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后，对许多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来说，“红色中国”与他们隔了一层“竹幕”，虽然可以立足香港收集各类信息，却始终无法逾越边界，亲眼见证中国大陆的变化。这一状况直到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华后才有所改变，一批批西方学者开始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来华访问。他们大多同情共产革命，政治立场左倾，职业生涯刚刚起步，不惮于挑战被中老年白人男性为主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所把持的“话语霸权”。
　　从中国访问回国后，这些年轻人纷纷发表演讲和文章，给西方民众带来关于东方“神秘国度”的第一手报道，今天我们读到的毛泽东时代西方出版的中国游记大都诞生于这一时期。这批游记对中国的描述通常都比较正面，而这些年轻学者中的许多人日后也成为西方漢学界的中坚力量。然而，直到三十年后，他们才陆续公布一些细节，坦言当年出于种种顾虑，对旅行中的见闻有所取舍，并未呈现中国之行的全貌。
　　与上述这类游记不同，荷兰莱顿大学的许理和（Erik Zurcher）早在一九六四年就得到一次难得的机会访问中国。时年三十六岁的许理和是一名主攻佛学的汉学家，一九六四年九月他首次来到中国，一直待到十二月。在这三个月中，他给妻子写了许多信，同时坚持记日记，详细记述了自己在旅途中的见闻和感想。
　　二00八年许理和去世，但直到二0一五年他的妻子去世后，他们的儿子在清点母亲遗物时才发现了这批资料，并决定整理出版。两年后，《在毛氏中国的三个月：“大跃进”与“文革”之间》（Three Months in Mao’s China：Betwee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由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以书信为主体，收录了许理和写给妻子的十六封家书，按寄出的先后顺序排列，分别寄自北京、洛阳、南京、苏州、上海、广州和香港，其中主体部分是从北京发出的九封信，同时穿插日记的片段，对信中提及的人和事做补充说明。
　　这本书的史料价值显而易见，因为在一九七二年前访问中国并留下如此翔实记录的西方学者实属罕见，更何况这些书信和日记都是私人物品，从未公开发表，因此更真实地反映了作者的感受和观点。不过，因为是书信体，作者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观感并没有系统的论述，而是散见于全书的字里行间，需要读者仔细发现与体会。
　　正如作者的儿子在介绍部分提到的，许理和出生于一个共产主义家庭，虽然本人并非共产主义者，但无疑是个“左派”。这一点从他刚到北京时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积极评价便可看出。在许理和的第一印象中，虽然中国还不富有，但看上去粮食供应充足，老百姓“衣着整洁”“营养良好”。他不断感叹北京城的“大”和“新”：北京火车站“极为庞大和现代化”，而且只用了一年时间便竣工落成，而他下榻的民族饭店也很“崭新和现代化”。来到北京的大街上，他发现这座城市“空间开阔，车辆稀少”，紫禁城则“极其宏大，令人印象深刻”。至于普通的中国人，虽然对外国人充满好奇，但每个人都“非常友好，乐于助人”，社会的整体氛围显得颇为“平和”。
　　令人惊讶的是，许理和与另一名同行者竟然无须导游陪同便可在北京城自由行动。他们穿梭于胡同之间，流连于天桥和各类集市，与普通民众随意攀谈。这种行动自由对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来到中国、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监控的西方游客来说是无法想象的，也使许理和对中国的正面印象得到进一步加强，如食物便宜，没有饥荒的迹象，北京城已经普及了自来水和电灯，大街上也见不到乞丐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与许理和之前从书本中了解到的国民党时期的中国形成天壤之别。
　　作为一名研究佛学的汉学家，许理和最感兴趣的自然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他对京剧、皮影戏、说书等传统表演形式兴趣浓厚，还特地找到两位老先生为其讲解中国文化和北京的掌故，并与负责为莱顿博物馆收集展品的随行者从古玩市场购买了大量近代的字画和日常物件，甚至穿上京剧的戏服化上戏妆拍了照片。然而，经过一次次“改良”，传统表演艺术的形式虽然得以保存，其内容却变成了讴歌革命战争，许多传统剧目早被视作“封建糟粕”被禁演.这令许理和颇感失望。他对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新艺术形式并不以为然，在听了一场模仿交响乐的形式编排的中国民族音乐会后，他认为这种表演显得“非常俗套”和“程式化”，缺乏打动人心的艺术感染力。
　　让许理和更为失望甚至伤心的是，他发现中国人对古建筑似乎并不重视。据他估计，北京城的各类古迹中，只有百分之二至三被当局视为最有价值的才会得到修缮，其他无数老建筑（包括北京的城墙、城门和寺庙）都年久失修，无人过问。他参观了一些寺庙，虽然房子还在，但里面真正有价值的塑像和古董都被腾空，搬进了博物馆。这种对待文物的态度，令许理和既感到惋惜又无法理解，他认为这是对艺术和文化的故意毁坏（vandalism）。在作者眼里，充满魅力的老北京正日渐消亡，这座城市变得越来越新，越来越现代化，同时也日益显得“乏味”和缺乏个性。
　　在北京待了一个多月后，初期的兴奋逐渐退却，许理和开始对这座城市感到有些厌倦，同时产生了强烈的思乡之情，他开始频繁提到一个词：“被隔绝”（isolated）。之所以产生这种情绪，倒不是因为没有行动的自由，而是因为资讯的匮乏：他既读不到外国的报纸，也无法通过中国的媒体及时了解世界各地的新闻；妻子从荷兰寄来的信，通常要等上数周才能收到；他试图将在北京购买的中文图书寄回荷兰.却发现各种手续麻烦得令人抓狂。这种与外部世界“被隔绝”的状态令许理和时常感到“孤独”“无聊”甚至“沮丧”。
　　从书信和日记不难看出.许理和对现实政治的兴趣不大，因此书中并没有多少篇幅发表他的政治观点。但即便如此，他依然能感受到政治对每个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巨大影响。各类标语、宣传画和毛的画像随处可见，旅行社为其安排的戏剧和电影无不让他心生厌烦。但他惊讶地发现，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此习以为常，丝毫看不出任何不满的迹象。基于这种观察，他得出结论：“民众已经被新政权彻底改造，对其表现出全心全意的支持。” 　　出了北京城，许理和的沮丧感变得更为强烈：他和随行者再也不能随意行动，无论去哪里都必须由导游陪同，参观地点也几乎全由旅行社指定。大多数时候，他们被严格地与中国民众区隔开来，甚至在火车上吃饭时，列车长也要先把餐车里的中国乘客赶走，看戏时只能坐在前排，与其他观众隔开。在这種情况下，许理和几乎没有任何空间和机会与中国人进行私下的交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深切感受到了集体主义的强大威力。在目睹了一次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和游行后，他不禁慨叹组织者对这些大场面的掌控能力竟如此之强。
　　总的来说，作为左派，许理和站在同情中国革命的立场，承认共产党确实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不过，他同时指出，中国人的做法只适用于本国的国情，无法照搬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他觉得中国民众的心理耐受力很强，而且对本国之外的人和事似乎缺乏了解的兴趣——这种“封闭”的心态在他看来蕴藏着“危险”。许理和甚至进一步推论出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与西方人完全不同，令自我意识强烈的欧洲人根本无法适应。他坦言自己并不向往这样的“东方”，如果哪个欧洲人自信可以像中国人一样思考，那只能是自欺欺人。
　　许理和的这些论断显然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而且这是他第一次访问中国，虽然长达三个月，但所见所闻毕竟有限，对许多现象的观察流于片面，在此基础上所做的判断也不够准确。例如，他认为佛教在中国再也不可能复兴了，事实证明他的看法过于悲观；他预言中国会在二十年里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强国，结果未过几年却爆发了“文革”；他还断言三十年后中国人会为毁坏古建筑而后悔，事实上有研究表明，在“文革”中幸存的古建筑却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房地产开发大潮中遭到更大规模的破坏。这些都表明，由于中国与西方的长期隔绝和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即使来自欧洲汉学重镇的许理和，一旦接触到专业领域之外的现实问题时，也会屡屡做出误判。
　　但不管怎么说，这本迟到了半个多世纪的游记从西方汉学家的视角，用大量的细节和生动的笔触呈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一幅幅速写，并坦率地描摹了一位欧洲左派知识分子对“红色中国”的复杂心态，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Erik-Jan Zurc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