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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北海地区的年画——杨家埠年画和高密扑灰年画为对象，对于两者的溯源、表现内容、表现手法以及艺术风格诸方面进行研究比较。从中发现两者的不同点与相同点，这对于探讨北海地区的民间美术有着积极意义。
关键词：北海文化；杨家埠年画；扑灰年画
“北海文化”是近十几年来才提出的一个研究命题。它是“潍坊文化”的前身，是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潍坊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于云汉认为，潍坊，作为行政区划名称出现的时间较晚，从1948年设立潍坊特别市开始。其统辖地域范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一直处于调整之中。如果用“潍坊文化”一词来称谓该地区自古以来的历史文化的话，显得有些浅近。而潍坊地区作为一级行政区划出现的时间应该在西汉初年，当时叫“北海郡”。显然，用“北海文化”一词来称谓该地区的历史文化，应该说有一种历史厚重感，还是比较妥切的。
作为北海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的北海地区的民间美术，同样有着悠久历史。在历经几个世纪的漫长发展过程中，丰富多彩的民间美术类型，至今盛行不衰，如红木嵌银漆器、木版年画、风筝、布玩具、桃核雕刻、仿古铜器、麻布绒绣、泥塑玩具、金银首饰、抽纱刺绣、屏风、彩灯以及各种地毯、挂毯等，这些民间美术品在海内外都享有盛誉。单就北海地区的年画来说，杨家埠年画和高密扑灰年画都属于北海文化的范畴，两者在表现内容、表现手法以及艺术风格诸方面既各具特色，又相互影响，体现出北海地区的民间美术相互交流、渗透，而又彼此保持独立的特性。下面就将两种年画进行比较分析，从中发现北海地区年画的特点。
一、两种年画的溯源
首先从两种年画的溯源来看，杨家埠年画的起源与雕版印刷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高密扑灰年画的产生与文人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杨家埠木版年画，始于明代，源于潍县西杨家埠村。杨氏家族在明朝洪武年间从四川省梓潼县迁来。从梓潼灿烂的古典文化推知，祖居四川梓潼县的杨家埠杨氏先民素有雕版印刷技术。定居杨家埠之后，仍操祖传手艺，世代留传，在漫长的生活过程中，顺应山东的风土人情、生活需要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杨家埠木版年画。再来看高密扑灰年画，在扑灰年画产生之前，高密一带的年画生产，大多是由一些穷文人手绘而成，他们为迎合民间需求，用工笔或半工半写之法描绘一些喜庆题材的年画，销售于市，以聊补生活之不足。单靠这种低效率绘制的年画作品，远远满足不了民间百姓在春节期间张贴年画之需求。至明朝成化年间，据传是扑灰年画的创始者，高密北乡公婆庙村的王姓人家靠临摹—些文人画和庙宇壁画摆摊出售，慢慢掌握了一些技艺，又不断探索，在传统民间壁画底稿“扑粉”拓印法的基础上形成了“扑灰”拓印法。所谓“扑灰”拓印法，即用烧焦炭化的柳枝勾描绘图案轮廓(起线稿)，然后用画纸在线稿上拓扑，一稿可拓扑数张，大大提高了年画的制作效率。
通过对两种年画溯源的考察可以看出，杨家埠年画侧重的是雕版印刷工艺，高密扑灰年画则相对侧重画。这直接导致了两种年画在表现内容、表现手法、艺术风格上的不同。
二、两种年画的表现内容
杨家埠年画在制版的题材上几乎无所不包：祈福迎祥，消灾除邪，儒、道、释所尊崇的仙、佛、圣者、天神地等几乎全部包囊；而吉祥富贵、娃娃美女，戏曲故事，神话传说，男耕女织、人情世态，山水花鸟、瑞兽祥禽也应有尽有。
早期的扑灰年画，以神像、墨屏花卉为主。到清中后期，扑灰年画从单纯的花卉墨屏那种轻松消遣的趣味之中摆脱开来，开始反映现实生活。民间画家在题材上一反当时以记录“风花雪月”为主的文人画的弊端，想农民之所想，将以欢乐为主题的题材揉进扑灰年画，把农民们喜爱的人物、故事，纳入扑灰年画的表现范畴，并逐渐形成以人物为主要表现内容的风格。
无论是杨家埠年画的无所不包，还是高密扑灰年画的着重表现人物，都反映了民间艺人们掌握了老百姓普遍的审美情趣，围绕祈求美满幸福、长寿如意等共同之愿望，广开创作题材，将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历史故事等创作于年画中，寓意启迪世人。民间艺人来自民间，生活于劳动群众之中，对农民的追求，向往，喜爱和憎恶了解得很清楚，因此在创作生产扑灰年画时，总是借作品替生活在底层的人们抒怀寄情。
三、两种年画的表现手法
(一)构图
杨家埠年画在构图上突出了“满”。杨家埠年画构图一般都充实完满，尽量不留空白。在表现人物众多的大场景上，为了避免杂乱，一般是将人物分层排列，人物之间互不遮挡。而且每一个人都要五官端正、四肢健全特别忌讳侧脸造成的少只眼和缺胳膊少腿。即使是表现单个人物，也要通过人物的服饰，背景的装点把整个画面填满。杨家埠年画构图的充实饱满是与木板印刷的要求分不开的。
从构图上看高密扑灰年画与杨家埠年画恰恰相反，往往采取宁简勿繁的手法，除了花卉条屏、人物画注意突出人物形象的高大丰满外，少用背景甚至省略背景，让人物占满画面空间，形成二度空间透视的平面构图，极具醒目效果。即便是表现故事的浩大场面，也只选取某个重点场景，画龙点睛，只画出重点的一部分，至于故事情节或“千军万马”的气韵，则留给欣赏者自己去联想、体味。这种构图手法，实际上与国画艺术中的“留白”方法相吻合，产生意到笔不到，意境深远的效果。因此，高密扑灰年画的构图更多是考虑到绘画的要求。
(二)色彩
杨家埠年画给人的第一个印象便是用红、绿、黄、紫之色，这四种颜色构成了杨家埠年画的主色调，体现了少而精的用色特点。一方面，这是因为每种颜色都要制一个版，颜色少便于雕版。如果仔细观察年画中的每一种颜色，会发现它们分布于画面的角角落落，颜色孤零零局部的颜色是很少见的，这是为了印刷的方便。杨家埠年画在用色上形成了以单色为主，叠色为辅，以少胜多的特色。另一方面，虽然仅有几种对比色，但由它们构成的画面强烈、跳跃、亮丽而又和谐极富有装饰性。
高密扑灰年画形成两个主要的流派，即“老抹画”和“红货”，两派在用色上各有千秋。“老抹画”继承传统画法，仍以画墨屏为主，典雅稳重。其不改初衷，因有歌谣言志：“墨屏墨屏，案头清供。婆娘不喜，老头奉承。货卖识主，各有前程。”扑灰“红货”大胆借鉴天津杨柳青年画和潍县年画对色彩的运用技巧，向大红大绿靠拢。扑灰“红货”作品画面色调明快，色彩艳丽，构图巧妙大方，全幅多用对比色，主体部分加中间色。这样既谐调了色彩，又加强了人物造型的美感。与杨家埠年画平涂水印的着色方法不同，扑灰年画的着色突出体现出“画”的痕迹。扑灰年画中大面积的色块运用“大刷狂涂”的手法，例如人物的服装还、头发，全用单色抹刷。而人物面部的着色则要“细心粉脸，眉眼巧画”，这是扑灰年画中人物画突出艺术效果的关键技法，也是与其它年画区别的关键点。扑灰年画画人物，先要把人物的脸部粉一个洁白的脸型，然后在上面巧妙地勾眉眼、五官，再敷彩、涂明油。这样，画面人物的面部看上去粉扑扑，透明细嫩，给人一种真实的肉质感。正是因为将色彩涂在画纸上，使扑灰年画的色彩相对于杨家埠年画更为丰富、自由，民间艺术家在创作时更多的是考虑各种色彩之间相互搭配、如何体现色彩的浓淡变化，最终使画中的人物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通过上述论述可以看出，杨家埠年画和高密扑灰年画都有着悠久历史，自产生之初就一个注重雕版印刷，一个注重手绘，导致两者的表现内容、表现手法存在很大差异。但不可忽视的是两者在艺术特色上有许多共同点：形象生动，线条豪放流畅，用色大胆。这是由于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两者在地理位置上相距很近，彼此交流、借鉴，相互渗透。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天津杨柳青半印半画年画都对其产生过重要影响，杨家埠年画在借鉴的过程中将半印半画题材的年画改造成全用木版分色套印，丰富了表现内容；高密扑灰年画则发展成以刻板印线稿，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因此在两种年画中都可以发现杨柳青年画的痕迹。虽然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但两种年画还是始终保持着自身鲜明的特色。对于这种现象，唐家路先生作出解释，“民间艺术的创造是丰富的，特定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历史传承与民间艺术紧密相连，在这种自然与文化生态环境下，既培育了独特的民间艺术样式和品类，使民间艺术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同时又影响了民间艺术的风格和特征，使民间艺术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北海地区的民间年画是北海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雄健、浑厚之气和纯朴自然的艺术情趣，表达了北海人对真善美的热诚歌颂，也是淳朴、勤劳、务实的北海人生活的写照。
参考文献：
[1]唐家路著.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113.
关键词：北海文化；杨家埠年画；扑灰年画
“北海文化”是近十几年来才提出的一个研究命题。它是“潍坊文化”的前身，是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潍坊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于云汉认为，潍坊，作为行政区划名称出现的时间较晚，从1948年设立潍坊特别市开始。其统辖地域范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一直处于调整之中。如果用“潍坊文化”一词来称谓该地区自古以来的历史文化的话，显得有些浅近。而潍坊地区作为一级行政区划出现的时间应该在西汉初年，当时叫“北海郡”。显然，用“北海文化”一词来称谓该地区的历史文化，应该说有一种历史厚重感，还是比较妥切的。
作为北海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的北海地区的民间美术，同样有着悠久历史。在历经几个世纪的漫长发展过程中，丰富多彩的民间美术类型，至今盛行不衰，如红木嵌银漆器、木版年画、风筝、布玩具、桃核雕刻、仿古铜器、麻布绒绣、泥塑玩具、金银首饰、抽纱刺绣、屏风、彩灯以及各种地毯、挂毯等，这些民间美术品在海内外都享有盛誉。单就北海地区的年画来说，杨家埠年画和高密扑灰年画都属于北海文化的范畴，两者在表现内容、表现手法以及艺术风格诸方面既各具特色，又相互影响，体现出北海地区的民间美术相互交流、渗透，而又彼此保持独立的特性。下面就将两种年画进行比较分析，从中发现北海地区年画的特点。
一、两种年画的溯源
首先从两种年画的溯源来看，杨家埠年画的起源与雕版印刷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高密扑灰年画的产生与文人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杨家埠木版年画，始于明代，源于潍县西杨家埠村。杨氏家族在明朝洪武年间从四川省梓潼县迁来。从梓潼灿烂的古典文化推知，祖居四川梓潼县的杨家埠杨氏先民素有雕版印刷技术。定居杨家埠之后，仍操祖传手艺，世代留传，在漫长的生活过程中，顺应山东的风土人情、生活需要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杨家埠木版年画。再来看高密扑灰年画，在扑灰年画产生之前，高密一带的年画生产，大多是由一些穷文人手绘而成，他们为迎合民间需求，用工笔或半工半写之法描绘一些喜庆题材的年画，销售于市，以聊补生活之不足。单靠这种低效率绘制的年画作品，远远满足不了民间百姓在春节期间张贴年画之需求。至明朝成化年间，据传是扑灰年画的创始者，高密北乡公婆庙村的王姓人家靠临摹—些文人画和庙宇壁画摆摊出售，慢慢掌握了一些技艺，又不断探索，在传统民间壁画底稿“扑粉”拓印法的基础上形成了“扑灰”拓印法。所谓“扑灰”拓印法，即用烧焦炭化的柳枝勾描绘图案轮廓(起线稿)，然后用画纸在线稿上拓扑，一稿可拓扑数张，大大提高了年画的制作效率。
通过对两种年画溯源的考察可以看出，杨家埠年画侧重的是雕版印刷工艺，高密扑灰年画则相对侧重画。这直接导致了两种年画在表现内容、表现手法、艺术风格上的不同。
二、两种年画的表现内容
杨家埠年画在制版的题材上几乎无所不包：祈福迎祥，消灾除邪，儒、道、释所尊崇的仙、佛、圣者、天神地等几乎全部包囊；而吉祥富贵、娃娃美女，戏曲故事，神话传说，男耕女织、人情世态，山水花鸟、瑞兽祥禽也应有尽有。
早期的扑灰年画，以神像、墨屏花卉为主。到清中后期，扑灰年画从单纯的花卉墨屏那种轻松消遣的趣味之中摆脱开来，开始反映现实生活。民间画家在题材上一反当时以记录“风花雪月”为主的文人画的弊端，想农民之所想，将以欢乐为主题的题材揉进扑灰年画，把农民们喜爱的人物、故事，纳入扑灰年画的表现范畴，并逐渐形成以人物为主要表现内容的风格。
无论是杨家埠年画的无所不包，还是高密扑灰年画的着重表现人物，都反映了民间艺人们掌握了老百姓普遍的审美情趣，围绕祈求美满幸福、长寿如意等共同之愿望，广开创作题材，将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历史故事等创作于年画中，寓意启迪世人。民间艺人来自民间，生活于劳动群众之中，对农民的追求，向往，喜爱和憎恶了解得很清楚，因此在创作生产扑灰年画时，总是借作品替生活在底层的人们抒怀寄情。
三、两种年画的表现手法
(一)构图
杨家埠年画在构图上突出了“满”。杨家埠年画构图一般都充实完满，尽量不留空白。在表现人物众多的大场景上，为了避免杂乱，一般是将人物分层排列，人物之间互不遮挡。而且每一个人都要五官端正、四肢健全特别忌讳侧脸造成的少只眼和缺胳膊少腿。即使是表现单个人物，也要通过人物的服饰，背景的装点把整个画面填满。杨家埠年画构图的充实饱满是与木板印刷的要求分不开的。
从构图上看高密扑灰年画与杨家埠年画恰恰相反，往往采取宁简勿繁的手法，除了花卉条屏、人物画注意突出人物形象的高大丰满外，少用背景甚至省略背景，让人物占满画面空间，形成二度空间透视的平面构图，极具醒目效果。即便是表现故事的浩大场面，也只选取某个重点场景，画龙点睛，只画出重点的一部分，至于故事情节或“千军万马”的气韵，则留给欣赏者自己去联想、体味。这种构图手法，实际上与国画艺术中的“留白”方法相吻合，产生意到笔不到，意境深远的效果。因此，高密扑灰年画的构图更多是考虑到绘画的要求。
(二)色彩
杨家埠年画给人的第一个印象便是用红、绿、黄、紫之色，这四种颜色构成了杨家埠年画的主色调，体现了少而精的用色特点。一方面，这是因为每种颜色都要制一个版，颜色少便于雕版。如果仔细观察年画中的每一种颜色，会发现它们分布于画面的角角落落，颜色孤零零局部的颜色是很少见的，这是为了印刷的方便。杨家埠年画在用色上形成了以单色为主，叠色为辅，以少胜多的特色。另一方面，虽然仅有几种对比色，但由它们构成的画面强烈、跳跃、亮丽而又和谐极富有装饰性。
高密扑灰年画形成两个主要的流派，即“老抹画”和“红货”，两派在用色上各有千秋。“老抹画”继承传统画法，仍以画墨屏为主，典雅稳重。其不改初衷，因有歌谣言志：“墨屏墨屏，案头清供。婆娘不喜，老头奉承。货卖识主，各有前程。”扑灰“红货”大胆借鉴天津杨柳青年画和潍县年画对色彩的运用技巧，向大红大绿靠拢。扑灰“红货”作品画面色调明快，色彩艳丽，构图巧妙大方，全幅多用对比色，主体部分加中间色。这样既谐调了色彩，又加强了人物造型的美感。与杨家埠年画平涂水印的着色方法不同，扑灰年画的着色突出体现出“画”的痕迹。扑灰年画中大面积的色块运用“大刷狂涂”的手法，例如人物的服装还、头发，全用单色抹刷。而人物面部的着色则要“细心粉脸，眉眼巧画”，这是扑灰年画中人物画突出艺术效果的关键技法，也是与其它年画区别的关键点。扑灰年画画人物，先要把人物的脸部粉一个洁白的脸型，然后在上面巧妙地勾眉眼、五官，再敷彩、涂明油。这样，画面人物的面部看上去粉扑扑，透明细嫩，给人一种真实的肉质感。正是因为将色彩涂在画纸上，使扑灰年画的色彩相对于杨家埠年画更为丰富、自由，民间艺术家在创作时更多的是考虑各种色彩之间相互搭配、如何体现色彩的浓淡变化，最终使画中的人物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通过上述论述可以看出，杨家埠年画和高密扑灰年画都有着悠久历史，自产生之初就一个注重雕版印刷，一个注重手绘，导致两者的表现内容、表现手法存在很大差异。但不可忽视的是两者在艺术特色上有许多共同点：形象生动，线条豪放流畅，用色大胆。这是由于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两者在地理位置上相距很近，彼此交流、借鉴，相互渗透。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天津杨柳青半印半画年画都对其产生过重要影响，杨家埠年画在借鉴的过程中将半印半画题材的年画改造成全用木版分色套印，丰富了表现内容；高密扑灰年画则发展成以刻板印线稿，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因此在两种年画中都可以发现杨柳青年画的痕迹。虽然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但两种年画还是始终保持着自身鲜明的特色。对于这种现象，唐家路先生作出解释，“民间艺术的创造是丰富的，特定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历史传承与民间艺术紧密相连，在这种自然与文化生态环境下，既培育了独特的民间艺术样式和品类，使民间艺术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同时又影响了民间艺术的风格和特征，使民间艺术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北海地区的民间年画是北海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雄健、浑厚之气和纯朴自然的艺术情趣，表达了北海人对真善美的热诚歌颂，也是淳朴、勤劳、务实的北海人生活的写照。
参考文献：
[1]唐家路著.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