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31年暑期考入母校——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的。在1933年暑假期间我留校未回家，经同班同学马希贤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开学后在参加纪念九一八事变两周年的活动中我被捕。1937年出狱后，我又进入在母校旧址开办的山西军政干部训练班学习。学习两个月后，党组织决定派我到山西新军国民兵军官教导五团工作。我对母校的印象和感情是非常深厚的。可以说，母校是我的第二生命诞生地，没有在母校受到的熏陶与教育，就没有今天的我。

良师益友

　　记得是在1927年，我们村（徐沟县刘村庄村）小学校聘请了一位老师，名叫姚润源，他当时刚从国民师范毕业。他来校后，办了几件好事：第一是基本上废除了体罚;第二是实行男女同校，动员和吸收了一些女孩子上学;第三是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除主课语文、算术外，音乐、图画、体育等被列入课程表。特别是在上体育课时，姚老师常常脱下长衫与学生一块踢足球。这样，他很快就在学生中树起了威信，孩子们都很热爱他。此外，他还经常组织我们参加与邻村小学校共同举办的观摩会、足球比赛等。由于在这些活动中，我表现较好，受到了姚老师的器重。到1928年我13岁时，姚老师就鼓励我到徐沟县城上高等小学。那年暑期我考上了，但家里不给学费、伙食费，结果没有去成。第二年，他就亲自到我家说服了我祖父，叫我去太原市投考省立第一贫民高小（简称“省立贫高”）。这个学校全部公费，吃、穿、课本等都由学校供给。1929年暑期，我就在姚老师的帮助下，到太原考入了省立贫高这个公费学校。这是我有生以来遇到的第一位良师，同时他还是我以后的校友，他虽然早已默默无闻地离开了人世，但我永远忘不了他对我的支持和引导。
　　我接触较早的另一位良师益友是刘俊才同志。他是我在省立贫高的同班同学刘哲（现名刘俊彩）的胞兄，也是国民师范的学生。当年我在省立贫高学习期间，他常来学校看他弟弟，我和刘哲一道去接待室看他，俊才同志提出要我们练习写日记。当我在日记本上写出对省立贫高校长克扣学生伙食经费，常给学生吃烂米、喝稀饭，学生常常吃不饱，还揭露了校长与孙楚相勾结，把大批军粮（洋面）偷运到学校倒卖（1930年山西闹灾荒，粮价飞涨）等黑暗现象时，俊才同志阅后，就用很好的批语来鼓励我。但不久后，就听说俊才同志被捕了。这就在我年幼的心灵中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这样好的人竟被逮捕入狱呢？

报考母校

　　1931年暑期，我由省立贫高毕业后，就决心报考国民师范。因为国民师范和省立贫高一样都是公费学校，学校除每年给学生发一套制服外，每月还发给6元银洋作伙食、学杂费。所以不仅国民师范的许多老前辈使我早已向往着母校，而且按当时家里的经济条件，我也只能上这样的学校，要上自费学校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投考这样的学校难度相当大，当时学校招考初中班只录取3个班120人，而报名人数竟达2000人左右。因此，在报考前我曾在第一师范的暑期补学班勤奋补习，才终于实现了我的愿望——考入国民师范。

思想转变

　　起初，我报考国民师范的目的就是要像那位姚老师一样，毕业后当一名小学教师，既有益于社会，又能维持个人生活。但在进校一年之后，在一些进步同学的影响下，阅读了一些进步书籍，开始认识到苏联的社会主义好，而黑暗的旧中国是没有希望的。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我深感民族危机深重，在学校里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党的秘密宣传品，揭露国民党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下，对日本投降，对国内反共的罪恶阴谋，在我的脑海里逐步萌发了“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挽救民族危亡”的思想。于是在1932年底，我参加了到国民党省党部和省政府抗议的学生请愿运动，国民党开枪打死穆光正的惨案，我是当场目击者。这次斗争最后取得了完全胜利，这更加激发了我参加革命的勇气。那时，我还是国民师范足球队的运动员，为向人们表明我的内心思想，我就组织了一个“黑白篮球队”，我们制作的运动衣都是黑白两色，意即要把不分青红皂白的旧社会变成黑白分明的新社会。由于同班同学马希贤同志也参加了这个篮球队，他可能发觉了我的思想变化，于是在一次谈话中就直接征求我加入社联组织，我当即欣然接受，遂开始进入革命行列。

被捕入狱

　　在白色恐怖下，我经常跟马希贤同志一道在校内外（常去的地方是“觉民派报社”）散发和张贴秘密传单。1933年9月18日，在共产党领导下我校举行了纪念九一八事变两周年大会，全校罢课，游行示威，反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那一天，马希贤和我、还有本校同学刘德胜（后改名刘权）、赵乃康（后改名丁乃光）都被捕了。以后经山西高等法院多次审讯，我们都坚持“宣传抗日无罪”，所以直到1934年冬才公开宣判。由于公开宣判，有许多国民师范同学包括李雪峰同志出席旁听，大家还凑钱请了白光普律师为我们辩护。据郑林同志讲，他也出了5元钱。但终以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处我们有期徒刑5年，送山西省第一监狱执行。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时，在山西统一战线的形势下，经共产党薄一波同志和山西省工委的营救，我们四人都出狱了。当时卢沟桥事变已经发生，日本飞机不断轰炸太原，我进入设在母校的山西军政训练班学习。

革命摇篮

　　我第二次回到母校时，虽然国民师范的校牌已不存在，但校貌依然未改，而政治环境却起了根本的变化。共产党不再被看作可怕的幽灵，而且周恩来同志也被请來登上学校大礼堂的讲台，发表了公开演讲。我从一名在这里接受先进思想的学生成长为了七连地下党支部书记（1937年约4月间，军政训练班组成第七连，又叫“民训七队”。），因为我在狱中的四年里，已经入团、入党，我深深感觉是又一次回到母校的怀抱。学习两个月以后，根据党组织的决定，我即赴山西新军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第五团工作。
　　山西国民师范母校啊，我在这里受到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迈入革命外围组织进而被捕入狱，也是在这里参加山西军政干部训练班后，奔赴山西新军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第五团担任决死一纵队二总队第十连指导员与地下党支部书记，从此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设。母校培养了大批革命志士，好似革命的摇篮，使我永不忘怀！我有幸能在88岁暮年再回母校参观，回忆往事、心潮澎湃，仅以拙笔献上对您的歌颂，以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