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与浙江庄桥坟遗址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已经发现了野生葡萄种子，传世文献如《诗经·豳风·七月》中亦有“六月食郁及薁”之句，历代解《诗》者多将“薁”释为山葡萄或野葡萄。《唐本草》《本草拾遗》《本草纲目》等专门的植物学著作中亦持此说。薁，又名，或合称薁，早见载于《山海经》，《说文解字》作“樱薁”。但是，历史上葡萄作为一种西域珍果陆续移植中原也是不争事实。郭璞和贾思勰先后指出二者有相似之处，如《齐民要术》云：“西域有葡萄，蔓延、食并似。”葡萄，在汉晋文献中多书写为蒲陶、蒲萄等。
　　关于其从西域传入的情况，早有《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使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汉书·西域传》记载更为详细，张骞归汉后言大宛多善马，汉武帝备重金派使者以请，宛王不与，并杀妄言之汉使，武帝遂遣李广利率兵讨伐。数年后，蝉封被拥立为王，其后与汉约好并每年进献天马两匹，“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天子以天马多，又外国使来众，益种蒲陶、目宿离宫馆旁，极望焉”。综上例言，从时间上不难推断，葡萄传入为张骞出使西域归汉之后事情。
　　到了晋代博物学著作中，出现了另一种观点，认为葡萄系张骞归汉时直接带回。贾思勰《齐民要术》引张华《博物志》言：“张骞使西域，还，得安石榴、胡桃、蒲桃。”《初学记》引语同。《太平御览·果部九》亦引《博物志》之言云：“张骞使西域还，得蒲萄。”不管是张骞亲自带回，还是后经其他汉使之手陆续传入，从时间上看均在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种观点历来为人们所接受，并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已经成为历史常识，广见于中学历史教科书，如人教版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中国古代史》中指出，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后，“西域的葡萄、石榴、苜蓿、胡豆、胡麻、胡瓜、胡桃等陆续移植内地”（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义务教育教科书《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中也写到：“自从张骞开辟通往西域的道路后……西域的良种马、香料、玻璃、宝石等，以及核桃、葡萄、石榴、苜蓿等植物，以至多种乐器和歌舞等传入中原。”（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
　　可是，通过对相关文学作品叙述与文献记载的辨析来看，葡萄从西域传入中原的时间可能更早。汉初赋家司马相如在《天子游猎赋》中借无是公口吻铺陈上林苑盛景，《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录此赋，其中有一句专门叙写殊方果木：
　　于是乎卢橘夏孰，黄甘橙楱，枇杷橪柿，楟柰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蒲陶，隐夫郁棣，榙荔枝，罗乎后宫，列乎北园。
　　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引晋灼之言云：“此虽赋上林，博引异方珍奇，不系于一也。”蒲陶作为“异方珍奇”之一，也出现在了司马相如铺陈上林苑盛况的赋中。《汉书》《文选》所录文本俱作“蒲陶”，可以排除所指是原产南地之蒲桃。
　　那么，考证清楚这篇赋的创作时间就有可能对葡萄作为西域之物传入中原的时间有新的认识。关于这篇赋的作时，主要观点有：王先谦《汉书补注》认为“献赋在武帝即位初”;何沛雄《汉魏六朝赋论集》提出作于建元二年（前139），完成于建元三年（前138）初;简宗梧《汉赋史论》反驳何说，继而提出作于建元四年（前137），赋奏则在建元五年（前136）或末年（前135）抑或元光元年（前134）之说;康金声《汉赋纵横》系年于建元五年;龚克昌《汉赋研究》认为作于建元六年（前135）;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经过详细论证明确指出该赋定稿于元光元年;龙文玲《汉武帝与西汉文学》持作于建元六年五月至元光元年五月之间的说法。其他学者之观点目前也未见晚于元光元年者，兹不多举。据此，学界虽有歧见，然至迟未逾元光元年，故不影响作为判断之依据。张骞出使西域为建元（前140—前135）中，途中被匈奴扣押十余载后辗转归汉。这从时间逻辑上表明《上林赋》写定之时张骞还在出使西域途中，并未归来。若依《史记》《汉书》以及博物学著作记载，张骞“凿空”西域后葡萄才传入中原，那么司马相如笔下列入“异方珍奇”的葡萄又是从何处获取的知识信息呢？
　　或许像前人一样我们会去怀疑《天子游猎赋》铺陈物产时有所虚夸，晋人左思《三都赋自序》于“卢橘夏孰”一段即有非语：“假称珍怪，以为润色，若斯之类，匪啻于兹。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且夫玉卮无当，虽宝非用;侈言无验，虽丽非经。”（《全晋文》卷七十四）皇甫谧为左氏之赋作序时亦有贬言：“若夫土有常产，俗有旧风，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而长卿之俦，过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虚张异类，托有于无。”（《全晋文》卷七十一）概言之，在二人看来司马相如所铺陈的物产出处失于证实，后世学者更不乏此识。
　　笔者认为，至少铺陈前引珍果奇木时不尽如此，出自西域的葡萄自然也非言之无物，理由如下：
　　其一，左思、皇甫谧的话并非客观的文学批评，作为自序与应酬序，难免具有非人重己、薄古厚今的倾向。首先，作为一篇写就后奏献于朝的文字，并无域外交流经历的司马相如叙写一种异域果木需要考虑引起知识共鸣。另外，关于今见此赋定稿的情况，其实《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交待得很清楚，“无是公言天子上林广大，山谷水泉万物，及子虚言楚云梦所有甚众，侈靡过其实，且非义理所尚，故删取其要，归正道而论之”。已经明言对于初稿中“侈靡过其实”的部分有過删节，假如当时上林苑中并无葡萄，或者退一步讲这种当时的异域之物还不足以出现在赋家的知识视野中，为何又要在史载文本中保留下来呢？具有实录精神的史迁裁削文本，距此赋作时相对更加接近，其并未对此产生怀疑。班固、萧统等人载录此赋时虽然文字偶有差异，但是依旧保留着这种西域果木。
　　其二，前引《天子游猎赋》一段话中提到的“卢橘”“郁”“荔枝”等诸多当时的殊方名果，有其他文献记载作为印证。卢橘，据《文选》李善注引应劭之言，早见载于《伊尹书》。又，如前所引《诗经》中已有食郁之载。另外，《西京杂记》这本杂钞西汉佚史的著作，虽多杂入小说家言，但对于物质文化交流的记载与皇家宫苑的描写着墨不少，这些文献无疑具有历史认识价值。其中，“鲛鱼荔枝”条记载南越王赵佗曾向汉高祖刘邦献鲛鱼和荔枝，可见荔枝更早已经传入长安;“上林名果异木”条中也详细记录了“枇杷”“梬枣”“樱桃”“车下李（郁）”“橙”“楟”“柰”等果木的栽植情况，多与赋中所铺陈的果木相合。又据《史记》《汉书》《文选》注解文字，赋中其他果木大抵也有据可从。综上，晋人虚张之说仅就此段文字而言过于严苛。 　　其三，关于此赋中葡萄书写的知识来源，时修已有专门探讨，如孙少华指出与蜀地接壤的西南方向也有可能是一个重要的传入渠道（孙少华《〈天子游猎赋〉的文本书写、知识来源与思想传播》，《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结合赋家籍贯，此不失为一种可能，然而通过相关文献记载亦可作出其他推测。《西京杂记》“上林名果异木”条又载：“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树，亦有制为美名，以标奇丽。”《三辅黄图·上林苑》亦载此言。上林苑系汉武帝于建元三年扩建落成，可见落成之初苑内已经植有远方或群臣进献的名果异树，此处尤其不可忽视的信息是进献之时多有为其制名之举。前面已经提到，此条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诸多栽植于上林苑的名果异树，其中即有作为十种桃树之一的胡桃，并注“出西域”;又记“安石榴十株”，根据名称也为西域之物不假。这就说明上林苑扩建落成之初，即有进献而来的西域果木栽植于内。篇末又言：“余就上林令虞渊得朝臣所上草木名二千余种。邻人石琼就余求借，一皆遗弃。今以所记忆，列于篇右。”作者明言所举上林苑名果异树名目来自官方途径，只不过遗失后依靠记忆补出以上部分。根据人正常的记忆规律，只有印象深、记得牢的东西才会优先唤起回忆。
　　毋需赘言，关于种植在上林苑中的珍果异木，朝臣或远方献物亦献名，再由专门的官员负责将其名目记录在册，这为赋家的知识积淀和运用提供了一种极大的可能与便利。何况当时身在长安的司马相如欲作这样一篇关乎自身前途且需要奏献圣上的赋作，没有充分的知识来源与准备断然无法轻易完成。不论司马相如作赋时具体参照的是哪一条知识来源，似乎都无法否认异域之葡萄已经进入汉人知识视野;更加大胆推测，上林苑中或早已栽植进献而来的葡萄。换言之，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中叙及“蒲陶”，绝非毫无依据的虚张之物。
　　理順上林苑扩建落成、司马相如《上林赋》写定、张骞出使西域归国等时间节点，再结合当时的物质文化交流情况、职官和名物制度、赋家的创作动因、赋文本的流传与载录等综合因素，葡萄传入中原极有可能早于张骞“凿空”西域。
　　张骞“凿空”西域之后，汉室确实大量引种了葡萄等珍果，其贡献不可贬低或否认，但是也需客观认识到其至迟在上林苑扩建成初期应该已经传入中原并进行栽植，继而出现在了时人的知识视野中。只不过张骞出使西域归汉之后引种与栽植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汉武帝在上林苑西建葡萄宫即为明证。大而言之，此与张骞出使前中原和西域已经有零散的物质文化交流道理相通，张骞的最大功劳就是使得这种交流更加频繁化、规模化、常态化。
　　[本文为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殊方物产与汉晋辞赋”（19C176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