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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冷战后，日本确立了“普通国家化”战略，日本的联合国外交也深受其影响。“普通国家化”在推动日本联合国外交取得进展的同时，也制约了其联合国外交的发展。本文将从日本对历史的认识问题，对和平宪法的突破，外交缺乏独立性三方面来阐述“普通国家化”对日本联合国外交的制约。
关键词：日本；联合国外交；“普通国家化”；制约
中图分类号：K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5-0161-03
联合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政府间组织，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着重要影响力。所谓联合国外交，是指一个国家“在联合国内开展的外交”和“通过联合国开展的外交”的总和。冷战后日本的联合国外交是在“普通国家化”战略思想指导下展开的。
一、“普通国家”的提出
“普通国家”这一概念，最初是由日本政要小泽一郎在其1993年出版的《日本改造计划》一书中提出来的。小泽一郎在该著作中认为：日本既已成为经济大国，就应当成为“国际国家”，其前提是首先成为一个“普通国家”。“普通国家”有两个要件：“其一，对于国际社会中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就当然负起责任去做；其二，对努力构筑国民生活富裕安定的各国，以及地球环境保护等人类共同课题，尽自己所能进行合作”[1]。小泽认为，日本在第二个方面即经济援助等领域已有贡献，然而在安全方面还远远不尽人意，“总是以宪法和法律制度为借口”未能提供军事支援。因此，小泽一郎的“普通国家论”就是要在“为国际安全做贡献”的名义下，力图突破“和平宪法”的制约，对日本不能发挥对外军事作用方面予以改变。
其实，“普通国家化”不仅仅要在军事领域做贡献，它更包含着多方面的综合目标：第一，突破宪法第九条束缚，名正言顺地拥有军队和集体自卫权以及对外军事行动能力；第二，改变经济大国的单一特征，成为拥有综合外交能力的政治大国；第三，调整对外关系，提高对美关系的对等程度和对中、俄、西欧关系中的相对地位；第四，提高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和干预能力，成为举足轻重的全球性大国。
“普通国家化”战略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日本“政治大国”这一大国主义战略在新形势下的延续和发展。二战结束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日本一直专心致力于经济发展，在国际政治中保持低姿态。然而随着经济领域的巨大成功，一些政治家不满足于在国际社会只发挥经济作用的现实。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开始把追求政治大国地位纳入了政府的决策日程，试图谋求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日本的政治作用，尤其是中曾根内阁加速了政治大国化的进程。冷战结束后，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愿望日益强烈，迫切要求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强调要在国际安全领域做更多的贡献。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就不得不设法摆脱一系列相关的制约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普通国家化”的出现就成为一种必然。
二、“普通国家化”对日本联合国外交的制约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联合国外交作为日本总体外交的重要组部分，深深地打上了“普通国家化”的烙印。一方面“普通国家化”战略对日本的联合国外交起了推动作用。日本加大了联合国外交的力度：删除“敌国条款”，从国际法上改变战败国的地位；为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积极奔走，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争常运动；冲破国内宪法的限制向海外派兵；为联合国各机构出资，做经济贡献；参加联合国框架下有关“人类安全保障”问题的各项活动等等。通过这些努力，日本在联合国的地位逐步提高，国际影响力逐步扩大。但是，另一方面“普通国家化”战略也给其联合国外交带来消极影响，这将是本文探讨的重点，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普通国家化”意味着日本政治右倾化，不利于其对历史问题的认识
所谓“日本政治右倾化”包含着两方面的基本含义。首先，它意味着在“保革相争体制”中，保守势力的执政和优势地位日益增强，革新势力的社会影响日趋衰弱。其次，它意味着在“保守执政优势地位”内部，“保守本流”路线的地位日趋下降，“激进保守派”路线的地位日趋上升。政治右倾化具体表现为：在国家形象定位上，日本意欲摆脱战后体制，否认侵略历史，企图通过重振“日本精神”来重塑本国形象；在国家战略上，日本采取了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干预地区秩序的“大国路线”，它是对“吉田茂”路线的否定；在对外路线上，日本进一步向“挟美制亚”的方向倾斜；在外交手段上，日本从倚重经济外交逐渐向重视政治外交、军事外交的方向转变。
“普通国家论”是“激进保守派”这一路线的集中反映。而冷战后日本确立了“普通国家化”战略，这也就意味着日本政治日益右倾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界不断有各类人物粉墨登场，散布“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美化侵略战争，否认战争责任和战争罪行。其根本意图在于彻底否认日本历史上的一切罪恶，激励和恢复国民的“自信”和“自豪”，重振“大和民族”昔日的“雄风”。小泉纯一郎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人物。小泉纯一郎作为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就任首相以来，不顾亚洲国家人民以及绝大多数日本人民的反对，连续多次参拜靖国神社，极大地伤害了亚洲人民的感情，也遭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国家的坚决反对。
日本在这种错误的历史观的指导下，希望国际社会特别是遭受日本侵略的东亚国家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实在是强人所难。朝鲜一直公开反对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2001年3月13日朝鲜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表公报，再次表明了立场：军国主义复活和谋求成为军事大国的日本没有资格成为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为首要任务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要想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首先必须承认对朝鲜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侵略，并向他们道歉和进行赔偿，以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2]。韩国驻联合国大使金之勋2005年3月31日在纽约公开表示，将努力争取到联合国三分之一的票数阻止日本入常。中国国务委员唐家璇于2005年4月12日在会见日本共同社社长山中丰彦时说道：“中国民众实在无法理解，一个不能正确反省侵略历史、不能正确理解受害国民众感情的国家，竟然要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不仅是中国国民的心态，也是日本其他邻国国民的普遍想法。”[3] 日本对历史问题的错误认识，还使得许多国家担心，如果支持这样一个国家成为常任理事国，日本会在联合国推行霸权政策，会借国际政治地位的提高对国际社会干下新的伤天害理的事情。
（二）“普通国家化”战略下日本突破和平宪法、争当“军事大国”，对其联合国外交有负面影响
日本宪法第九条规定：“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为达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力，不承认国家之交战权”。依据该条款，日本放弃了战争，废除了军备，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这部宪法自颁布之日起，就成为日本各种政治势力争论的焦点。一方面以右翼保守势力为核心的“修宪派”千方百计要修改宪法。另一方面，进步革新势力以及平市民团体等则形成“护宪派”，不屈不挠地与“修宪派”抗争。冷战后，日本确立了“普通国家”战略，“修宪派”进一步抬头，主张要有公开的军队，要和五大常任理事国一样，参加到联合国的集体安全和其他的军事行动中去。
“9·11”事件后，日本获得了对和平宪法“微调”的良机，以反恐为名，通过了“反恐怖”三项法案。“反恐怖”法案的通过，开启了战时向海外派兵的先例，使自卫队的海外军事行动合法化、制度化，自卫队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全世界。2003年小泉内阁利用朝核危机和伊拉克战争造成的有利氛围，在参众两院通过了《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和《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案》等“有事法制”三法案。“有事法制”通过后，自卫队具有了进行战争的自主权，意味着“先发制人”军事战略的确立，日本“合法地”掌握了攻击他国的主动权。2015年9月日本通过了新安保法案。新安保法案的核心就是解禁集体自卫权。解禁集体自卫权意味着，一旦美国卷入和第三国的战争，那么日本就要行使盟国的义务，极大地增加了日本卷入战争的风险，将海外派兵合法化。由此看来，在一系列外围立法的强烈冲击下，尤其是新安保法案的通过，集体自卫权的解禁，“和平宪法”的许多内容已经名存实亡。
上述这些都表明日本要走通过修改宪法第九条，重新武装以成为“军事大国”的道路。联系其侵略和战败史，这不能不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亚洲国家的警惕，成为其“入常”道路上的一大障碍。
（三）“普通国家化”道路上日本仍需日美同盟，使得日本联合国外交独立性不足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和美国确立同盟关系至今，不论日本外交如何变化，始终都与对美外交有关，日美关系构成了日本外交的基轴。那么冷战后在以追求“自主性”为目标的“普通国家化”加速推进的情况下，日本为什么还要坚持日美同盟？
首先，日美同盟对日本的安全和繁荣起着决定性作用。自主防卫路线虽然体现了民族主义精神，但是却不能成为现实的选择。如果废止日美同盟条约，可供日本选择的道路有武装中立，或者建立地区性的集体安全框架，再或成为联合国军事力量的组成部分。然而，到目前为止，日本认为这些都是不现实的选择，它们只会增加亚太地区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因此，在今后若干年，日美同盟仍将存在下去。其次，日本认为，通过日美同盟“借船出海”，是日本实现“普通国家化”一个比较便捷的途径。“普通国家化”虽然强调外交的独立自主性，但是日本的综合国力同美国相比仍有很大的距离，日本不可能通过追求同美国政策的差异和同美国立场的距离来实现“普通国家化”。日本的“普通国家化”只能通过在与美国不断协调与合作的过程中实现。最后，日本认为，通过日美同盟可以保持对华战略优势。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亚洲出现了“强强并立”的局面：中国从政治大国走向经济大国，日本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政界一些人士将中国看作其“普通国家化”道路上的重大障碍，并且认为只有“依靠日美同盟这个支柱，日本有可能与日趋大国化的中国保持对等的合作关系”。
日本在“普通国家化”的道路上仍然需要日美同盟，这就使得日本的联合国外交难免打上美国全球战略的烙印。虽然冷战后日本联合国外交在支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开发、解决环境等全球问题、推动裁军等方面与美国拉开了一定的距离，显示了其外交独立性的一面。但是当联合国与美国有矛盾，日本仍将优先考虑美国的立场。日本派兵参加美国绕开联合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2004年1月19日，日本自卫队先遣队兵分四路开进了伊拉克。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踏上依然处于战争状态的外国领土。纽约的拉尔夫·本奇联合国研究所所长本杰明·利夫林就曾在一次讨论会上明确地说：“美国有必要在联合国内发挥带头作用，并且需要得到日本的支持”，换言之，日本在21世纪的联合国内的作用就是要协助美国发挥其领导作用[4]。2005年12月，时任外相的麻生太郎就曾直言不讳地表示，日美同盟关系应该优先于联合国，如果联合国与美国的主张发生对立，日本将优先考虑日美同盟关系。总之，日本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是又无法完全摆脱美国的控制，使人怀疑日本能否作为一个独立的大国发挥政治作用。
总体而言，在可预见的未来，联合国外交仍将会贯穿于日本外交的始终，日本会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在联合国框架内扩大自身影响力，积极争取成为联合国核心成员，实现政治大国的理想。然而由于上述种种限制性因素的影响，日本“入常”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为此，如果日本能够正确对待历史问题，用实际行动向曾经被侵略的国家表示真诚的道歉，努力恢复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赖，真正作为亚洲的代表去谋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保持与美国合作的基础上逐渐开展独立自主的外交，不再唯美国马首是瞻，处理好联合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坚持和平宪法第九条的精神，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和平为最终目标开展联合国外交，以此来争取世界人民的支持，那么，日本联合国外交的核心目标还是有可能实现的。
参考文献：
[1]小泽一郎.日本改造计划[M].日本讲坛社，1993：104-105.
[2]肖刚.冷战后日本的联合国外交[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186—187.
[3]连会新.日本的联合国外外交研究[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238.
[4][英]赖因哈德·德里弗特.愿望与现实——日本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历程[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67.
关键词：日本；联合国外交；“普通国家化”；制约
中图分类号：K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5-0161-03
联合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政府间组织，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着重要影响力。所谓联合国外交，是指一个国家“在联合国内开展的外交”和“通过联合国开展的外交”的总和。冷战后日本的联合国外交是在“普通国家化”战略思想指导下展开的。
一、“普通国家”的提出
“普通国家”这一概念，最初是由日本政要小泽一郎在其1993年出版的《日本改造计划》一书中提出来的。小泽一郎在该著作中认为：日本既已成为经济大国，就应当成为“国际国家”，其前提是首先成为一个“普通国家”。“普通国家”有两个要件：“其一，对于国际社会中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就当然负起责任去做；其二，对努力构筑国民生活富裕安定的各国，以及地球环境保护等人类共同课题，尽自己所能进行合作”[1]。小泽认为，日本在第二个方面即经济援助等领域已有贡献，然而在安全方面还远远不尽人意，“总是以宪法和法律制度为借口”未能提供军事支援。因此，小泽一郎的“普通国家论”就是要在“为国际安全做贡献”的名义下，力图突破“和平宪法”的制约，对日本不能发挥对外军事作用方面予以改变。
其实，“普通国家化”不仅仅要在军事领域做贡献，它更包含着多方面的综合目标：第一，突破宪法第九条束缚，名正言顺地拥有军队和集体自卫权以及对外军事行动能力；第二，改变经济大国的单一特征，成为拥有综合外交能力的政治大国；第三，调整对外关系，提高对美关系的对等程度和对中、俄、西欧关系中的相对地位；第四，提高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和干预能力，成为举足轻重的全球性大国。
“普通国家化”战略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日本“政治大国”这一大国主义战略在新形势下的延续和发展。二战结束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日本一直专心致力于经济发展，在国际政治中保持低姿态。然而随着经济领域的巨大成功，一些政治家不满足于在国际社会只发挥经济作用的现实。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开始把追求政治大国地位纳入了政府的决策日程，试图谋求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日本的政治作用，尤其是中曾根内阁加速了政治大国化的进程。冷战结束后，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愿望日益强烈，迫切要求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强调要在国际安全领域做更多的贡献。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就不得不设法摆脱一系列相关的制约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普通国家化”的出现就成为一种必然。
二、“普通国家化”对日本联合国外交的制约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联合国外交作为日本总体外交的重要组部分，深深地打上了“普通国家化”的烙印。一方面“普通国家化”战略对日本的联合国外交起了推动作用。日本加大了联合国外交的力度：删除“敌国条款”，从国际法上改变战败国的地位；为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积极奔走，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争常运动；冲破国内宪法的限制向海外派兵；为联合国各机构出资，做经济贡献；参加联合国框架下有关“人类安全保障”问题的各项活动等等。通过这些努力，日本在联合国的地位逐步提高，国际影响力逐步扩大。但是，另一方面“普通国家化”战略也给其联合国外交带来消极影响，这将是本文探讨的重点，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普通国家化”意味着日本政治右倾化，不利于其对历史问题的认识
所谓“日本政治右倾化”包含着两方面的基本含义。首先，它意味着在“保革相争体制”中，保守势力的执政和优势地位日益增强，革新势力的社会影响日趋衰弱。其次，它意味着在“保守执政优势地位”内部，“保守本流”路线的地位日趋下降，“激进保守派”路线的地位日趋上升。政治右倾化具体表现为：在国家形象定位上，日本意欲摆脱战后体制，否认侵略历史，企图通过重振“日本精神”来重塑本国形象；在国家战略上，日本采取了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干预地区秩序的“大国路线”，它是对“吉田茂”路线的否定；在对外路线上，日本进一步向“挟美制亚”的方向倾斜；在外交手段上，日本从倚重经济外交逐渐向重视政治外交、军事外交的方向转变。
“普通国家论”是“激进保守派”这一路线的集中反映。而冷战后日本确立了“普通国家化”战略，这也就意味着日本政治日益右倾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界不断有各类人物粉墨登场，散布“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美化侵略战争，否认战争责任和战争罪行。其根本意图在于彻底否认日本历史上的一切罪恶，激励和恢复国民的“自信”和“自豪”，重振“大和民族”昔日的“雄风”。小泉纯一郎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人物。小泉纯一郎作为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就任首相以来，不顾亚洲国家人民以及绝大多数日本人民的反对，连续多次参拜靖国神社，极大地伤害了亚洲人民的感情，也遭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国家的坚决反对。
日本在这种错误的历史观的指导下，希望国际社会特别是遭受日本侵略的东亚国家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实在是强人所难。朝鲜一直公开反对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2001年3月13日朝鲜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表公报，再次表明了立场：军国主义复活和谋求成为军事大国的日本没有资格成为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为首要任务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要想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首先必须承认对朝鲜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侵略，并向他们道歉和进行赔偿，以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2]。韩国驻联合国大使金之勋2005年3月31日在纽约公开表示，将努力争取到联合国三分之一的票数阻止日本入常。中国国务委员唐家璇于2005年4月12日在会见日本共同社社长山中丰彦时说道：“中国民众实在无法理解，一个不能正确反省侵略历史、不能正确理解受害国民众感情的国家，竟然要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不仅是中国国民的心态，也是日本其他邻国国民的普遍想法。”[3] 日本对历史问题的错误认识，还使得许多国家担心，如果支持这样一个国家成为常任理事国，日本会在联合国推行霸权政策，会借国际政治地位的提高对国际社会干下新的伤天害理的事情。
（二）“普通国家化”战略下日本突破和平宪法、争当“军事大国”，对其联合国外交有负面影响
日本宪法第九条规定：“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为达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力，不承认国家之交战权”。依据该条款，日本放弃了战争，废除了军备，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这部宪法自颁布之日起，就成为日本各种政治势力争论的焦点。一方面以右翼保守势力为核心的“修宪派”千方百计要修改宪法。另一方面，进步革新势力以及平市民团体等则形成“护宪派”，不屈不挠地与“修宪派”抗争。冷战后，日本确立了“普通国家”战略，“修宪派”进一步抬头，主张要有公开的军队，要和五大常任理事国一样，参加到联合国的集体安全和其他的军事行动中去。
“9·11”事件后，日本获得了对和平宪法“微调”的良机，以反恐为名，通过了“反恐怖”三项法案。“反恐怖”法案的通过，开启了战时向海外派兵的先例，使自卫队的海外军事行动合法化、制度化，自卫队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全世界。2003年小泉内阁利用朝核危机和伊拉克战争造成的有利氛围，在参众两院通过了《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和《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案》等“有事法制”三法案。“有事法制”通过后，自卫队具有了进行战争的自主权，意味着“先发制人”军事战略的确立，日本“合法地”掌握了攻击他国的主动权。2015年9月日本通过了新安保法案。新安保法案的核心就是解禁集体自卫权。解禁集体自卫权意味着，一旦美国卷入和第三国的战争，那么日本就要行使盟国的义务，极大地增加了日本卷入战争的风险，将海外派兵合法化。由此看来，在一系列外围立法的强烈冲击下，尤其是新安保法案的通过，集体自卫权的解禁，“和平宪法”的许多内容已经名存实亡。
上述这些都表明日本要走通过修改宪法第九条，重新武装以成为“军事大国”的道路。联系其侵略和战败史，这不能不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亚洲国家的警惕，成为其“入常”道路上的一大障碍。
（三）“普通国家化”道路上日本仍需日美同盟，使得日本联合国外交独立性不足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和美国确立同盟关系至今，不论日本外交如何变化，始终都与对美外交有关，日美关系构成了日本外交的基轴。那么冷战后在以追求“自主性”为目标的“普通国家化”加速推进的情况下，日本为什么还要坚持日美同盟？
首先，日美同盟对日本的安全和繁荣起着决定性作用。自主防卫路线虽然体现了民族主义精神，但是却不能成为现实的选择。如果废止日美同盟条约，可供日本选择的道路有武装中立，或者建立地区性的集体安全框架，再或成为联合国军事力量的组成部分。然而，到目前为止，日本认为这些都是不现实的选择，它们只会增加亚太地区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因此，在今后若干年，日美同盟仍将存在下去。其次，日本认为，通过日美同盟“借船出海”，是日本实现“普通国家化”一个比较便捷的途径。“普通国家化”虽然强调外交的独立自主性，但是日本的综合国力同美国相比仍有很大的距离，日本不可能通过追求同美国政策的差异和同美国立场的距离来实现“普通国家化”。日本的“普通国家化”只能通过在与美国不断协调与合作的过程中实现。最后，日本认为，通过日美同盟可以保持对华战略优势。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亚洲出现了“强强并立”的局面：中国从政治大国走向经济大国，日本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政界一些人士将中国看作其“普通国家化”道路上的重大障碍，并且认为只有“依靠日美同盟这个支柱，日本有可能与日趋大国化的中国保持对等的合作关系”。
日本在“普通国家化”的道路上仍然需要日美同盟，这就使得日本的联合国外交难免打上美国全球战略的烙印。虽然冷战后日本联合国外交在支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开发、解决环境等全球问题、推动裁军等方面与美国拉开了一定的距离，显示了其外交独立性的一面。但是当联合国与美国有矛盾，日本仍将优先考虑美国的立场。日本派兵参加美国绕开联合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2004年1月19日，日本自卫队先遣队兵分四路开进了伊拉克。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踏上依然处于战争状态的外国领土。纽约的拉尔夫·本奇联合国研究所所长本杰明·利夫林就曾在一次讨论会上明确地说：“美国有必要在联合国内发挥带头作用，并且需要得到日本的支持”，换言之，日本在21世纪的联合国内的作用就是要协助美国发挥其领导作用[4]。2005年12月，时任外相的麻生太郎就曾直言不讳地表示，日美同盟关系应该优先于联合国，如果联合国与美国的主张发生对立，日本将优先考虑日美同盟关系。总之，日本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是又无法完全摆脱美国的控制，使人怀疑日本能否作为一个独立的大国发挥政治作用。
总体而言，在可预见的未来，联合国外交仍将会贯穿于日本外交的始终，日本会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在联合国框架内扩大自身影响力，积极争取成为联合国核心成员，实现政治大国的理想。然而由于上述种种限制性因素的影响，日本“入常”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为此，如果日本能够正确对待历史问题，用实际行动向曾经被侵略的国家表示真诚的道歉，努力恢复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赖，真正作为亚洲的代表去谋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保持与美国合作的基础上逐渐开展独立自主的外交，不再唯美国马首是瞻，处理好联合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坚持和平宪法第九条的精神，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和平为最终目标开展联合国外交，以此来争取世界人民的支持，那么，日本联合国外交的核心目标还是有可能实现的。
参考文献：
[1]小泽一郎.日本改造计划[M].日本讲坛社，1993：104-105.
[2]肖刚.冷战后日本的联合国外交[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186—187.
[3]连会新.日本的联合国外外交研究[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238.
[4][英]赖因哈德·德里弗特.愿望与现实——日本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历程[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