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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岁的陈志远平日与老伴住在北京北六环外的敬老院里，生活简单平静。最近来探望的客人突然增多，有时他不得不向隔壁人家借椅子。
来者都因一部电影。4月2日，中影集团出品的《澳门1949》在全国上映，讲述1949年国民党海军的联荣号军舰向共产党投诚的经过。陈志远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当时的身份是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工作人员。
他知道现在的主旋律电影年轻人不爱看，但相信“不见得没有人喜欢回头想想历史”，“都是讲隐蔽战争的，现在的谍战电视剧就很好看嘛。”
整个起义过程比较顺利
联荣号舰起义是在1949年10月28日，那时我28岁。
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大陆上的国民党军队基本被消灭，仅余西南一带还有残余部队。双方计划已经很明确，共产党方面遵循毛泽东提出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一边在大陆打扫战场，一边准备渡海，解放台湾。国民党方面则只能死守台湾，以保证立身之地。
鉴于岛屿作战将成为主要战争方式，海军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双方都在积极争取扩大海军实力。共产党利用隐蔽战线积极策反，国民党则连续挫败“太和”、“永顺”、“美颂”三舰起义，公开把起义人员押到台湾审讯、枪杀，制造恐怖气氛。
联荣号舰是国民党海军第四军区第四巡防艇队的旗舰，但规格并不大，是原美制步兵登陆舰，在当时诸多军舰起义中算是非常小的事件。可它是国民党海军起义成功的最后一艘军舰，且由于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影响很大。
联荣号舰的策反工作始于1949年2月。当时联荣号舰长出缺，我恰好在国民党海军司令部人事署分管该舰的人事工作，就签报调我的同学张孟教担任此职。他很快被我做通工作，积极准备起义。但是联荣号舰几次出海，都有其他船只同行，起义没有成功。后来他被调去其他军舰。我则忙于重庆号、灵甫号及敌第二舰队的策反，无法兼顾联荣号。
直到10月14日广州解放，第四巡防艇队队长柳炳熔奉命率领联荣号舰和第四巡防艇队的其他舰艇，撤往澳门海面锚泊待命，我们才感到又有了机会。我与策反委员会的其他几位同志约柳炳熘在铜锣湾一家餐厅见面。酒席间，我们从当时的战局讲起，指出蒋家王朝必然灭亡。讲话中，我的上级突然从口袋里拿出一份国内发来的电报，问柳炳熔：“你是不是我们的关系?”因为根据可靠情报，柳炳熔的岳父陶峙岳已在新疆率部起义，国民党特务即将对柳下毒手。
那时大势已定，策反工作并不难做，柳炳熔随即同意发动起义，但是提出他平时与士兵接触较少，在联荣舰上没有心腹作为依靠，又不懂航行技术，希望有人与他同去澳门，帮助他把起义组织起来。我们便指派已投诚的前国民党海军太和号副舰长李作建与他同行。
柳、李二人在舰上选出12人参加起义，按照每个人的特点布置任务，同时决定凡不参加起义的人员，一律关押在舱中严加看守，到广州后交给解放军。我们帮他们拟定计划，打算在10月26日凌晨趁海水涨潮时发动起义。
后来因故拖延一天，但整个起义过程算是比较顺利，基本没有发生流血冲突。挑选出的起义人员来自舰上各个部门，迅速取得武器，控制全舰。
整个过程里没有遇到追击。离开澳门海面不久，停泊在澳门的太昭舰曾发来电报：“你们去哪里?赶快回驶，一同去台湾，否则就要开炮了!”我们回电称军舰搁浅，正设法换锚位，一面加速航行。
柳炳熔在驾驶台向第四舰艇队所属的另外24只舰艇发出信号，要他们跟随联荣号舰执行“剿匪”任务。可惜由于联荣号舰航速太陕，等天亮时才发现只有—艘炮艇跟在后面航行，其他舰都不见踪影。
最终第四巡防艇队的官兵共70人成功起义，开赴广州，编入解放军广东省军区江防司令部，联荣号舰被重新命名为“勇敢”号，后来还参加了清剿珠江三角洲残匪和解放海南岛的战役。
在国民党海军学校阅读艾思奇
直到解放战争末期，共产党仍没有海军，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前进的步伐。中共党组织要求地下对敌斗争和策反机构充实骨干力量，加速对国民党海军官兵的策反行动，为创建新中国海军做准备。
根据权威部门统计，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海军共举行起义21起，400艘舰艇中有98艘投诚，这给当时的国民党以致命打击。比如1949年2月国民党王牌大舰重庆号起义后，长江以北几乎就没有国民党的部队了，因为担心重庆号的攻击。
重庆号起义也是我参与的第一次国民党海军起义。当时我从英国留学回来，在重庆号做舰长邓兆祥的秘书。重庆号是国民党海军军舰中吨位最大、速度最快、火力最强的舰艇，由英国军方赠送。二战期间，英美与中国因战时同盟国的关系，分别赠送或租借给中国战舰。当时需要派人到英美去接收战舰并开回中国，我就参加了国民党政府面向全国海军的招考。
此前我毕业于马尾海军学校第九期航海班，在校期间就加入了国民党。那时基本全校同学都加入了，因为共产党也没有海军。人国民党与入共产党完全不同，前者是拉你入党，后者则要经过严格的审核和考验。
旧中国海军派系十分复杂，“马尾系”曾是主流派和当权派，蒋介石一度企图扶植嫡系“电雷系”，联合“青岛系”“黄埔系”来对抗“马尾系”。“马尾系”的首领陈绍宽曾于1938年出任国民党海军总司令，但对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做法不满，便在他领导的马尾海校提倡爱国和民主思想，学校里出现很多进步读书会，并且能偷偷阅览从陕北流传过来的抗日书报。
我在学校时就对共产党的主张很感兴趣，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喜欢阅读艾思奇等人的《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等课外读物。后来在英国学习期间，由于英国政府标榜新闻自由，规定海军军舰上订阅的报刊必须包括所有党派的报刊，所以经常看到英国共产党的《工人日报》，能及时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战场节节得胜的消息。
1948年我随重庆号回国后，就积极寻找与共产党的关系，所幸不久就有一位海军军官找到我，说如果愿意为共产党尽力，可以介绍我去見地下党。我们在南京玄武湖见面，对方谈到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解放战争形势，表示上级要做争取重庆号策反的工作，我求之不得，爽快答应。
重庆号策反成功之后，我利用自己在国民党海军司令部人事署人事参谋的身份，参与策动过国民党海军军防第二舰队集体起义、海军驱逐舰永兴号、护航驱逐舰灵甫号及运输舰联荣号舰起义。
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什么我那时没有被发现，其实当时的局势很复杂，国民党阵营里，一方面由特务机构控制的核心部分非常严苛，但其余人员的管理则相当松散。我们经常会讨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也会看毛泽东写的《论新民主主义》。
当时人心向背日益明显，策反也并不困难，一部分官兵已经有了觉醒，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因势利导，促使他们与国民党决裂。
从解放前加入党组织起，我把原名何友恪更名换姓为陈志远，至今已60多年。我以为60几年前的事早就尘封起来了，没想到今天还能有艺术(电影《澳门1949》)来还原这段历史，我非常感激。
来者都因一部电影。4月2日，中影集团出品的《澳门1949》在全国上映，讲述1949年国民党海军的联荣号军舰向共产党投诚的经过。陈志远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当时的身份是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工作人员。
他知道现在的主旋律电影年轻人不爱看，但相信“不见得没有人喜欢回头想想历史”，“都是讲隐蔽战争的，现在的谍战电视剧就很好看嘛。”
整个起义过程比较顺利
联荣号舰起义是在1949年10月28日，那时我28岁。
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大陆上的国民党军队基本被消灭，仅余西南一带还有残余部队。双方计划已经很明确，共产党方面遵循毛泽东提出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一边在大陆打扫战场，一边准备渡海，解放台湾。国民党方面则只能死守台湾，以保证立身之地。
鉴于岛屿作战将成为主要战争方式，海军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双方都在积极争取扩大海军实力。共产党利用隐蔽战线积极策反，国民党则连续挫败“太和”、“永顺”、“美颂”三舰起义，公开把起义人员押到台湾审讯、枪杀，制造恐怖气氛。
联荣号舰是国民党海军第四军区第四巡防艇队的旗舰，但规格并不大，是原美制步兵登陆舰，在当时诸多军舰起义中算是非常小的事件。可它是国民党海军起义成功的最后一艘军舰，且由于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影响很大。
联荣号舰的策反工作始于1949年2月。当时联荣号舰长出缺，我恰好在国民党海军司令部人事署分管该舰的人事工作，就签报调我的同学张孟教担任此职。他很快被我做通工作，积极准备起义。但是联荣号舰几次出海，都有其他船只同行，起义没有成功。后来他被调去其他军舰。我则忙于重庆号、灵甫号及敌第二舰队的策反，无法兼顾联荣号。
直到10月14日广州解放，第四巡防艇队队长柳炳熔奉命率领联荣号舰和第四巡防艇队的其他舰艇，撤往澳门海面锚泊待命，我们才感到又有了机会。我与策反委员会的其他几位同志约柳炳熘在铜锣湾一家餐厅见面。酒席间，我们从当时的战局讲起，指出蒋家王朝必然灭亡。讲话中，我的上级突然从口袋里拿出一份国内发来的电报，问柳炳熔：“你是不是我们的关系?”因为根据可靠情报，柳炳熔的岳父陶峙岳已在新疆率部起义，国民党特务即将对柳下毒手。
那时大势已定，策反工作并不难做，柳炳熔随即同意发动起义，但是提出他平时与士兵接触较少，在联荣舰上没有心腹作为依靠，又不懂航行技术，希望有人与他同去澳门，帮助他把起义组织起来。我们便指派已投诚的前国民党海军太和号副舰长李作建与他同行。
柳、李二人在舰上选出12人参加起义，按照每个人的特点布置任务，同时决定凡不参加起义的人员，一律关押在舱中严加看守，到广州后交给解放军。我们帮他们拟定计划，打算在10月26日凌晨趁海水涨潮时发动起义。
后来因故拖延一天，但整个起义过程算是比较顺利，基本没有发生流血冲突。挑选出的起义人员来自舰上各个部门，迅速取得武器，控制全舰。
整个过程里没有遇到追击。离开澳门海面不久，停泊在澳门的太昭舰曾发来电报：“你们去哪里?赶快回驶，一同去台湾，否则就要开炮了!”我们回电称军舰搁浅，正设法换锚位，一面加速航行。
柳炳熔在驾驶台向第四舰艇队所属的另外24只舰艇发出信号，要他们跟随联荣号舰执行“剿匪”任务。可惜由于联荣号舰航速太陕，等天亮时才发现只有—艘炮艇跟在后面航行，其他舰都不见踪影。
最终第四巡防艇队的官兵共70人成功起义，开赴广州，编入解放军广东省军区江防司令部，联荣号舰被重新命名为“勇敢”号，后来还参加了清剿珠江三角洲残匪和解放海南岛的战役。
在国民党海军学校阅读艾思奇
直到解放战争末期，共产党仍没有海军，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前进的步伐。中共党组织要求地下对敌斗争和策反机构充实骨干力量，加速对国民党海军官兵的策反行动，为创建新中国海军做准备。
根据权威部门统计，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海军共举行起义21起，400艘舰艇中有98艘投诚，这给当时的国民党以致命打击。比如1949年2月国民党王牌大舰重庆号起义后，长江以北几乎就没有国民党的部队了，因为担心重庆号的攻击。
重庆号起义也是我参与的第一次国民党海军起义。当时我从英国留学回来，在重庆号做舰长邓兆祥的秘书。重庆号是国民党海军军舰中吨位最大、速度最快、火力最强的舰艇，由英国军方赠送。二战期间，英美与中国因战时同盟国的关系，分别赠送或租借给中国战舰。当时需要派人到英美去接收战舰并开回中国，我就参加了国民党政府面向全国海军的招考。
此前我毕业于马尾海军学校第九期航海班，在校期间就加入了国民党。那时基本全校同学都加入了，因为共产党也没有海军。人国民党与入共产党完全不同，前者是拉你入党，后者则要经过严格的审核和考验。
旧中国海军派系十分复杂，“马尾系”曾是主流派和当权派，蒋介石一度企图扶植嫡系“电雷系”，联合“青岛系”“黄埔系”来对抗“马尾系”。“马尾系”的首领陈绍宽曾于1938年出任国民党海军总司令，但对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做法不满，便在他领导的马尾海校提倡爱国和民主思想，学校里出现很多进步读书会，并且能偷偷阅览从陕北流传过来的抗日书报。
我在学校时就对共产党的主张很感兴趣，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喜欢阅读艾思奇等人的《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等课外读物。后来在英国学习期间，由于英国政府标榜新闻自由，规定海军军舰上订阅的报刊必须包括所有党派的报刊，所以经常看到英国共产党的《工人日报》，能及时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战场节节得胜的消息。
1948年我随重庆号回国后，就积极寻找与共产党的关系，所幸不久就有一位海军军官找到我，说如果愿意为共产党尽力，可以介绍我去見地下党。我们在南京玄武湖见面，对方谈到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解放战争形势，表示上级要做争取重庆号策反的工作，我求之不得，爽快答应。
重庆号策反成功之后，我利用自己在国民党海军司令部人事署人事参谋的身份，参与策动过国民党海军军防第二舰队集体起义、海军驱逐舰永兴号、护航驱逐舰灵甫号及运输舰联荣号舰起义。
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什么我那时没有被发现，其实当时的局势很复杂，国民党阵营里，一方面由特务机构控制的核心部分非常严苛，但其余人员的管理则相当松散。我们经常会讨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也会看毛泽东写的《论新民主主义》。
当时人心向背日益明显，策反也并不困难，一部分官兵已经有了觉醒，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因势利导，促使他们与国民党决裂。
从解放前加入党组织起，我把原名何友恪更名换姓为陈志远，至今已60多年。我以为60几年前的事早就尘封起来了，没想到今天还能有艺术(电影《澳门1949》)来还原这段历史，我非常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