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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马克思认为，人权作为一种普遍性的观念，具有历史性。在世界历史视域下，人权的发展经历了从特殊走向普遍的进程。在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人权在成为普遍观念的同时，其实质则是资本自由与平等地剥削劳动力的特权。当世界历史向纵深发展为共产主义，以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来扬弃资产阶级私有制时，启蒙运动所宣扬的“特殊”的人权就必然发展为“普遍”的人权，即每个人都享有人之为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利。
〔关键词〕 世界历史，人权，历史性，特殊性，普遍性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3）02-0052-04
人权是启蒙运动的价值旨归，对于深受启蒙运动影响的马克思而言，对于人权最初是赞颂，但在“莱茵报”时期经历了自由理性与物质利益相互纠缠的“苦恼的疑问”之后便转向祛魅，并实现了人权问题上的观念变革。其变革过程主要体现在《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德意志意识形态》与《资本论》等主要著作中。他从世界历史的立场出发，把民族间的普遍交往看作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直接动力，把启蒙运动所宣扬的“特殊”的、“消极”的人权发展为“普遍”的、“积极”的人权，即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既是对康德与黑格尔在人权问题上世界历史理念的继承，同时又站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实证科学的高度超越了他们。
一、人权作为一种普遍性的观念，具有历史性
理性总是具有一种追求形而上学的冲动。康德与黑格尔秉承着自由理性的精神为人类整体的生存探寻和谐的共同体秩序。在康德的《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世界历史”作为一个哲学范畴，主要指的是各个民族与国家在自由理性原则的支配下进入相互依存状态，呈现出人类自由意志整体化的和谐的世界共同体状态，康德称之为“各民族的联盟”、“国家共同体”或“普遍的世界公民状态”。 〔1 〕 （P12，18，19 ） 而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世界历史”是“自由的观念”作为普遍的世界精神借助于人类的热情并通过特定的民族精神等各种特殊因素，在历史上提高并完成自己，或者说，成为人类“历史的绝对的最后目的” 〔2 〕 （P73，21）。由此看出，康德与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念都蕴含着发展原则和历史理性（自由意识的进步）原则。在他们的视域中，“世界历史”状态的出现，是一个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康德那里，“漫长”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的实现”，〔1 〕 （P16 ）为的就是充分发展大自然赋予人类身上的全部禀赋——自由。而在黑格尔那里，它是“理性的狡计”，是“自由观念”借助于“人类热情”来实现自己，“这两者交织成为世界历史的经纬线” 〔2 〕 （P21 ）。
康德与黑格尔的理性主义立场上的世界历史观念在深深影响马克思的同时，却又遭致其颠覆。马克思的立场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物质的经验的行动。这样一来，康德与黑格尔的理性主义立场上的世界历史观念就被去精神化了。具体来讲，世界历史的产生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与交换这一特殊历史阶段上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长期交往的结果。“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3 〕 （P88 ）在马克思那里，世界历史观念的去精神化，一方面，就主体而言，意味着资产阶级是开创世界历史的主体力量，它所建立的大工业以及所开拓的世界市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就客体而言，意味着世界历史产生的根源在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资产阶级所建立的大工业沉重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商品交换这一交往形式使得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到处安家落户，从而在推行自己的文明的同时造就了巨大的生产力，形成了特殊的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伴随着物质生产的世界历史化的同时，精神生产也在世界历史化，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这意味着，伴随着世界历史的产生，哲学、政治、伦理等观念则从黑格尔所言的特定的“民族精神”日益转变为一种超越民族局限性的普遍的观念，由中世纪的荣誉与忠诚的特权观念转变为资产阶级时期的自由与平等的人权观念。换句话说，伴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进程，人权便真正在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粉墨登场。基于此，马克思指责青年黑格尔派分子施蒂纳只懂得玩弄“天赋人权”的概念游戏，而不去研究“在政治上表现为特权的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在政治上表现为权利、平权的现代的生产方式”。 〔4 〕 （P375 ）这样，当马克思把近代人权观念根植于资产阶级的交往方式时，他有理由借助于黑格尔的口吻讲到：“‘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 〔5 〕 （P142 ）这就是说，人权作为一种普遍性的观念，具有历史性，它是人的特定的生产方式在观念上的逻辑规定。基于此，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把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看作是作为交换主体的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强调它的存在的基础是每个市场主体都必须承认“通过自己的劳动进行占有的规律”，即“劳动和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所有权”规律是商品交换的基本前提。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展开了“劳动和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所有权”规律与自由和平等之间关系的探讨。他从社会生产的“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出发，通过对“人们在需要上和生产上的差别”而导致交换从而满足对方的需要的分析揭示了以自由与平等为核心内容的人权观念的横空出世。具体来讲就是：交换不仅确立了主体之间在意志方面是否同意的自由，而且确立了主体之间在物质材料所有方面付出的平等。这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劳动和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所有权规律”与交换主体之间的交换活动及其所体现出来的自由和平等原则之间所存在的内在逻辑关系，即“所有权、自由和平等的三位一体”。 〔6 〕 （P362 ）
二、资本主义交往方式决定了其人权的特殊性，即“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人权” 这意味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仅给无产阶级的诞生创造了历史条件，而且也赋予它神圣的历史使命，推动“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在马克思看来，当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民族利益”，“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从事社会的普遍解放” 〔3 〕 （P12 ）即从事政治解放的时候，它是不能真正完成世界历史这一历史重任的，而这一历史重任只能由无产阶级来完成，从而实现人类解放。这是因为，无产者是生产力发展的主体，但是，单个无产者活动的自主性与强加于他的生活条件之间存在着矛盾，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使得他们自身的生活条件、劳动及其劳动的结果变成一种自身不能控制的偶然的东西，“他们同生产力并同他们自身的存在还保持着的唯一联系，即劳动，在他们那里已经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而且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 〔3 〕 （P120 ）。因此，无产者为了实现自己的自主活动，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即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基础上的异化了的雇佣劳动。唯有如此，无产者劳动的自主性才能得到积极的发挥。马克思认为，这才是无产者的真正的权利诉求。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无产阶级本身的利益具有普遍性，其权利诉求就不再是“特殊”或“历史”的权利，而是“普遍”的人的权利。“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的解放出来、从奴役制的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别以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 〔3 〕 （P51 ）为了实现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就必须通过联合而占有生产资料。这样，无产者自己的劳动及其所创造的生产力才能归无产者本身所支配，并且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
需要指出的是，当马克思以“人类解放”来扬弃“政治解放”，以“普遍的”人的权利来超越“特殊的”历史的权利时，他没有完全否定自由主义所强调的“消极自由（免于……干涉的自由）”，而是在充分肯定公民的言论、信仰、选举、监督等公民权的基础上，使得自由主义所强调的“消极自由”中的财产权由特殊阶级的垄断发展为社会全体成员的占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讲未来社会是“重建生产资料个人私有制”。在此基础上，每个人都享有人之为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利。这就是马克思所强调的劳动者的平等权利。
对中国共产党所强调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的主张，有人单纯地从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方法论的角度去否定它们，认为强调生存权和发展权就会导致国家全能主义或对人的自由的否定。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提出，更多的是借鉴了那种基于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所理解的人权在实践中的教训。马克思早已从异化劳动的角度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意义上的资本对劳动的奴役与剥削的特殊人权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生存权和发展权的确立，标志着人权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由消极权利向积极权利的演进，但这并不是对个人自由为根本内容的消极权利的否认，它是对以促进人的生存与发展为基本内容的积极权利的主张。那种认为人在贫困状态中谈论自由是奢侈的、无意义的观念或认为强调生存权和发展权就会导致对人的自由的否定的观念都是不可取的。
就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建设而言，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尊重与保障人权的同时，还应注重平等原则：一是政治平等原则。每个公民不论具体政治贡献如何，都应该完全平等地享有政治自由，共同决定国家政治命运。在我国，政治平等体现为以人民代表大会制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当家作主和按照德才兼备原则选拔任用国家工作人员。二是经济平等原则。一方面，每个人不论劳动多少、贡献如何，都应该按人类基本物质需要完全平等地分配基本经济权利，使之享有生存的权利；另一方面，则应按照每个人所贡献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分配给非基本经济权利，使之享有发展的权利。在我国，经济平等体现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根本经济制度的按劳分配以及在承认差别（不同所有制成分导致的）基础上的必要的社会保障。三是机会平等原则。社会所提供的发展才能、作出贡献、竞争职务和地位以及权力和财富等非基本权利的机会，是全社会每个人都应该平等拥有的。
参考文献：
〔1〕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2〕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 周 荣
〔关键词〕 世界历史，人权，历史性，特殊性，普遍性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3）02-0052-04
人权是启蒙运动的价值旨归，对于深受启蒙运动影响的马克思而言，对于人权最初是赞颂，但在“莱茵报”时期经历了自由理性与物质利益相互纠缠的“苦恼的疑问”之后便转向祛魅，并实现了人权问题上的观念变革。其变革过程主要体现在《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德意志意识形态》与《资本论》等主要著作中。他从世界历史的立场出发，把民族间的普遍交往看作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直接动力，把启蒙运动所宣扬的“特殊”的、“消极”的人权发展为“普遍”的、“积极”的人权，即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既是对康德与黑格尔在人权问题上世界历史理念的继承，同时又站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实证科学的高度超越了他们。
一、人权作为一种普遍性的观念，具有历史性
理性总是具有一种追求形而上学的冲动。康德与黑格尔秉承着自由理性的精神为人类整体的生存探寻和谐的共同体秩序。在康德的《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世界历史”作为一个哲学范畴，主要指的是各个民族与国家在自由理性原则的支配下进入相互依存状态，呈现出人类自由意志整体化的和谐的世界共同体状态，康德称之为“各民族的联盟”、“国家共同体”或“普遍的世界公民状态”。 〔1 〕 （P12，18，19 ） 而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世界历史”是“自由的观念”作为普遍的世界精神借助于人类的热情并通过特定的民族精神等各种特殊因素，在历史上提高并完成自己，或者说，成为人类“历史的绝对的最后目的” 〔2 〕 （P73，21）。由此看出，康德与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念都蕴含着发展原则和历史理性（自由意识的进步）原则。在他们的视域中，“世界历史”状态的出现，是一个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康德那里，“漫长”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的实现”，〔1 〕 （P16 ）为的就是充分发展大自然赋予人类身上的全部禀赋——自由。而在黑格尔那里，它是“理性的狡计”，是“自由观念”借助于“人类热情”来实现自己，“这两者交织成为世界历史的经纬线” 〔2 〕 （P21 ）。
康德与黑格尔的理性主义立场上的世界历史观念在深深影响马克思的同时，却又遭致其颠覆。马克思的立场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物质的经验的行动。这样一来，康德与黑格尔的理性主义立场上的世界历史观念就被去精神化了。具体来讲，世界历史的产生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与交换这一特殊历史阶段上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长期交往的结果。“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3 〕 （P88 ）在马克思那里，世界历史观念的去精神化，一方面，就主体而言，意味着资产阶级是开创世界历史的主体力量，它所建立的大工业以及所开拓的世界市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就客体而言，意味着世界历史产生的根源在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资产阶级所建立的大工业沉重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商品交换这一交往形式使得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到处安家落户，从而在推行自己的文明的同时造就了巨大的生产力，形成了特殊的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伴随着物质生产的世界历史化的同时，精神生产也在世界历史化，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这意味着，伴随着世界历史的产生，哲学、政治、伦理等观念则从黑格尔所言的特定的“民族精神”日益转变为一种超越民族局限性的普遍的观念，由中世纪的荣誉与忠诚的特权观念转变为资产阶级时期的自由与平等的人权观念。换句话说，伴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进程，人权便真正在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粉墨登场。基于此，马克思指责青年黑格尔派分子施蒂纳只懂得玩弄“天赋人权”的概念游戏，而不去研究“在政治上表现为特权的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在政治上表现为权利、平权的现代的生产方式”。 〔4 〕 （P375 ）这样，当马克思把近代人权观念根植于资产阶级的交往方式时，他有理由借助于黑格尔的口吻讲到：“‘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 〔5 〕 （P142 ）这就是说，人权作为一种普遍性的观念，具有历史性，它是人的特定的生产方式在观念上的逻辑规定。基于此，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把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看作是作为交换主体的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强调它的存在的基础是每个市场主体都必须承认“通过自己的劳动进行占有的规律”，即“劳动和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所有权”规律是商品交换的基本前提。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展开了“劳动和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所有权”规律与自由和平等之间关系的探讨。他从社会生产的“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出发，通过对“人们在需要上和生产上的差别”而导致交换从而满足对方的需要的分析揭示了以自由与平等为核心内容的人权观念的横空出世。具体来讲就是：交换不仅确立了主体之间在意志方面是否同意的自由，而且确立了主体之间在物质材料所有方面付出的平等。这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劳动和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所有权规律”与交换主体之间的交换活动及其所体现出来的自由和平等原则之间所存在的内在逻辑关系，即“所有权、自由和平等的三位一体”。 〔6 〕 （P362 ）
二、资本主义交往方式决定了其人权的特殊性，即“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人权” 这意味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仅给无产阶级的诞生创造了历史条件，而且也赋予它神圣的历史使命，推动“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在马克思看来，当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民族利益”，“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从事社会的普遍解放” 〔3 〕 （P12 ）即从事政治解放的时候，它是不能真正完成世界历史这一历史重任的，而这一历史重任只能由无产阶级来完成，从而实现人类解放。这是因为，无产者是生产力发展的主体，但是，单个无产者活动的自主性与强加于他的生活条件之间存在着矛盾，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使得他们自身的生活条件、劳动及其劳动的结果变成一种自身不能控制的偶然的东西，“他们同生产力并同他们自身的存在还保持着的唯一联系，即劳动，在他们那里已经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而且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 〔3 〕 （P120 ）。因此，无产者为了实现自己的自主活动，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即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基础上的异化了的雇佣劳动。唯有如此，无产者劳动的自主性才能得到积极的发挥。马克思认为，这才是无产者的真正的权利诉求。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无产阶级本身的利益具有普遍性，其权利诉求就不再是“特殊”或“历史”的权利，而是“普遍”的人的权利。“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的解放出来、从奴役制的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别以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 〔3 〕 （P51 ）为了实现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就必须通过联合而占有生产资料。这样，无产者自己的劳动及其所创造的生产力才能归无产者本身所支配，并且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
需要指出的是，当马克思以“人类解放”来扬弃“政治解放”，以“普遍的”人的权利来超越“特殊的”历史的权利时，他没有完全否定自由主义所强调的“消极自由（免于……干涉的自由）”，而是在充分肯定公民的言论、信仰、选举、监督等公民权的基础上，使得自由主义所强调的“消极自由”中的财产权由特殊阶级的垄断发展为社会全体成员的占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讲未来社会是“重建生产资料个人私有制”。在此基础上，每个人都享有人之为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利。这就是马克思所强调的劳动者的平等权利。
对中国共产党所强调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的主张，有人单纯地从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方法论的角度去否定它们，认为强调生存权和发展权就会导致国家全能主义或对人的自由的否定。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提出，更多的是借鉴了那种基于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所理解的人权在实践中的教训。马克思早已从异化劳动的角度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意义上的资本对劳动的奴役与剥削的特殊人权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生存权和发展权的确立，标志着人权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由消极权利向积极权利的演进，但这并不是对个人自由为根本内容的消极权利的否认，它是对以促进人的生存与发展为基本内容的积极权利的主张。那种认为人在贫困状态中谈论自由是奢侈的、无意义的观念或认为强调生存权和发展权就会导致对人的自由的否定的观念都是不可取的。
就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建设而言，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尊重与保障人权的同时，还应注重平等原则：一是政治平等原则。每个公民不论具体政治贡献如何，都应该完全平等地享有政治自由，共同决定国家政治命运。在我国，政治平等体现为以人民代表大会制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当家作主和按照德才兼备原则选拔任用国家工作人员。二是经济平等原则。一方面，每个人不论劳动多少、贡献如何，都应该按人类基本物质需要完全平等地分配基本经济权利，使之享有生存的权利；另一方面，则应按照每个人所贡献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分配给非基本经济权利，使之享有发展的权利。在我国，经济平等体现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根本经济制度的按劳分配以及在承认差别（不同所有制成分导致的）基础上的必要的社会保障。三是机会平等原则。社会所提供的发展才能、作出贡献、竞争职务和地位以及权力和财富等非基本权利的机会，是全社会每个人都应该平等拥有的。
参考文献：
〔1〕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2〕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 周 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