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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旅游资源丰富的喀斯特地区，农户对发展开发区域旅游有着重要影响。文章以东兰县为研究对象，采取调研、建模和数量经济分析的方法，分析了东兰县农户自身因素与农户对发展乡村旅游的行为响应之间的关系;采用Perssion相关分析法，进行相关性分析，探讨农户认知因素和农户对发展乡村旅游行为响应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农户性别及收入等因素是影响农户对发展乡村旅游认知的主要因素。从农户的认知因素与其行为响应之间的关系来看，农户的认知因素也会对农户旅游济活动类型产生影响，如旅游经济行为的选择、旅游活动的参与等。东兰县在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中，需要合理地制定旅游政策，结合农户的生产特征做好宣传、发动等工作。
【关键词】东兰县;旅游开发;农户认知;行为响应
【中图分类号】TU9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688（2021）01-0149-04
1 研究背景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以推动全域旅游发展为主线，以推进旅游治理规范化、旅游发展全域化、旅游供给品质化、旅游参与全民化、旅游效应最大化为原则，加快推进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域旅游、旅游投资、旅游消费、乡村旅游等各项重点工作，按照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目标要求，加快建设世界旅游强国。如何提高农村旅游经济水平和发展能力是区域经济发展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东兰县地处广西西北部，云贵高原南缘，县域面积达2 415 km2，属典型的土坡与岩溶共生的中低山区。红水河贯穿县境西北至东南，东坡西岩，地貌构造呈北高南低走向。东兰县还是革命老根据地，是一代伟人邓小平战斗生活过的地方，也是红军著名将领韦拔群和共和国上将韦国清、中将韦杰等人的故乡，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县，县域内旅游资源十分丰富。
乡村旅游的发展被认为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当前大众旅游时代一个重要的旅行方式。与传統的旅游方式相比较而言，乡村旅游具有空间距离近、时间花费短、行程安排灵活、旅行产品的提供多样等优点，在促进农村发展和带动农民增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英国发展局（DFID）在1999年提出了PPT理论（Pro-Poor Tourism，有益于贫困人口发展的旅游），世界旅游组织在2002年又提出了ST-EP战略（Sustainable Tourism-Eliminating Poverty，消除贫困的可持续旅游），这些理论的呈现代表了社会学者们试图将发展旅游和消除贫困相结合，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缓解和消除贫困问题。欧盟（EU）等国际组织普遍认为乡村旅游就是利用乡村丰富的旅游资源开展旅游和经营的一种方式。国内外学者就乡村旅游的内涵及其发展途径展开了丰富的研究。国外学者Gilbert and Tung认为，乡村旅游的形式就是农户利用自身周边的旅游资源，为游客带来乡村旅游体验和活动的一种休闲方式。Bramwell and Lane提出，乡村旅游资源不仅能给游客带来农户体验，而且能够为游客带来生态、文化、环境等多方面的感官体验。乡村旅游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究。但是，针对乡村旅游的农户机制层面研究较少。农户是农村基本的生产生活单元，其生产过程对环境有重要影响，也是发展乡村旅游的重要力量。农户在乡村旅游开发中承担着重要的组织和实现功能，也是重要的见证者、参与者和实施者。受利益驱动，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的程度、广度在逐渐发生深刻的变化，乡村旅游发展中的利益问题越来越值得重视。相关研究表明，农户参与旅游开发对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学者们越来越重视其参与机制、渠道、形式和效益贡献。在贫困地区，农户参与乡村旅游适时开发带动了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户经济贫困落后的局面[2]，这对充分发挥当地旅游资源的特点及优势，推进农户自身能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旅游资源丰富且处在滇桂黔石漠化连片特困区的东兰县为研究区域，以农户对发展乡村旅游的认知与行为响应为切入点，分析农户发展乡村旅游认知对行为响应的作用机制，剖析农户对发展旅游经济的认识和参与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期为农户与乡村旅游经济关系的研究奠定基础，为科学地规划旅游基础建设和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模型构建与数据收集
2.1 研究模型的构建
本文基于农户对发展乡村旅游认知的特点，在参考赫越（2019）构建农户对发展乡村旅游认知影响因素模型的基础上，将影响农户对发展乡村旅游认知与行为响应分为3个维度：农户自身因素维度、农户对发展乡村旅游的认知维度、农户对发展乡村旅游的行为响应维度。据此，可以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表达如下：{1}农户自身因素与农户对发展乡村旅游的认知相关性;{2}农户对发展乡村旅游的认知与农户对发展乡村旅游的行为响应的相关性;{3}农户自身因素和农户对发展乡村旅游的认知叠加因素，以及农户对发展乡村旅游的行为响应的相关性。同时，考虑到本次调研数据较多，在农户发展乡村旅游的认知分析中，采用因子分析法，提取更高级别的因子，归纳总结因子之间的影响类型。
2.2 数据搜集与处理
2.2.1 问卷设计
选取银新月等学者于2018年进行的《农户对发展乡村旅游认知与行为响应问卷调查》作为问卷来源，总结出农户对发展乡村旅游认知的4类因素。问卷主要分为3个部分。将影响农户对发展乡村旅游认知和行为响应分为3个维度：{1}农户自身方面，包括性别、年龄、在本地居住时间、家庭月收入、教育程度、家庭人口数、家庭经济收入来源、家庭农业生产情况、家庭农业生产投入情况。{2}农户对发展旅游的认知，包括旅游对当地吸引外来投资的影响情况、发展旅游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情况、发展旅游对当地知名度的影响情况、政府的旅游开发状况（包括政府制定相关补偿政策合理，政府制定相关旅游政策促进旅游发展，政府注重当地旅游宣传）。{3}农户发展旅游的行为响应，包括直接参加旅游经营情况、政府提供旅游经营相关培训指导等。在这3个维度的数据收集中，在保证问卷量表题质量的基础上，尽量用简洁的语句概括影响农户对发展乡村旅游认知意愿的影响因素，题目指向明确。问卷的所有量表题采用的测量工具是李克特五级量表。 2.2.2 问卷发放
为了使得问卷调查科学合理，首先发放36份问卷，对其进行研究修改，然后再次发放110份问卷，总计146份问卷。问卷调查是一种发掘事实现状的研究方式，所得到的数据要具有真实性，最终结果才会具有正确性，反映事实现况。为确保论文所采用的问卷信度、效度有效，在正式发放问卷之前，作者在研究区开展问卷的预调查。利用DPS数据分析软件分析所收集到的数据，分析其信度与效度，确保问卷的有效性，之后通过多次因子分析剔除4个相关性不高的影响因素;对于被调查者提出的问题进行整理汇总，再对相关选项做出修改，最终确定正式发放的问卷。确定正式发放的问卷后，2020年6～8月开始收集问卷数据，采用网上发放问卷和实地调查的形式，对东兰县的农户发放了146份问卷。其中，回收146份问卷，有效问卷为124份，问卷有效率达85%。调查对象为东兰当地农户。随后将收集到的问卷整理后录入数据分析软件中。论文借助DPS9.0软件对录入的124份数据进行相关分析。
3 东兰县农户对发展乡村旅游的认知与行为响应实证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对农户自身因素等进行相关性分析之前，先对农户基本信息和认知信息及行为相应信息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3.1.1 农户基本信息统计分析
在调查得到的数据中，男性共44人，占35.48%，女性共80人，占64.52%，男女比例约1∶2，比例较均衡。从年龄来看，20岁以下20人，21～30岁69人，31～40岁7人，41～50岁20人，51～60岁7人，60岁及以上1人。从收入来看，家庭月收入2 000元以下36户，家庭月收入2 000～3 000元18户，家庭月收入3 000～4 000元26户，家庭月收入4 000～5 000元15户，家庭月收入5 000元以上29户。
3.1.2 農户对发展乡村旅游的认知和行为响应统计分析
从政府提供旅游经营相关培训的状况、政府制定相关补偿政策的合理程度、政府制定相关旅游政策能否促进旅游发展等16个方面，对农户的认知因素进行调查分析，采取李克特五分法对其进行统计，并从问卷星软件中导出相关数据。将农户参与旅游经营项目的行为响应分为农户参与旅游经营项目的类型和农户参与旅游经营管理情况两个类型，其中参与农户经营项目的类型包括餐饮类、住宿类、交通类、景区管理类、商品零售类、娱乐类、导游类和其他类;农户参与旅游经营管理的情况按照满意程度分为五级量纲并做统计学分析。
3.2 数据的t检验和信度分析
考虑到调研数据获取的外部条件及主观因素的影响，通过样本调查方法获得的数据会有误差，对统计结果产生显著影响。一般对可疑数据的检验采用的是t检验。通过t检验，可以对数据做出合理的剔除和取舍。采用DPS9.0软件，对前述的认知项和相应项共18项进行数据的t检验，结果表明，各题统计项Sig<0.05，且没有检测出异常值，不需要删除任何统计项。采用Cronbacha（Alpha）信度系数法，通过DPS软件计算Cronbacha系数，论文中问卷的一致性信度为0.964 3，在0.95以上，说明此信度良好，可继续展开分析。
3.3 相关分析
（1）自身因素与农户参与旅游经营项目类型的相关性分析。从农户参与旅游经济活动的响应类型来看，主要是本地的旅游资源了解程度、家庭农业生产情况两个因素对其有典型相关性，分析其原因也很显然。农户对旅游资源的了解程度，直接决定农户参与旅游经营活动行为响应的类型。只有对旅游资源深刻地了解，才能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实际情况，判断其从事旅游资源的种类和类型。从另一个因素来说，家庭农业生产情况也影响农户参与旅游经济活动的类型。因为其家庭农业生产的情况乃至其家庭农业生产的结构情况，都会影响其参与旅游经营活动的类型，所以在相关性分析中，呈现出典型相关性。
（2）自身因素与农户参与旅游经营管理满意程度的相关性分析。农户自身方面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在本地居住时间等。分析可知，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对本地的旅游资源了解程度、家庭月收入等因素成正相关。农户旅游开发响应行为与其家庭人口数、在本地居住时间、家庭经济收入来源、家庭农业生产情况、家庭农业生产投入情况对农户参与旅游经营的响应行为影响不大。
3.4 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是选取随机变量进行分类，比较元素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将联系比较紧密的变量分在同一类中。因子分析可分为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是因子分析的前提条件，利用DPS9.0软件对25个变量进行了相关的分析。在进行因子分析之前，对收集到的有效数据进行了KMO和巴特利球形效度检验。巴特利球形检验中.sig值为0.000，小于0.01，表明此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考虑到累积百分率的累计值，先提取两个因子。其累计百分率为84.336 0%，当提取4个因子的时候，累计百分率为90.117 5%，远远大于累计百分率大于80%的具体要求，符合因子提前的规定，因子提前具有典型统计学意义。
分析主因子1可以知道，主因子1到16个组成因子的特征值都大于0.8。说明主因子1的组成是非常多元，但发展旅游能增加收入情况、旅游提供就业机会情况、旅游给当地吸引外来投资情况、发展旅游对当地经济发展促进情况对因子的贡献更大，据此可以将这4个因子综合命名为发展旅游的经济推动因素。
同理，旅游思想观念提高情况、发展旅游改善当地环境状况、旅游资源有效开发和保护情况、对当地公共服务设施改善情况、当地道路交通条件改善情况等因子的贡献更大，将这5个因子综合命名为发展旅游的社会进步推动因素。
将政府提供旅游经营相关培训指导、政府制定相关补偿政策合理、政府制定相关旅游政策促进旅游发展、政府注重当地旅游宣传4个因子综合命名为政府的旅游发展推动因素。 将发展旅游能够提高当地知名度、发展旅游能改善当地社会治安、旅游使得邻里关系更加和谐这3个因子综合命名为发展旅游的文化推动因素，该归纳和命名也较符合旅游学基本理论。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以农户自身因素、农户对发展乡村旅游的认知和农户对发展旅游的行为响应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分别对农户自身因素与农户对发展乡村旅游的行为响应，以及农户认知因素和农户对发展乡村旅游的行为响应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采取帕森相关分析法进行相关分析，对影响农户认知的16个因子进行因子分析，找出共性因子，并予以重新命名。研究结論表明：就农户自身因素而言，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农户的性别及农户的农业生产收入都是影响农户发展旅游的行为响应的主要影响因素。反之，家庭人口数、农业生产规模等因素和浓厚的行为响应之间没有很好的相关性。从农户的认知影响因素对农户的行为响应之间的相关关系来看，农户的认知主要对农户的行为响应的满意程度产生影响，同时部分认知因子也会对农户的旅游经济活动类型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农户的家庭收入及农户对当地旅游资源的认知，但这些影响因素比较少。研究结果表明，这16个因子可以归并为四大类因素，即农户认知的经济推动因素、文化因素、政策推动因素和社会进步推动因素。
5.2 政策建议
通过因子分析法和相关因素分析法，我们可以基本判断出东兰县发展旅游乡村旅游的主要因素和主要推动动力。这就可以引导我们科学合理地制定旅游政策，主要是做好宣传发动，结合农民生产、种植的特点及农户文化程度等因素进行旅游政策的制定。建议如下：加大国家旅游开发的政策宣传力度;加大对旅游资源丰富地区的开发政策倾斜力度;考虑对农户给予交通、就医等补贴，增加基层就业的福利，扩大政策的引力。
参 考 文 献
[1]郭焕成，韩非.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综述[J].地理科学进展，2010，29（12）：1597-1605.
[2]Ruth Mcareavey，John Mc Donagh.Sustainable ru-ral tourism：Lessons for rural development[J].Journal of European Society for Rural Sociology，2011，51（2）：175-194.
[3]罗文斌.国外旅游可持续生计研究进展及启示[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93-100.
[4]郭倩倩，胡善风，朱红兵.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乡村旅游意向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3，27（12）：167-172.
[5]雷硕，甘慧敏，郑杰，等.农户对国家公园生态旅游的认知、参与及支持行为分析——以秦岭地区为例[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0，41（2）：16-25.
[6]王知常，叶歆怡，王嫒琳，等.美丽乡村建设经济背景下浙江农户环境认知与行为研究[J].南方农机，2019，50（11）：19，21.
[7]郝啸峰，王烁烁，吴瑛.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农户环保认知与农户行为问题的研究——以阿拉尔市为例[J].新疆农业科技，2019（2）：13-15.
[8]Gursoy D，Jurowski C，Uysal M. residentattitudes：A Structural Modeling Approach[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2，29（1）：79-105.
[9]Badola R，Barthwal S，Hussain S A. Attitudes of lo-
cal communities towards conservation of mangrove forests：A case study from the east of India[J].Estuarine，coastal and shelf science，2012，96：188-196.
[10]Johnson J D，Snepenger D J，Akis S.residents’perceptions of tourism development[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4，21（3）：629-642.
【关键词】东兰县;旅游开发;农户认知;行为响应
【中图分类号】TU9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688（2021）01-0149-04
1 研究背景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以推动全域旅游发展为主线，以推进旅游治理规范化、旅游发展全域化、旅游供给品质化、旅游参与全民化、旅游效应最大化为原则，加快推进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域旅游、旅游投资、旅游消费、乡村旅游等各项重点工作，按照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目标要求，加快建设世界旅游强国。如何提高农村旅游经济水平和发展能力是区域经济发展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东兰县地处广西西北部，云贵高原南缘，县域面积达2 415 km2，属典型的土坡与岩溶共生的中低山区。红水河贯穿县境西北至东南，东坡西岩，地貌构造呈北高南低走向。东兰县还是革命老根据地，是一代伟人邓小平战斗生活过的地方，也是红军著名将领韦拔群和共和国上将韦国清、中将韦杰等人的故乡，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县，县域内旅游资源十分丰富。
乡村旅游的发展被认为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当前大众旅游时代一个重要的旅行方式。与传統的旅游方式相比较而言，乡村旅游具有空间距离近、时间花费短、行程安排灵活、旅行产品的提供多样等优点，在促进农村发展和带动农民增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英国发展局（DFID）在1999年提出了PPT理论（Pro-Poor Tourism，有益于贫困人口发展的旅游），世界旅游组织在2002年又提出了ST-EP战略（Sustainable Tourism-Eliminating Poverty，消除贫困的可持续旅游），这些理论的呈现代表了社会学者们试图将发展旅游和消除贫困相结合，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缓解和消除贫困问题。欧盟（EU）等国际组织普遍认为乡村旅游就是利用乡村丰富的旅游资源开展旅游和经营的一种方式。国内外学者就乡村旅游的内涵及其发展途径展开了丰富的研究。国外学者Gilbert and Tung认为，乡村旅游的形式就是农户利用自身周边的旅游资源，为游客带来乡村旅游体验和活动的一种休闲方式。Bramwell and Lane提出，乡村旅游资源不仅能给游客带来农户体验，而且能够为游客带来生态、文化、环境等多方面的感官体验。乡村旅游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究。但是，针对乡村旅游的农户机制层面研究较少。农户是农村基本的生产生活单元，其生产过程对环境有重要影响，也是发展乡村旅游的重要力量。农户在乡村旅游开发中承担着重要的组织和实现功能，也是重要的见证者、参与者和实施者。受利益驱动，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的程度、广度在逐渐发生深刻的变化，乡村旅游发展中的利益问题越来越值得重视。相关研究表明，农户参与旅游开发对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学者们越来越重视其参与机制、渠道、形式和效益贡献。在贫困地区，农户参与乡村旅游适时开发带动了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户经济贫困落后的局面[2]，这对充分发挥当地旅游资源的特点及优势，推进农户自身能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旅游资源丰富且处在滇桂黔石漠化连片特困区的东兰县为研究区域，以农户对发展乡村旅游的认知与行为响应为切入点，分析农户发展乡村旅游认知对行为响应的作用机制，剖析农户对发展旅游经济的认识和参与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期为农户与乡村旅游经济关系的研究奠定基础，为科学地规划旅游基础建设和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模型构建与数据收集
2.1 研究模型的构建
本文基于农户对发展乡村旅游认知的特点，在参考赫越（2019）构建农户对发展乡村旅游认知影响因素模型的基础上，将影响农户对发展乡村旅游认知与行为响应分为3个维度：农户自身因素维度、农户对发展乡村旅游的认知维度、农户对发展乡村旅游的行为响应维度。据此，可以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表达如下：{1}农户自身因素与农户对发展乡村旅游的认知相关性;{2}农户对发展乡村旅游的认知与农户对发展乡村旅游的行为响应的相关性;{3}农户自身因素和农户对发展乡村旅游的认知叠加因素，以及农户对发展乡村旅游的行为响应的相关性。同时，考虑到本次调研数据较多，在农户发展乡村旅游的认知分析中，采用因子分析法，提取更高级别的因子，归纳总结因子之间的影响类型。
2.2 数据搜集与处理
2.2.1 问卷设计
选取银新月等学者于2018年进行的《农户对发展乡村旅游认知与行为响应问卷调查》作为问卷来源，总结出农户对发展乡村旅游认知的4类因素。问卷主要分为3个部分。将影响农户对发展乡村旅游认知和行为响应分为3个维度：{1}农户自身方面，包括性别、年龄、在本地居住时间、家庭月收入、教育程度、家庭人口数、家庭经济收入来源、家庭农业生产情况、家庭农业生产投入情况。{2}农户对发展旅游的认知，包括旅游对当地吸引外来投资的影响情况、发展旅游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情况、发展旅游对当地知名度的影响情况、政府的旅游开发状况（包括政府制定相关补偿政策合理，政府制定相关旅游政策促进旅游发展，政府注重当地旅游宣传）。{3}农户发展旅游的行为响应，包括直接参加旅游经营情况、政府提供旅游经营相关培训指导等。在这3个维度的数据收集中，在保证问卷量表题质量的基础上，尽量用简洁的语句概括影响农户对发展乡村旅游认知意愿的影响因素，题目指向明确。问卷的所有量表题采用的测量工具是李克特五级量表。 2.2.2 问卷发放
为了使得问卷调查科学合理，首先发放36份问卷，对其进行研究修改，然后再次发放110份问卷，总计146份问卷。问卷调查是一种发掘事实现状的研究方式，所得到的数据要具有真实性，最终结果才会具有正确性，反映事实现况。为确保论文所采用的问卷信度、效度有效，在正式发放问卷之前，作者在研究区开展问卷的预调查。利用DPS数据分析软件分析所收集到的数据，分析其信度与效度，确保问卷的有效性，之后通过多次因子分析剔除4个相关性不高的影响因素;对于被调查者提出的问题进行整理汇总，再对相关选项做出修改，最终确定正式发放的问卷。确定正式发放的问卷后，2020年6～8月开始收集问卷数据，采用网上发放问卷和实地调查的形式，对东兰县的农户发放了146份问卷。其中，回收146份问卷，有效问卷为124份，问卷有效率达85%。调查对象为东兰当地农户。随后将收集到的问卷整理后录入数据分析软件中。论文借助DPS9.0软件对录入的124份数据进行相关分析。
3 东兰县农户对发展乡村旅游的认知与行为响应实证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对农户自身因素等进行相关性分析之前，先对农户基本信息和认知信息及行为相应信息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3.1.1 农户基本信息统计分析
在调查得到的数据中，男性共44人，占35.48%，女性共80人，占64.52%，男女比例约1∶2，比例较均衡。从年龄来看，20岁以下20人，21～30岁69人，31～40岁7人，41～50岁20人，51～60岁7人，60岁及以上1人。从收入来看，家庭月收入2 000元以下36户，家庭月收入2 000～3 000元18户，家庭月收入3 000～4 000元26户，家庭月收入4 000～5 000元15户，家庭月收入5 000元以上29户。
3.1.2 農户对发展乡村旅游的认知和行为响应统计分析
从政府提供旅游经营相关培训的状况、政府制定相关补偿政策的合理程度、政府制定相关旅游政策能否促进旅游发展等16个方面，对农户的认知因素进行调查分析，采取李克特五分法对其进行统计，并从问卷星软件中导出相关数据。将农户参与旅游经营项目的行为响应分为农户参与旅游经营项目的类型和农户参与旅游经营管理情况两个类型，其中参与农户经营项目的类型包括餐饮类、住宿类、交通类、景区管理类、商品零售类、娱乐类、导游类和其他类;农户参与旅游经营管理的情况按照满意程度分为五级量纲并做统计学分析。
3.2 数据的t检验和信度分析
考虑到调研数据获取的外部条件及主观因素的影响，通过样本调查方法获得的数据会有误差，对统计结果产生显著影响。一般对可疑数据的检验采用的是t检验。通过t检验，可以对数据做出合理的剔除和取舍。采用DPS9.0软件，对前述的认知项和相应项共18项进行数据的t检验，结果表明，各题统计项Sig<0.05，且没有检测出异常值，不需要删除任何统计项。采用Cronbacha（Alpha）信度系数法，通过DPS软件计算Cronbacha系数，论文中问卷的一致性信度为0.964 3，在0.95以上，说明此信度良好，可继续展开分析。
3.3 相关分析
（1）自身因素与农户参与旅游经营项目类型的相关性分析。从农户参与旅游经济活动的响应类型来看，主要是本地的旅游资源了解程度、家庭农业生产情况两个因素对其有典型相关性，分析其原因也很显然。农户对旅游资源的了解程度，直接决定农户参与旅游经营活动行为响应的类型。只有对旅游资源深刻地了解，才能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实际情况，判断其从事旅游资源的种类和类型。从另一个因素来说，家庭农业生产情况也影响农户参与旅游经济活动的类型。因为其家庭农业生产的情况乃至其家庭农业生产的结构情况，都会影响其参与旅游经营活动的类型，所以在相关性分析中，呈现出典型相关性。
（2）自身因素与农户参与旅游经营管理满意程度的相关性分析。农户自身方面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在本地居住时间等。分析可知，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对本地的旅游资源了解程度、家庭月收入等因素成正相关。农户旅游开发响应行为与其家庭人口数、在本地居住时间、家庭经济收入来源、家庭农业生产情况、家庭农业生产投入情况对农户参与旅游经营的响应行为影响不大。
3.4 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是选取随机变量进行分类，比较元素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将联系比较紧密的变量分在同一类中。因子分析可分为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是因子分析的前提条件，利用DPS9.0软件对25个变量进行了相关的分析。在进行因子分析之前，对收集到的有效数据进行了KMO和巴特利球形效度检验。巴特利球形检验中.sig值为0.000，小于0.01，表明此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考虑到累积百分率的累计值，先提取两个因子。其累计百分率为84.336 0%，当提取4个因子的时候，累计百分率为90.117 5%，远远大于累计百分率大于80%的具体要求，符合因子提前的规定，因子提前具有典型统计学意义。
分析主因子1可以知道，主因子1到16个组成因子的特征值都大于0.8。说明主因子1的组成是非常多元，但发展旅游能增加收入情况、旅游提供就业机会情况、旅游给当地吸引外来投资情况、发展旅游对当地经济发展促进情况对因子的贡献更大，据此可以将这4个因子综合命名为发展旅游的经济推动因素。
同理，旅游思想观念提高情况、发展旅游改善当地环境状况、旅游资源有效开发和保护情况、对当地公共服务设施改善情况、当地道路交通条件改善情况等因子的贡献更大，将这5个因子综合命名为发展旅游的社会进步推动因素。
将政府提供旅游经营相关培训指导、政府制定相关补偿政策合理、政府制定相关旅游政策促进旅游发展、政府注重当地旅游宣传4个因子综合命名为政府的旅游发展推动因素。 将发展旅游能够提高当地知名度、发展旅游能改善当地社会治安、旅游使得邻里关系更加和谐这3个因子综合命名为发展旅游的文化推动因素，该归纳和命名也较符合旅游学基本理论。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以农户自身因素、农户对发展乡村旅游的认知和农户对发展旅游的行为响应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分别对农户自身因素与农户对发展乡村旅游的行为响应，以及农户认知因素和农户对发展乡村旅游的行为响应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采取帕森相关分析法进行相关分析，对影响农户认知的16个因子进行因子分析，找出共性因子，并予以重新命名。研究结論表明：就农户自身因素而言，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农户的性别及农户的农业生产收入都是影响农户发展旅游的行为响应的主要影响因素。反之，家庭人口数、农业生产规模等因素和浓厚的行为响应之间没有很好的相关性。从农户的认知影响因素对农户的行为响应之间的相关关系来看，农户的认知主要对农户的行为响应的满意程度产生影响，同时部分认知因子也会对农户的旅游经济活动类型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农户的家庭收入及农户对当地旅游资源的认知，但这些影响因素比较少。研究结果表明，这16个因子可以归并为四大类因素，即农户认知的经济推动因素、文化因素、政策推动因素和社会进步推动因素。
5.2 政策建议
通过因子分析法和相关因素分析法，我们可以基本判断出东兰县发展旅游乡村旅游的主要因素和主要推动动力。这就可以引导我们科学合理地制定旅游政策，主要是做好宣传发动，结合农民生产、种植的特点及农户文化程度等因素进行旅游政策的制定。建议如下：加大国家旅游开发的政策宣传力度;加大对旅游资源丰富地区的开发政策倾斜力度;考虑对农户给予交通、就医等补贴，增加基层就业的福利，扩大政策的引力。
参 考 文 献
[1]郭焕成，韩非.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综述[J].地理科学进展，2010，29（12）：1597-1605.
[2]Ruth Mcareavey，John Mc Donagh.Sustainable ru-ral tourism：Lessons for rural development[J].Journal of European Society for Rural Sociology，2011，51（2）：175-194.
[3]罗文斌.国外旅游可持续生计研究进展及启示[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93-100.
[4]郭倩倩，胡善风，朱红兵.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乡村旅游意向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3，27（12）：16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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