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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节目能否上春晚，绝对不是简单的事。导演哈文犹记得2013年历时四个月的四次审查、六次联排，最基本的要求是：“主题美好、立意高远，还要避开政治、民族、残疾人的雷区。”
曾经的春晚总导演郎昆直言，领导小组都对节目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袁德旺把春晚总导演形容成“碎催”—打杂的；王冼平戏谑，“我们实际上是在给领导‘演’导演”；陈雨露痛心，“审查是艺术的高墙”。
这一次，轮到冯小刚翻墙了。
审查的两套标准
马年春晚语言类节目已过三审。
不知道是不是冯小刚那句话—“我也请在座各位负责审查的领导，能够高抬贵手、网开一面”—真的起了作用。
一位参加“审查”的工作人员透出口风说，“今年气氛是轻松了不少”。实际上，外界无从得知“气氛轻松”能否改变结果。关于春晚节目的一切消息尚在封锁中，但据春晚导演组工作人员向《中国周刊》记者介绍，“今年春晚大致流程并没有变，审查团队也还是原来的领导小组。”
很多人认为冯小刚版春晚或许会有更大空间，但至少在流程和规则设定上，总导演的决策权并未超过前任。
一位跑春晚多年的资深文化记者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审春晚相声小品有严格的标准：像情景喜剧一样有好桥段；包袱明显且甩得快；不能丑化社会；笑了之后还能感觉到有深度；主题不能雷同；不能超时。
虽然审查有可以量化的标准，却没有可以量化的操作。
赵本山曾抱怨说，“审查的人老是提一堆不懂的意见，看一个节目时，第一次看都说好，这个不错；第二次看觉得不好笑了，就进行删减；看了很多次最后台词都能背下来了，就觉得不搞笑了，就把节目给毙了。”
指导过两次春晚的总导演袁德旺曾说，在领导小组的名单中，总导演的名字是排在第十几个，表态的机会很少。
2011年春晚总导演王冼平曾告诉《中国周刊》记者，“领导小组除了有大家可以想象到的中宣部、文化部、广电总局、央视之外，会有管意识形态的新华社、人民日报等，还会有工口、团口、妇联等等部门。每个口都会有自己的意见，节目是不是正面表现了他们的行业，或者表现得够不够，一到开研讨会，就是他们的天下。”
在2002年春晚总导演陈雨露看来，春晚审查有两套标准，“艺术的标准和意识形态的标准”她说，“更多时候审查早已经忽略了艺术标准，它甚至是艺术的高墙。”
2002年春晚，赖声川的相声《千禧年，我们来说相声》被要求反复修改了14次，意识形态的问题，咬文嚼字的毛病，领导喜好的原因，到后来陈雨露实在想不出理由让赖声川再改一遍了，“就是因为赖声川是台湾导演，不能出一点纰漏。”
如此严格的审查，不但扼杀了作品的生命力，也激发了创造者们的自我审查意识。
冯小刚显然很熟悉这种心理，在接掌春晚总导演时他说：“审查太严了就会催生创作意图的投机心理，找最安全通过的东西来写。所以艺术创作的最高标准就会变成审查通过，而不是艺术创新。”
说这话时，冯小刚看着手里的稿子，语调平静，不像是往常那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也不知，是不是因为台下就坐着领导组成员中的不少关键人物。
“方方面面指手画脚”
2013年底，就在冯小刚为春晚忙活的时候，审查再次降临。不是春晚，而是他的贺岁片《私人订制》。媒体报道，这部电影被勒令要求修改，原因是范伟对官员的模仿太过惟妙惟肖。
在影视圈打拼了20多年的冯小刚曾这么表述自己的“中国梦”：“梦想是，有一天中国电影没人审查。”
不过，作为导演，为票房和投资者负责，他也只能隐忍。2012年，电影《一九四二》成功上映时，冯小刚和编剧刘震云都表示，此片磨难甚多。可到底遭遇了怎样的审查，他们却三缄其口。
没有新片宣传任务时，“小钢炮”就没那么客气了。2013年4月12号晚上，一个司空见惯的电影导演协会表彰庆典上，冯小刚被评为“年度导演”。
穿着敞口黑夹克的冯小刚走上台发表获奖感言。
客套之后，他忽然停了下来，清清嗓子，抬起头，“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中国的每个导演都备受煎熬，这种煎熬就是审查。”他说，“在中国，‘审查’是一个在正式场合中不能被提及的词……政界和文化界的精英都心知肚明，宣扬它毫无益处。”“为了通过审查，”冯小刚继续道，“我得把自己的电影往坏里改。那为什么我们都还坚持了下来呢？原因只有一个：我们这帮傻子太爱电影了！”
甚至，就连如今被称道的冯氏喜剧风格，也可以说是被审查逼出来的。
1996年，是冯小刚点儿最背的一年。《爸爸》、《情殇》、《月亮背面》、《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冤家父子》没有一部通过审查，接二连三的“修改”意见却永远没有明确要怎么改。
所有的投资人开始对冯小刚避之不及。那段时间，他最常做的事儿就是裹着军大衣站在二楼的阳台上，向繁华的京城眺望。
所幸，王朔给冯小刚留下来最后一条活命的路：《你不是一个俗人》。
也是那一刻，落寞的冯小刚忽然想明白一件事儿，“艺术啊，要离政治远点儿。你要面对现实，要么被一巴掌跟一蚊子似的被拍死，要么就从那巴掌缝儿里飞出来。不是说你侥幸能飞出来，而是他没想真拍死你！”
《你不是一个俗人》改编成电影《甲方乙方》大获成功，随后《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大腕》、《非诚勿扰》一连串的冯氏喜剧幽默完全诠释了另一个冯小刚。
冯小刚自己也并不回避，“关照现实的作品纷纷回避，为了审查的安全，一窝蜂地去拍历史题材。作为一个导演，近些年来没有能够拍出几部记录这个时代的深刻变革的作品，我们是有愧于心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创作者的视野和能力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应该认真检讨一下我们的审查给创作带来的伤害和桎梏。”
在电影上想明白了的冯小刚，如今却注定要在春晚中再遭遇“审查”煎熬，正如他自己所说，“方方面面都可以对艺术指手画脚”。
春晚不姓冯
一位网友问，冯小刚会不会由着自己性子来执导？冯小刚的回答，“我还没傻到那种程度。”
应该说，春晚和冯小刚的电影相比只会更加严苛。冯氏喜剧可以打上“冯小刚作品”，但春晚注定不可能姓冯。
中央电视台前台长杨伟光介绍，1986年，广播电影电视部一纸禁令彻底改变了春晚市场的生态，发文中禁止各地方台在除夕夜制播同类晚会。央视春晚，就此在政府的护航下一家独大。之后，广电总局介入越来越深，1990年代，春晚在实行招标制时，总导演人选一职除由央视二十一位编委投票表决外，还需广电总局批準。
杨伟光说，“春晚的联欢色彩淡化了，变成中国人过春节的一种‘图腾’。”
“图腾”意味着春晚要承担更多的宣教功能。
冯小刚执掌春晚的一个利好是，冯小刚不是央视中人，最初也不愿接受这个工作。是央视和春晚有求于他，这多多少少给他一些博弈的空间。
著名导演赵宝刚受邀担当2014年春晚策划，他曾参加过多次春晚改革研讨会，赵宝刚坦言，领导是希望改变现在的局面的，最起码要艺术和宣传兼顾。“人们在追求这个主流价值观的过程中犯了一个错误，忘记了你宣扬一个东西最终是要让人接受的。”
这本是冯小刚擅长的事情—让观众舒服自然地接受春晚的主流价值观。
无论早期的《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还是之后的《天下无贼》、《非诚勿扰》，冯小刚的电影总会从一个和人们贴近的“悲催小人物”开始，而最终完结在一个隐喻光明的结尾中。
其实，观众挺宽容的，宣教也可以，只要别太生硬。给冯小刚一点空间，结局或许大不同。
曾经的春晚总导演郎昆直言，领导小组都对节目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袁德旺把春晚总导演形容成“碎催”—打杂的；王冼平戏谑，“我们实际上是在给领导‘演’导演”；陈雨露痛心，“审查是艺术的高墙”。
这一次，轮到冯小刚翻墙了。
审查的两套标准
马年春晚语言类节目已过三审。
不知道是不是冯小刚那句话—“我也请在座各位负责审查的领导，能够高抬贵手、网开一面”—真的起了作用。
一位参加“审查”的工作人员透出口风说，“今年气氛是轻松了不少”。实际上，外界无从得知“气氛轻松”能否改变结果。关于春晚节目的一切消息尚在封锁中，但据春晚导演组工作人员向《中国周刊》记者介绍，“今年春晚大致流程并没有变，审查团队也还是原来的领导小组。”
很多人认为冯小刚版春晚或许会有更大空间，但至少在流程和规则设定上，总导演的决策权并未超过前任。
一位跑春晚多年的资深文化记者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审春晚相声小品有严格的标准：像情景喜剧一样有好桥段；包袱明显且甩得快；不能丑化社会；笑了之后还能感觉到有深度；主题不能雷同；不能超时。
虽然审查有可以量化的标准，却没有可以量化的操作。
赵本山曾抱怨说，“审查的人老是提一堆不懂的意见，看一个节目时，第一次看都说好，这个不错；第二次看觉得不好笑了，就进行删减；看了很多次最后台词都能背下来了，就觉得不搞笑了，就把节目给毙了。”
指导过两次春晚的总导演袁德旺曾说，在领导小组的名单中，总导演的名字是排在第十几个，表态的机会很少。
2011年春晚总导演王冼平曾告诉《中国周刊》记者，“领导小组除了有大家可以想象到的中宣部、文化部、广电总局、央视之外，会有管意识形态的新华社、人民日报等，还会有工口、团口、妇联等等部门。每个口都会有自己的意见，节目是不是正面表现了他们的行业，或者表现得够不够，一到开研讨会，就是他们的天下。”
在2002年春晚总导演陈雨露看来，春晚审查有两套标准，“艺术的标准和意识形态的标准”她说，“更多时候审查早已经忽略了艺术标准，它甚至是艺术的高墙。”
2002年春晚，赖声川的相声《千禧年，我们来说相声》被要求反复修改了14次，意识形态的问题，咬文嚼字的毛病，领导喜好的原因，到后来陈雨露实在想不出理由让赖声川再改一遍了，“就是因为赖声川是台湾导演，不能出一点纰漏。”
如此严格的审查，不但扼杀了作品的生命力，也激发了创造者们的自我审查意识。
冯小刚显然很熟悉这种心理，在接掌春晚总导演时他说：“审查太严了就会催生创作意图的投机心理，找最安全通过的东西来写。所以艺术创作的最高标准就会变成审查通过，而不是艺术创新。”
说这话时，冯小刚看着手里的稿子，语调平静，不像是往常那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也不知，是不是因为台下就坐着领导组成员中的不少关键人物。
“方方面面指手画脚”
2013年底，就在冯小刚为春晚忙活的时候，审查再次降临。不是春晚，而是他的贺岁片《私人订制》。媒体报道，这部电影被勒令要求修改，原因是范伟对官员的模仿太过惟妙惟肖。
在影视圈打拼了20多年的冯小刚曾这么表述自己的“中国梦”：“梦想是，有一天中国电影没人审查。”
不过，作为导演，为票房和投资者负责，他也只能隐忍。2012年，电影《一九四二》成功上映时，冯小刚和编剧刘震云都表示，此片磨难甚多。可到底遭遇了怎样的审查，他们却三缄其口。
没有新片宣传任务时，“小钢炮”就没那么客气了。2013年4月12号晚上，一个司空见惯的电影导演协会表彰庆典上，冯小刚被评为“年度导演”。
穿着敞口黑夹克的冯小刚走上台发表获奖感言。
客套之后，他忽然停了下来，清清嗓子，抬起头，“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中国的每个导演都备受煎熬，这种煎熬就是审查。”他说，“在中国，‘审查’是一个在正式场合中不能被提及的词……政界和文化界的精英都心知肚明，宣扬它毫无益处。”“为了通过审查，”冯小刚继续道，“我得把自己的电影往坏里改。那为什么我们都还坚持了下来呢？原因只有一个：我们这帮傻子太爱电影了！”
甚至，就连如今被称道的冯氏喜剧风格，也可以说是被审查逼出来的。
1996年，是冯小刚点儿最背的一年。《爸爸》、《情殇》、《月亮背面》、《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冤家父子》没有一部通过审查，接二连三的“修改”意见却永远没有明确要怎么改。
所有的投资人开始对冯小刚避之不及。那段时间，他最常做的事儿就是裹着军大衣站在二楼的阳台上，向繁华的京城眺望。
所幸，王朔给冯小刚留下来最后一条活命的路：《你不是一个俗人》。
也是那一刻，落寞的冯小刚忽然想明白一件事儿，“艺术啊，要离政治远点儿。你要面对现实，要么被一巴掌跟一蚊子似的被拍死，要么就从那巴掌缝儿里飞出来。不是说你侥幸能飞出来，而是他没想真拍死你！”
《你不是一个俗人》改编成电影《甲方乙方》大获成功，随后《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大腕》、《非诚勿扰》一连串的冯氏喜剧幽默完全诠释了另一个冯小刚。
冯小刚自己也并不回避，“关照现实的作品纷纷回避，为了审查的安全，一窝蜂地去拍历史题材。作为一个导演，近些年来没有能够拍出几部记录这个时代的深刻变革的作品，我们是有愧于心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创作者的视野和能力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应该认真检讨一下我们的审查给创作带来的伤害和桎梏。”
在电影上想明白了的冯小刚，如今却注定要在春晚中再遭遇“审查”煎熬，正如他自己所说，“方方面面都可以对艺术指手画脚”。
春晚不姓冯
一位网友问，冯小刚会不会由着自己性子来执导？冯小刚的回答，“我还没傻到那种程度。”
应该说，春晚和冯小刚的电影相比只会更加严苛。冯氏喜剧可以打上“冯小刚作品”，但春晚注定不可能姓冯。
中央电视台前台长杨伟光介绍，1986年，广播电影电视部一纸禁令彻底改变了春晚市场的生态，发文中禁止各地方台在除夕夜制播同类晚会。央视春晚，就此在政府的护航下一家独大。之后，广电总局介入越来越深，1990年代，春晚在实行招标制时，总导演人选一职除由央视二十一位编委投票表决外，还需广电总局批準。
杨伟光说，“春晚的联欢色彩淡化了，变成中国人过春节的一种‘图腾’。”
“图腾”意味着春晚要承担更多的宣教功能。
冯小刚执掌春晚的一个利好是，冯小刚不是央视中人，最初也不愿接受这个工作。是央视和春晚有求于他，这多多少少给他一些博弈的空间。
著名导演赵宝刚受邀担当2014年春晚策划，他曾参加过多次春晚改革研讨会，赵宝刚坦言，领导是希望改变现在的局面的，最起码要艺术和宣传兼顾。“人们在追求这个主流价值观的过程中犯了一个错误，忘记了你宣扬一个东西最终是要让人接受的。”
这本是冯小刚擅长的事情—让观众舒服自然地接受春晚的主流价值观。
无论早期的《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还是之后的《天下无贼》、《非诚勿扰》，冯小刚的电影总会从一个和人们贴近的“悲催小人物”开始，而最终完结在一个隐喻光明的结尾中。
其实，观众挺宽容的，宣教也可以，只要别太生硬。给冯小刚一点空间，结局或许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