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全国共产党员总数近7800万
中共中央组织部日前发布的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7799.5万名。其中，女党员1694万名，占党员总数的21.7％；少数民族党员513万名，占党员总数的6.6％；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党员2787.3万名，占党员总数的35.7％。
从党员的职业看，工人693.7万名，农牧渔民2402万名，党政机关工作人员659.6万名，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1772.5万名，学生226.9万名，离退休人员1452.5万名，其他职业人员592.3万名。
（《工人日报》）
户口整顿工作全面展开
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公安部日前联合下发《关于在第六次人口普查前进行户口整顿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着力查清当前户口登记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为人口普查提供翔实的户籍资料。意见指出，对无户口人员，要经调查甄别后依照规定办理户口登记手续或恢复户口登记；对其中未申报户口的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出生人口，要准予登记，不得将登记情况作为行政管理和处罚的依据。
（人民网）
2012年事业单位全部公开招聘
人社部副部长王晓初日前在全国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座谈会上表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制度将于2012年在全国各级各类事业单位实现“全覆盖”。今明两年要重点做好县级以上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制度的建立和组织实施工作。
（《中国妇女报》）
人生最悲惨的事
日前，福布斯根据天气、税率、教育水平、失业率、房价、交通运输、官员腐败、犯罪率等各项指标，通过对美国各大城市市民的调查，评选出了美国十大“最悲惨城市”。它们分别是：斯托克顿、孟菲斯、芝加哥、克里夫兰、莫德斯托、弗林特、底特律、水牛城、迈阿密、圣路易斯。
令人奇怪的是，不管是犯罪率居高不下的迈阿密，还是一年大部分时间处于恶劣天气、年降雪量达90英寸的水牛城，或是失业率连年创新高、大量汽车失窃的莫德斯托，都不算最悲惨。倒是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斯托克顿，无论是经济、气候条件还是社会治安，都比其他城市要好，却被排在了美国十大“最悲惨城市”之首。
更令人奇怪的是，居住在斯托克顿的民众，觉得该城市最悲惨的原因竟然不是因为那里的生活条件太差，而是因为那里的人太勤劳了。
一个叫克里斯的人的话比较有代表性。他说：“我觉得悲惨的是，无论我怎么努力，都赶不上我的邻居。比如我刚买了套房，结果很快我居住的小区附近又建起了别墅，我的邻居们都搬进了别墅，而我却不能。我刚开上了微型车，我的邻居们又买了高级轿车，而我却不能。人生最悲惨的事，不是跟邻居一起吃糠咽菜，而是自己吃饭，邻居吃肉；自己喝茶，邻居喝酒！”
（《每周文摘》）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张充和谈卞之琳与“卞、张罗曼史”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卞之琳《断章》
喜欢现代白话诗歌的人，可能都读过卞之琳的这一名篇。
一直听闻，卞之琳（1910-2000）这一名篇中的那个“你”，就是卞之琳苦恋了几十年，昆明、重庆时期著名的“张家四姐妹”中的四小姐——张充和。
那天去看望张先生，看见茶几上散放着一本《卞之琳纪念文集》，我便借着这个话题，略带迟疑地开了口：“张先生，能给我谈谈卞之琳吗？我知道卞之琳这段苦恋的故事很有名，可是一直不好意思问你……”
没想到，张充和朗声笑道：“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可以说是一个无中生有的爱情故事，说‘苦恋’有点勉强。我完全没有跟他恋过，所以也谈不上苦和不苦。”
这个答案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认识就很早了。卞之琳出北大的时候，我进北大。可我还没考进北大的时候，在北大校园就见过他，后来又在沈从文的家里碰见过（张充和的三姐张兆和嫁给了沈从文）。从那时候开始，他就一直给我写信。”
“你给他回过信吗？”
“没有。那些信，我看过就丢了。”
“他给你写过多少信？”
“至少有过百封信吧。我从来没有答应过他，更没惹过他。”这个“惹”字，我注意到她随后用了好几次。“他是另一种人，很收敛，又很敏感，不能惹，一惹就认真得不得了。我们从来没有单独出去过，连看戏都没有一起看过。”
“噢？那，他是典型的单恋了？”
“完全是单恋。”张充和的回答很直接。
我打开案几上的《卞之琳纪念文集》，翻到里面的黑白图片，问：“那时候的卞之琳，是不是这个样子？”图片中，是一位五官平实、戴着圆框眼镜、神情木讷的年轻人。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老人默默点头，“他人很好，就是性格很不爽快，不开放，跟我完全不相像，也不相合。”
我问：“你不爱他，怎么不跟他说清楚呢？”
张充和笑道：“呵呵，从来大家都这么说，你为什么不跟他说清楚呢？我说：他没有说‘请客’，我怎么能说‘不来’？他从来没有认真跟我表白过，写信说的也只是日常普通的事，只是写得有点啰嗦。”
我笑着说：“张先生，那我想当面求证一下，都说卞之琳那首最有名的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那里面的那个‘你’，就是你张充和——张家四小姐，对吗？”
张充和微笑着：“大家都这么说，他这首诗是写给我的，我当时就有点知道……”
“那大概是哪一年，在什么地方写的？”
“具体时间我不太记得了——大概是在昆明那一段吧！我们在北京认识了以后，他就开始给我写信，可是随后我考进北大，他却离开了北大。后来抗战开始，我在成都时，他在川大教书，川大以后他就去了延安，去了延安信就很少了。他好像从延安又到了昆明联大，我们又在昆明遇上了。可我后来又到了重庆。抗战胜利后回到苏州，他专门来看过我，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单独出去过，要出去玩，都是一堆人在一起……随后我就跟汉思（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结了婚。我到美国后，卞之琳还来过信。我听说他直到四十五岁才结婚。‘文革’结束后我到北京，他专门要请我的客，我还到他家见到他的夫人……呵呵，那就是一种老朋友的感觉了。”她顿了顿，摇摇头，又轻轻笑了起来。
（《书屋》）
做梦是为了解决问题
做梦是人体一种正常的、必不可少的生理和心理现象。人入睡后，一小部分脑细胞仍在活动，这就是梦的基础。但是，人为什么会做梦？萦绕在人们脑海中的这个问题千百年来让无数的占梦学家、心理学家以及神经生物学家为之痴狂，然而，这个谜底的答案一直未能揭晓。最近，美国研究人员从进化论的角度进行了解释。
研究人员表示，当遇到一些关键问题时，有些人会选择睡觉，这不仅是为了逃避，最新研究发现，人们确实能够在睡觉的时候解决一些问题。不仅如此，做梦本身也在不断进化，以更好地帮助人们解决清醒时困扰我们的问题。
哈佛大学心理学家黛笛儿·芭瑞特表示，梦是视觉化的，常常没有逻辑性，这两点使得梦成为一种富有创意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做梦也是一种思考，只是，它同人们眼睛睁开时的思考有点不同。无论我们是在做梦还是睁着双眼，我们都是为了解决问题。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做梦起初可能是为了其他目的，但是，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做梦开始承担双重责任：帮助大脑重新启动，解决问题。
十多年来，芭瑞特一直在研究梦对于解决问题的重要性。在一个实验中，芭瑞特让大学生在梦中解决家庭作业中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并非火箭科学方面的深奥知识，而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只是学生不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解决而已。在实验过程中，学生在每晚睡觉之前都想想这个问题，一周后，大约一半的学生梦到了这个问题，而大约四分之一的学生的梦中“找到”了该问题的答案。那么，至少在问题很简单的情况下，人们能够在梦中解决。
芭瑞特广泛查阅了其他科学和历史文献资料，寻找梦中解决问题的例证。她发现了任何问题都有在梦中获得解决的例子，从数学到艺术等，不一而足。
芭瑞特表示，做梦仅仅是额外的思考时间，任何问题都有可能在梦中解决，只不过，有些答案非常零散，需要人们进一步整理而已。
（《科技日报》）
一本书的重量
我有一个朋友，上大学时非常痴迷英语。有一次，他在校图书馆借到一本《英语常见错误100例》。翻阅后，他爱不释手。为了能买到这本书，他跑遍了市内的大小书店，结果一无所获。于是，他决定采取冒险行动，把这本学校的书占为己有。
有一天，他趁图书馆管理员不备，用管理员的那枚专用章在他的借书证上盖了“已还”字样。他本以为，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但他没有想到，从那以后，他整天处于极度恐慌之中。老师叫他，他误以为借书不还的事发了；同学们背后议论什么事，他也认为与这事有关；他甚至不敢再去图书馆，有时碰到那位管理员，他的心跳也会突然加速。他那顽固的失眠症就是从那时开始的。自然，他的学习成绩也从此不断下降。
总算熬到了毕业，他申请分配到了外地。毕业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他很珍重地把那本书从邮局寄还给母校的图书馆，署名：一个有愧的学生。
20年后，他给我讲述这件事时说，那本书的价格是7角8分，物理重量大约250克，但把书寄还给母校，他竟然像卸下了千斤重担似的轻松。他说，他第一次深刻地体会到了做人无愧是多么的重要。 （《检察日报》）
菲尔德的作品
1905年，在德国巴伐利亚的一座小城里，没有人不知道一位叫菲尔德的钟表匠，因为他的手表做得非常好，不但防水而且自动。这个消息被同城的一位叫汉斯·威尔斯多夫的钟表商知道了，于是他急忙找到了菲尔德，并看了他那些纯手工制造的手表。
惊讶之余，威尔斯多夫说：“菲尔德先生，我想聘请您到我的公司来当技术总监，您看怎么样？”见菲尔德半天不吭声，威尔斯多夫又表示，只要菲尔德出个价钱，他愿意购买菲尔德的技术。“不，”菲尔德拒绝道，“我是不会受眼前一点儿利益的影响，而放弃自己的追求的，我的理想是研制出一款世界上最好的手表。”
菲尔德的理念居然与自己的如此接近，是威尔斯多夫没有想到的。但他知道，一旦菲尔德在自己之前研制出了那款手表，自己的公司将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怎么办？只有抢在菲尔德之前研制出那款手表才是公司唯一的出路，但是，菲尔德显然在技术上更胜一筹，要抢在他之前谈何容易？就在苦无良策的时候，威尔斯多夫突然得到了一个消息：菲尔德在研制手表的同时，还兼做草帽生意。威尔斯多夫立即让助手去向菲尔德订购草帽。果然，菲尔德在收到草帽的订单后，决定将研制手表的事情暂时放一放，而先去赶制草帽了。就这样，威尔斯多夫为自己赢得了时间。他给新研制出的那款“世界上最好的手表”取名为“劳力士”。
当劳力士手表迅速占领市场，并成为世界名牌后，威尔斯多夫才指着自家后院那一院子的草帽告诉菲尔德，那就是他的作品。恍然大悟的菲尔德这时已悔之晚矣。
（《党的生活》）
中共中央组织部日前发布的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7799.5万名。其中，女党员1694万名，占党员总数的21.7％；少数民族党员513万名，占党员总数的6.6％；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党员2787.3万名，占党员总数的35.7％。
从党员的职业看，工人693.7万名，农牧渔民2402万名，党政机关工作人员659.6万名，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1772.5万名，学生226.9万名，离退休人员1452.5万名，其他职业人员592.3万名。
（《工人日报》）
户口整顿工作全面展开
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公安部日前联合下发《关于在第六次人口普查前进行户口整顿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着力查清当前户口登记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为人口普查提供翔实的户籍资料。意见指出，对无户口人员，要经调查甄别后依照规定办理户口登记手续或恢复户口登记；对其中未申报户口的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出生人口，要准予登记，不得将登记情况作为行政管理和处罚的依据。
（人民网）
2012年事业单位全部公开招聘
人社部副部长王晓初日前在全国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座谈会上表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制度将于2012年在全国各级各类事业单位实现“全覆盖”。今明两年要重点做好县级以上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制度的建立和组织实施工作。
（《中国妇女报》）
人生最悲惨的事
日前，福布斯根据天气、税率、教育水平、失业率、房价、交通运输、官员腐败、犯罪率等各项指标，通过对美国各大城市市民的调查，评选出了美国十大“最悲惨城市”。它们分别是：斯托克顿、孟菲斯、芝加哥、克里夫兰、莫德斯托、弗林特、底特律、水牛城、迈阿密、圣路易斯。
令人奇怪的是，不管是犯罪率居高不下的迈阿密，还是一年大部分时间处于恶劣天气、年降雪量达90英寸的水牛城，或是失业率连年创新高、大量汽车失窃的莫德斯托，都不算最悲惨。倒是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斯托克顿，无论是经济、气候条件还是社会治安，都比其他城市要好，却被排在了美国十大“最悲惨城市”之首。
更令人奇怪的是，居住在斯托克顿的民众，觉得该城市最悲惨的原因竟然不是因为那里的生活条件太差，而是因为那里的人太勤劳了。
一个叫克里斯的人的话比较有代表性。他说：“我觉得悲惨的是，无论我怎么努力，都赶不上我的邻居。比如我刚买了套房，结果很快我居住的小区附近又建起了别墅，我的邻居们都搬进了别墅，而我却不能。我刚开上了微型车，我的邻居们又买了高级轿车，而我却不能。人生最悲惨的事，不是跟邻居一起吃糠咽菜，而是自己吃饭，邻居吃肉；自己喝茶，邻居喝酒！”
（《每周文摘》）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张充和谈卞之琳与“卞、张罗曼史”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卞之琳《断章》
喜欢现代白话诗歌的人，可能都读过卞之琳的这一名篇。
一直听闻，卞之琳（1910-2000）这一名篇中的那个“你”，就是卞之琳苦恋了几十年，昆明、重庆时期著名的“张家四姐妹”中的四小姐——张充和。
那天去看望张先生，看见茶几上散放着一本《卞之琳纪念文集》，我便借着这个话题，略带迟疑地开了口：“张先生，能给我谈谈卞之琳吗？我知道卞之琳这段苦恋的故事很有名，可是一直不好意思问你……”
没想到，张充和朗声笑道：“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可以说是一个无中生有的爱情故事，说‘苦恋’有点勉强。我完全没有跟他恋过，所以也谈不上苦和不苦。”
这个答案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认识就很早了。卞之琳出北大的时候，我进北大。可我还没考进北大的时候，在北大校园就见过他，后来又在沈从文的家里碰见过（张充和的三姐张兆和嫁给了沈从文）。从那时候开始，他就一直给我写信。”
“你给他回过信吗？”
“没有。那些信，我看过就丢了。”
“他给你写过多少信？”
“至少有过百封信吧。我从来没有答应过他，更没惹过他。”这个“惹”字，我注意到她随后用了好几次。“他是另一种人，很收敛，又很敏感，不能惹，一惹就认真得不得了。我们从来没有单独出去过，连看戏都没有一起看过。”
“噢？那，他是典型的单恋了？”
“完全是单恋。”张充和的回答很直接。
我打开案几上的《卞之琳纪念文集》，翻到里面的黑白图片，问：“那时候的卞之琳，是不是这个样子？”图片中，是一位五官平实、戴着圆框眼镜、神情木讷的年轻人。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老人默默点头，“他人很好，就是性格很不爽快，不开放，跟我完全不相像，也不相合。”
我问：“你不爱他，怎么不跟他说清楚呢？”
张充和笑道：“呵呵，从来大家都这么说，你为什么不跟他说清楚呢？我说：他没有说‘请客’，我怎么能说‘不来’？他从来没有认真跟我表白过，写信说的也只是日常普通的事，只是写得有点啰嗦。”
我笑着说：“张先生，那我想当面求证一下，都说卞之琳那首最有名的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那里面的那个‘你’，就是你张充和——张家四小姐，对吗？”
张充和微笑着：“大家都这么说，他这首诗是写给我的，我当时就有点知道……”
“那大概是哪一年，在什么地方写的？”
“具体时间我不太记得了——大概是在昆明那一段吧！我们在北京认识了以后，他就开始给我写信，可是随后我考进北大，他却离开了北大。后来抗战开始，我在成都时，他在川大教书，川大以后他就去了延安，去了延安信就很少了。他好像从延安又到了昆明联大，我们又在昆明遇上了。可我后来又到了重庆。抗战胜利后回到苏州，他专门来看过我，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单独出去过，要出去玩，都是一堆人在一起……随后我就跟汉思（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结了婚。我到美国后，卞之琳还来过信。我听说他直到四十五岁才结婚。‘文革’结束后我到北京，他专门要请我的客，我还到他家见到他的夫人……呵呵，那就是一种老朋友的感觉了。”她顿了顿，摇摇头，又轻轻笑了起来。
（《书屋》）
做梦是为了解决问题
做梦是人体一种正常的、必不可少的生理和心理现象。人入睡后，一小部分脑细胞仍在活动，这就是梦的基础。但是，人为什么会做梦？萦绕在人们脑海中的这个问题千百年来让无数的占梦学家、心理学家以及神经生物学家为之痴狂，然而，这个谜底的答案一直未能揭晓。最近，美国研究人员从进化论的角度进行了解释。
研究人员表示，当遇到一些关键问题时，有些人会选择睡觉，这不仅是为了逃避，最新研究发现，人们确实能够在睡觉的时候解决一些问题。不仅如此，做梦本身也在不断进化，以更好地帮助人们解决清醒时困扰我们的问题。
哈佛大学心理学家黛笛儿·芭瑞特表示，梦是视觉化的，常常没有逻辑性，这两点使得梦成为一种富有创意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做梦也是一种思考，只是，它同人们眼睛睁开时的思考有点不同。无论我们是在做梦还是睁着双眼，我们都是为了解决问题。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做梦起初可能是为了其他目的，但是，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做梦开始承担双重责任：帮助大脑重新启动，解决问题。
十多年来，芭瑞特一直在研究梦对于解决问题的重要性。在一个实验中，芭瑞特让大学生在梦中解决家庭作业中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并非火箭科学方面的深奥知识，而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只是学生不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解决而已。在实验过程中，学生在每晚睡觉之前都想想这个问题，一周后，大约一半的学生梦到了这个问题，而大约四分之一的学生的梦中“找到”了该问题的答案。那么，至少在问题很简单的情况下，人们能够在梦中解决。
芭瑞特广泛查阅了其他科学和历史文献资料，寻找梦中解决问题的例证。她发现了任何问题都有在梦中获得解决的例子，从数学到艺术等，不一而足。
芭瑞特表示，做梦仅仅是额外的思考时间，任何问题都有可能在梦中解决，只不过，有些答案非常零散，需要人们进一步整理而已。
（《科技日报》）
一本书的重量
我有一个朋友，上大学时非常痴迷英语。有一次，他在校图书馆借到一本《英语常见错误100例》。翻阅后，他爱不释手。为了能买到这本书，他跑遍了市内的大小书店，结果一无所获。于是，他决定采取冒险行动，把这本学校的书占为己有。
有一天，他趁图书馆管理员不备，用管理员的那枚专用章在他的借书证上盖了“已还”字样。他本以为，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但他没有想到，从那以后，他整天处于极度恐慌之中。老师叫他，他误以为借书不还的事发了；同学们背后议论什么事，他也认为与这事有关；他甚至不敢再去图书馆，有时碰到那位管理员，他的心跳也会突然加速。他那顽固的失眠症就是从那时开始的。自然，他的学习成绩也从此不断下降。
总算熬到了毕业，他申请分配到了外地。毕业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他很珍重地把那本书从邮局寄还给母校的图书馆，署名：一个有愧的学生。
20年后，他给我讲述这件事时说，那本书的价格是7角8分，物理重量大约250克，但把书寄还给母校，他竟然像卸下了千斤重担似的轻松。他说，他第一次深刻地体会到了做人无愧是多么的重要。 （《检察日报》）
菲尔德的作品
1905年，在德国巴伐利亚的一座小城里，没有人不知道一位叫菲尔德的钟表匠，因为他的手表做得非常好，不但防水而且自动。这个消息被同城的一位叫汉斯·威尔斯多夫的钟表商知道了，于是他急忙找到了菲尔德，并看了他那些纯手工制造的手表。
惊讶之余，威尔斯多夫说：“菲尔德先生，我想聘请您到我的公司来当技术总监，您看怎么样？”见菲尔德半天不吭声，威尔斯多夫又表示，只要菲尔德出个价钱，他愿意购买菲尔德的技术。“不，”菲尔德拒绝道，“我是不会受眼前一点儿利益的影响，而放弃自己的追求的，我的理想是研制出一款世界上最好的手表。”
菲尔德的理念居然与自己的如此接近，是威尔斯多夫没有想到的。但他知道，一旦菲尔德在自己之前研制出了那款手表，自己的公司将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怎么办？只有抢在菲尔德之前研制出那款手表才是公司唯一的出路，但是，菲尔德显然在技术上更胜一筹，要抢在他之前谈何容易？就在苦无良策的时候，威尔斯多夫突然得到了一个消息：菲尔德在研制手表的同时，还兼做草帽生意。威尔斯多夫立即让助手去向菲尔德订购草帽。果然，菲尔德在收到草帽的订单后，决定将研制手表的事情暂时放一放，而先去赶制草帽了。就这样，威尔斯多夫为自己赢得了时间。他给新研制出的那款“世界上最好的手表”取名为“劳力士”。
当劳力士手表迅速占领市场，并成为世界名牌后，威尔斯多夫才指着自家后院那一院子的草帽告诉菲尔德，那就是他的作品。恍然大悟的菲尔德这时已悔之晚矣。
（《党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