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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一直占据经济议题的重要位置，而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普通民众对财富的不平等产生更强烈的质疑。而这种财富不平等不仅影响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影响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目前发生的“占领华尔街”和平示威活动，上千名示威者走上华尔街街头，抗议美国政治钱权交易、政党恶斗和贫富不均。“占领华尔街” 抗议者打出口号：“我们代表社会的99％，不再忍受那1％的贪婪与腐败。”
中国同样面临巨大的家庭财富差异，而且这种差异正日益加剧。中国的基尼系数尽管有不同的测算，但普遍认为超过了0.4，即超过了所谓的“国际警戒线”，被认为处于比较危险的境地。那么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其有关贫富差距有何经验教训，能否资鉴中国呢？
失衡的财富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家庭财富差异的现状。美国最权威的家庭财富数据之一“消费者理财调查”显示，从1983年到2007年的八次统计调查中，1％ 的家庭一直拥有35％左右的财富。而具体到财富结构，即便是中产阶级也和1％的超级富有家庭存在巨大的差异。
以2007年的调查结果为例，位于财富分布中20％－80％的中产阶层，他们的自住房产是家庭财富的主要来源，占65％；其次是养老金占13％,商务和非自住房产占9％，以及流动性资产比如银行存款占8％。而超级富有的1％的家庭，自住房产仅占总资产的10％, 大量财富来源于商务和非自住房产占52％，以及有价证券占25％。
处于财富金字塔底层的低收入阶层，其财富结构比中产阶层更趋于单一化，很多家庭的银行储蓄金额不足以支撑短期失业，更有不少家庭甚至没有储蓄账户。正是由于缺乏足够的储蓄，在金融危机带来的失业大潮中，很多失业者无法支付房贷或房租，甚至最基本的水电账单的支付都面临严重困难。
大量家庭靠预支养老金账户里的资金来应付眼前的经济困难，并为预支交纳大量罚金，更有不少家庭因无力偿还房贷而被迫法拍。金融和房产危机已使得股票和房产缩水，而就业危机及储蓄不足使净财富在本来就受金融危机的打击下进一步减少，财富结构进一步恶化。
美国的应对
金融危机恶化贫富差距问题，尤其是使得贫困人口数量激增，促使美国政府对财富不平等及“亚健康”的财富结构开始进行反思，并思考应对之策。
美国政府有不少针对信托、私人基金会等产权模式的税收优惠政策。但长期以来，这些税收优惠政策主要受益者却是高收入阶层。而很多中低收入家庭无法享受这些优惠，比如雇用税务律师及构造税盾。
事实上，中低收入家庭可能无法负担雇用税务律师的费用，进而未能享受税务律师的专业服务带来的税收优惠。这种税收优惠最终落不到“最需要税收优惠的家庭”，反而“最不需要税收优惠的家庭”得到了这种优惠。错置的税收优惠政策也是美国政府目前遭受较多批评的政策。
也许是因为意识到税收政策上的不足，在新近推行的财富政策中，政府开始致力于促进低收入家庭的财富增长，以及鼓励储蓄。比如政府大力推行理财教育，在中小学就推广储蓄游戏，鼓励学生将零花钱存起来；对于初次购房者有投资理财的课程，很多公司会请专员做理财讲座合理分配养老金。这些对于普遍缺乏储蓄意识的美国家庭来说，起到了促进其积累和增长财富的作用。
拥有房产被普遍认为是实现美国梦的途径之一。过去美国政府大力支持房产政策，而忽视了对贷款风险的监管，导致继“次贷危机”和2008年的经济危机爆发后，很多低收入家庭被迫法拍。
政府也开始反思，拥有房产并不是对所有家庭都是最优的选择。在房价大幅度回落时应有必要的防范措施，比如最近美国修改贷款条例，将15年还清修改为30年还清，从而缓解还贷压力，以及加强对“次贷市场”的监管。
反思与启示
诚然，中美国情不同，对合理的财富构成定义也不同。但美国政府对财富政策的反思，以及后续改革的推进，值得中国借鉴。
对中国而言，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投资渠道的缺乏。中国的资本市场迫切需要解决劳动者的资产性收入增值。这是中央曾经提出并想解决的问题，但现实是还没有足够的政策和制度的支持。股市应承担一大部分这种职能，可现在的中国股市已然成为单一的企业融资的财富池，投资收益功能弱化，没有投资红利，便只能是炒资（股）。现在国家政府已感到危机，允许养老金入市，这是权宜之计。可能解决眼前一时的矛盾，但解决不了长远的问题。
笔者以为，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是要建立完善的投资收益公平机制，制定上市公司资本红利的制度性、法规性安排。这样的制度安排，才有可能解决好劳动者的财产性收入问题。
笔者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强化我国的财富政策，以促进健康的财富结构和财富分布：第一，我国家庭的财富构成中，养老财富所占比重非常小。而在从养儿防老到自有资产养老的变迁中，养老金市场化及增加养老金在财富中的比重刻不容缓。
第二，增加财富构成的多元化，以抵御某一种金融风险对财富造成的巨大损失。比如把所有的钱都投于股市或投于自住房以外的房产，都有潜在风险。当然在这一方面，如前所述，中国的资本市场需要增加更多资本收入增值的渠道，老百姓才有更多的投资机会。
第三，强化对房地产市场的监管，合理调控房市。没有限购的美国经验表明，更多的人会把钱投入房地产市场，价格持续走高，一旦到泡沫破裂的一天，把所有家产投进房市的老百姓受害最深。从美国2009年的金融危机来看，房价下跌比房价上涨带来的经济问题要严重得多。尽管限购政策的实际效应有待进一步观察，但限购政策是可以起到抑制房价进一步上涨，也可有效防范房价大幅度下降。
第四，和美国一样，我们也缺乏针对中低收入家庭的财富政策。而针对中国的二元化经济结构，财富政策也应考虑广大农村家庭。借鉴美国的个人发展账户，可考虑为中低收入家庭建立税收减免的教育储蓄账户或购房储蓄账户。
第五，金融理财教育。我们对股民的教育比较充分，“投资有风险，入市须谨慎”已是耳熟能详，但对房地产投资的教育却不是很充分。对盲目投资房产，比如最近大街小巷贴满的投资美国房地产的广告，我们需要对其成本、收益、潜在风险都有一个全面的了解。风险教育是很有必要的。
作者为美国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经济学家
目前发生的“占领华尔街”和平示威活动，上千名示威者走上华尔街街头，抗议美国政治钱权交易、政党恶斗和贫富不均。“占领华尔街” 抗议者打出口号：“我们代表社会的99％，不再忍受那1％的贪婪与腐败。”
中国同样面临巨大的家庭财富差异，而且这种差异正日益加剧。中国的基尼系数尽管有不同的测算，但普遍认为超过了0.4，即超过了所谓的“国际警戒线”，被认为处于比较危险的境地。那么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其有关贫富差距有何经验教训，能否资鉴中国呢？
失衡的财富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家庭财富差异的现状。美国最权威的家庭财富数据之一“消费者理财调查”显示，从1983年到2007年的八次统计调查中，1％ 的家庭一直拥有35％左右的财富。而具体到财富结构，即便是中产阶级也和1％的超级富有家庭存在巨大的差异。
以2007年的调查结果为例，位于财富分布中20％－80％的中产阶层，他们的自住房产是家庭财富的主要来源，占65％；其次是养老金占13％,商务和非自住房产占9％，以及流动性资产比如银行存款占8％。而超级富有的1％的家庭，自住房产仅占总资产的10％, 大量财富来源于商务和非自住房产占52％，以及有价证券占25％。
处于财富金字塔底层的低收入阶层，其财富结构比中产阶层更趋于单一化，很多家庭的银行储蓄金额不足以支撑短期失业，更有不少家庭甚至没有储蓄账户。正是由于缺乏足够的储蓄，在金融危机带来的失业大潮中，很多失业者无法支付房贷或房租，甚至最基本的水电账单的支付都面临严重困难。
大量家庭靠预支养老金账户里的资金来应付眼前的经济困难，并为预支交纳大量罚金，更有不少家庭因无力偿还房贷而被迫法拍。金融和房产危机已使得股票和房产缩水，而就业危机及储蓄不足使净财富在本来就受金融危机的打击下进一步减少，财富结构进一步恶化。
美国的应对
金融危机恶化贫富差距问题，尤其是使得贫困人口数量激增，促使美国政府对财富不平等及“亚健康”的财富结构开始进行反思，并思考应对之策。
美国政府有不少针对信托、私人基金会等产权模式的税收优惠政策。但长期以来，这些税收优惠政策主要受益者却是高收入阶层。而很多中低收入家庭无法享受这些优惠，比如雇用税务律师及构造税盾。
事实上，中低收入家庭可能无法负担雇用税务律师的费用，进而未能享受税务律师的专业服务带来的税收优惠。这种税收优惠最终落不到“最需要税收优惠的家庭”，反而“最不需要税收优惠的家庭”得到了这种优惠。错置的税收优惠政策也是美国政府目前遭受较多批评的政策。
也许是因为意识到税收政策上的不足，在新近推行的财富政策中，政府开始致力于促进低收入家庭的财富增长，以及鼓励储蓄。比如政府大力推行理财教育，在中小学就推广储蓄游戏，鼓励学生将零花钱存起来；对于初次购房者有投资理财的课程，很多公司会请专员做理财讲座合理分配养老金。这些对于普遍缺乏储蓄意识的美国家庭来说，起到了促进其积累和增长财富的作用。
拥有房产被普遍认为是实现美国梦的途径之一。过去美国政府大力支持房产政策，而忽视了对贷款风险的监管，导致继“次贷危机”和2008年的经济危机爆发后，很多低收入家庭被迫法拍。
政府也开始反思，拥有房产并不是对所有家庭都是最优的选择。在房价大幅度回落时应有必要的防范措施，比如最近美国修改贷款条例，将15年还清修改为30年还清，从而缓解还贷压力，以及加强对“次贷市场”的监管。
反思与启示
诚然，中美国情不同，对合理的财富构成定义也不同。但美国政府对财富政策的反思，以及后续改革的推进，值得中国借鉴。
对中国而言，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投资渠道的缺乏。中国的资本市场迫切需要解决劳动者的资产性收入增值。这是中央曾经提出并想解决的问题，但现实是还没有足够的政策和制度的支持。股市应承担一大部分这种职能，可现在的中国股市已然成为单一的企业融资的财富池，投资收益功能弱化，没有投资红利，便只能是炒资（股）。现在国家政府已感到危机，允许养老金入市，这是权宜之计。可能解决眼前一时的矛盾，但解决不了长远的问题。
笔者以为，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是要建立完善的投资收益公平机制，制定上市公司资本红利的制度性、法规性安排。这样的制度安排，才有可能解决好劳动者的财产性收入问题。
笔者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强化我国的财富政策，以促进健康的财富结构和财富分布：第一，我国家庭的财富构成中，养老财富所占比重非常小。而在从养儿防老到自有资产养老的变迁中，养老金市场化及增加养老金在财富中的比重刻不容缓。
第二，增加财富构成的多元化，以抵御某一种金融风险对财富造成的巨大损失。比如把所有的钱都投于股市或投于自住房以外的房产，都有潜在风险。当然在这一方面，如前所述，中国的资本市场需要增加更多资本收入增值的渠道，老百姓才有更多的投资机会。
第三，强化对房地产市场的监管，合理调控房市。没有限购的美国经验表明，更多的人会把钱投入房地产市场，价格持续走高，一旦到泡沫破裂的一天，把所有家产投进房市的老百姓受害最深。从美国2009年的金融危机来看，房价下跌比房价上涨带来的经济问题要严重得多。尽管限购政策的实际效应有待进一步观察，但限购政策是可以起到抑制房价进一步上涨，也可有效防范房价大幅度下降。
第四，和美国一样，我们也缺乏针对中低收入家庭的财富政策。而针对中国的二元化经济结构，财富政策也应考虑广大农村家庭。借鉴美国的个人发展账户，可考虑为中低收入家庭建立税收减免的教育储蓄账户或购房储蓄账户。
第五，金融理财教育。我们对股民的教育比较充分，“投资有风险，入市须谨慎”已是耳熟能详，但对房地产投资的教育却不是很充分。对盲目投资房产，比如最近大街小巷贴满的投资美国房地产的广告，我们需要对其成本、收益、潜在风险都有一个全面的了解。风险教育是很有必要的。
作者为美国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