信随时随地的信息推送致使年轻一代远离报刊。甚至，网上的流言开始操控社会舆论，给传统的舆论阵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署局合并后，一方面促进了不同媒介的融合发展，另一方面，同属传统媒体的新闻出版业和广电行业也要在内容生产方面强化共同的“舆论场”，与新媒体的“舆论场”形成正面竞争，与新媒体的信息传播、价值判断进行交互证实。以《中国新闻出版报》的业务范围为例，与广电结合以后，不仅要在伴随式收听、收看的受众需求上做文章，完善视听兼具的移动阅读方式，而且要在网络化的传播中以机关报为阵地，汇聚广电行业的资源，建设多样化的内容平台。
第一，证实网络的不实传言。如今，网络为每个人都提供了进入公众领域的渠道，但经常因为过分追求点击率，而忽略必要的监督审查，造成不实传言的泛滥。作为局、署机关报，在信息源的丰富性上具有明显优势，便于及时发现问题，对传言进行干预，减少虚假信息的社会危害。事实证明，证实的速度越快，公开的程度越高，传言生存的空间就越小。比如，在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的10分钟内，有关地震的谣言四处传播。到18分钟时，新华社发布准确信息后，谣言逐渐停止。可见，在危机环境中，主流媒体的证实往往能够起到化险为夷的作用。[5]
第二，践行媒体的社会担当。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监督日益成为一种反应快、影响大、参与面广的新兴舆论监督方式。从“表哥”到“房叔”，在2012年官员形象危机的10大事件中，5件与网络举报有关，甚至不乏实名举报者。新华网、人民网、光明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新浪网、搜狐网、网易网等主流商业网站也曾同步推出过网络举报监督专区，鼓励依法如实举报违纪违法者。作为行业机关报，也理应倡导负责任、有担当的行业行为，维护社会正义。
第三，公正报道媒介事件。马克思曾言，报纸是对社会真相的再现，具有一定的时间性，昨天的错误可以通过今天的报道加以纠正，今天的报道可以通过明天的补充加以完善。同理，在媒体报道中，我们不可能要求记者在事件发生的当时就洞察每一个细（下转第25页）（上接第17页）节，丝毫不差地呈现新闻事件。那么，在新闻的后方，机关报有义务追踪媒体动态，完善报道细节，对新闻事件进行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的跟进，呈现事实全貌，展示多方观点，辅助广电系统完成公正客观的报道。
第四，积极反映名人轶事。广电行业易出名人，也因为名主持人、名记者而引发受众的关注。作为广电的延伸，机关报聚焦名人轶事，是增加内容吸引力、增强版面活力的一种方式，要用鲜活的语言讲述生动的故事，符合现代审美，迎合读者心态。但也应该注意，在行业机关报的属地，对名人轶事的报道应该是积极的、乐观的，是展示行业风采、树立行业形象的，而非八卦小报只为博取眼球。
为回应网络内容的冲击，中央电视台率先推出了消费证实类节目《是真的吗》，揭示存疑商品的真实面目。当下，广电领域又陆续开办了一系列以正视听的节目，如央视的《真相调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央广求证》，旨在还原网络热点的事实真相，引导去伪存真的社会风尚。与此同时，我国的出版产业也面临着网络化的挑战，向新兴业态转型已是箭在弦上。作为局、署机关报，如何借力大部制改革，打造出版与广电的共同体，这是今天议论的话题，也是此后发展的方向，是今天《中国新闻出版报》的现实沿革，也在为未来的媒介景观勾勒重要的一笔。
基金项目：《电视与新媒体和谐共舞》，高晓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电视对外传播战略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zgxh0906）的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王培杰. 如何打造原创节目[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3（6）.
[2] 程军祥. 新闻造假探析[J]. 新闻知识，2009（7）.
[3] 国际台第90家海外分台开播 对外传播语种增至64种[EB/OL]. 国际在线，http：//gb.cri.cn/43005/2013/05/15/114s4116167.htm.
[4] 胡占凡. 整合优势资源，使全球华语媒体的传播力遍布世界[R]. 在第三届海外华语电视媒体协作会开幕式上的讲话，2012-11-15.
[5] 田李. 网络传言对社会政治影响综述[N]. 政治法律，2012-12-13.
[6] 刘建华. 大部制改革与创新型传媒[J]. 中国出版，20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