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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穆奥（Henri Mouhot）于1826年 5月15日诞生在法国杜省蒙贝利亚尔，这是一个靠近瑞士边境的小省。他的父亲是路易斯·菲利普国王手下的一名官员，而他的母亲则是一位受当地人尊敬的老师，因此穆奥的父母很重视他和他兄弟的学习，给了他们良好的教育。
18岁的时候，穆奥获得语言学学位，然后去往圣彼得堡的军校教授法语和希腊语，他在俄罗斯呆了十年，直到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才离开。
离开俄罗斯后，他与兄弟夏尔一同游历欧洲，并且利用在俄罗斯期间所学到的达盖尔发明的银版法摄影技术，拍摄了许多景观、杰出人士和建筑名胜的照片，他对考察和游历的兴趣也自此而始。
1856年，穆奥和他的弟弟移居英国，穆奥认识了英格兰探险家蒙戈·帕克（Mungo Park）的孙女并结成夫妻。在英国，穆奥继续研究自然科学，尤其专注于鸟类和贝类的研究。这段时间他被一本书所吸引——詹姆斯·宝灵（James Bowing）所写的《暹罗王国和人民》（The Kingdom and People of Siam），这本书描写了一个东方古老帝国的故事，反复阅读这本书之后，穆奥决定到中南半岛进行一系列植物、动物探险考察并且收集动物标本。
露齿微笑的女神浮雕，柬埔寨吴哥窟。图/叶勤/FOTOE
在金边，穆奥跟随着船只一直往北，感叹着洞里萨湖的美景：“河流变得越来越宽，直到最后，寬度有四五英里，然后就进入了有如大海的洞里萨湖。海岸很低，还被一层厚厚的树木覆盖着，而在远方似乎可见被云吞没的山峰。湖水的波浪在阳光的照射下，辉煌地闪烁着，让眼睛几乎无法睁开。在洞里萨湖上，看过去只能看见一片海，别无其他之物，而在该湖中心，杵了一个高高的桅杆，标示出暹罗和柬埔寨王国之间的边界。”此后，他登上巴肯山，这座位于吴哥窟西北1.5公里处的小山，虽然高仅70米左右，但已经是附近唯一的制高点，从巴肯山可以居高临下俯瞰吴哥窟。穆奥在日记中写道：“一步一步，到达山顶，可以饱览如此美丽而丰富的景色。”
作为一名喜欢记日记的人，穆奥细致地记载他的所见所闻和感触，他感叹在柬埔寨所见到的各种宏伟建筑庙宇“第一眼望去，你的内心会充满一股澎湃的仰慕之情，（建造者）是如此文明，如此进步。”
遇见吴哥
就是这样一路追逐着野猪、蝴蝶和昆虫的踪迹，在1859年的冬天，穆奥在丛林里越走越深，最后在藤蔓遮蔽的森林深处，发现了沉寂已久，挂着古老微笑的高棉王朝遗迹。
这就是古代吴哥的废墟，也是亨利·穆奥最知名的探索之一，他一步步深入探索，发现这片土地为数众多的古老庙宇、塑像、护城河、宫殿。那些宫殿上雕刻有精美的雕像，有的佛像脸上挂有神秘的微笑，还有的许多庙宇和巨树共生，各种各样的廊柱、佛像、雕塑，其上人物和动物精雕细琢、栩栩如生，许多人物舞姿翩翩、衣袖如云，这就是起源于约公元400年的古代高棉帝国的遗迹。古高棉帝国曾经强盛一时，802年，阇耶跋摩二世立都于吴哥王城，被誉为“神王”。当时的高棉军队有战象百头，征服了周边许多地区。 有研究者称，15世纪30年代，高棉帝国由于中世纪温暖时期结束，气候由夏季降雨的稳定型态转为厄尔尼诺现象与干旱频繁的气候型态，而以往为了支持吴哥王城的庞大人口，高棉人大举砍伐森林、开垦农田，导致水土流失，使得洞里萨湖淤积，在干旱季节无法有效供应农田用水，农作物产量剧降，无法再供应数十万人的粮食需求，致吴哥城衰落，终于16世纪末期成为废城。
1819年，周达观《真腊风土记》的法文翻译本首次在巴黎刊行，此后陆续有欧洲人访问吴哥，比如1856年，方济各会（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修士和旅行家安东尼奥·达·马格达连那游历吴哥，并向葡萄牙历史学家蒂欧格·都·科托报告其游历吴哥的见闻；1857年，驻马德望的法国传教士夏尔·艾米尔·布意孚神父著《1848—1856印度支那旅行记，安南与柬埔寨》，叙述吴哥状况，但未引人注意。直到穆奥的旅行笔记出版，吴哥才突然在西方人的眼界里出名起来，更多的传教士、摄影师、考察者开始对这片土地产生兴趣。
正因如此，穆奥常被错误地认为“发现”了吴哥，事实上，吴哥从未“丢失”过。但穆奥的确是在西方推广了吴哥。因为吴哥是穆奥在吴哥窟的观察手记和手绘的图张，让安静几百年的吴哥在历史上又“复活”起来。穆奥的画，除了反映吴哥窟的布局，也包括了一些有吴哥特色的露台、屋顶、柱子、门廊，还有画廊和浅浮雕的细节，比如其中的植物、动物、跳舞的人、珠宝首饰和军事武器等，这些绘画把吴哥窟呈现得活灵活现。穆奥的笔记中，将吴哥的建筑跟埃及金字塔做比较，他对吴哥的四面佛头像的描述是“四个埃及风格的巨大头像”，当时的西方对中东文明深感好奇，所以穆奥的这种关联比较，让吴哥马上抓住了西方人的好奇心。
1860年，亨利·穆奥的吴哥窟手绘图。
他感叹：“这么宏伟的废墟，想必当时动了多少劳力，让人看到时一方面是充满钦佩，另一方面不禁感叹，当时能打造出这些巨大作品的人是个又强大又文明的种族，而这些人却又消失到哪里了？这里有些寺庙可以和我们的所罗门比对，美得像是古老的米开朗基罗所建的，大可以和我们自以为最美的建筑平起平坐。”这感叹即使今天看来，也是毫不夸张的，吴哥窟的确是集合了人类最高的智慧和艺术成就而诞生的杰作。
穆奥的遗赠
1861年的第四次旅行中，穆奥在老挝丛林中感染了疟疾并最终因而丧生，年仅35岁。在患病后离世前，他写信给家人，描述了自己的激情，并表示此生已不再遗憾：“看到如此之多美丽、壮观又新奇的景致，这一切叫我心满意足。”
穆奥生前最亲密的仆人将他葬于湄公河的支流——美丽的南康河的河岸，又把他所有的日记、标本运回曼谷，最终运回欧洲，这些游记最后由他的弟弟整理为《暹罗柬埔寨老挝诸王国旅行记》， 1862年在巴黎出版。后来，伦敦出版此书的英译本。穆奥的日记里对高棉遗迹给予最高的赞誉：“吴哥是古高棉王国的国都……此地庙宇之宏伟，远胜古希腊、罗马遗留给我们的一切……一见到吴哥寺的刹那，人们立刻忘却旅途的疲劳，喜悦和仰慕之情油然而生，一瞬间犹如从沙漠踏足绿洲、从混沌的蛮荒进入灿烂的文明。”
穆奥的游记激发了欧洲人对吴哥窟的浓厚兴趣。苏格兰摄影师约翰·汤姆森是世界上最早拍摄吴哥窟照片的摄影师。他受到穆奥游记的启发，1866年3月抵达吴哥，拍摄了世界上最早的吴哥窟照片，这些照片后来结集出版，名为《柬埔寨的古迹》。
1866年-1868年，由法兰西护卫舰舰长杜达尔·德·拉格雷和陆军中尉弗朗西斯·安邺率领的法国的湄公河考察团，对吴哥进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正式地科学考察，团员中还包括陆军中尉兼考古学家路易斯·德拉波（Louis Delaporte）。这支考察团用的就是穆奥在老挝所绘制的地图，穆奥的地图上较为清楚地绘制了从老挝琅勃拉邦到泰国曼谷的路线，是当时这个路线唯一可参考的地图。
德拉波将大约七十件吴哥窟的雕刻和建筑物带回法国，在1867年和1878年的万国博览会上展出，赶上欧洲兴起的一股收藏东方文物的热潮。他在1880年出版了《柬埔寨游记——高棉的建筑艺术》一书，书中附录了多幅素描画。隨同德拉波前往吴哥的，还有法国摄影师艾米尔·基瑟尔，1866年，他出版了《亚洲》画册，其中吴哥窟的照片让人们一睹吴哥窟的雄伟风采。1873年，法国派出的湄公河考察团出版了由团员安邺执笔的《印度支那考察之旅》，其中也收入了德拉波的吴哥窟素描画。
自此，隐藏于丛林中的吴哥窟，唤起了西方世界的极大兴趣，旅行家、考古学家、建筑学家、历史学家纷纷前往，渴望着一睹高棉王朝璀璨夺目的遗迹，而穆奥就是那个时代里把吴哥窟拉近人们视线中的第一人。
18岁的时候，穆奥获得语言学学位，然后去往圣彼得堡的军校教授法语和希腊语，他在俄罗斯呆了十年，直到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才离开。
离开俄罗斯后，他与兄弟夏尔一同游历欧洲，并且利用在俄罗斯期间所学到的达盖尔发明的银版法摄影技术，拍摄了许多景观、杰出人士和建筑名胜的照片，他对考察和游历的兴趣也自此而始。
1856年，穆奥和他的弟弟移居英国，穆奥认识了英格兰探险家蒙戈·帕克（Mungo Park）的孙女并结成夫妻。在英国，穆奥继续研究自然科学，尤其专注于鸟类和贝类的研究。这段时间他被一本书所吸引——詹姆斯·宝灵（James Bowing）所写的《暹罗王国和人民》（The Kingdom and People of Siam），这本书描写了一个东方古老帝国的故事，反复阅读这本书之后，穆奥决定到中南半岛进行一系列植物、动物探险考察并且收集动物标本。
在金边，穆奥跟随着船只一直往北，感叹着洞里萨湖的美景：“河流变得越来越宽，直到最后，寬度有四五英里，然后就进入了有如大海的洞里萨湖。海岸很低，还被一层厚厚的树木覆盖着，而在远方似乎可见被云吞没的山峰。湖水的波浪在阳光的照射下，辉煌地闪烁着，让眼睛几乎无法睁开。在洞里萨湖上，看过去只能看见一片海，别无其他之物，而在该湖中心，杵了一个高高的桅杆，标示出暹罗和柬埔寨王国之间的边界。”此后，他登上巴肯山，这座位于吴哥窟西北1.5公里处的小山，虽然高仅70米左右，但已经是附近唯一的制高点，从巴肯山可以居高临下俯瞰吴哥窟。穆奥在日记中写道：“一步一步，到达山顶，可以饱览如此美丽而丰富的景色。”
作为一名喜欢记日记的人，穆奥细致地记载他的所见所闻和感触，他感叹在柬埔寨所见到的各种宏伟建筑庙宇“第一眼望去，你的内心会充满一股澎湃的仰慕之情，（建造者）是如此文明，如此进步。”
遇见吴哥
就是这样一路追逐着野猪、蝴蝶和昆虫的踪迹，在1859年的冬天，穆奥在丛林里越走越深，最后在藤蔓遮蔽的森林深处，发现了沉寂已久，挂着古老微笑的高棉王朝遗迹。
这就是古代吴哥的废墟，也是亨利·穆奥最知名的探索之一，他一步步深入探索，发现这片土地为数众多的古老庙宇、塑像、护城河、宫殿。那些宫殿上雕刻有精美的雕像，有的佛像脸上挂有神秘的微笑，还有的许多庙宇和巨树共生，各种各样的廊柱、佛像、雕塑，其上人物和动物精雕细琢、栩栩如生，许多人物舞姿翩翩、衣袖如云，这就是起源于约公元400年的古代高棉帝国的遗迹。古高棉帝国曾经强盛一时，802年，阇耶跋摩二世立都于吴哥王城，被誉为“神王”。当时的高棉军队有战象百头，征服了周边许多地区。 有研究者称，15世纪30年代，高棉帝国由于中世纪温暖时期结束，气候由夏季降雨的稳定型态转为厄尔尼诺现象与干旱频繁的气候型态，而以往为了支持吴哥王城的庞大人口，高棉人大举砍伐森林、开垦农田，导致水土流失，使得洞里萨湖淤积，在干旱季节无法有效供应农田用水，农作物产量剧降，无法再供应数十万人的粮食需求，致吴哥城衰落，终于16世纪末期成为废城。
1819年，周达观《真腊风土记》的法文翻译本首次在巴黎刊行，此后陆续有欧洲人访问吴哥，比如1856年，方济各会（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修士和旅行家安东尼奥·达·马格达连那游历吴哥，并向葡萄牙历史学家蒂欧格·都·科托报告其游历吴哥的见闻；1857年，驻马德望的法国传教士夏尔·艾米尔·布意孚神父著《1848—1856印度支那旅行记，安南与柬埔寨》，叙述吴哥状况，但未引人注意。直到穆奥的旅行笔记出版，吴哥才突然在西方人的眼界里出名起来，更多的传教士、摄影师、考察者开始对这片土地产生兴趣。
正因如此，穆奥常被错误地认为“发现”了吴哥，事实上，吴哥从未“丢失”过。但穆奥的确是在西方推广了吴哥。因为吴哥是穆奥在吴哥窟的观察手记和手绘的图张，让安静几百年的吴哥在历史上又“复活”起来。穆奥的画，除了反映吴哥窟的布局，也包括了一些有吴哥特色的露台、屋顶、柱子、门廊，还有画廊和浅浮雕的细节，比如其中的植物、动物、跳舞的人、珠宝首饰和军事武器等，这些绘画把吴哥窟呈现得活灵活现。穆奥的笔记中，将吴哥的建筑跟埃及金字塔做比较，他对吴哥的四面佛头像的描述是“四个埃及风格的巨大头像”，当时的西方对中东文明深感好奇，所以穆奥的这种关联比较，让吴哥马上抓住了西方人的好奇心。
他感叹：“这么宏伟的废墟，想必当时动了多少劳力，让人看到时一方面是充满钦佩，另一方面不禁感叹，当时能打造出这些巨大作品的人是个又强大又文明的种族，而这些人却又消失到哪里了？这里有些寺庙可以和我们的所罗门比对，美得像是古老的米开朗基罗所建的，大可以和我们自以为最美的建筑平起平坐。”这感叹即使今天看来，也是毫不夸张的，吴哥窟的确是集合了人类最高的智慧和艺术成就而诞生的杰作。
穆奥的遗赠
1861年的第四次旅行中，穆奥在老挝丛林中感染了疟疾并最终因而丧生，年仅35岁。在患病后离世前，他写信给家人，描述了自己的激情，并表示此生已不再遗憾：“看到如此之多美丽、壮观又新奇的景致，这一切叫我心满意足。”
穆奥生前最亲密的仆人将他葬于湄公河的支流——美丽的南康河的河岸，又把他所有的日记、标本运回曼谷，最终运回欧洲，这些游记最后由他的弟弟整理为《暹罗柬埔寨老挝诸王国旅行记》， 1862年在巴黎出版。后来，伦敦出版此书的英译本。穆奥的日记里对高棉遗迹给予最高的赞誉：“吴哥是古高棉王国的国都……此地庙宇之宏伟，远胜古希腊、罗马遗留给我们的一切……一见到吴哥寺的刹那，人们立刻忘却旅途的疲劳，喜悦和仰慕之情油然而生，一瞬间犹如从沙漠踏足绿洲、从混沌的蛮荒进入灿烂的文明。”
穆奥的游记激发了欧洲人对吴哥窟的浓厚兴趣。苏格兰摄影师约翰·汤姆森是世界上最早拍摄吴哥窟照片的摄影师。他受到穆奥游记的启发，1866年3月抵达吴哥，拍摄了世界上最早的吴哥窟照片，这些照片后来结集出版，名为《柬埔寨的古迹》。
1866年-1868年，由法兰西护卫舰舰长杜达尔·德·拉格雷和陆军中尉弗朗西斯·安邺率领的法国的湄公河考察团，对吴哥进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正式地科学考察，团员中还包括陆军中尉兼考古学家路易斯·德拉波（Louis Delaporte）。这支考察团用的就是穆奥在老挝所绘制的地图，穆奥的地图上较为清楚地绘制了从老挝琅勃拉邦到泰国曼谷的路线，是当时这个路线唯一可参考的地图。
德拉波将大约七十件吴哥窟的雕刻和建筑物带回法国，在1867年和1878年的万国博览会上展出，赶上欧洲兴起的一股收藏东方文物的热潮。他在1880年出版了《柬埔寨游记——高棉的建筑艺术》一书，书中附录了多幅素描画。隨同德拉波前往吴哥的，还有法国摄影师艾米尔·基瑟尔，1866年，他出版了《亚洲》画册，其中吴哥窟的照片让人们一睹吴哥窟的雄伟风采。1873年，法国派出的湄公河考察团出版了由团员安邺执笔的《印度支那考察之旅》，其中也收入了德拉波的吴哥窟素描画。
自此，隐藏于丛林中的吴哥窟，唤起了西方世界的极大兴趣，旅行家、考古学家、建筑学家、历史学家纷纷前往，渴望着一睹高棉王朝璀璨夺目的遗迹，而穆奥就是那个时代里把吴哥窟拉近人们视线中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