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70后还是80后，但凡了解当代文学的，对“卢新华”这个名字都不会陌生，因为当代文学中非常重要的一派，“伤痕文学”，就是由他青年时期的一篇《伤痕》发轫、命名的。1978年8月，《文汇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独家发表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新生卢新华的小说《伤痕》，让历经“文革”浩劫的中国人，痛痛快快地释放出郁积在心中整整10年的冤屈、苦闷和眼泪。彼时的光景用“一文倾国”来形容也不过分，那绝对不是今日那些所谓畅销热卖的青春文学教主教母们可以企及的境界。
　　追溯30年前的记忆，卢新华说，其实真正意义上的《伤痕》不是我写的，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用他们在“文革”中遭受的苦难、血泪和生命体验共同完成的一部作品。《伤痕》的轰动是众缘所成。幸运的是，命运选择了我来执笔。
　　
　　《伤痕》的发表使卢新华一夜成名。1978年他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不久成为“文革”后首批加入中国作协的的年轻作家，并获得了很多荣誉。然而毕业分配时，卢新华的选择却出人意料，当时系里管分配的张老师曾找他谈过三次话，告诉他人民日报社要他去做团委书记，并直言这个职位如果外放，就相当于一个地委书记了，但是经过一番思前想后，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去《文汇报》当一名记者。然而这只是之后卢新华那一系列“出人意料”的选择的一个开始，报社的记者，这个职业虽然内行人知道是和文学创作完全不搭界的工种，但毕竟在大多数人看来，还是“动笔杆子”的，总和写作分不开。可是有一天，卢新华突然向报社递上辞呈，毅然“下海”经商，虽然“文人经商”在现在看来是很普遍的社会现象，可是在当时却一度成为不小的新闻。不久，在全国大盛“出国热”的80年代中期，他又告别了妻子女儿，远赴美国开始了他自费留学的生涯——那个年代自费去美国，门槛可没有现在这么低。卢新华怀揣仅有的500美元来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报到，第一笔注册费就交掉了300美元，这让他充分认识到，放弃荣誉一切归零，光凭勇气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就出现了当时曾令国内大众感慨不已的传闻：“伤痕文学”掌门作家在美国穷困潦倒靠蹬三轮过日子……可卢新华本人呢，却蹬三轮蹬得怡然自得，不仅解决了自己读硕士的全部经济问题，还把妻子、女儿接到了美国。而继“蹬三轮”之后，卢新华还一度做过赌场的专业发牌员。
　　然而就当一切看似尘埃落定，人们以为这个曾经的作家已经选择了另一个国度另一种生活，《伤痕》从此成为他文学生涯的开篇亦是句点的时候，卢新华又出人预料地带着新作《紫禁女》回到了国内读者的视野。时隔26年，卢新华似乎体味到了更深意义上的伤痕，它不仅来自中国社会的某一特定时期，那是中华民族从封闭走向开放中不可避免的痛，这正是《紫禁女》的创作主题。旧伤，新痕，卢新华仿佛从未离开过，如果说旧的那道皮肤上的伤痕让他收获了无数关注的目光，这灵魂深处的新伤才让他的思考走得更远更深。
　　
　　日前，本刊记者与卢新华面对面，聊一聊那些“伤”与“痕”。
　　
　　记者：卢先生的人生体验真可谓百转千回啊，所以我现在最好奇的是，您现在“又”选择了什么奇特的职业呢？现在的职业和“文坛”还有联系么？
　　卢：没有职业当下正是我的职业。如果写作和思索可以算是一种职业的话，那么，我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自由写作者或自由思索者。所以，我的职业大概还是和“文坛”有联系的。
　　
　　记者：《伤痕》的成就是巨大的，而作为它的创作者，你当时应该完全身处文学圈的中心。可是你毕业分配却选择做了一名记者。我们都知道，“记者的写作”和“文学的创作”完全是两码事，为什么你会做这样的选择呢？想远离文学圈？
　　卢：坦率地说，大学毕业分配的时候我并没有有意选择做一名记者，我只是选择了不去做官。这样，我就做了记者。但我后来发现，我不仅做不了官，就连做记者也不称职。因为我是个“偶得佳句便为乐，常作玄想也能醉”的“自我主义”者，很难和主流的意识形态经常保持一致。虽然《伤痕》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名声，后来甚至还汇入了主流的文化河道，但我知道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异数”，是“歪打正着”。我的毛病还在于：时代的主流精神浩浩荡荡地奔涌而过时，我的目光却常常瞟向别处。同时，经常性的“逆向思维”也让我变得越来越“死心眼”或者说“一根筋”。而你知道，对于世俗的人生而言，“官运”和“商机”那可都是稍纵即逝的。好在我现在回忆往事，还并不后悔。
　　
　　记者：哈，我留意到您提到了“商机”。所以不愿做官，做记者又“自我主义”，于是就选择了下海行商？为什么越走越远？这样的选择是缘自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么？
　　卢：越走越远？你是指哪儿？此岸还是彼岸？我有时倒觉得是越走越近了，至少是离家，离心灵的“故乡”越来越近了。冲突只不过是偶尔溅起的浪花，理想和现实仍然是分不清彼此的湛蓝的海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即是你，你即是我。
　　
　　记者：那经商的过程中，你的文学盛名有没有给你带来过便利或者障碍？
　　卢：我可以肯定地说，所谓“文学盛名”带来的“便利”远不及“文学执著”给我带来的障碍。我在90年代初，曾做过一段从美国向中国“倒卖”废电缆的生意，后来辛辛苦苦总算做成一单，至少是拿到了定金三万美元。但后来对方无法履行合同，我左思右想还是把定金退了。因为对方是一个朋友，正处在最困难的时期，我如果按合同吃掉定金，可能会使他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当然，这肯定不叫“文学执著”，而应该是“慈悲执著”。但那时的我坚持以为，我只要吃了那笔定金，也就丢了自己“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再不配在文学的园地里耕耘和收获了。
　　
　　记者：作为一个“生意人”，您这样做确实不专业，呵呵。于是短暂的下海之后您就留学了，这样的选择又是为什么？
　　卢：一定要说为什么，还是为了读书吧。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那时一心要身体力行。而且，我也以为“行万里路”比“读万卷书”更重要。书本知识毕竟是别人咀嚼过的东西，是别的个体对自然和社会的生命体验，是“摹本”，自然和社会生活才是“原本”。不过，现在我又想到还有一本更重要的书需要去认真研读，那就是“自己”。“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读懂“自己”，弄清“自己”的来龙去脉，吃得准“自己”几斤几两,这样的人生大约才不容易虚度。
　　
　　记者：在美国留学选择了蹬三轮来筹集学费、生活费，为什么做这个选择？以你的文学专长和学业背景，其实可以选择更轻松体面的打工啊。去蹬三轮，心理上真的能过自己的一关么？
　　卢：蹬三轮这件事也只能说是“因缘际遇”，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机会。我当时并没有刻意去找这样一份工作，甚至我也不相信在洛杉矶的高等学府附近还会有提供给大学生和留学生踩三轮车这样的工作机会。在我之前不久，在我以后不久，你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附近都不可能再见到那种漆成黄颜色的三轮车了。我有时会有错觉，以为那是上天特意为我安排的，藉以帮助我生存，帮助我训练英语口语，帮助我融入美国社会。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帮助我“放下”身上的光环（其实更是包袱）。
　　
　　记者：听说还有在赌场当发牌员的经历？也是上天的安排么？为什么您的选择都这么特别呢，难道是作家想体验不同的生活？
　　卢：应该也有体验生活的念头吧。我在赌桌上阅牌无数，同时也阅人无数。但我也必须坦白地说，发牌员的收入很不错。
　　
　　记者：三十年后的今天，你还会受到《伤痕》的光芒影响么？是否还想创造新的光芒？
　　卢：不管我愿意还是不愿意，我知道，《伤痕》总是要“纠缠”我一生的。至于能否有新的“光芒”放出，那就要看我心田的“光源”有否被杂念的污垢遮掩得越来越严实了。
　　
　　记者：谢谢卢先生，和您聊天是有意思和有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