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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女性的一生中基本上都会扮演女儿、妻子、母亲这三种不同的角色，而妻子这一角色对古代的女性来说是一个相当不幸的身份定位。她们的这种不幸不仅与自身的懦弱个性和主观上强烈的依赖性有关，而且更是封建樊篱的束缚和男性世界的独裁压迫所致。
关键词：妻子；不幸；懦弱；封建樊篱
幸福，男男女女一直都在追寻。当中国古代的男人们在享受着自己莫大幸福的同时，中国古代的女性则是扮演着“跪着的，闺房中的女人”[1]，幸福对于她们来说仿佛是可望而不即的东西。尽管幸福是相当琐碎的事，粉末一般散在所有日常事物之中，可是女性们几乎连一点儿粉末都不曾看见过。作为妻子的女性，她们被困在家庭的苑囿中，愚昧地享受海市蜃楼般可怜的几点“幸福”泡沫。
一、主观原因
裙裾飘飘、小步摇摇的妻子们似乎习惯了对家庭的依赖，以此来显示她们小鸟依人的温柔模样；柔弱的她们天生有一种比男人要懦弱的性格，她们也给自己定位为一个贤妻良母，似乎准备好为家庭做免费的奴隶，人生幸福也因此与她们擦肩而过。
（一）依赖性
女子生而愿有之家（《孟子·滕文公下》），男人也是要先齐家，后治国、平天下。所以，家是男女共同寻找的一个归宿、依傍的港湾，但却只是男人人生的起点站。当年那些嗅着青梅的羞涩少女，长大后大多都会穿上自己亲手做的嫁衣，成为他人的贤内助。她们自己做的嫁衣似乎就预示着婚姻是她们自己给自己套上的沉重枷锁，这枷锁让幸福对她们疏远了。跨出家门之于她们是另一种束缚的开始！女人对时间有敏锐的感觉，岁月之于女人，常常是一种如刀如剑的疼痛。青春年华的悄然流逝，割断的是她们美好的婚姻梦想。
岁月留下的痕迹让她们感到在婚姻中越来越不幸福、体味不到家庭带来的快乐，而中国古代女人却形成了一种依赖性，她们只会不满封建婚姻的束缚，而缺乏挣脱的勇气，唯有继续“沉沦”在沉沦中，妻子变成了怨妇，甚至弃妇，她们的婚姻梦想在自己的沉默中开始“死亡”。帮助夫君建立家业，留下的是千万的共享者——姬妾。她们的无声只能是无声，不会成为“胜有声”的反抗。她们不愿也冲不出困住她们的家庭苑囿，就只有在那里继续牺牲自己的青春和岁月。
人们常说没有痛苦的幸福，是浅薄的、卑微的幸福。才女董小宛与冒辟疆成亲后，孝敬公婆、善待叔姑、勤劳持家，如此贤良敦厚的妻子，却落得个弃妇的结局。名妓柳如是成为钱谦益的少妻后，虽然他们度过了一段互相唱和的美好时光，但明亡后，她也成为了丈夫的一个社交工具。两位曾经如此风光的女性经历了婚姻的痛苦，却没有收获到幸福的果实，而是在苦闷中过着不幸的为妻生活。“正因为有生的苦闷，也因为有战的苦痛，所以人生才有生的功效。”[2]古代也有不甘过苦闷生活的女性，她们敢于战斗，生之为女人的她们在抗争中体味着幸福的味道。鱼玄机经历了丈夫的抛弃，走上了抗争的道路。尽管在道德层面上，她在道观为娼报复男性的行为，为我们所不齿，但在思想层面上她已有了反抗男性特权的意识。秋瑾内心里有“想要动弹的个性表现欲望”[3]，因此她敢于走出家门；在外也有“社会生活的束缚和强制不绝的迫压”[4]，她勇敢、果断地摆脱婚姻的枷锁，成为拥有自主意识、追求民主的幸福女性。
（二）自身奴性
女子们受的传统家庭教育就是应该相夫教子，“主中馈”理应维护丈夫（夫家）的利益，甚至要做到勇于自我牺牲。妻子们自身意识中已经认定自己地位的低下，“从夫”思想已根深蒂固。“正位乎内”的她们只关心柴米油盐酱醋茶，家中经济权都难以掌控，一心想的就是成为家庭中的良民。如此的处境下，妻子何来幸福？
二、客观因素
（一）男性世界
男性之于妻子谓“夫”，夫就是妻的天。天要求做什么，妻不敢不从。更可悲的是“许多女性在‘从’男性中，感到了特权和一定程度的自由”[5]。那背着枷锁得来的特权和自由，让人觉得是那么的痛心。中国古代的男性幸福得有些过分，在外可以扬名立声，在家可以妻妾成群。“妻妾制是以牺牲女性的利益来解决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的嗣续问题和满足男性的淫欲。”[6]男人借“无后为大”来放纵自己的欲望，他在左拥右抱时，妻子还不能表现出妒忌之态。曾经以为写出“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元稹是个痴情男，可韦从不是照样要忍受他的多情带来的苦痛。家内三妻四妾已不是奇事，在外还有和薛涛唱和的风流韵事。李清照与赵明诚可谓是夫唱妇随人人艳羡的才子佳人组合，可因无子嗣，赵明诚一样冷落了易安居士。共结连理的恩爱只是过眼云烟，为妻的不幸事例占据了浩瀚如海的典籍。
男人往往都有猎艳的喜好，对女人喜新厌旧便不足为奇。“男人最不讲理的，他们一方面喜爱漂亮的女人，一方面又把亡国败家的罪过推到女人身上，骂她们是祸水是败家精。”[7]在这不平等的男女世界中，地位低下的女性的幸福更难寻找。她们甚至会失去自己原本的姓氏，而是附在丈夫的姓氏后面，连名字都不为后人所知。“早在原始初民‘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洪荒时代，女性被视为大地的主宰、万物的创造者。”[8]花木兰、穆桂英等辈找回了这主宰力。她们女扮男装，纵马驰骋疆场，和男人一样建功立业，拥有至高的地位建立了无上的功勋。她们是幸福的，她们的开拓是一种对男权社会的颠覆与调侃，让女人看到了幸福的光亮。
（二）封建樊篱
封建礼法要求妻子们遵从“三从四德”的规范，谨守“夫为妻纲”，更要“立德、立身、立言”。“三从四德”不仅成了男权社会束缚妇女的工具，也成为了麻痹、禁锢妇女自身的枷锁。封建男权专制的社会中，立法者是男人，执法者也是男人，他们制定规矩时，当然要把自身利益最大化。他们用礼教的尺度来严格要求女人的一切，妻子真的变成“跪着的、闺房中的女人”。妻子们无聊时，在闺房中读读诗，男人也会用“女子无才便是德”来破坏这唯一有趣的消遣，这也体现着“男性为确保自身的利益和权力而针对女性筑起的一道防范之墙”[9]。女子的无才会让她们变得无知，便不会掀起反抗的潮流，对家和丈夫的依赖也会更甚，男性的权威也得以维持。畸形变态的社会酿造出无数的“顺民”，妻子在篱笆里继续顺从。
古代女性的幸福是建立在危险的浪尖上的，经不起外物的冲撞或者拍打。妻子们死守在家庭的苑囿中，对幸福的企盼都在哀怨声中听到。曾经一朵朵盛开的花，就那样枯死在樊篱后。
注释：
[1] 薛海燕：《近代女性文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
[2][3][4] [日]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 ，鲁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第89页、第89页。
[5] [美]高彦颐：《闺孰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李志生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7页。
[6] 吴燕：《从小脚女人到社会半边天》，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3页。
[7] 郭立诚：《中国妇女生活史话》，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页。
[8] 张琛、袁熙旸：《篱外的春天——中国女性与近代文明的演进》，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02页。
[9] 周晓琳、刘玉平：《中国古代文学女性形象新论》，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第247页。
关键词：妻子；不幸；懦弱；封建樊篱
幸福，男男女女一直都在追寻。当中国古代的男人们在享受着自己莫大幸福的同时，中国古代的女性则是扮演着“跪着的，闺房中的女人”[1]，幸福对于她们来说仿佛是可望而不即的东西。尽管幸福是相当琐碎的事，粉末一般散在所有日常事物之中，可是女性们几乎连一点儿粉末都不曾看见过。作为妻子的女性，她们被困在家庭的苑囿中，愚昧地享受海市蜃楼般可怜的几点“幸福”泡沫。
一、主观原因
裙裾飘飘、小步摇摇的妻子们似乎习惯了对家庭的依赖，以此来显示她们小鸟依人的温柔模样；柔弱的她们天生有一种比男人要懦弱的性格，她们也给自己定位为一个贤妻良母，似乎准备好为家庭做免费的奴隶，人生幸福也因此与她们擦肩而过。
（一）依赖性
女子生而愿有之家（《孟子·滕文公下》），男人也是要先齐家，后治国、平天下。所以，家是男女共同寻找的一个归宿、依傍的港湾，但却只是男人人生的起点站。当年那些嗅着青梅的羞涩少女，长大后大多都会穿上自己亲手做的嫁衣，成为他人的贤内助。她们自己做的嫁衣似乎就预示着婚姻是她们自己给自己套上的沉重枷锁，这枷锁让幸福对她们疏远了。跨出家门之于她们是另一种束缚的开始！女人对时间有敏锐的感觉，岁月之于女人，常常是一种如刀如剑的疼痛。青春年华的悄然流逝，割断的是她们美好的婚姻梦想。
岁月留下的痕迹让她们感到在婚姻中越来越不幸福、体味不到家庭带来的快乐，而中国古代女人却形成了一种依赖性，她们只会不满封建婚姻的束缚，而缺乏挣脱的勇气，唯有继续“沉沦”在沉沦中，妻子变成了怨妇，甚至弃妇，她们的婚姻梦想在自己的沉默中开始“死亡”。帮助夫君建立家业，留下的是千万的共享者——姬妾。她们的无声只能是无声，不会成为“胜有声”的反抗。她们不愿也冲不出困住她们的家庭苑囿，就只有在那里继续牺牲自己的青春和岁月。
人们常说没有痛苦的幸福，是浅薄的、卑微的幸福。才女董小宛与冒辟疆成亲后，孝敬公婆、善待叔姑、勤劳持家，如此贤良敦厚的妻子，却落得个弃妇的结局。名妓柳如是成为钱谦益的少妻后，虽然他们度过了一段互相唱和的美好时光，但明亡后，她也成为了丈夫的一个社交工具。两位曾经如此风光的女性经历了婚姻的痛苦，却没有收获到幸福的果实，而是在苦闷中过着不幸的为妻生活。“正因为有生的苦闷，也因为有战的苦痛，所以人生才有生的功效。”[2]古代也有不甘过苦闷生活的女性，她们敢于战斗，生之为女人的她们在抗争中体味着幸福的味道。鱼玄机经历了丈夫的抛弃，走上了抗争的道路。尽管在道德层面上，她在道观为娼报复男性的行为，为我们所不齿，但在思想层面上她已有了反抗男性特权的意识。秋瑾内心里有“想要动弹的个性表现欲望”[3]，因此她敢于走出家门；在外也有“社会生活的束缚和强制不绝的迫压”[4]，她勇敢、果断地摆脱婚姻的枷锁，成为拥有自主意识、追求民主的幸福女性。
（二）自身奴性
女子们受的传统家庭教育就是应该相夫教子，“主中馈”理应维护丈夫（夫家）的利益，甚至要做到勇于自我牺牲。妻子们自身意识中已经认定自己地位的低下，“从夫”思想已根深蒂固。“正位乎内”的她们只关心柴米油盐酱醋茶，家中经济权都难以掌控，一心想的就是成为家庭中的良民。如此的处境下，妻子何来幸福？
二、客观因素
（一）男性世界
男性之于妻子谓“夫”，夫就是妻的天。天要求做什么，妻不敢不从。更可悲的是“许多女性在‘从’男性中，感到了特权和一定程度的自由”[5]。那背着枷锁得来的特权和自由，让人觉得是那么的痛心。中国古代的男性幸福得有些过分，在外可以扬名立声，在家可以妻妾成群。“妻妾制是以牺牲女性的利益来解决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的嗣续问题和满足男性的淫欲。”[6]男人借“无后为大”来放纵自己的欲望，他在左拥右抱时，妻子还不能表现出妒忌之态。曾经以为写出“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元稹是个痴情男，可韦从不是照样要忍受他的多情带来的苦痛。家内三妻四妾已不是奇事，在外还有和薛涛唱和的风流韵事。李清照与赵明诚可谓是夫唱妇随人人艳羡的才子佳人组合，可因无子嗣，赵明诚一样冷落了易安居士。共结连理的恩爱只是过眼云烟，为妻的不幸事例占据了浩瀚如海的典籍。
男人往往都有猎艳的喜好，对女人喜新厌旧便不足为奇。“男人最不讲理的，他们一方面喜爱漂亮的女人，一方面又把亡国败家的罪过推到女人身上，骂她们是祸水是败家精。”[7]在这不平等的男女世界中，地位低下的女性的幸福更难寻找。她们甚至会失去自己原本的姓氏，而是附在丈夫的姓氏后面，连名字都不为后人所知。“早在原始初民‘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洪荒时代，女性被视为大地的主宰、万物的创造者。”[8]花木兰、穆桂英等辈找回了这主宰力。她们女扮男装，纵马驰骋疆场，和男人一样建功立业，拥有至高的地位建立了无上的功勋。她们是幸福的，她们的开拓是一种对男权社会的颠覆与调侃，让女人看到了幸福的光亮。
（二）封建樊篱
封建礼法要求妻子们遵从“三从四德”的规范，谨守“夫为妻纲”，更要“立德、立身、立言”。“三从四德”不仅成了男权社会束缚妇女的工具，也成为了麻痹、禁锢妇女自身的枷锁。封建男权专制的社会中，立法者是男人，执法者也是男人，他们制定规矩时，当然要把自身利益最大化。他们用礼教的尺度来严格要求女人的一切，妻子真的变成“跪着的、闺房中的女人”。妻子们无聊时，在闺房中读读诗，男人也会用“女子无才便是德”来破坏这唯一有趣的消遣，这也体现着“男性为确保自身的利益和权力而针对女性筑起的一道防范之墙”[9]。女子的无才会让她们变得无知，便不会掀起反抗的潮流，对家和丈夫的依赖也会更甚，男性的权威也得以维持。畸形变态的社会酿造出无数的“顺民”，妻子在篱笆里继续顺从。
古代女性的幸福是建立在危险的浪尖上的，经不起外物的冲撞或者拍打。妻子们死守在家庭的苑囿中，对幸福的企盼都在哀怨声中听到。曾经一朵朵盛开的花，就那样枯死在樊篱后。
注释：
[1] 薛海燕：《近代女性文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
[2][3][4] [日]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 ，鲁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第89页、第89页。
[5] [美]高彦颐：《闺孰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李志生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7页。
[6] 吴燕：《从小脚女人到社会半边天》，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3页。
[7] 郭立诚：《中国妇女生活史话》，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页。
[8] 张琛、袁熙旸：《篱外的春天——中国女性与近代文明的演进》，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02页。
[9] 周晓琳、刘玉平：《中国古代文学女性形象新论》，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第2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