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然是一个荷兰人，她有两个可爱的宝宝，一儿一女，女儿叫 阿润，今年8岁了，在北京安贞西里的一所全是外国小孩上学的学校里读书。她还有一个两岁的、金发碧眼的漂亮的小儿子，叫玛努，素然自己带他。素然的丈夫叫博盟，是一个德国人，高高的个子，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他们已经在北京生活了十来年，可谓一对中国通。她的家位于市中心，在东城一带，是一所古老的独门独院的四合院。院子冬暖夏凉，绿荫遮蔽。
　　每当素然送她的乖女儿上学，就会吸引路上行人颇多的眼球。为什么？是因为她骑着一辆十分特殊的前面带着挎斗的自行车。素然告诉我，这样的自行车在荷兰很普遍。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有四分之三的市民出行都骑自行车。应该说她的国家是自行车王国，骑车是人们的主要出行方式。她说她的自行车有七档变速，孩子在母亲眼前，坐在车斗之中，不怕风雨，能够给予足够的关照。素然在荷兰骑车，到中国继续骑车。
　　我问素然，在北京骑车好不好骑？她告诉我，她最早到中国是1990年。1994至1995年她在北大读书，那时她就骑车，但是觉得在北京骑车越来越不好骑了。汽车比原来多了，车速比原来快了，人们变得越来越没有耐心，一般汽车不会让自行车。当然她觉得她可以理解，因为现在生活节奏比过去要快了。我问她，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每天来回骑30里，用自行车接送孩子呢？她告诉我，骑自行车最能保证时间。从她的家到女儿的学校，只有骑车才能掌握时间，孩子早上8点半上课，这时路上经常堵车，除了骑车她没有别的好办法。
　　素然告诉我，有时候她也想放弃，不骑车了。因为她看到有的人一边打手机一边开车，很不安全。遇到拐弯，汽车一般都不让行人。骑车的路况不好，比较危险，可是她又不想放弃，她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来实现低碳出行。她说在上个世纪90年代，北京路上跑的汽车里面很少只坐一个人，往往车里坐满了人。而现在，街上跑的车，里面基本只有一个人。有一次她在鼓楼外大街的自行车专用道带孩子骑车，身后一辆挂黑牌号的小轿车拼命摁喇叭，她觉得很不礼貌。尤其是下雨的时候，大家都急着回家，坐在小轿车里的人并不挨淋，应该让着骑车的人，可是似乎他们都没有这种意识。
　　


　　而素然最终没有放弃骑车，因为她喜欢自由，她觉得骑车最自由，她不想放弃。有时候骑车会使她怀念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街道同样很窄，但是那里有自行车专用道，不像北京，小轿车可以停在自行车道里。荷兰想尽一切办法，鼓励大家骑车。在阿姆斯特丹也有堵车问题，有过专门的统计，那里的马路时速20公里。出行速度第一是骑车，第二是公交，第三是步行，在那里开小轿车的时速有时还不及走路。阿姆斯特丹对骑车一族有非常好的保护条例，如果汽车撞了骑车人，会付很高的赔偿。市中心小轿车停车费也很贵。
　　北京有的地方也有自行车专用道，但是就是被汽车占了，警察也不会管。这是不应该的。素然的家里有小轿车，她从4岁起就开始学骑自行车了。素然的父亲告诉她，汽油很贵，10公里之内的距离不必开车。她从12岁上中学起，就一直骑车上学。博盟也告诉我，他在德国上的大学，住的地方离学校20公里，他都是骑自行车来回。他的家在柏林，他会找到一条从一个公园穿到另一个公园的路，一路上边骑车，边欣赏优美的环境，很是惬意。现在他们的女儿有8岁了，也学会了骑自行车，但是他们不敢让女儿骑车上街，北京的路况实在太让人不放心了。他们只允许她在公园之类安全的地方骑车，不让她骑到学校，因为那条路汽车太多了。
　　


　　素然觉得北京还是在朝着好的方向努力，现在已经有了公共自行车服务卡，一年100元钱，随便租借。现在已经有了100多个点，这很好。她家办了一张，如果来了客人，她会为他们租上一辆自行车，让他们随意走一走。她觉得王府井南北都应该有存车处，但现在只有南边有，可以存车的地方太少，多设一些会更便于大家骑车出行。二环以内的胡同可以变成自行车专用道，不允许汽车开进去。自行车的进出口放上路障不让汽车进入。
　　和他们夫妇聊天，他们觉得在中国生活还是挺幸运的，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感觉问题没有在中国这样突出。他们的文化使他们的个人维权意识很强。有时候，比如当小轿车不让自行车，在路口当中堵了很久，他们会为骑车族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而生气。有时候他们看到上访办公室门口众多的人群、看到一个烧伤而没钱治疗的孩子，他们会想，如果那些坐高级小轿车的人们能施些爱心出来该有多好！他们把自己孩子穿小的衣服，打包寄往新疆，给那里受灾的孩子。
　　这就是一个骑车送孩子上学的洋妈妈，至少我现在还不曾看见他们购买自己的小轿车，似乎目前他们还没有这个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