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告别灾难，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难以忘却的惨剧，转眼成空的窘境，还有无法确定的未来……但是，在他们的心中，却有一个告别灾难的共同选择——依靠自己的力量重建家园。
在绵阳市九洲体育馆外围的长廊上，席地居住着数千名来自北川地震灾区的幸存者。自5月13日中午起，这里就成为一处痛楚的集散地。
6月3日晚9时，酷暑包裹着整个体育馆，所有悬于空中的标语纹丝不动地凝视着每个人，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汗腺味。
这里的每个人都有一段痛苦的记忆，但对他们来说，眼下最重要的事情，还是谋划未来的日子。
携子逃亡
在体育馆长廊上每人一席面积的铺位上，不少灾民或躺着思忖，或坐着发呆，或早早地睡去。记者走近了四号区靠近路边的两个铺位。
一边接受采访，一边逗着8个月大婴儿玩耍的妈妈叫董国辉，今年只有21岁，是北川县曲山镇新街6组人。与大多数刚刚逃离死亡之地的灾民不同，董国辉非常健谈。回忆起地震的那一刻，就仿佛在说别人家的事。虽说同样刻骨铭心，但在她的脸上已看不到多少恐惧的神情。
自去年底董国辉生产满月后，丈夫王明华就离家去了雅安打工，平日里董国辉一人在家带孩子。“5·12”大震前几分钟，即有小震发生，董国辉曾听老人们讲起过地震，对地震有着一定的心理准备。当她把睡熟的孩子安放到床上，本打算也上床睡一会儿，忽然脚下感到异样的颤动，门窗发出连续不断的吱哑声。她仰头看了看屋顶，发现有灰尘不断地飘落，电灯也在轻微地摆动。她意识到可能是地震了，便迅即抱起入睡的婴儿跑向院子。但她没有想到，短短几秒钟后，整个大地就像筛糠般剧烈地晃动，并伴随着上下颠簸，让人无法站立。“我和孩子被抛出两米多远，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让董国辉最感恐惧的是，不知何时，一条不规则的地裂缝穿过了整个院子，裂口最宽处达20多公分。“摔倒在地上怎么也爬不起来，所有东西摇个不停，头感觉昏沉沉的，地上那口子好像越裂越大，我怕我和孩子会掉进去，就紧紧抱着孩子拼命爬过裂缝，朝院外爬。刚爬到篱笆外，身后的房屋就“咕咚”一声倒塌了，晚一点我和孩子就被压在里面了。”或许是年轻和性格使然，董国辉笑着轻描淡写那惊魂一幕。
大震过后，余震不断，董国辉怀抱孩子随着人流朝北川一中跑，“中学里有操场，实际上我只是跟着别人跑，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大家都是自顾自地跑，许多人边跑边哭边喊，我没有哭，也已经不知道害怕了，就是看到不少人被砸死了，还有一个人整个身子被压在坍塌的砖块里，只露出一截手臂在外面无力地挥动，让我有点恐惧。”
此次大震使董国辉所在的曲山镇新街6组数十人伤亡。
当董国辉随着人流跑到北川一中操场后，才定神察看怀里哭闹的孩子，发现孩子已是血流满面，右侧鬓角被深度擦伤，身体其他部位完好无损。“那天晚上我们又冷又饿，天还不停地下着雨，出来时身上只穿着这身短袖衣裤。第二天天亮回家，本想到坍塌的家里拿些东西，但许多东西都找不见了。”
寻找女儿
与董国辉相比，同为曲山镇的张家会相对要幸运些。大震前几天，她与丈夫吴三银正在绵阳寻找租赁房，准备留在绵阳城里打工。“5·12”那天，张家会独自抱着不满两个月的孩子回家取东西，班车行至距北川两公里的地方，忽然地动山摇，已经停下的汽车好像喝醉了酒，左右前后地滑动。张家会眼看着前面的车辆被山上纷纷滚落的石头击中，玻璃的破碎声让所有人惊恐万状。司机打开车门让所有人下车，顿时车厢变得拥挤不堪，你推我搡地抢着下车，不少人翻窗跳出车外，奔向安全区域。
“太吓人了!”张家会面露惊恐地叙述着当时的景象，“从山上远远看去，整座北川城扬起高高的灰尘，像电视里打仗一样。我听很多人说进城的路已经断了，进不了城了，整个城都塌掉了。”此时的张家会最为担心的是在曲山小学上学的大女儿张玉，她用手机不停地拨班主任老师的电话，但怎么也拨不出去。“那一刻，我几乎要疯了。”
联系不上女儿，加之天空渐渐下起雨来，无奈之下，张家会怀抱着婴儿决定先返回绵阳。一路上，几个好心人分别用摩托车送了她一程又一程，最后她挡住了一辆出租车返回到绵阳。“本来从那里到绵阳只要100元多一点，但那天司机要了我200元，后来有人说我咋不记住他的车牌去告他。我想算了，地震是非常时期，他也急着回家看家人，多要点不要紧。地震当时那么乱，我又抱着不到两个月大的孩子，不是好心人还不会载我呢。”
回到绵阳的那一晚，夫妻俩彻夜未眠，他们轮流守着电话，拨着老师的号码。“电视里不断地播放着地震灾区的惨状，倒塌的房子那么多，倒塌的学校那么多，死了那么多人。那两天我哭得眼泪都没有了，孩子爸爸几次要步行回北川找女儿，但是余震不断，道路塌方，我没有让他去。我们不断拨电话，明知道拨不出去，电视上也说通讯中断了，但还是要拨，拨了两天。”
14日下午，电话终于联系上了。从电话中获悉，女儿张玉已于13日中午被接到了绵阳九州体育馆的临时救助点，“我们赶到体育馆，看到了女儿，她连哭都不会了，头发蓬乱，神情呆板。她的手臂被倒塌的砖块砸伤，至今仍在治疗中，但没有生命危险。地震前她很活泼，学习也很好，是不是看到那么多同学被砸死吓成了这样，我们也不敢问她。”
“5·12”大地震致使曲山小学的教学楼完全垮塌，全校400余名学生近半数罹难。“我女儿的那么多同学都死了，好多娃儿我都认识，太可怜了，我女儿太幸运了。”张家会泪流满面。
出门打工
13日上午9时许，在武警官兵的协助下，绵阳市有关部门克服重重困难进驻北川，为灾民们送去了食物，老弱病残先期被车辆接往绵阳。由于董国辉怀抱婴儿，吃力地挤上了数量有限的车辆，“中午11点多，我们被接到了体育馆这里。那天雨下得很大，下午有人通知我们，说中央领导来看我们了，我们也不认识谁是谁，后来在电视上才知道是温家宝总理来看的我们。”
地震导致通讯中断，董国辉的丈夫王明华14日晚才在雅安与妻子取得了联系，15日两人在体育馆相逢。原本衣食无忧的夫妻俩，这时既失去了土地，也失去了家，两人的全部家产就只剩下丈夫在雅安打工时积攒的几百元钱。“如果不是政府和爱心团体的援助，我们真的不知该怎么活下去。”
董国辉16岁的弟弟董观平震前在北川饭店做厨师，目前下落不明。“饭店倒塌了，弟弟死活现在都不知道，我父母还在北川陈家坝的家里，因为弟弟找不到，他俩都像换了一个人，相互不说话，也不和别人说话。” 董国辉收起笑容对记者说。
在九洲体育馆安排好母子的居住后，张家会的丈夫吴三银已于5月25日前往 山西打工去了。“把我们母子托付给公家他放心，如果不尽快出去打工，我们连娃儿的奶粉都买不起。”张家会撩起衣襟给哭醒的孩子喂奶。
董国辉的丈夫王明华报名参加了山东省对口支援在北川县擂鼓镇的恢复重建工作。“到哪儿都是打工，还不如为家乡做点事，早点将活动板房建起来，让我们这些灾民尽快能住进去。”董国辉用毛巾擦拭着孩子脸上的汗水。
在九洲体育馆的一处草坪上，记者看到竖立着临时安装的锅炉，向灾民24小时不间断供应开水。临时救助点内凭灾民身份，可随时免费拨打国内电话。场馆内外每天定时喷洒消毒液。灾民食谱为：早上，八宝粥、面包：中午，一荤一素两菜，米饭；晚上，方便面。在体育馆入口处有专人把守，记者必须持有绵阳市委宣传部开具的特别采访证方得入内。
母亲走了
李勇，31岁，家住都江堰市奎光路观江街道。6月6日下午，记者在都江堰市二环路天伦花园附近的“幸福家园”社区内采访了他。在此之前，李勇一个人在新建的临时板房内看着报纸，神情呆滞的他还没有从丧失母亲的痛苦中走出来。
作为一名出租车司机，“5·12”那天，李勇像往常一样穿梭在市区的大街小巷。“下午两点半左右，空车行至太平街，方向盘突然不听使唤了，车头来回地摆，险些冲上路边的台阶。”李勇向记者回忆着当时的情景，“我当时还以为车胎爆了，就下车查看，谁知手刹都拉上了，车却还在移动，抬头一看，差点没被吓死，所有的房屋都在摇摆，砖头瓦块雨点般坠落，一座楼房的阳台整个砸在楼下停着的一辆轿车上。我起初以为天气热，自己在做梦，但看到许多人惊恐地奔跑、大喊，我才意识到是地震了。”
这时，李勇第一个想到的是独自在家养病的母亲。等大震过后，他发动车子急往家赶。“大白天，我开启雾灯，越是靠近我们家的楼群灰尘就越大。”李勇有种不祥之感，如此大的灰尘说明楼房已经倒塌。果然，车子被一片片倾覆的楼房拦住。他下车奔向自家的楼房，数小时后，他才定神看清他们所居住的那栋三个单元的五层楼房，一，三单元已经彻底垮塌成了废墟，满目疮痍，只有二单元颤颤巍巍地兀自立在那里，像一座龇牙咧嘴的纪念碑。
接下来的几天里，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磨难煎熬着李勇脆弱的神经，他和一群躲过劫难的邻居日以继夜地在废墟中挖掘着遇难者。李勇家住二楼，五层楼房坍塌后根本分辨不清了楼层。由于都江堰聚源中学教学楼垮塌，几百名学生被掩埋在了地下，“所有救援人员都集中去了聚源中学，从12号到14号，我们找不来专业的救援人员，巨大的水泥柱墙根本挪不动，我们只能拼命搬运能够搬动的所有砖块。”
15日上午，李勇拦住了一队救援官兵，他们用生命探测仪在废墟中探测不出生命的迹象。经过数小时的努力挖掘，下午3时许，救援官兵终于在一、二楼坍塌的楼梯之间，将掩埋了70多个小时的李勇母亲找到了，老人家已经死亡，“挖出来时，我母亲的一条手臂已经没有了。”
由于在幼儿园里经受了灾难的惊吓，以及目睹了奶奶的遗体，李勇3岁的儿子精神上受到了强烈刺激。我儿子突然变得孤癖无语，大人说啥他干啥，不愿离开我半步，天天闹着要给奶奶去烧纸。因为“幸福家园”毕竟是临时居住场所，各项设施有待进一步完善，加之李勇想让孩子尽快摆脱灾难的阴影，他将孩子送到了远在云南的亲戚家。
废墟营救
据李勇讲，“5·12”地震，仅他们那栋倒塌的楼房就埋葬了20多人。令人欣慰的是，大震之后，李勇和邻居们从废墟中手搬肩扛地救出了几个幸存者，其中最幸运的要属邻居付庆元。“我们现在在‘幸福家园’里又成了邻居。”李勇带记者见到了正在静养的付庆元。
“5·12”那天是付庆元的生日，中午一家人在酒店为他庆祝了33岁生日。下午两时许，付庆元和母亲先行回家，母亲被邻居们拦在楼下打牌，付庆元独自回到五楼的家里。“我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两脚踩在拖鞋上面，忽然觉得身体不由自主地摇晃起来，门窗和家具发出吱咯吱咯的响声，我还以为自己酒喝多了。”但随后的一切他已经记忆不清，只记得天旋地转，脚趾伸不进拖鞋，便赤着脚三步并作两步地朝楼下跑，“楼梯扭曲着晃个不停，我几乎是从五楼滚到一楼的。”
正当付庆元跑到楼门洞犹豫不决地选择冲出去的时机时(因为楼上正往下掉落砖块)，楼房坍塌了，他被楼门口上方那块两吨多重的水泥雨篷重重地压在了下面。“那一刻我反而清醒了，觉得自己今天死定了。我想喊我妈妈，我知道她就在屋檐下打牌，楼房塌了一定也把她埋在了下面，但怎么也喊不出声。我的头被卡在了雨篷的凹槽边缘，动弹不得。如果不是碎石垫着雨篷，只要它下沉一厘米，我的脑袋就会被压爆。”
大震之后是接连不断的余震，废墟上面的砖石不断地滚落，由于压迫和事前受雨篷的撞击，付庆元浑身疼痛难忍，脑袋就像炸裂了一般。不知过了多久，忽然有人在他身后喊：庆元，庆元，我们怎么办?付庆元听出那是邻居王家洪的声音。他吃力地对王家洪说：“我的脑壳被压住了，头很昏，喊不出来，你快喊救命，手能动就用石头敲东西。”事实上王家洪并没有受伤，在雨篷下可以挪动身体，他用砖块不断地敲击，呼喊救命。
地震发生后，付庆元的二哥便开车回来，当得知弟弟被压在废墟下时，父亲、哥哥，邻居李勇、王寿刚，詹秋成等迅速展开生死大营救，他们用手挖，挖得手指流出了血。由于压在付庆元身上的雨篷太重，他们找来千斤顶，终于在一个多小时后成功营救出付庆元和王家洪两人。
此时已经昏迷的付庆元被及时送到了都江堰市中医院，经检查，他的腰椎多处骨折，并怀疑颅内出血，建议送往成都治疗。12日午夜，付庆元从昏迷中醒来，“除了感到有些头昏和腰椎疼痛外，我觉得没有什么大毛病。看着不断送来的伤员鲜血直流，我不想给医院添麻烦，我要求出院，腾出床位给那些急需的重伤员。”
然而付庆元的要求没有得到医院的批准，13日，他被救护车送往了成都华西医院，在那里做进一步的观察和治疗。住了7天的院，付庆元如坐针毡，因为他不知道母亲的安危。赶到成都陪伴他的父亲告诉他母亲安然无恙，但他认为是在骗他。直到与母亲通了电话，他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因为生日那天他和母亲拌了嘴。
依靠自己
大难使付庆元更加懂得了什么是亲情和友情，当他被压在废墟下面等待死神召唤的时刻，是父亲，哥哥和邻居们冒着余震的危险，不离不弃地将他从死神的魔爪中解救出来。当他数天后获知三哥从映秀平安归来时，泣不成声，他只恨自己身体不支，否则会像三哥那样去解救更多的人。
付庆元的三哥付庆伟，地震发生时在映秀出差，因为通讯中断，他与家人失去了联系。当听说无数学生被压在倒塌的教室中，他决定留下救人。那时，由于道路受阻，救援部队无法进入，付庆伟冲入映秀镇旋口中学，与当地群众一起从倒塌的教室里成功救出多名学生。直至14日救援部队进入映秀，付庆伟才悄然离开，步行11小时山路，15日从紫坪堡回到都江堰。
如今，失去家园一贫如洗的李勇一家6口人，生活在“幸福家园”社区中的两间板房里，而付庆元家则有15口人生活在该社区。“这里有吃有喝，早上是稀饭，馒头。中午和晚上是米饭，一荤一素一个汤，每天还发矿泉水。”李勇告诉记者。当记者问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时，李勇说，灾难过后，日子还得过，家里是失地农民，自己又没有一技之长，等稍微安顿好后，会继续给人跑出租，努力攒钱恢复家园。
而付庆元的话则颇具建设性：“虽党和政府处处替灾民着想，我们在这里吃喝不愁，“幸福家园”里又有学校和医疗室，但毕竟缺少家的感觉。”地震造成那么多无家可归的灾民，要让国家为每家每户修建房屋不太现实。“我们不想给国家带来太大的负担，只要政府能批一块地给我们，我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修建房屋，重建家园。”
在绵阳市九洲体育馆外围的长廊上，席地居住着数千名来自北川地震灾区的幸存者。自5月13日中午起，这里就成为一处痛楚的集散地。
6月3日晚9时，酷暑包裹着整个体育馆，所有悬于空中的标语纹丝不动地凝视着每个人，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汗腺味。
这里的每个人都有一段痛苦的记忆，但对他们来说，眼下最重要的事情，还是谋划未来的日子。
携子逃亡
在体育馆长廊上每人一席面积的铺位上，不少灾民或躺着思忖，或坐着发呆，或早早地睡去。记者走近了四号区靠近路边的两个铺位。
一边接受采访，一边逗着8个月大婴儿玩耍的妈妈叫董国辉，今年只有21岁，是北川县曲山镇新街6组人。与大多数刚刚逃离死亡之地的灾民不同，董国辉非常健谈。回忆起地震的那一刻，就仿佛在说别人家的事。虽说同样刻骨铭心，但在她的脸上已看不到多少恐惧的神情。
自去年底董国辉生产满月后，丈夫王明华就离家去了雅安打工，平日里董国辉一人在家带孩子。“5·12”大震前几分钟，即有小震发生，董国辉曾听老人们讲起过地震，对地震有着一定的心理准备。当她把睡熟的孩子安放到床上，本打算也上床睡一会儿，忽然脚下感到异样的颤动，门窗发出连续不断的吱哑声。她仰头看了看屋顶，发现有灰尘不断地飘落，电灯也在轻微地摆动。她意识到可能是地震了，便迅即抱起入睡的婴儿跑向院子。但她没有想到，短短几秒钟后，整个大地就像筛糠般剧烈地晃动，并伴随着上下颠簸，让人无法站立。“我和孩子被抛出两米多远，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让董国辉最感恐惧的是，不知何时，一条不规则的地裂缝穿过了整个院子，裂口最宽处达20多公分。“摔倒在地上怎么也爬不起来，所有东西摇个不停，头感觉昏沉沉的，地上那口子好像越裂越大，我怕我和孩子会掉进去，就紧紧抱着孩子拼命爬过裂缝，朝院外爬。刚爬到篱笆外，身后的房屋就“咕咚”一声倒塌了，晚一点我和孩子就被压在里面了。”或许是年轻和性格使然，董国辉笑着轻描淡写那惊魂一幕。
大震过后，余震不断，董国辉怀抱孩子随着人流朝北川一中跑，“中学里有操场，实际上我只是跟着别人跑，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大家都是自顾自地跑，许多人边跑边哭边喊，我没有哭，也已经不知道害怕了，就是看到不少人被砸死了，还有一个人整个身子被压在坍塌的砖块里，只露出一截手臂在外面无力地挥动，让我有点恐惧。”
此次大震使董国辉所在的曲山镇新街6组数十人伤亡。
当董国辉随着人流跑到北川一中操场后，才定神察看怀里哭闹的孩子，发现孩子已是血流满面，右侧鬓角被深度擦伤，身体其他部位完好无损。“那天晚上我们又冷又饿，天还不停地下着雨，出来时身上只穿着这身短袖衣裤。第二天天亮回家，本想到坍塌的家里拿些东西，但许多东西都找不见了。”
寻找女儿
与董国辉相比，同为曲山镇的张家会相对要幸运些。大震前几天，她与丈夫吴三银正在绵阳寻找租赁房，准备留在绵阳城里打工。“5·12”那天，张家会独自抱着不满两个月的孩子回家取东西，班车行至距北川两公里的地方，忽然地动山摇，已经停下的汽车好像喝醉了酒，左右前后地滑动。张家会眼看着前面的车辆被山上纷纷滚落的石头击中，玻璃的破碎声让所有人惊恐万状。司机打开车门让所有人下车，顿时车厢变得拥挤不堪，你推我搡地抢着下车，不少人翻窗跳出车外，奔向安全区域。
“太吓人了!”张家会面露惊恐地叙述着当时的景象，“从山上远远看去，整座北川城扬起高高的灰尘，像电视里打仗一样。我听很多人说进城的路已经断了，进不了城了，整个城都塌掉了。”此时的张家会最为担心的是在曲山小学上学的大女儿张玉，她用手机不停地拨班主任老师的电话，但怎么也拨不出去。“那一刻，我几乎要疯了。”
联系不上女儿，加之天空渐渐下起雨来，无奈之下，张家会怀抱着婴儿决定先返回绵阳。一路上，几个好心人分别用摩托车送了她一程又一程，最后她挡住了一辆出租车返回到绵阳。“本来从那里到绵阳只要100元多一点，但那天司机要了我200元，后来有人说我咋不记住他的车牌去告他。我想算了，地震是非常时期，他也急着回家看家人，多要点不要紧。地震当时那么乱，我又抱着不到两个月大的孩子，不是好心人还不会载我呢。”
回到绵阳的那一晚，夫妻俩彻夜未眠，他们轮流守着电话，拨着老师的号码。“电视里不断地播放着地震灾区的惨状，倒塌的房子那么多，倒塌的学校那么多，死了那么多人。那两天我哭得眼泪都没有了，孩子爸爸几次要步行回北川找女儿，但是余震不断，道路塌方，我没有让他去。我们不断拨电话，明知道拨不出去，电视上也说通讯中断了，但还是要拨，拨了两天。”
14日下午，电话终于联系上了。从电话中获悉，女儿张玉已于13日中午被接到了绵阳九州体育馆的临时救助点，“我们赶到体育馆，看到了女儿，她连哭都不会了，头发蓬乱，神情呆板。她的手臂被倒塌的砖块砸伤，至今仍在治疗中，但没有生命危险。地震前她很活泼，学习也很好，是不是看到那么多同学被砸死吓成了这样，我们也不敢问她。”
“5·12”大地震致使曲山小学的教学楼完全垮塌，全校400余名学生近半数罹难。“我女儿的那么多同学都死了，好多娃儿我都认识，太可怜了，我女儿太幸运了。”张家会泪流满面。
出门打工
13日上午9时许，在武警官兵的协助下，绵阳市有关部门克服重重困难进驻北川，为灾民们送去了食物，老弱病残先期被车辆接往绵阳。由于董国辉怀抱婴儿，吃力地挤上了数量有限的车辆，“中午11点多，我们被接到了体育馆这里。那天雨下得很大，下午有人通知我们，说中央领导来看我们了，我们也不认识谁是谁，后来在电视上才知道是温家宝总理来看的我们。”
地震导致通讯中断，董国辉的丈夫王明华14日晚才在雅安与妻子取得了联系，15日两人在体育馆相逢。原本衣食无忧的夫妻俩，这时既失去了土地，也失去了家，两人的全部家产就只剩下丈夫在雅安打工时积攒的几百元钱。“如果不是政府和爱心团体的援助，我们真的不知该怎么活下去。”
董国辉16岁的弟弟董观平震前在北川饭店做厨师，目前下落不明。“饭店倒塌了，弟弟死活现在都不知道，我父母还在北川陈家坝的家里，因为弟弟找不到，他俩都像换了一个人，相互不说话，也不和别人说话。” 董国辉收起笑容对记者说。
在九洲体育馆安排好母子的居住后，张家会的丈夫吴三银已于5月25日前往 山西打工去了。“把我们母子托付给公家他放心，如果不尽快出去打工，我们连娃儿的奶粉都买不起。”张家会撩起衣襟给哭醒的孩子喂奶。
董国辉的丈夫王明华报名参加了山东省对口支援在北川县擂鼓镇的恢复重建工作。“到哪儿都是打工，还不如为家乡做点事，早点将活动板房建起来，让我们这些灾民尽快能住进去。”董国辉用毛巾擦拭着孩子脸上的汗水。
在九洲体育馆的一处草坪上，记者看到竖立着临时安装的锅炉，向灾民24小时不间断供应开水。临时救助点内凭灾民身份，可随时免费拨打国内电话。场馆内外每天定时喷洒消毒液。灾民食谱为：早上，八宝粥、面包：中午，一荤一素两菜，米饭；晚上，方便面。在体育馆入口处有专人把守，记者必须持有绵阳市委宣传部开具的特别采访证方得入内。
母亲走了
李勇，31岁，家住都江堰市奎光路观江街道。6月6日下午，记者在都江堰市二环路天伦花园附近的“幸福家园”社区内采访了他。在此之前，李勇一个人在新建的临时板房内看着报纸，神情呆滞的他还没有从丧失母亲的痛苦中走出来。
作为一名出租车司机，“5·12”那天，李勇像往常一样穿梭在市区的大街小巷。“下午两点半左右，空车行至太平街，方向盘突然不听使唤了，车头来回地摆，险些冲上路边的台阶。”李勇向记者回忆着当时的情景，“我当时还以为车胎爆了，就下车查看，谁知手刹都拉上了，车却还在移动，抬头一看，差点没被吓死，所有的房屋都在摇摆，砖头瓦块雨点般坠落，一座楼房的阳台整个砸在楼下停着的一辆轿车上。我起初以为天气热，自己在做梦，但看到许多人惊恐地奔跑、大喊，我才意识到是地震了。”
这时，李勇第一个想到的是独自在家养病的母亲。等大震过后，他发动车子急往家赶。“大白天，我开启雾灯，越是靠近我们家的楼群灰尘就越大。”李勇有种不祥之感，如此大的灰尘说明楼房已经倒塌。果然，车子被一片片倾覆的楼房拦住。他下车奔向自家的楼房，数小时后，他才定神看清他们所居住的那栋三个单元的五层楼房，一，三单元已经彻底垮塌成了废墟，满目疮痍，只有二单元颤颤巍巍地兀自立在那里，像一座龇牙咧嘴的纪念碑。
接下来的几天里，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磨难煎熬着李勇脆弱的神经，他和一群躲过劫难的邻居日以继夜地在废墟中挖掘着遇难者。李勇家住二楼，五层楼房坍塌后根本分辨不清了楼层。由于都江堰聚源中学教学楼垮塌，几百名学生被掩埋在了地下，“所有救援人员都集中去了聚源中学，从12号到14号，我们找不来专业的救援人员，巨大的水泥柱墙根本挪不动，我们只能拼命搬运能够搬动的所有砖块。”
15日上午，李勇拦住了一队救援官兵，他们用生命探测仪在废墟中探测不出生命的迹象。经过数小时的努力挖掘，下午3时许，救援官兵终于在一、二楼坍塌的楼梯之间，将掩埋了70多个小时的李勇母亲找到了，老人家已经死亡，“挖出来时，我母亲的一条手臂已经没有了。”
由于在幼儿园里经受了灾难的惊吓，以及目睹了奶奶的遗体，李勇3岁的儿子精神上受到了强烈刺激。我儿子突然变得孤癖无语，大人说啥他干啥，不愿离开我半步，天天闹着要给奶奶去烧纸。因为“幸福家园”毕竟是临时居住场所，各项设施有待进一步完善，加之李勇想让孩子尽快摆脱灾难的阴影，他将孩子送到了远在云南的亲戚家。
废墟营救
据李勇讲，“5·12”地震，仅他们那栋倒塌的楼房就埋葬了20多人。令人欣慰的是，大震之后，李勇和邻居们从废墟中手搬肩扛地救出了几个幸存者，其中最幸运的要属邻居付庆元。“我们现在在‘幸福家园’里又成了邻居。”李勇带记者见到了正在静养的付庆元。
“5·12”那天是付庆元的生日，中午一家人在酒店为他庆祝了33岁生日。下午两时许，付庆元和母亲先行回家，母亲被邻居们拦在楼下打牌，付庆元独自回到五楼的家里。“我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两脚踩在拖鞋上面，忽然觉得身体不由自主地摇晃起来，门窗和家具发出吱咯吱咯的响声，我还以为自己酒喝多了。”但随后的一切他已经记忆不清，只记得天旋地转，脚趾伸不进拖鞋，便赤着脚三步并作两步地朝楼下跑，“楼梯扭曲着晃个不停，我几乎是从五楼滚到一楼的。”
正当付庆元跑到楼门洞犹豫不决地选择冲出去的时机时(因为楼上正往下掉落砖块)，楼房坍塌了，他被楼门口上方那块两吨多重的水泥雨篷重重地压在了下面。“那一刻我反而清醒了，觉得自己今天死定了。我想喊我妈妈，我知道她就在屋檐下打牌，楼房塌了一定也把她埋在了下面，但怎么也喊不出声。我的头被卡在了雨篷的凹槽边缘，动弹不得。如果不是碎石垫着雨篷，只要它下沉一厘米，我的脑袋就会被压爆。”
大震之后是接连不断的余震，废墟上面的砖石不断地滚落，由于压迫和事前受雨篷的撞击，付庆元浑身疼痛难忍，脑袋就像炸裂了一般。不知过了多久，忽然有人在他身后喊：庆元，庆元，我们怎么办?付庆元听出那是邻居王家洪的声音。他吃力地对王家洪说：“我的脑壳被压住了，头很昏，喊不出来，你快喊救命，手能动就用石头敲东西。”事实上王家洪并没有受伤，在雨篷下可以挪动身体，他用砖块不断地敲击，呼喊救命。
地震发生后，付庆元的二哥便开车回来，当得知弟弟被压在废墟下时，父亲、哥哥，邻居李勇、王寿刚，詹秋成等迅速展开生死大营救，他们用手挖，挖得手指流出了血。由于压在付庆元身上的雨篷太重，他们找来千斤顶，终于在一个多小时后成功营救出付庆元和王家洪两人。
此时已经昏迷的付庆元被及时送到了都江堰市中医院，经检查，他的腰椎多处骨折，并怀疑颅内出血，建议送往成都治疗。12日午夜，付庆元从昏迷中醒来，“除了感到有些头昏和腰椎疼痛外，我觉得没有什么大毛病。看着不断送来的伤员鲜血直流，我不想给医院添麻烦，我要求出院，腾出床位给那些急需的重伤员。”
然而付庆元的要求没有得到医院的批准，13日，他被救护车送往了成都华西医院，在那里做进一步的观察和治疗。住了7天的院，付庆元如坐针毡，因为他不知道母亲的安危。赶到成都陪伴他的父亲告诉他母亲安然无恙，但他认为是在骗他。直到与母亲通了电话，他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因为生日那天他和母亲拌了嘴。
依靠自己
大难使付庆元更加懂得了什么是亲情和友情，当他被压在废墟下面等待死神召唤的时刻，是父亲，哥哥和邻居们冒着余震的危险，不离不弃地将他从死神的魔爪中解救出来。当他数天后获知三哥从映秀平安归来时，泣不成声，他只恨自己身体不支，否则会像三哥那样去解救更多的人。
付庆元的三哥付庆伟，地震发生时在映秀出差，因为通讯中断，他与家人失去了联系。当听说无数学生被压在倒塌的教室中，他决定留下救人。那时，由于道路受阻，救援部队无法进入，付庆伟冲入映秀镇旋口中学，与当地群众一起从倒塌的教室里成功救出多名学生。直至14日救援部队进入映秀，付庆伟才悄然离开，步行11小时山路，15日从紫坪堡回到都江堰。
如今，失去家园一贫如洗的李勇一家6口人，生活在“幸福家园”社区中的两间板房里，而付庆元家则有15口人生活在该社区。“这里有吃有喝，早上是稀饭，馒头。中午和晚上是米饭，一荤一素一个汤，每天还发矿泉水。”李勇告诉记者。当记者问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时，李勇说，灾难过后，日子还得过，家里是失地农民，自己又没有一技之长，等稍微安顿好后，会继续给人跑出租，努力攒钱恢复家园。
而付庆元的话则颇具建设性：“虽党和政府处处替灾民着想，我们在这里吃喝不愁，“幸福家园”里又有学校和医疗室，但毕竟缺少家的感觉。”地震造成那么多无家可归的灾民，要让国家为每家每户修建房屋不太现实。“我们不想给国家带来太大的负担，只要政府能批一块地给我们，我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修建房屋，重建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