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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2月26日，吴忠将军在海南因车祸不幸逝世，卒年七十一岁。虽然他十年前已从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岗位上离休，但身体一直很健康，精力充沛，思维敏捷。吴忠将军意外地过早辞世，使了解他的老首长、老战友、老部下都痛惜不已。
差堪欣慰的是，吴忠将军的悬案经过历时十年的审查，终于在他有生之年作了结论。1987年6月30日中央军委批准的北京军区党委《关于吴忠同志问题的审查结论》明确指出：“吴忠同志一九七一年三月至一九七七年九月，在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市委书记(分管政法)期间，没有参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去世后，经总政治部审定的《吴忠同志生平》中又写道：吴忠同志“在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六年粉碎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坚决执行中央的决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觉悟。”
毛主席确实说过“吴忠有忠”，但有关传言多有不实
吴忠是在1967年5月由某军军长升任沈阳军区参谋长到职前奉调进京的。先任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员，不久晋升司令员。在首都，他的职务不算高，但岗位重要，责任重大，又赶上“史无前例”的动乱岁月，处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故而能引起较大范围的瞩目，有关他的传言也比较多。特别是毛主席说过的“吴忠有忠”，居然有多种“版本”。1995年出版的一本《共和国演义》如是表述：1976年在天安门前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革命群众运动被镇压后，王洪文向毛泽东进言：“吴德和吴忠起了重要作用。”毛笑着说，“北京有二吴，吴德有德，吴忠有忠。”这本书的序言宜称：“全书的绝大部分主要情节完全取自可靠的公开的史料，只在一些次要情节上有虚构，这些虚构的次要情节也是有可靠的史料作依托的，符合书中人物的身份、思想和当时的环境。”
毛主席的确讲过“吴忠有忠”，但“当时的环境”并非《共和国演义》所云，仅在时间上就相差五年之久。真实情况是：1971年庐山会议后，毛主席到南方各地视察，途中查觉到林彪一伙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当机立断，急返北京。9月12日下午，毛主席回到丰台，在专列上紧急召见北京军区和北京市主要负责人，吴忠是应召在场的四位负责人之一。毛主席讲到庐山会议一些人搞阴谋，五个常委隐瞒三个。这时，吴忠说：“主席，可能有坏人吧!?”毛主席看着吴忠点点头说：“你讲得对，吴忠有忠。”事实如此，当时在场的人大都还健在。如果说毛主席讲“吴忠有忠”是一个可以虚构的“次要情节”，不知《共和国演义》的作者进行虚构时，究竟有哪些“可靠的史料作依托”?
吴忠因何堪称“有忠”，毛主席没作过具体说明。人们对此有许多议论。有人说，毛主席历来讲话诙谐、风趣、洒脱，讲这句话也是脱口而出，未必有什么深意；有人说，毛主席到南方视察，一路上向沿途的党政军领导打招呼，引导他们看穿林彪一伙的阴谋，讲这句话是对吴忠的政治敏感表示赞赏和褒奖；有人说，毛主席感到“山雨欲来”，一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迫在眉睫，首都卫戍司令身居要害部门的关键岗位，讲这句话是对吴忠的争取和托付……
与吴忠一起战斗和工作过的同志则更愿意相信，毛主席讲这句话是出于对吴忠的了解和信任。吴忠1933年十四岁时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秋加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小小年纪就参加了万源保卫战和嘉陵江战役，又在长征中三过草地，历尽艰辛而毫不动摇。他数十年的战斗生涯富有传奇色彩，因英勇善战而屡受上级领导褒奖。抗日战争时期，吴忠带领部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打了许多漂亮仗。特别是担任紧张支队长期间，以灵活机动的战术不断重创日伪军，为保卫冀鲁豫边区中心区起了重要作用。解放战争时期，吴忠率部转战千里，从冀鲁豫一直打到大西南。在巨野战役中，时任团长的吴忠亲自率领约两个连的兵力突入敌军王牌部队一个加强团据守的章缝集，在与上级失去联系、被敌人重重包围、部队伤亡很大、自己身负重伤的情况下，指挥分属三个团的数百名勇士坚守阵地一天一夜，配合主力内外夹击，歼敌整编十一师三十二团三千余人。1947年底，吴忠奉命率部护送刘伯承等中原野战军及中原局领导同志和机关，自大别山北渡淮河，乘敌之隙，隐蔽开进，胜利完成了任务。在淮海战役中，吴忠率领第二十旅飞舟堵黄维，参加阻击和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连战连捷。1949年吴忠任师长，先后率部参加渡江战役、衡宝战役和解放大西南的一系列战斗，战绩卓著。1950年执行进藏任务时，吴忠奉命率先遣部队首先抵达康北重镇甘孜，度过一段艰苦的日子，后参与组织指挥昌都战役，一举歼灭反动藏军五千七百余人，为和平解放西藏铺平了道路。1951年7月吴忠从军事学院毕业后即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二军三十一师师长。在上甘岭战役中，他率部浴血奋战二十五个昼夜，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
在战争年代，吴忠出生入死，七次负伤，从普通一兵成长为高级指挥员。朝鲜停战回国后，出任我军新建的第一机械化师师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时年三十四岁。
毛主席身为我军最高统帅，麾下战将如云，对吴忠究竟了解到何种程度，恐怕史学家也难作精确的考证。其他关于“吴忠有忠”出言之根由的种种议论，也都是猜测成分居多。但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吴忠本人对毛主席说的“吴忠有忠”，当时并不在意，过后绝口不提。只是粉碎了林彪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毛主席讲“吴忠有忠”一说传开之后，他才结合回忆斗争过程，以此说佐证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北京卫戍区及其领导人是极为关注的，意在教育所属部队官兵认清自身非同一般的使命，更加自觉地克尽职守。
在关键时刻吴忠是一颗举足轻重的“棋子”
《共和国演义》说，“吴忠有忠”传到民间就变成了“吴忠无忠”。吴忠将军不在了，死者不能与生者对话。即便他在世时，也从来没有就这个话题为个人争辩过什么。他倒曾对儿女们说过：“一个人的历史是自己用行动写成的。不在乎谁说了你什么，要在乎你做了些什么。”可见吴忠对毛主席说的“吴忠有忠”有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态度。
吴忠究竟“有忠”还是“无忠”?不在人言，而在己行。组织上所作的结论和评价，当然也主要是根据他在重大关键时刻的行动取向、所作所为和实际产生的效果。
1971年9月12日深夜，“副统帅”林彪带着老婆、儿子，从山海关军用机场爬上私调的飞机出逃叛国；同时还有一架直升机由京郊沙河机场起飞，航向也是林彪座机飞去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事件突发，形势严峻，周恩来总理亲自坐镇人民大会堂，连夜召集有关方面领导同志传达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进行应急部署，吴忠也在其中。周总理指定吴忠等人负责执行北京地区紧急战备戒严令。吴忠在贯彻落实周总理的指示中，许多时候要亲临一线直接指挥和 处置。13日凌晨，北京附近各机场奉命封闭。吴忠命令进驻机场的戒严部队：真枪实弹对准跑道并设置障碍物，如有飞机强行起飞，立即开枪开炮；将所有飞机上的油料全部抽出来，加派岗哨看好油库。由于考虑严密，部署周到，确保万无一失，周总理听汇报后十分满意。13日当天，林彪一伙在北京的五处秘密据点被查封。吴忠到每个点上指导执行任务的卫戍区干部细致检查，查获了许多重要罪证。为了加强北京地区战备力量，中央命令隶属关系不同的十个师由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遇到这样严重复杂的局面，指挥多达十个师的部队，准备对付可能内外勾结来颠覆我社会主义祖国的敌人，这对吴忠来说，是带兵以来第一次。但他临危受命，义无反顾，沉着果断，指挥若定。吴忠率先提出了南口、首都机场、保定以北等重点防御地区和防空降、防机降、防机械化集群突袭等作战方式。这一备战方案报中央批准后，吴忠主持各师主官以上干部参加的作战会议，作了传达布置。
从沙河机场起飞的直升飞机迫降在怀柔县境内，被卫戍区派出的搜寻部队和当地民兵包围。吴忠接到从现场打来的电话后，遵照周总理在人大会堂当面交待的“严密搜寻，人机并获，将情况直接报告中央”的应急措施，向现场指挥干部下令：“严密封锁机降地域，保护好现场，将俘获人员和机上物品立即押送卫戍区，要保证路上绝对安全。”部队搜获的机上物品，经吴忠等亲自动手清点后，迅即上报毛主席和周总理。劫持直升飞机外逃的林彪死党周宇驰畏罪自杀，自杀前撕毁了一些信件。在现场找到的零星碎片一点一点拼起来看，有林彪亲笔反革命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传达的命令办”和林彪集团“小舰队”人员名单等重要罪证。其中一封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胜”字只剩“生”旁，缺“月”旁。吴忠知道事关重大，指示某团团长张前进“务必找到”。张团长带一个班到现场又找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在小雨后泥泞的地上找到了这片比小指盖还小的碎纸。此前，周总理在人大会堂曾将这封信给黄永胜看，希望他能悔悟。黄永胜和吴法宪都假装糊涂，说没听说过空军有叫“黄永生”的人。后来找到“月”旁，周总理又一次给黄永胜看，黄即瘫坐在沙发上。被捉获的林彪死党李伟信是直升飞机上重要的活口，吴忠连夜对李进行审讯，李供出“五七一工程纪要”。这都对彻底粉碎林彪反党集团起了重要作用。
在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吴忠同样是党中央运筹的“大棋局”中一颗举足轻重的“棋子”。逮捕王、张、江、姚及其余党并对他们隔离审查、严加看管，控制通讯社、报社和广播电台、电视台等被“四人帮”把持的新闻媒体，护卫党中央和其他党政枢纽部位，稳定首都局势和社会秩序，许多环环相扣的重大举措，都需要动用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部队。在当时极为复杂紧急的情势下，担负如此重任的部队必须绝对可靠，坚决听从中央的调动和指挥，行动中不出任何纰漏和闪失。要做到这个程度，关键在于主官。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对包括吴忠在内的京畿地区掌兵人慎重衡量并寄予厚望。华国锋找吴忠谈话，吴对华保证卫戍区绝对可靠。当时叶帅被迫“半靠边”，在西山养病。吴忠到西山检查警卫工作时，叶帅主动与他接触，言谈中格外注意吴忠对“四人帮”的态度。国庆节前夕，叶帅又特意叫苏振华约吴忠到密云水库“玩玩”。苏振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任纵队政委时，吴忠任旅长，是吴忠的老领导，“文革”中挨整“靠边”。吴忠调京后，不避嫌疑，常去看望，两人无话不谈。这次见面时，吴忠对苏振华说：“请您转告叶帅，卫戍部队绝对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挥。”叶帅找老同志运筹中还有一点不放心：张春桥有个在报社工作的弟弟常去京郊某坦克部队活动，万一该部有人被蛊惑，坦克进城怎么办?研究这个问题时，吴忠回答：“这个部队大门口就驻有警卫师的坦克团。卫戍区的坦克比他们只多不少，加上反坦克火炮，足以保证首都的绝对安全。”不久，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陈锡联电话通知吴忠到他的住处，当面交代遵照中央安排，动用卫戍部队参与解决“四人帮”的行动。吴忠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早已愤懑在胸，他当即明确表态，更使中央坚定了早日解决“四人帮”的决心。
坚决抵制林彪、江青一伙的驱使利用
毋庸置疑，中国人民解放军言忠尽忠，只能是忠于党，忠于祖国和人民。在这个意义上的“有忠”，集中体现在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吴忠过去带兵打仗，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而在“史无前例”的动乱岁月，面临的情况与战争年代有很大的不同。“文化大革命”发动者的失误为奸佞所乘，林彪、江青之流窃据中枢要职，把持了党和国家乃至军队的相当一部分权力。在这样的非常时期，首都卫戍部队要做到不被野心家、阴谋家驱使利用，这对于卫戍区司令吴忠将军来说，无疑是空前严峻的考验。
吴忠一向以“不混官作，不混饭吃”自律自勉，做事说话皆出自公心，从不为私曲意逢迎，苟合谬误。林彪、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搞阴谋，鼓吹“天才论”，指使党羽四处串联，拉人人伙为他们张目。北京组的聂元梓找到了吴忠，蛊惑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吴忠当即表示不愿同她谈论这样的问题，把她顶了回去，随即按组织系统将此情况报知中央。周总理针对这一严重动向，把“吴忠发现聂元梓搞串联活动”的一封信批转政治局传阅，并指示对聂元梓组织批判。1974年，已任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的王洪文要北京派人去学习上海的民兵工作。回来汇报时，吴忠认为上海的民兵工作北京不能学。他指出了三点：第一，上海的民兵是在“文革”中组成的，是一派群众组织的民兵，而北京还是原来的民兵组织。第二，上海的民兵权力很大，可以抓人，可以办案，北京不能那样办，不能取代公安机关。第三，上海的民兵与武装部是一个牌子、一个班子、一个党委，叫“三位一体”，等于取消省军区、军分区、武装部，这涉及体制问题，北京无权决定。吴忠拒绝在介绍上海民兵工作“新鲜经验”的会上讲话，也不同意下发会议纪要。“四人帮”插手军权、把民兵变成听命于他们的“第二武装”的阴谋，在吴忠这里碰了一个硬钉子。
《共和国演义》写道：逮捕“四人帮”前夕，“江青连请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和几个师长吃饭，吴忠按照江青的命令，调动部队前往人民大会堂、中南海一带布防。”这个虚构的情节更无任何“可靠的史料作依托”，也不符合吴忠及其属下师长们的“身份”和“思想”。吴忠历来看不惯江青的恶劣表演，对她避之犹恐不及。天安门事件后，吴忠为回避执行“挖后台”的指示，以有病为名要到颐和园疗养，看房过程中听说园内有江青的两处住所，立刻上车返回城里。途中对秘书说：“咱们到北戴河去，离这婆娘远远的!”更早些时候，在1971年和1972年的整风汇报会华北组会议上，江青两次伸着手对吴忠说“你欠了我的账”。吴忠知道，1968年初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同志被整时，江青诬陷傅崇碧冲中南海，用皮包撞 她，皮包里装着四支手枪。姚文元马上“作证”说，后边的汽车上还架着两挺机枪。傅崇碧蒙冤罹罪前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卫戍区机关经过多年的调查，根本没有此事。江青惟恐真相大白于天下，一再暗示吴忠编造假证为她圆谎，吴忠对她的无理要求一直置之不理。所谓吴忠吃江青之请、听江青之命调兵布防一说，纯属空穴来风。粉碎“四人帮”至今不过二十二年，人们不会不记得，当时的首都一枪未发，平静如常。如果江青能指挥拥有大量坦克、火炮的北京卫戍区数万之众，如果吴司令员和他屑下的师长们听命于江青集团，党中央又怎能如此顺利地解决“四人帮”?北京卫戍区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向“四人帮”写效忠信，没有一个人上他们的贼船，这些都是有案可查的。
在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勉力保护群众
在国难频仍、政局动荡的1976年春天，吴忠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巨星陨落，天地同悲，“四人帮”却强令不准设灵堂，不准戴黑纱，不准送花圈，激起了举国上下的强烈不满。吴忠对周总理怀有特别深厚的崇敬与热爱之情，对竟敢压制悼念活动的丑类异常气愤，尽最大的可能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作斗争。
清明节前，北京各界人民纷纷前往天安门广场敬献花圈，发表演说，朗诵诗词，悼念周总理，怒斥“四人帮”。吴忠指示广场执勤部队维持好秩序，帮助群众把花圈摆放妥当，加强巡逻，防止失火。4月3日，广场上已经摆满了花圈，吴忠指示警卫部队引导群众将花圈摆到长安街北的灰观礼台上。很快，灰观礼台上也摆满了，吴忠又指示天安门管理处开放金水桥北的红观礼台，让群众上去摆花圈。清明节当天，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十几天来，广场上的人少时数万，多时数十万，群情激动，但秩序井然，没有发生挤、踩伤亡事故和其它险情。
4月4日下午，已经离休的空军副司令员王定烈去人民英雄纪念碑悼念周总理时，巧遇老战友吴忠。他看见吴忠独坐车中，神情忧郁，遂上车交谈起来。吴忠说：“人民悼念周总理以及革命先烈，本是无可非议的事，现在，有人倚仗手中的权力，要禁止群众悼念。老王，我这个司令真难当啊!弄不好，他们会把老子当枪使。”言至此，早就憋了一肚子火的吴忠一改平时的儒雅，忍不住讲起了粗话：“我看那些失尽人心、作恶多端的王八蛋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尸王定烈说：“得民者昌，失民者亡。不过，现在几个调子说话，你的工作难度确实很大。你还是要注意，千万不要被人利用啊!”吴忠哼了声，笑着说：“想利用我，没门!”王定烈说：“这次看到你，我放心了。”
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卫戍区司令员所能左右得了的。还在4月3日，吴忠就同市委领导一起商定，邀请各界群众代表，征求对花圈处理的意见。代表们要求将花圈摆到4月6日，到时由群众自行取回。吴忠等同志认为这是个防止矛盾激化的办法，遂将此意见作为市委建议上报。4日晚，政治局会议已经基本同意了这个建议，不料江青接到一张外面送进来的字条，密报纪念碑前有人发表演说骂江青。“四人帮”借机在会上大闹起来。江青看看手表说，12点了，清明节已经过去了，马上把花圈撤了。他们蛮横坚持，迫使政治局决定当晚收花圈。吴忠听了传达后说：“这样搞问题就大了。”但政治局定了，不能不执行。市委连夜调了二百台车，将大部分花圈拉到八宝山，一部分制作精致的摆在中山公园。果然不出吴忠所料，5日上午，几万人涌向人大会堂和广场指挥部索要花圈。群众越聚越多，群情越来越激愤，少数人开始砸汽车、烧广场指挥部。事端是“四人帮”激出来的，压力直接落在北京市军政领导身上。
在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4月5日的政治局会议把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革命群众运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决定当晚合围天安门广场。王洪文提出凋十五万民兵，姚文元要民兵带棒子。吴忠内心根本不同意把广场上的群众当反革命看待，在卫戍区研究怎样执行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保护群众。5日晚，市委派吴忠前往历史博物馆观察态势，授权他相机行事。吴忠看到广场上约有数十万群众，马上想到几年前工人体育馆散场失控的血的教训。如果对这么多群众实行合围，混乱中不知要踩死踩伤多少人!为了让更多的群众有时间离开险境，吴忠一次又一次提出迟滞行动的托辞：赶上星期天，集中民兵难；先到的民兵女的多，执行这种任务难；东西长安街封闭，郊区民兵到位难……。“四人帮”频频“督战”，吴忠一拖再拖。他知道公共电车汽车11点收车，加上现场广播反复劝说，广场上聚集的群众会有不少赶末班车回家。直到夜里11点钟，吴忠才下令行动。警卫部队是手牵着手围过去的，到达纪念碑北侧旗杆一线时，广场只剩下二百多人，民兵的棒子根本没有使用。在后来的公开讲话和卫戍区的文字记载中，都说合围开始时间是9点半钟，比预定的8点钟只推迟一个半小时。对此，吴忠解释说：“9点半时广场上还有十几万人，怎么能合围?可我是冒着‘抗命’风险的，不能不这样上报，而不能说推迟到11点的真实情况。”
斗转星移，尘埃落定，十年动乱中的许多事情，今天看得更真切、更清楚了。吴忠将军战争年代那一段历史，是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写成的；动乱岁月这一段历史，同样是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写成的。毛主席讲“吴忠有忠”引起许多猜测，是可以理解的；吴忠将军用自己一生的历史证明毛主席这句话没有讲错，这是令人非常欣慰的。逝者长已矣，生者当磊落。有人在“吴忠有忠”这句话上不负责任地做文章，向吴忠将军灵前泼浑水，在毛主席身后作鬼脸，实在是很不道德的。
差堪欣慰的是，吴忠将军的悬案经过历时十年的审查，终于在他有生之年作了结论。1987年6月30日中央军委批准的北京军区党委《关于吴忠同志问题的审查结论》明确指出：“吴忠同志一九七一年三月至一九七七年九月，在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市委书记(分管政法)期间，没有参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去世后，经总政治部审定的《吴忠同志生平》中又写道：吴忠同志“在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六年粉碎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坚决执行中央的决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觉悟。”
毛主席确实说过“吴忠有忠”，但有关传言多有不实
吴忠是在1967年5月由某军军长升任沈阳军区参谋长到职前奉调进京的。先任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员，不久晋升司令员。在首都，他的职务不算高，但岗位重要，责任重大，又赶上“史无前例”的动乱岁月，处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故而能引起较大范围的瞩目，有关他的传言也比较多。特别是毛主席说过的“吴忠有忠”，居然有多种“版本”。1995年出版的一本《共和国演义》如是表述：1976年在天安门前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革命群众运动被镇压后，王洪文向毛泽东进言：“吴德和吴忠起了重要作用。”毛笑着说，“北京有二吴，吴德有德，吴忠有忠。”这本书的序言宜称：“全书的绝大部分主要情节完全取自可靠的公开的史料，只在一些次要情节上有虚构，这些虚构的次要情节也是有可靠的史料作依托的，符合书中人物的身份、思想和当时的环境。”
毛主席的确讲过“吴忠有忠”，但“当时的环境”并非《共和国演义》所云，仅在时间上就相差五年之久。真实情况是：1971年庐山会议后，毛主席到南方各地视察，途中查觉到林彪一伙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当机立断，急返北京。9月12日下午，毛主席回到丰台，在专列上紧急召见北京军区和北京市主要负责人，吴忠是应召在场的四位负责人之一。毛主席讲到庐山会议一些人搞阴谋，五个常委隐瞒三个。这时，吴忠说：“主席，可能有坏人吧!?”毛主席看着吴忠点点头说：“你讲得对，吴忠有忠。”事实如此，当时在场的人大都还健在。如果说毛主席讲“吴忠有忠”是一个可以虚构的“次要情节”，不知《共和国演义》的作者进行虚构时，究竟有哪些“可靠的史料作依托”?
吴忠因何堪称“有忠”，毛主席没作过具体说明。人们对此有许多议论。有人说，毛主席历来讲话诙谐、风趣、洒脱，讲这句话也是脱口而出，未必有什么深意；有人说，毛主席到南方视察，一路上向沿途的党政军领导打招呼，引导他们看穿林彪一伙的阴谋，讲这句话是对吴忠的政治敏感表示赞赏和褒奖；有人说，毛主席感到“山雨欲来”，一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迫在眉睫，首都卫戍司令身居要害部门的关键岗位，讲这句话是对吴忠的争取和托付……
与吴忠一起战斗和工作过的同志则更愿意相信，毛主席讲这句话是出于对吴忠的了解和信任。吴忠1933年十四岁时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秋加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小小年纪就参加了万源保卫战和嘉陵江战役，又在长征中三过草地，历尽艰辛而毫不动摇。他数十年的战斗生涯富有传奇色彩，因英勇善战而屡受上级领导褒奖。抗日战争时期，吴忠带领部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打了许多漂亮仗。特别是担任紧张支队长期间，以灵活机动的战术不断重创日伪军，为保卫冀鲁豫边区中心区起了重要作用。解放战争时期，吴忠率部转战千里，从冀鲁豫一直打到大西南。在巨野战役中，时任团长的吴忠亲自率领约两个连的兵力突入敌军王牌部队一个加强团据守的章缝集，在与上级失去联系、被敌人重重包围、部队伤亡很大、自己身负重伤的情况下，指挥分属三个团的数百名勇士坚守阵地一天一夜，配合主力内外夹击，歼敌整编十一师三十二团三千余人。1947年底，吴忠奉命率部护送刘伯承等中原野战军及中原局领导同志和机关，自大别山北渡淮河，乘敌之隙，隐蔽开进，胜利完成了任务。在淮海战役中，吴忠率领第二十旅飞舟堵黄维，参加阻击和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连战连捷。1949年吴忠任师长，先后率部参加渡江战役、衡宝战役和解放大西南的一系列战斗，战绩卓著。1950年执行进藏任务时，吴忠奉命率先遣部队首先抵达康北重镇甘孜，度过一段艰苦的日子，后参与组织指挥昌都战役，一举歼灭反动藏军五千七百余人，为和平解放西藏铺平了道路。1951年7月吴忠从军事学院毕业后即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二军三十一师师长。在上甘岭战役中，他率部浴血奋战二十五个昼夜，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
在战争年代，吴忠出生入死，七次负伤，从普通一兵成长为高级指挥员。朝鲜停战回国后，出任我军新建的第一机械化师师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时年三十四岁。
毛主席身为我军最高统帅，麾下战将如云，对吴忠究竟了解到何种程度，恐怕史学家也难作精确的考证。其他关于“吴忠有忠”出言之根由的种种议论，也都是猜测成分居多。但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吴忠本人对毛主席说的“吴忠有忠”，当时并不在意，过后绝口不提。只是粉碎了林彪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毛主席讲“吴忠有忠”一说传开之后，他才结合回忆斗争过程，以此说佐证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北京卫戍区及其领导人是极为关注的，意在教育所属部队官兵认清自身非同一般的使命，更加自觉地克尽职守。
在关键时刻吴忠是一颗举足轻重的“棋子”
《共和国演义》说，“吴忠有忠”传到民间就变成了“吴忠无忠”。吴忠将军不在了，死者不能与生者对话。即便他在世时，也从来没有就这个话题为个人争辩过什么。他倒曾对儿女们说过：“一个人的历史是自己用行动写成的。不在乎谁说了你什么，要在乎你做了些什么。”可见吴忠对毛主席说的“吴忠有忠”有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态度。
吴忠究竟“有忠”还是“无忠”?不在人言，而在己行。组织上所作的结论和评价，当然也主要是根据他在重大关键时刻的行动取向、所作所为和实际产生的效果。
1971年9月12日深夜，“副统帅”林彪带着老婆、儿子，从山海关军用机场爬上私调的飞机出逃叛国；同时还有一架直升机由京郊沙河机场起飞，航向也是林彪座机飞去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事件突发，形势严峻，周恩来总理亲自坐镇人民大会堂，连夜召集有关方面领导同志传达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进行应急部署，吴忠也在其中。周总理指定吴忠等人负责执行北京地区紧急战备戒严令。吴忠在贯彻落实周总理的指示中，许多时候要亲临一线直接指挥和 处置。13日凌晨，北京附近各机场奉命封闭。吴忠命令进驻机场的戒严部队：真枪实弹对准跑道并设置障碍物，如有飞机强行起飞，立即开枪开炮；将所有飞机上的油料全部抽出来，加派岗哨看好油库。由于考虑严密，部署周到，确保万无一失，周总理听汇报后十分满意。13日当天，林彪一伙在北京的五处秘密据点被查封。吴忠到每个点上指导执行任务的卫戍区干部细致检查，查获了许多重要罪证。为了加强北京地区战备力量，中央命令隶属关系不同的十个师由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遇到这样严重复杂的局面，指挥多达十个师的部队，准备对付可能内外勾结来颠覆我社会主义祖国的敌人，这对吴忠来说，是带兵以来第一次。但他临危受命，义无反顾，沉着果断，指挥若定。吴忠率先提出了南口、首都机场、保定以北等重点防御地区和防空降、防机降、防机械化集群突袭等作战方式。这一备战方案报中央批准后，吴忠主持各师主官以上干部参加的作战会议，作了传达布置。
从沙河机场起飞的直升飞机迫降在怀柔县境内，被卫戍区派出的搜寻部队和当地民兵包围。吴忠接到从现场打来的电话后，遵照周总理在人大会堂当面交待的“严密搜寻，人机并获，将情况直接报告中央”的应急措施，向现场指挥干部下令：“严密封锁机降地域，保护好现场，将俘获人员和机上物品立即押送卫戍区，要保证路上绝对安全。”部队搜获的机上物品，经吴忠等亲自动手清点后，迅即上报毛主席和周总理。劫持直升飞机外逃的林彪死党周宇驰畏罪自杀，自杀前撕毁了一些信件。在现场找到的零星碎片一点一点拼起来看，有林彪亲笔反革命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传达的命令办”和林彪集团“小舰队”人员名单等重要罪证。其中一封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胜”字只剩“生”旁，缺“月”旁。吴忠知道事关重大，指示某团团长张前进“务必找到”。张团长带一个班到现场又找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在小雨后泥泞的地上找到了这片比小指盖还小的碎纸。此前，周总理在人大会堂曾将这封信给黄永胜看，希望他能悔悟。黄永胜和吴法宪都假装糊涂，说没听说过空军有叫“黄永生”的人。后来找到“月”旁，周总理又一次给黄永胜看，黄即瘫坐在沙发上。被捉获的林彪死党李伟信是直升飞机上重要的活口，吴忠连夜对李进行审讯，李供出“五七一工程纪要”。这都对彻底粉碎林彪反党集团起了重要作用。
在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吴忠同样是党中央运筹的“大棋局”中一颗举足轻重的“棋子”。逮捕王、张、江、姚及其余党并对他们隔离审查、严加看管，控制通讯社、报社和广播电台、电视台等被“四人帮”把持的新闻媒体，护卫党中央和其他党政枢纽部位，稳定首都局势和社会秩序，许多环环相扣的重大举措，都需要动用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部队。在当时极为复杂紧急的情势下，担负如此重任的部队必须绝对可靠，坚决听从中央的调动和指挥，行动中不出任何纰漏和闪失。要做到这个程度，关键在于主官。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对包括吴忠在内的京畿地区掌兵人慎重衡量并寄予厚望。华国锋找吴忠谈话，吴对华保证卫戍区绝对可靠。当时叶帅被迫“半靠边”，在西山养病。吴忠到西山检查警卫工作时，叶帅主动与他接触，言谈中格外注意吴忠对“四人帮”的态度。国庆节前夕，叶帅又特意叫苏振华约吴忠到密云水库“玩玩”。苏振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任纵队政委时，吴忠任旅长，是吴忠的老领导，“文革”中挨整“靠边”。吴忠调京后，不避嫌疑，常去看望，两人无话不谈。这次见面时，吴忠对苏振华说：“请您转告叶帅，卫戍部队绝对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挥。”叶帅找老同志运筹中还有一点不放心：张春桥有个在报社工作的弟弟常去京郊某坦克部队活动，万一该部有人被蛊惑，坦克进城怎么办?研究这个问题时，吴忠回答：“这个部队大门口就驻有警卫师的坦克团。卫戍区的坦克比他们只多不少，加上反坦克火炮，足以保证首都的绝对安全。”不久，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陈锡联电话通知吴忠到他的住处，当面交代遵照中央安排，动用卫戍部队参与解决“四人帮”的行动。吴忠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早已愤懑在胸，他当即明确表态，更使中央坚定了早日解决“四人帮”的决心。
坚决抵制林彪、江青一伙的驱使利用
毋庸置疑，中国人民解放军言忠尽忠，只能是忠于党，忠于祖国和人民。在这个意义上的“有忠”，集中体现在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吴忠过去带兵打仗，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而在“史无前例”的动乱岁月，面临的情况与战争年代有很大的不同。“文化大革命”发动者的失误为奸佞所乘，林彪、江青之流窃据中枢要职，把持了党和国家乃至军队的相当一部分权力。在这样的非常时期，首都卫戍部队要做到不被野心家、阴谋家驱使利用，这对于卫戍区司令吴忠将军来说，无疑是空前严峻的考验。
吴忠一向以“不混官作，不混饭吃”自律自勉，做事说话皆出自公心，从不为私曲意逢迎，苟合谬误。林彪、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搞阴谋，鼓吹“天才论”，指使党羽四处串联，拉人人伙为他们张目。北京组的聂元梓找到了吴忠，蛊惑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吴忠当即表示不愿同她谈论这样的问题，把她顶了回去，随即按组织系统将此情况报知中央。周总理针对这一严重动向，把“吴忠发现聂元梓搞串联活动”的一封信批转政治局传阅，并指示对聂元梓组织批判。1974年，已任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的王洪文要北京派人去学习上海的民兵工作。回来汇报时，吴忠认为上海的民兵工作北京不能学。他指出了三点：第一，上海的民兵是在“文革”中组成的，是一派群众组织的民兵，而北京还是原来的民兵组织。第二，上海的民兵权力很大，可以抓人，可以办案，北京不能那样办，不能取代公安机关。第三，上海的民兵与武装部是一个牌子、一个班子、一个党委，叫“三位一体”，等于取消省军区、军分区、武装部，这涉及体制问题，北京无权决定。吴忠拒绝在介绍上海民兵工作“新鲜经验”的会上讲话，也不同意下发会议纪要。“四人帮”插手军权、把民兵变成听命于他们的“第二武装”的阴谋，在吴忠这里碰了一个硬钉子。
《共和国演义》写道：逮捕“四人帮”前夕，“江青连请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和几个师长吃饭，吴忠按照江青的命令，调动部队前往人民大会堂、中南海一带布防。”这个虚构的情节更无任何“可靠的史料作依托”，也不符合吴忠及其属下师长们的“身份”和“思想”。吴忠历来看不惯江青的恶劣表演，对她避之犹恐不及。天安门事件后，吴忠为回避执行“挖后台”的指示，以有病为名要到颐和园疗养，看房过程中听说园内有江青的两处住所，立刻上车返回城里。途中对秘书说：“咱们到北戴河去，离这婆娘远远的!”更早些时候，在1971年和1972年的整风汇报会华北组会议上，江青两次伸着手对吴忠说“你欠了我的账”。吴忠知道，1968年初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同志被整时，江青诬陷傅崇碧冲中南海，用皮包撞 她，皮包里装着四支手枪。姚文元马上“作证”说，后边的汽车上还架着两挺机枪。傅崇碧蒙冤罹罪前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卫戍区机关经过多年的调查，根本没有此事。江青惟恐真相大白于天下，一再暗示吴忠编造假证为她圆谎，吴忠对她的无理要求一直置之不理。所谓吴忠吃江青之请、听江青之命调兵布防一说，纯属空穴来风。粉碎“四人帮”至今不过二十二年，人们不会不记得，当时的首都一枪未发，平静如常。如果江青能指挥拥有大量坦克、火炮的北京卫戍区数万之众，如果吴司令员和他屑下的师长们听命于江青集团，党中央又怎能如此顺利地解决“四人帮”?北京卫戍区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向“四人帮”写效忠信，没有一个人上他们的贼船，这些都是有案可查的。
在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勉力保护群众
在国难频仍、政局动荡的1976年春天，吴忠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巨星陨落，天地同悲，“四人帮”却强令不准设灵堂，不准戴黑纱，不准送花圈，激起了举国上下的强烈不满。吴忠对周总理怀有特别深厚的崇敬与热爱之情，对竟敢压制悼念活动的丑类异常气愤，尽最大的可能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作斗争。
清明节前，北京各界人民纷纷前往天安门广场敬献花圈，发表演说，朗诵诗词，悼念周总理，怒斥“四人帮”。吴忠指示广场执勤部队维持好秩序，帮助群众把花圈摆放妥当，加强巡逻，防止失火。4月3日，广场上已经摆满了花圈，吴忠指示警卫部队引导群众将花圈摆到长安街北的灰观礼台上。很快，灰观礼台上也摆满了，吴忠又指示天安门管理处开放金水桥北的红观礼台，让群众上去摆花圈。清明节当天，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十几天来，广场上的人少时数万，多时数十万，群情激动，但秩序井然，没有发生挤、踩伤亡事故和其它险情。
4月4日下午，已经离休的空军副司令员王定烈去人民英雄纪念碑悼念周总理时，巧遇老战友吴忠。他看见吴忠独坐车中，神情忧郁，遂上车交谈起来。吴忠说：“人民悼念周总理以及革命先烈，本是无可非议的事，现在，有人倚仗手中的权力，要禁止群众悼念。老王，我这个司令真难当啊!弄不好，他们会把老子当枪使。”言至此，早就憋了一肚子火的吴忠一改平时的儒雅，忍不住讲起了粗话：“我看那些失尽人心、作恶多端的王八蛋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尸王定烈说：“得民者昌，失民者亡。不过，现在几个调子说话，你的工作难度确实很大。你还是要注意，千万不要被人利用啊!”吴忠哼了声，笑着说：“想利用我，没门!”王定烈说：“这次看到你，我放心了。”
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卫戍区司令员所能左右得了的。还在4月3日，吴忠就同市委领导一起商定，邀请各界群众代表，征求对花圈处理的意见。代表们要求将花圈摆到4月6日，到时由群众自行取回。吴忠等同志认为这是个防止矛盾激化的办法，遂将此意见作为市委建议上报。4日晚，政治局会议已经基本同意了这个建议，不料江青接到一张外面送进来的字条，密报纪念碑前有人发表演说骂江青。“四人帮”借机在会上大闹起来。江青看看手表说，12点了，清明节已经过去了，马上把花圈撤了。他们蛮横坚持，迫使政治局决定当晚收花圈。吴忠听了传达后说：“这样搞问题就大了。”但政治局定了，不能不执行。市委连夜调了二百台车，将大部分花圈拉到八宝山，一部分制作精致的摆在中山公园。果然不出吴忠所料，5日上午，几万人涌向人大会堂和广场指挥部索要花圈。群众越聚越多，群情越来越激愤，少数人开始砸汽车、烧广场指挥部。事端是“四人帮”激出来的，压力直接落在北京市军政领导身上。
在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4月5日的政治局会议把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革命群众运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决定当晚合围天安门广场。王洪文提出凋十五万民兵，姚文元要民兵带棒子。吴忠内心根本不同意把广场上的群众当反革命看待，在卫戍区研究怎样执行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保护群众。5日晚，市委派吴忠前往历史博物馆观察态势，授权他相机行事。吴忠看到广场上约有数十万群众，马上想到几年前工人体育馆散场失控的血的教训。如果对这么多群众实行合围，混乱中不知要踩死踩伤多少人!为了让更多的群众有时间离开险境，吴忠一次又一次提出迟滞行动的托辞：赶上星期天，集中民兵难；先到的民兵女的多，执行这种任务难；东西长安街封闭，郊区民兵到位难……。“四人帮”频频“督战”，吴忠一拖再拖。他知道公共电车汽车11点收车，加上现场广播反复劝说，广场上聚集的群众会有不少赶末班车回家。直到夜里11点钟，吴忠才下令行动。警卫部队是手牵着手围过去的，到达纪念碑北侧旗杆一线时，广场只剩下二百多人，民兵的棒子根本没有使用。在后来的公开讲话和卫戍区的文字记载中，都说合围开始时间是9点半钟，比预定的8点钟只推迟一个半小时。对此，吴忠解释说：“9点半时广场上还有十几万人，怎么能合围?可我是冒着‘抗命’风险的，不能不这样上报，而不能说推迟到11点的真实情况。”
斗转星移，尘埃落定，十年动乱中的许多事情，今天看得更真切、更清楚了。吴忠将军战争年代那一段历史，是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写成的；动乱岁月这一段历史，同样是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写成的。毛主席讲“吴忠有忠”引起许多猜测，是可以理解的；吴忠将军用自己一生的历史证明毛主席这句话没有讲错，这是令人非常欣慰的。逝者长已矣，生者当磊落。有人在“吴忠有忠”这句话上不负责任地做文章，向吴忠将军灵前泼浑水，在毛主席身后作鬼脸，实在是很不道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