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篮—地理环境
　　如它的蒙语名称(tal，平原，草原)表述一样，乌珠穆沁草原的地理特征是平原，是舒缓和辽阔。以前我没留意这里缺少河流，没发觉井和水泡子(淖尔)只是脆弱的水源。乌珠穆沁或许就因此不能成为历史的中心，虽然它确是草原的奥深。不过小湖和水井即是尚无近忧，无论如何，天下还是数这儿牧草茂盛。
　　即便在古典时代，这片草原的辽阔也具有封闭作用，所以古老的磨制小刀能上溯匈奴时代。它还具有神秘的消融性，走马灯般过往的民族都渺无踪迹，剩下的蒙古语是唯一的通用语。考古是困难的：人群文化类近，包括游牧技术的传统都代代因袭。
　　谁也没有料到，当这里被铁丝网划分为以户为单位的私用营地以后，亘古的牧草居然不够吃了。一页已经呼啦翻过，一切都迎来了质的改变。
　　生命—春
　　对牧人来说没有比这个时期更重要的了，此时迎接的不仅是生命，也是财富。接羔季里，女人的作用无可替代。她们驯服(该说是劝服)不认羔的母畜的技巧和耐心让人叹为观止，接羔中她们哼着对奶歌的情景，是草原上最动人的场面。
　　由于生产对象和财富、家畜生命的一体化，在游牧世界中很少有无视生命的例子(如其他世界对私生子的歧视)。游牧技术的秘密，就在于唯牧民能如对待人一样，看待家畜的生命。不用说，在这干系重大的季节里，学龄儿童处于两难。牧区学校在这时放假，不仅由于忙、不仅由于儿童在接羔生产中分担着重要的任务，也因为：念书远不及接羔中的接触生命重要。为什么知识青年很少能独立地放牧一群羊？为什么外来户很难成为职业牧民？原因在于他们的血液中，缺少牧人式的文化和生命观念。
　　喜庆—夏(下)
　　在富裕的积累之上，文化和传统诞生了。
　　草原的游艺聚会，多是与游牧生产和传统宗教连接的。祭敖包，是最基本的丰足吉祥庆典。虽然也有“白月”(即汉地农历春节)的祭典，但它一般举行在夏末，水草膘情都最为肥美之际。百姓们惯用宗教意味清晰的词儿（nair）称呼它，而并不用意为戏耍的新词“那达慕”。近年来恢复了由喇嘛主持的方式，各庙宇在周密研究之后，排列了各地的当祭敖包。祭会的宗教内容有高僧们诵经，而赛马和摔跤，则是祭典中最基本的两项世俗竞技。
　　白色—夏(上)
　　白马比喻夏季的奶食和丰饶。
　　虽然有酷暑和暴雨，但是青草茂盛，马儿肥胖，舒适的日子毕竟来了。在繁忙的一春辛苦之后，人们搬到一个绿油油的夏营盘。羊群和人者懒洋洋的——羊群像粘在草地上一样原地吃草，人住得稳定，消磨着酷暑和丰腴。汉语中有一个词叫“驻夏”，它用以描写这种日子特别贴切，以致我总怀疑它来源于某种游牧的启发。
　　“白色食物”中包括奶食和奶酒。奶茶相对于无奶的黑茶，令人感到惬意。酸奶豆腐和鲜奶豆腐、黄油，以及美味的奶皮子，是食生活中的佳肴，相当于农民们的菜和肉。还有奶酒，它是一种低度的蒸馏酒，它供给了蒙古草原以最大的享受，当然也浇灌了愈来愈重的酗酒奢侈之风。
　　迁徙—秋
　　秋天的草结了实，而且前面就是可怕的严冬。在这个季节里，家庭大都把老小留在毡包或瓦房里，轻便出牧，追逐多汁饱油的草。走场(otor)这个词应该古老且多义。而在乌珠穆沁，词义变得狭窄，走场快要成了一个秋季的代名词。它的含义也衍变为多搬家、吃好草、少饮水，使牲畜油膘结实。当然，不排除冬天雪灾降临时的逃出围困。
　　游牧的本质就是迁徙。大约到1970年为止，乌珠穆沁草原的年迁徙数，大约有15到20次之多；也就是说，大约到西历1970年为止，游牧方式在北亚草原的存在，超过了二十几个世纪。
　　回忆起往昔秋季的走场，那是快意的时光。拆下毡包的顶子，落地搭一个三角窝棚。一两天移动一次，羊群就在跟前吃草。那是天空湛蓝、白云浓厚的季节，没有什么繁重的劳作，而羊群却一天天肥胖起来了。
　　雪国—冬
　　一年之中，有一半是严寒的冬季。气候在那时(仍以1970年为限)如古代一样冷，人越冬需要穿上皮裤、有马蹄袖的大羊皮的袍子、毡靴以及皮帽子。青营盘，避风坡，补充盐，种种经验决定着生死。
　　你再也看不见——穿着厚厚的羊皮德勒和方头毡靴，却能轻灵地跃马而上，马蹄溅起雪雾，寂寞地飞驰在白蒙蒙雪海。你再也看不见，那升起暖意的炊烟的、星点蹲踞于雪原的灰黑毡包了。
　　怕冷的人，未曾深思熟虑就慌张选择了更结实的土木房屋。人们已经快要忘了——车和毡组成的棚圈，也曾奇异地御寒。那时早上发抖的山羊挤在车下，死命挤到雪下取暖。无疑那样的防御是薄弱的，带有冬贮草的房子，自亘古以来就遥远地诱惑。
　　新时代的定居趁虚而人。从1984年畜群和草场实行分割，定居和草场私有化的发展迅疾如风。
　　如今返回乌珠穆沁，次第只见座座的房子，红瓦砖墙，遥遥蜿蜒的铁丝网，阻断道路。难得见英武的骑手从山顶冲雪而下。现在的放牧——每天把羊群赶进铁丝网就是了。草地不争气地褪化了。拨开稀薄的草根，阴险的沙，已经露出。自夸草海的乌珠穆沁，破天荒地感到了牧草的穷匮。
　　加上不祥的暖冬，加上无雪的黑灾。不到十年，新的疑虑已使人惴惴不安。
　　血脉—社会
　　几个不同来源的家族，恰好就是一个小小社会的几块基石。如同农耕地区，如同一切东方的民族一样，所有政治的、阶级的和表面的争斗和睦，都围绕着这种家族关系展开。
　　在牧区，家族和家庭的第一含义是生产性的——家，是一座ger(毡包)或一组ayil(邻居)，是一个男出牧女守夜的牧人小组，是一个天衣无缝的游牧单位。
　　俄国蒙古学家弗拉基米尔佐夫留意了游牧历史中的“阿寅勒”(ayil，就是主人家庭及其辅助的毡包)。但是“阿寅勒”(ayil)只是最小的游牧细胞，而整个的系列应是：一个家(ger)、一个家和依附的邻里(ayil)家族(ayimay)、社会(nigem)。
　　每逢社会剧烈地变动，人们就退回到家里。这是最后的壳。而几个血缘维系的家，即家族，则是可信任的堡垒。在集体所有制瓦解以后，它更牢固地成为乌珠穆沁的互助组织。
　　不过牧民种的是草海万顷，卖的是商品牛羊，手里不是拥有麦子而是现金。所以一种用金钱解决问题的形式，在暗中取代互助。
　　牧人—人
　　古老的游牧生活造就了“malcin”，即牧人。
　　他们仿佛被天特意生于斯土，男女老幼都悄然嵌人于自己的位置，既无一分多余，也无一分短少。生下来他们就似乎有一些天赋，比如辨识牲畜的神秘视力。但谁又都只具备自己的一角本事，所以必须女靠男、长靠幼。观察久了，只觉得那里的男女拼成一对，便活脱如一个浑然的太极。加上长者和小孩，大家各司其职，男驰骋女挤奶，老人警示经验，儿童承担仔畜——家庭便俨然是一艘草海里不沉的船。
　　之所以骑手喜欢歌颂母亲，不过是因为那些女性太奇妙了——她们快活、大方、强韧、宽容。生育次日便下地劳动，创造一半财富却安分随命。牧人组成的家里，男女各有不同的分工，一般说来男外女内，只是外人不知这“内”的一半有多重要。组成家的牧人在游牧活动中如乳融水，他们的游牧生产和他们的个人生活丝丝人扣，亦生活亦劳作的形态不可思议。
　　朋友—畜
　　mal，也就是牲畜，才是这个世界的真正核心。
　　与活着的牲畜相依为命的方式，造就了这个世界的许多性格。面对生命的存在，造就了完全异于农耕或都市的思维。也许，农民们很难理解——在远处的草地里，那些人不单单是在受苦和劳累，不是对着死板的土壤。马有骏马，牛通人性，农与牧是不一样的。人性被牛马驼羊的生命引诱启发了，活泼的家畜，给了人以一种有情调的生活。
　　mal：牛、马、羊、山羊、驼，合称五畜。匈奴云“使我六畜不蕃息”，可能加上了耗牛。它们是牧人的依靠，也是牧人的朋友。至于狗，这种更加性灵的家伙虽不可或缺，但它不算牲畜。
　　古歌—艺术
　　环境和生活的调子，创造了艺术形式。马鬃和肠弦相摩擦，奏出的音质只会是悲凉的。马头琴的物质特性，使它完成了对舒缓的蒙古古歌的伴奏。当然应该是歌在前、乐器在后。但细细端详它，马头琴起源的古老是无疑的。
　　当我说这都是来自它们丰富的环境时，好像概括还没有达到全面——游牧世界的确并非那么缺乏变化。还是用天山做比较——哈萨克崇山峻岭的牧区，就与乌珠穆沁大不相同。无独有偶，诞生于那里的另一类被造的乐器，是琴声急促宛如蹄音的冬不拉。也许西亚融人的血性更在意纵马的快感，所以冬不拉表现了骑马的行动方式。
　　这种马鞍之歌是最随意的歌曲。它们的曲调只有大概，歌词可以即兴增删。在颠簸中，直到唱得胸臆吐尽心腹痛快时，它才最后获得完成。
　　同样，这样的音乐形式，不时也遭农耕和市井出身的人报以哈欠。但牧人并不寂寞，他们可以去对牛弹琴。在时间大河之中，在20个世纪的吟唱里，游牧的文明，丰满起来了。
　　马头琴在两根肠弦间奏出的低沉呜咽，强调了蒙古大草原的平坦感觉，也暗示了它的单调。它与随之而起的歌子唱和，一唱三叹地重复真知，抒发胸中的惆怅。我第一次听到这种歌就被它俘虏了。谁能解说它呢？那难言的预感，朴素的比兴，宿命的思想，韵脚的滋味!
　　马林诺夫斯基提出过文化的纵深构造。他说文化由物质的、行动的，以及精神的三元构成。在如此五种牲畜一片牧草、颠簸鞍上迁徙不已的—物质和行动之后，蒙古的心情，草原的精神是什么呢？
　　作者简介
　　张承志，男，回族，1948年生于北京。原籍山东省济南市。曾供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海军创作室、日本爱知大学等处。现为自由职业作家。1978年开始笔耕。曾获第一届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二、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已出版著作30余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理想主义气质”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