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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大量农民工问题小说之中，荆永鸣的“外地人”系列有着与众不同的独特魅力，他不仅揭示了乡下人进城所面临的普遍问题，同时也从这些生活的表面提炼出更为深刻的人性意义。本文就针对荆永鸣小说的独特性作出一定的阐释。
关键词：荆永鸣；外地人；底层；独特性
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涌现出的大量农民工问题小说一样，荆永鸣的“外地人”系列小说揭示的也是乡下人进城的问题。在他的小说中有着与其他类似作品相似的元素，如农村人在城市的艰难求生，以及在其过程中所受到的侮辱、歧视和伤害等等。作为描写乡下人进城问题的中心主题，这些都并非荆永鸣的独创，但是，荆永鸣之所以能够在这些作品中脱颖而出，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必定有他的独特之处。在这里，笔者就针对荆永鸣作品的独特性展开讨论。
一、宽容的文化视角
丁帆在《中国乡土小说生存的特殊背景与价值的失范》中指出：“随着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形态的逐渐衰微，同时随着中国城市容积的不断扩张（据报载，中国的城市人口每年以千万计增长），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大量流失，农民像候鸟一样飞翔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者，不再是马背上的牧歌者，他们业已成为‘城市里的异乡人’和‘大地上的游走者’。”[1]荆永鸣的《北京候鸟》和“外地人”系列就描写了这么一批背离了乡土、在城市中寻找生路的农民。他们在进入城市之前都曾经描绘过美好的未来生活图景，但是，在城市中等待他们的，并不是梦想中的幸福生活，而是冷眼、欺侮、驱逐和敌意。《北京候鸟》中，来泰在车站拉货时被保安殴打；《白水羊头葫芦丝》中，马欢被年轻的城管员扇了一耳光；《走鬼》中，民生打妹妹的那一巴掌，以及《保姆》中伸向水秀胸膛的那双枯萎的手，这些侮辱都如同闷头一棍，将这些外地人的美好梦想一下子击得粉碎。在现实的冲击下，他们才认清了自己在城市中的位置，明白了现实并不如梦想那么美好。但他们并没有因此离开城市，像《湖光山色》中的暖暖那样回到乡村、在乡村中发展的例子是不多见的。相对来说，《湖光山色》中农民的发家史更像是一种浪漫主义的传奇，而对于大多数的农民来说，留在城市恐怕是他们最好的选择。首先，农村经济不再过多依赖土地，乡镇企业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农村经济多元化的状态，使农民竞争更加激烈；其次，虽然城市给予他们的是一副冷酷的面孔，但不容置疑的是他们从城市里的确获得了在乡村无法得到的资本，正如《北京候鸟》中指出的那样，来泰从北京回去后，表妹打来电话说，来泰这回可像个人似的了，一回去，就东一头西一头地还账，把原来耍钱欠人家的那些小账全还上了……这与他刚到北京时的落魄形成鲜明对比。因此，为了谋生，还会有更多的农民走进城市，在这一过程中，乡村经验与城市文明之间的差异和矛盾不可避免。
但荆永鸣并没有着力强调这种对立，而是以更加宽容的视角来看待城乡差距以及农民工进城问题，笔调节制而不张扬。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文章中传达出来的平民主义精神让我们读来似一杯温热醇厚的茶，轻轻熨烫着读者的心，似乎这样的故事每天都会在我们身边上演，似乎这样的故事每夜都会在寂静的午后被轻柔地诉说。”[2]这样的效果来自于作者对生活的个人解读。首先作者并没有把城市看成是罪恶的渊薮。尽管城市给了外来者侮辱和敌意，但同时，城市也为外来者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在家乡整日无所事事，想靠赌博挣几个小钱却输得一塌糊涂的来泰，在城市中却不辞辛苦，东奔西跑，“说到老家的一些人整天没个正事儿，除了喝大酒，就是打麻将……一脸不屑，他鄙夷地说，我看那就是个吃喝等死吧”[3]。可以说，来泰的生命是在城市中才变得鲜活起来，虽然他遭遇了种种困难和屈辱，但也是这些磨难造就了后来的他。其次，对于城里人，荆永鸣比其他作家表现出了更多的宽容和理解。如《大声呼吸》中的老胡，当他知道刘民是外地人之后，当着歌友的面对他进行讽刺：“您没瞧他指挥时的架势呀？一掂一掂的，嘿，他妈整个一掂勺！”[4]在这种鄙夷的语气下，难以掩盖的是他作为城里人的优越感。但是，作者也并没有更深地挖掘他人性上的弱点或者对其进行道德批判，而是采取了一种更为模糊的观点，他将老胡的莫名的优越感归结于他个人的性格缺陷，并且是因为刚退休才“啥都看不惯了，瞅哪儿哪儿不顺眼，甚至，看着两个孩子都别扭”，“原本性格挺好甚至有点猥琐的一个人，突然烦躁了，性情上变得很激进，很愤怒，动不动就生气”[5]。他去跳舞，为了跟人争舞伴，他跟一个胖子互相指着鼻子骂过。晚上唱歌之后，因为性格浮躁，又好较真儿，而别人又偏偏不买他的账，他就总觉得跟他们合不来，所以这儿唱几天，那儿唱几天。而在他公开鄙夷过刘民之后，也被同为城里人的歌友所抛弃。在这里，作者似乎想要表明这样一种观点，即瞧不起乡下人只是一种性格缺陷，同时用老胡被冷落的结局来告诉大家，这样的人即使在城里人中也并不受欢迎。这样的例子很多，如在《白水羊头葫芦丝》中年轻的城管。这种宽容与作者的生活经历、个人气质都有很大的关系，同时也显示出作者对于生活的独特思考。然而，相对于现实的残酷来说，这种宽容毕竟显得轻浮，只是展示出了日常生活的浅层的一面，而没有从中提炼出更深的含义，也缺乏对于这一问题更深刻的思考和理性审视。
二、对于农民工出路的悲观展望
尽管作者用平视的角度对农民工问题表现出了宽容态度，承认多元化文化形态的存在以及城市对于农民的意义所在，但他又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即农民工的出路问题。
因为贫困，农民的后代得不到好的教育，大多数人初中便辍学，在社会上闯荡，没知识、没技能，只能做最基本的工作，比如荆永鸣作品中提到最多的杂工。在作品中，荆永鸣把这类杂工也分成了两类人。第一类是聪明人，如《北京候鸟》中的刘贵，一开始，他给“我”的印象就是机灵，即使饿了两天，眼睛却照样活动得精神，而工作之后，他更是处处留心，很快掌握了配菜、副厨的工作，并最终成了主厨。在这篇小说中，作者对他是持欣赏态度的，即使他要离开，“我”也并没有为难他，只是觉得遗憾罢了。但在《大声呼吸》中，这类人却变了一副模样，他们“该过油的时候过油，没过油的菜了，就站在那里，贼着眼睛看厨师怎么掂勺，怎么用火，怎么添油加醋地炒菜……看来看去，就看出门道来了。噢，掂勺的时候要这么掂。锅包肉出勺之前，要淋一点老抽。鱼香肉丝要这样。宫保鸡丁要那样。水煮鱼，清蒸河蟹……得！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一明白手就痒，菜单子一下来，人就乐了。说师傅你歇着，我来吧。于是拉开架势就炒。什么醋溜土豆丝，清炒小白菜……先简单，后复杂，日复一日，循序渐进。行了，不简单了。于此之下，把勺啪地一扔，还过啥油呀过油？不干喽，走人喽，他大爷的，咱也去找个厨师的干干！把人气死”[6]。同样的人在不同的小说里却得到了不同的待遇，不能不说作者对于这类人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认为人应该要聪明一些，另一方面又担心人在过于聪明之后就失去了原有的那份纯真与朴实。这种矛盾性在来泰的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当来泰受到保安的殴打而被送进公安局之后，“我”自认为自己的话“还是有一点逻辑力量的。同时我还觉得我的口才也发挥得相当之好”。然而，这番慷慨激昂的话并没有得到响应，反而是来泰的表现令“我”吃惊，“我”突然发现，“来泰是聪明的，而且已经不是一般的聪明。但是我有点厌恶”。这厌恶来源于失落，来源于对于农民在进城之后，受到城市影响，逐渐失去身上的属于农民固有的质朴的失落。在这种失落之后，难以掩盖的是作者对于城市文明的鄙视和不以为然。
另一类型杂工以《白水羊头葫芦丝》中的马欢为代表。这一类人不那么聪明，甚至有些傻气。马欢的工作是叫号，每天只需要站在门口吆喝“吃来白水羊头”就可以了，但是他“却总觉得不太自在，有点心虚，有点对不住另外几个伙计”。因此，“每天早晨，马欢先是把一些作料放到盆里，香菜末切好，早餐的粥煮进锅里，再把馒头热上……”[7]他的喉咙坏了之后，为了不让刘果失业，自己离开了饭店，又开始了漂流的生活。总的来说，《白水羊头葫芦丝》这篇小说在荆永鸣的小说体系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因为在这里他不仅描写了现实生活，还灌注了理想主义的光辉。马欢是作者理想中的人物，他善良本分，承受着生活的艰辛的同时又没有失去自己的质朴本色，但质朴和善良并没有使他过上更好的生活，甚至没有为他保住工作。作者无疑对他是欣赏的，但是当我们细细品读这样一个人物的时候却会有一些别样的感受。马欢是一个不考虑将来的人，他的本分使他在工作的时候无暇旁顾，他不像刘贵，不会偷偷地学手艺，甚至不如来泰，从没有想过为以后的生活找一条像样的出路，只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虽然勤勉，但毕竟缺乏在现代都市中讨生活的技巧。最终他失去了工作，虽然看起来这只是意外，但其实却是必然的结果。小说的最后马欢没有找到工作，而是在城市的闹市区吹起了葫芦丝，“在世俗的喧嚣声中，一曲优美的葫芦丝声显得是那么轻柔、曼妙，好听极了”[8]。这样超凡脱俗的场景充满诗意，然而，在这种诗意的背后，“拐过街角，白水羊头的叫卖声回肠荡气”[9]。在这里白水羊头代表了世俗，而葫芦丝代表的是诗意的、美好的人生，然而这种诗意在现代都市生活中就如同鸡群中的鹤一般，显得那么不伦不类，无所凭依。
在荆永鸣笔下，农民工的出路似乎只有两条：一是接受城市文明的洗礼，承认城市的价值，放弃乡村经验，使自己逐渐变为城里人；另一种则是拒绝城市，成为城市的边缘人，但这显然是行不通的。
“人文关怀的实质就在于关心需要关心的人特别是遭遇不幸的弱势群体，可我们却经常把人文关怀抽象化甚至空泛化以至于使其成为一种与最初的愿意并不十分吻合的标榜。”[10]荆永鸣的小说中充满了对底层，尤其是对进城的乡下人的关怀与抚慰，对于城市进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城乡二元对立的局面，试图用温情脉脉的宽容姿态和妥协的方式来掩盖、消解矛盾，然而逼仄的现实并非充满温情，当他在作品中表明自己的生活观、价值观的时候，其实已经忘掉了真正的底层所处的现实。
注释：
[1] 丁帆：《中国乡土小说生存的特殊背景与价值的失范》，《文艺研究》2005年第8期。
[2] 孙彤：《浅析荆永鸣的〈白水羊头葫芦丝〉》，《读与写》（教育教学刊）2007年第4期。
[3] 荆永鸣：《北京候鸟》，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4][5][6][7][8][9] 荆永鸣：《大声呼吸》，《人民文学》2005年第9期。
[10] 王东凯：《被想象的一群——浅谈“底层文学”中的“底层形象”》，《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4期。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荆永鸣；外地人；底层；独特性
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涌现出的大量农民工问题小说一样，荆永鸣的“外地人”系列小说揭示的也是乡下人进城的问题。在他的小说中有着与其他类似作品相似的元素，如农村人在城市的艰难求生，以及在其过程中所受到的侮辱、歧视和伤害等等。作为描写乡下人进城问题的中心主题，这些都并非荆永鸣的独创，但是，荆永鸣之所以能够在这些作品中脱颖而出，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必定有他的独特之处。在这里，笔者就针对荆永鸣作品的独特性展开讨论。
一、宽容的文化视角
丁帆在《中国乡土小说生存的特殊背景与价值的失范》中指出：“随着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形态的逐渐衰微，同时随着中国城市容积的不断扩张（据报载，中国的城市人口每年以千万计增长），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大量流失，农民像候鸟一样飞翔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者，不再是马背上的牧歌者，他们业已成为‘城市里的异乡人’和‘大地上的游走者’。”[1]荆永鸣的《北京候鸟》和“外地人”系列就描写了这么一批背离了乡土、在城市中寻找生路的农民。他们在进入城市之前都曾经描绘过美好的未来生活图景，但是，在城市中等待他们的，并不是梦想中的幸福生活，而是冷眼、欺侮、驱逐和敌意。《北京候鸟》中，来泰在车站拉货时被保安殴打；《白水羊头葫芦丝》中，马欢被年轻的城管员扇了一耳光；《走鬼》中，民生打妹妹的那一巴掌，以及《保姆》中伸向水秀胸膛的那双枯萎的手，这些侮辱都如同闷头一棍，将这些外地人的美好梦想一下子击得粉碎。在现实的冲击下，他们才认清了自己在城市中的位置，明白了现实并不如梦想那么美好。但他们并没有因此离开城市，像《湖光山色》中的暖暖那样回到乡村、在乡村中发展的例子是不多见的。相对来说，《湖光山色》中农民的发家史更像是一种浪漫主义的传奇，而对于大多数的农民来说，留在城市恐怕是他们最好的选择。首先，农村经济不再过多依赖土地，乡镇企业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农村经济多元化的状态，使农民竞争更加激烈；其次，虽然城市给予他们的是一副冷酷的面孔，但不容置疑的是他们从城市里的确获得了在乡村无法得到的资本，正如《北京候鸟》中指出的那样，来泰从北京回去后，表妹打来电话说，来泰这回可像个人似的了，一回去，就东一头西一头地还账，把原来耍钱欠人家的那些小账全还上了……这与他刚到北京时的落魄形成鲜明对比。因此，为了谋生，还会有更多的农民走进城市，在这一过程中，乡村经验与城市文明之间的差异和矛盾不可避免。
但荆永鸣并没有着力强调这种对立，而是以更加宽容的视角来看待城乡差距以及农民工进城问题，笔调节制而不张扬。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文章中传达出来的平民主义精神让我们读来似一杯温热醇厚的茶，轻轻熨烫着读者的心，似乎这样的故事每天都会在我们身边上演，似乎这样的故事每夜都会在寂静的午后被轻柔地诉说。”[2]这样的效果来自于作者对生活的个人解读。首先作者并没有把城市看成是罪恶的渊薮。尽管城市给了外来者侮辱和敌意，但同时，城市也为外来者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在家乡整日无所事事，想靠赌博挣几个小钱却输得一塌糊涂的来泰，在城市中却不辞辛苦，东奔西跑，“说到老家的一些人整天没个正事儿，除了喝大酒，就是打麻将……一脸不屑，他鄙夷地说，我看那就是个吃喝等死吧”[3]。可以说，来泰的生命是在城市中才变得鲜活起来，虽然他遭遇了种种困难和屈辱，但也是这些磨难造就了后来的他。其次，对于城里人，荆永鸣比其他作家表现出了更多的宽容和理解。如《大声呼吸》中的老胡，当他知道刘民是外地人之后，当着歌友的面对他进行讽刺：“您没瞧他指挥时的架势呀？一掂一掂的，嘿，他妈整个一掂勺！”[4]在这种鄙夷的语气下，难以掩盖的是他作为城里人的优越感。但是，作者也并没有更深地挖掘他人性上的弱点或者对其进行道德批判，而是采取了一种更为模糊的观点，他将老胡的莫名的优越感归结于他个人的性格缺陷，并且是因为刚退休才“啥都看不惯了，瞅哪儿哪儿不顺眼，甚至，看着两个孩子都别扭”，“原本性格挺好甚至有点猥琐的一个人，突然烦躁了，性情上变得很激进，很愤怒，动不动就生气”[5]。他去跳舞，为了跟人争舞伴，他跟一个胖子互相指着鼻子骂过。晚上唱歌之后，因为性格浮躁，又好较真儿，而别人又偏偏不买他的账，他就总觉得跟他们合不来，所以这儿唱几天，那儿唱几天。而在他公开鄙夷过刘民之后，也被同为城里人的歌友所抛弃。在这里，作者似乎想要表明这样一种观点，即瞧不起乡下人只是一种性格缺陷，同时用老胡被冷落的结局来告诉大家，这样的人即使在城里人中也并不受欢迎。这样的例子很多，如在《白水羊头葫芦丝》中年轻的城管。这种宽容与作者的生活经历、个人气质都有很大的关系，同时也显示出作者对于生活的独特思考。然而，相对于现实的残酷来说，这种宽容毕竟显得轻浮，只是展示出了日常生活的浅层的一面，而没有从中提炼出更深的含义，也缺乏对于这一问题更深刻的思考和理性审视。
二、对于农民工出路的悲观展望
尽管作者用平视的角度对农民工问题表现出了宽容态度，承认多元化文化形态的存在以及城市对于农民的意义所在，但他又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即农民工的出路问题。
因为贫困，农民的后代得不到好的教育，大多数人初中便辍学，在社会上闯荡，没知识、没技能，只能做最基本的工作，比如荆永鸣作品中提到最多的杂工。在作品中，荆永鸣把这类杂工也分成了两类人。第一类是聪明人，如《北京候鸟》中的刘贵，一开始，他给“我”的印象就是机灵，即使饿了两天，眼睛却照样活动得精神，而工作之后，他更是处处留心，很快掌握了配菜、副厨的工作，并最终成了主厨。在这篇小说中，作者对他是持欣赏态度的，即使他要离开，“我”也并没有为难他，只是觉得遗憾罢了。但在《大声呼吸》中，这类人却变了一副模样，他们“该过油的时候过油，没过油的菜了，就站在那里，贼着眼睛看厨师怎么掂勺，怎么用火，怎么添油加醋地炒菜……看来看去，就看出门道来了。噢，掂勺的时候要这么掂。锅包肉出勺之前，要淋一点老抽。鱼香肉丝要这样。宫保鸡丁要那样。水煮鱼，清蒸河蟹……得！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一明白手就痒，菜单子一下来，人就乐了。说师傅你歇着，我来吧。于是拉开架势就炒。什么醋溜土豆丝，清炒小白菜……先简单，后复杂，日复一日，循序渐进。行了，不简单了。于此之下，把勺啪地一扔，还过啥油呀过油？不干喽，走人喽，他大爷的，咱也去找个厨师的干干！把人气死”[6]。同样的人在不同的小说里却得到了不同的待遇，不能不说作者对于这类人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认为人应该要聪明一些，另一方面又担心人在过于聪明之后就失去了原有的那份纯真与朴实。这种矛盾性在来泰的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当来泰受到保安的殴打而被送进公安局之后，“我”自认为自己的话“还是有一点逻辑力量的。同时我还觉得我的口才也发挥得相当之好”。然而，这番慷慨激昂的话并没有得到响应，反而是来泰的表现令“我”吃惊，“我”突然发现，“来泰是聪明的，而且已经不是一般的聪明。但是我有点厌恶”。这厌恶来源于失落，来源于对于农民在进城之后，受到城市影响，逐渐失去身上的属于农民固有的质朴的失落。在这种失落之后，难以掩盖的是作者对于城市文明的鄙视和不以为然。
另一类型杂工以《白水羊头葫芦丝》中的马欢为代表。这一类人不那么聪明，甚至有些傻气。马欢的工作是叫号，每天只需要站在门口吆喝“吃来白水羊头”就可以了，但是他“却总觉得不太自在，有点心虚，有点对不住另外几个伙计”。因此，“每天早晨，马欢先是把一些作料放到盆里，香菜末切好，早餐的粥煮进锅里，再把馒头热上……”[7]他的喉咙坏了之后，为了不让刘果失业，自己离开了饭店，又开始了漂流的生活。总的来说，《白水羊头葫芦丝》这篇小说在荆永鸣的小说体系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因为在这里他不仅描写了现实生活，还灌注了理想主义的光辉。马欢是作者理想中的人物，他善良本分，承受着生活的艰辛的同时又没有失去自己的质朴本色，但质朴和善良并没有使他过上更好的生活，甚至没有为他保住工作。作者无疑对他是欣赏的，但是当我们细细品读这样一个人物的时候却会有一些别样的感受。马欢是一个不考虑将来的人，他的本分使他在工作的时候无暇旁顾，他不像刘贵，不会偷偷地学手艺，甚至不如来泰，从没有想过为以后的生活找一条像样的出路，只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虽然勤勉，但毕竟缺乏在现代都市中讨生活的技巧。最终他失去了工作，虽然看起来这只是意外，但其实却是必然的结果。小说的最后马欢没有找到工作，而是在城市的闹市区吹起了葫芦丝，“在世俗的喧嚣声中，一曲优美的葫芦丝声显得是那么轻柔、曼妙，好听极了”[8]。这样超凡脱俗的场景充满诗意，然而，在这种诗意的背后，“拐过街角，白水羊头的叫卖声回肠荡气”[9]。在这里白水羊头代表了世俗，而葫芦丝代表的是诗意的、美好的人生，然而这种诗意在现代都市生活中就如同鸡群中的鹤一般，显得那么不伦不类，无所凭依。
在荆永鸣笔下，农民工的出路似乎只有两条：一是接受城市文明的洗礼，承认城市的价值，放弃乡村经验，使自己逐渐变为城里人；另一种则是拒绝城市，成为城市的边缘人，但这显然是行不通的。
“人文关怀的实质就在于关心需要关心的人特别是遭遇不幸的弱势群体，可我们却经常把人文关怀抽象化甚至空泛化以至于使其成为一种与最初的愿意并不十分吻合的标榜。”[10]荆永鸣的小说中充满了对底层，尤其是对进城的乡下人的关怀与抚慰，对于城市进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城乡二元对立的局面，试图用温情脉脉的宽容姿态和妥协的方式来掩盖、消解矛盾，然而逼仄的现实并非充满温情，当他在作品中表明自己的生活观、价值观的时候，其实已经忘掉了真正的底层所处的现实。
注释：
[1] 丁帆：《中国乡土小说生存的特殊背景与价值的失范》，《文艺研究》2005年第8期。
[2] 孙彤：《浅析荆永鸣的〈白水羊头葫芦丝〉》，《读与写》（教育教学刊）2007年第4期。
[3] 荆永鸣：《北京候鸟》，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4][5][6][7][8][9] 荆永鸣：《大声呼吸》，《人民文学》2005年第9期。
[10] 王东凯：《被想象的一群——浅谈“底层文学”中的“底层形象”》，《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4期。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