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初，上海市民没有预见性地遭遇上海商城：两幢40层的裙楼，被唤做“东西峰”，“威慑性”地耸立在南京西路，隔着层层叠叠的花园和巨大的罗马柱，是商城的主体建筑“波特曼酒店”。那时候，大多数普通市民只是远远地看着这幢号称“美国城”的城中之城。
　　建筑物的设计师小波特曼确实想把它打造成“美国城”，在当时社会环境相对不够开放的上海，这里奉行的是“美国至上”：美国化的价值观，美国化的工作间，美国化的管理模式，美国化的邮局、超市、游泳池，商城剧院更是模仿百老汇某座剧院全盘照搬而成。不用出商城的大门，完全可以享受美国化的一切。
　　很长一段时间，它是上海租金最高的办公商务楼，是上海唯一一个老外云集的文化社区，是上海时尚男女向往的浮华之地。
　　有群被视做“幸运”的上海人，他们1990年代初被投入到这座“美国城”，开始了与外界完全不同的日子。十余年后，他们绝大多数人离开了这座留下他们梦想和青春的庞然大物，在如今的上海各大外企充当着成熟的中坚力量。
　　但这千余人有着某种莫名的自傲：他们觉得自己是与众不同的上海最高等级的白领，商城则是他们的共同记忆。
　　
　　梦开始的地方
　　
　　商城当年的员工不止一个人这样回忆：“我们那时候，打扫房间的员工都是复旦大学的本科生。”确实如此，1990年的上海，仅有的几幢外企写字楼里，上海商城无疑是秀拔其中的，巨大的利益诱惑从那幢庞大的建筑物往外袭来——上海商城中的美方人事经理们知道自己的魅力，昂然地在复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交大等学校贴出了招聘启事，来应聘的不止是本科生，研究生也比比皆是。
　　当时外企招聘诸多条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求应聘者有流利的语言能力。众多的本科生成为首选，在他们以及亲朋好友的心目中，只要在上海商城里工作，就是骄傲的本钱。当时上海商城的管理部门分为三部分：分别是海牙国际集团、南贝尔公司和波特曼酒店。其实，众多的商城工作岗位也只是平常的保安、电话系统的管理、打扫房间而已，但仍然挡不住众多的高学历人才，当时招工的录取比例是3%，现任的招聘部门经理提起当年仍然很自豪。
　　南贝尔管理商城的整个电话系统，刚从同济毕业的维克多就在那里工作，许多时间就是安装电话；他的高中同学，从复旦大学外语系毕业的维维安做了房间整理，两个人都觉得这是命运给他们的机会，同学聚会时，他们1500元的薪水是众人心目中的“高山”。“那时候，一般企业的收入不过是100多元罢了，外企也不过是三四百元。”维克多的家人鼓励他要好好工作，觉得这是一辈子的“金饭碗”。
　　现任某家跨过公司驻中国首席代表的韦一当时被招进安保部门，韦一渴望出国，语言能力良好，他为了申请签证，大三时主动从同济大学退了学，但是签证并没有如愿到手，那时他也凭借语言优势挤进了上海商城，满是骄傲的意味。像他这样出国梦未圆的大学肄业生在上海商城很多，颇有共同语言，虽然没有出国，但俨然也是国内的高等华人了。“我们是当时上海第一批外企员工，穿上保安的制服都得意得不得了。”
　　他们接受着严格的美国式训练，拿着员工手册背诵着，从对待老板的态度到袜子和服装的搭配，从办公室接电话方式到谈话技巧，在一个外方高层员工占据比例30%左右的地方，这些中国员工迅速地美国职员化了。
　　这些当年的训练如此渗入他们的骨子里，以至于现在韦一他们看见穿深色西装搭配白色袜子的人都会大惊失色；他们现在接电话的开场白还是那异常长的客套句式；他们如此不能容忍别人的迟到，一定要当面指出。“都是刚刚成长的年纪，最容易受人影响的，所以那套美国化的工作方式现在还改不掉。”只在上海商城工作过3年的维克多这样解释他现在工作中把一切约会都订好时间、过时不候的原因。
　　复旦大学外语系毕业的维维安当时管理客房清洁，她现在是某家美国公司的中国首席代表，回忆起那时候的工作场景，她很自然：“同事都是名牌大学的学生，没有什么特别不好意思的，我们都相信总有一天干得好会有上升空间的。”
　　尽管只是做清洁工作，但还是受了很多美国上司的“教育”——比如烟灰缸里只要有点垃圾立刻要倒，不能等满了再说，维维安说自己到现在都还条件反射地注意办公室清洁，如果客户办公室清洁异常，她很愿意双方交流下去。
　　
　　走廊上开始的美国梦
　　
　　 如果说，上海商城仅仅给他们这些平实琐屑的工作教育，那么，不会有这么多人这样地怀念着那个地方。上海商城确实把直接上升的空间给了这些中国员工。
　　当时商城有一条走廊，是专门的员工通道，韦一很怀念最初那段日子里，他每天踏过那条走廊的感觉。他依稀记得当时在走廊上写有一句话：能从这条走廊走过的年轻人都是最优秀的年轻人。是那句话让他的内心充盈着自信。
　　当时，商城有一条不成文规定：一旦有空缺职位只留给员工或是由员工推荐来的合适的人，商城内部岗位空缺或是租用商城办公的公司职位空缺都内部解决，一般不在外刊登招聘广告。
　　所以每天通道的墙壁上都贴着商城招聘的广告，花花绿绿的纸张一路飘荡，每次路过，韦一和他的同事们都会在那里驻足看很长时间。在那里，韦一看到了摩肩接踵的机会与机会背后足够宽广的前程。
　　他的第二份工作是上海商城里某家印刷品公司的项目经理，就是从走廊上的招聘广告上看来的；他的第三份工作是上海商城的音乐厅行政管理，也是从走廊上的招聘广告上看来的；他的妻子当年也是安保部门的工作人员，负责大楼的钥匙管理，也是从这条走廊上“起飞”的，她应聘到了商城总经理办公室，由最基本的文员开始做起，直到最后做到总经理秘书。“我们那时候没有招聘会，不过上海最好的招聘机会就在我们走廊上。”
　　韦一很愿意谈起他的第三份工作，那时候，他已经算是商城的中高层员工了，上班有另外一条走廊，他和那些穿着齐整的中层员工走入时，满是做成功人士的感觉，只花了3年时间，他就完成了自己的人生跳跃，和也已经走上了同一条走廊的妻子清晰地明白：什么叫做美国梦。他们不再是为了谋生而工作，更是为了将来而工作。
　　当时的上海商城剧院是上海最高档的演出场所，他担当策划，负责演出剧目、联系世界各地的演出团体、安排照顾演员在沪的生活、组织媒体报道。“当时像我那么年轻的经理级人物很少，在上海本地人中，亲戚朋友都不敢相信。”时隔几年，他仍然得意地宣称这些。也就是那时候开始，他更愿意和商城的经理同行们一起出行：他们穿着最精致的服装，开始在上海为数不多的健身房消费，每天早上洗澡，每天按时间安排和人约会，“我们完全是美国生活方式，到现在离开商城也没有改变。”他得意地宣称。
　　在上海商城工作到五六年时，外面的世界渐渐不同起来，外企不再为上海商城所独有。但韦一这伙人还坚定地相信商城白领和外界白领不同：“我们商城里面应有尽有，健身、消费、工作机会，哪里像那些在闵行的外企里工作的人，他们想买一瓶可乐是买不到的，买一车是可以的。（当时可口可乐公司位于闵行）”他嘲弄闵行的外企工作人员的这句话一直在商城内部流传。
　　不过确实有这样的现象，维维安说，她心理上觉得美国更接近，而上海的许多地区如杨浦、闵行都很遥远，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那些地方是“下只角”，上海人用来称呼贫苦区域的专用名词，尽管现在已经不流行了，但他们没有什么改变。她甚至还举例：在美国度假时，没有人觉得她是从很遥远的中国来的，觉得她很美国化；闵行的偶尔一次客户拜访，她觉得很陌生，“就像到农村一样。”
　　那几年，韦一不断地认识人，各种各样有趣的、出名的、前卫的、怪异的人，各种各样的演艺名人走马灯似地走过韦一的工作时间，让韦一明了人生的丰富和浮华。韦一记得他曾经带着日本现代舞团的演员去逛街逛夜店，他们怪异的发型与头发色彩赢得了百分百的回头率与围观；他记得曾经收到过某位世界著名歌唱家发来的传真，其中清楚而细致地写明了他只喝一种品牌的水。“那两年明星见得太多了，以至于现在什么场面都觉得平常。”他迄今仍有点沾沾自喜。
　　
　　美国式冲突的发生
　　
　　就在所谓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占据他们生活的时候，一种新的冲突发生了。那就是美国化的中国员工不再能容忍外国领导层的随意指责，他们开始用同样的方式还击了。
　　最早的时候，外籍经理的喝斥都是金科玉律，刚上班时，维克多和几个同事喜欢打桥牌，有时下班后在会议室里玩，一次被公司外籍经理看见，冲进来大喝一声：“get out！”那种腔调让他们大为震惊。从此再也不敢无事在会议室里逗留。另一名同事因为加班加晚了，在办公室里过夜，第二天就被开除了。办公室成为纯粹的工作场所，外籍高层就是这样用他们的价值观改造着中国员工们。
　　可是，当这种价值观普遍化之后，不再有单方面的服从发生了。员工们也开始习惯用美国式的观念保护自己。冲突在所难免。在2000年Ronnie 事件中，最为明显。
　　1992年，大学毕业的Ronnie在可口可乐公司做前台秘书，办公地点在商城三楼，那是Ronnie十年白领生涯的开始，如今，她是一家英国猎头公司的首席代表。
　　在商城，Ronnie养成了标准的美式生活，十年如一日的规律化：每天7点起床，8点游泳，9点上班，标准的一日三餐外加每天吞咽4种维生素营养片，喝8杯水，还有每周的健身与皮肤保养……Ronnie认为健康是生活品质的第一保证，多年，她永远是不紧不慢、按部就班的样子，从来没有演绎过手抓早餐、一头撞进办公室的好戏。
　　她亲水，每天早起去波特曼泳池游泳，雷打不动。在她而言游泳不是一项刻意保持身材的健身，而是一种身心的自由舒展。“如果哪天不上班，没什么事我可以在水池里泡一天放松自己，来来回回不停地游，没有累的可能。”
　　当年，可口可乐公司搬离商城，Ronnie不舍，她不习惯工作的地方没有合心的泳池，为此她选择放弃工作。不过，Ronnie第二份工作是在泳池边找到的——商城泳池的按摩师熟悉她的特长，替她做了合适的推荐；Ronnie的第三份工作依旧是在那里找到的，一家猎头公司的老板正巧在一旁听到了Ronnie与女友的跳槽想法，她欣赏Ronnie不张扬的为人，愿意与之合作。
　　2000年，Ronnie离开商城泳池，因为商城一场著名的官司。在那场官司中，Ronnie是原告，被告是商城当时的一位高层管理官员与其家属。那场官司至今在很多商城人的记忆中。
　　那位官员8岁的儿子，是泳池中的暴力儿童，一天他跑到Ronnie身边说，你擦伤了我，你应该说对不起。Ronnie 知道他在撒谎，不肯理他。孩子就叫来了母亲帮忙，那位母亲不分青红皂白地斥责Ronnie，在与Ronnie的争执中竟甩起了手掌，Ronnie二话没说把她告上了法庭。隐隐的，Ronnie看不起那个女人，她说她是委内瑞拉人，那种小地方的英语口音，实在一塌糊涂。无关地位、权势，在商城这个国际化的环境中，Ronnie凭着英语口音来判别一切的低微与高贵，也计较着一切的规则、法则与平等。
　　因为某些原因，Ronnie的案子初审输了，她不服再上诉。那天在泳池，有人传话给Ronnie：婉转地希望她退出商城俱乐部，隐隐地想说她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Ronnie对这一切的回答都是：No way。一个外表柔弱的上海女人，没有表情，几乎没有嘴形变化地吐出那两个单词的样子，柔弱中自有种不动声色的强悍。
　　上海商城的著名冲突当然不止这一起。韦一他们这些离开商城的人开始回望那些岁月，他们说：我们学会了和外国人冲突，学会了美国式的保护自己。
　　
　　商城外的生活
　　
　　维克多1995年离开上海商城，他应该是最早自愿离开的员工之一，在他之前，除了出国留学的员工，就是被开除掉的。因为那时候，外界的诱惑难以撼动上海商城的地位。他是因为和朋友一起开公司而离职，利益驱动终于让他放弃了光鲜的上海商城生涯。但是，上海商城的影子没有消失——他到现在也不许本公司的员工在办公室里无事逗留，他说那是那时候留下的习惯。
　　外界的工作方式，他好久也不能接受，在商城里工作时，他习惯于每个人负责自己的一摊事物，绝对没有人帮忙，自己也不用帮别人的忙。但外面的一切不同，在小公司里，什么都要做，什么都分不清，他时常为此和同事争执。他们说：“你怎么像外国人一样，那么计较？”他说自己不能改掉这些。直到拥有自己的公司，他还是习惯于分清每个人的职责任务。
　　韦一是在1999年离开的，当时上海大剧院的崛起使他清醒地嗅到危机感，商城剧院不再是唯一的高档剧院了，原来上海商城也有衰落的那一天。他说自己如梦方醒：看见外界有那么多的高档写字楼，浦东的繁华使他在上海商城里的视野也显得狭隘。“我知道我要离开了。”他凭借自己的优秀简历，找到了一家著名国企控股的电子商务企业。但他发现自己根本就不能在这里工作。
　　
　　“我的那一套商务策略毫无用处。”他要求搞市场调查、要求进行美国化的公关宣传，但公司老总对他的那套不以为然，说这些花架子不要搞，还不如脚踏实地地打打广告。他名义上是副总经理，但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成。同时关系也不好，他们讨厌他满嘴英文单词的嵌入，像炫耀。对于他，也许只是某种习惯。
　　好在当时的上海，对于这样在外企工作近十年的员工需求量极大，“当时还是外企人才荒的年头，海归派还没有大兴其道，上海在外企工作的有经验者不多。”猎头公司找到了他，他终于回到了熟悉的外企环境，虽然工作地点不在商城，但是仍在南京西路，与上海商城一步之遥。“我跳得很及时，现在升的职位很高，多少海归的人回来到我们这里找工作。
　　时代变化太快，今年，我们一个朋友从商城出来，两年前别人给他的工资是年薪30万，现在出来年薪18万，上海商城出来的，已经不再稀奇了。”韦一的口气很复杂。
　　他也鼓励他太太跳了槽。太太早在几年前做到了小波特曼先生的秘书，位高权重，舍不得离开，被他的“商城衰落论”弄得心烦意乱，终于在去年跳槽，到一家跨国公司工作几个月后离开，“和同事合不来，他们都觉得我像美国人。每次做事情都会冲突。”她觉得那家公司香港员工太多，做事情不利落，最后换到纯粹的美国独资企业，她才如鱼得水。但还是怀念商城，她说自己后来逛街时才知道，当时她商城办公室里的垃圾桶都是美国货，价值近千元人民币。“我不是炫耀，是真觉得商城很有品质。”有没有品质，特别是美国品质被他们当作评判事物或人的标准，常挂在口头。
　　当年最早进去，现在仍留在商城的员工不太多了，留下的几乎全做到了中高层管理职位。“留下来的有两种人：外语不太好的；或者年纪大的。”维克多这样形容。因为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外企越来越多，高档的写字楼也如春笋般涌现，在上海商城旁，就有中信泰富和恒隆广场两家高档写字楼，外企云集。
　　近两年，南京西路一路铺展的时候，更多的上海商城员工走出商城，在离商城不远处的高档商务楼办公，在离公司不远的地方健身，美容、应酬、会友、娱乐。每天，他们说自己要在南京西路呆12小时之多，他们的活动半径不超过2.5公里，家也在离南京西路不远处。南京西路是他们延续美式生活的保证，这里是他们认可的上海。
　　“每天在这里都能碰到熟悉面孔，”韦一说，“有100多当年的同事在这里办公。”他们还是引为同道，每周会聚会，“回忆当年的事情，说有机会拍部电影、写本书就好了，我们毕竟是上海最早的外企中坚力量。”
　　他不知道，最早的所谓外企中坚力量早就产生了，在上海开埠的百余年前，人们管他们叫“买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