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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街头，你可以听到对市委书记阮成发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有人说他是实干家，也有人说他是“作秀大王”。
最近，他将武汉市职能部门的几十位局长、区长和副市长赶上电视，接受武汉电视台主持人和市民的轮番“拷问”，整个过程，武汉电视台进行了现场直播，节目收视率之高，超过了武汉台的热播剧。
在问政中，不少官员被问得直冒冷汗，如坐针毡。有官员答非所问，说空话，打太极，观众嘲讽他是去武当山进修过。
阮在问政期间，视察节目组时，要求主持人要大胆泼辣，有问题就提，不要怕问得太尖锐。
今年的电视问政，共有五场，涉及火车站的黑车泛滥、打的难、食品安全、城市内涝以及武汉市民最敏感的填湖问题。
主持人尹晨芳在问政中，向官员们追问得最多的是—“这个事情，你说，到底什么时候能解决？”
得到的回答，几乎清一色是“明天就去整改”的承诺，有些甚至当晚就采取行动，将事情办好了。
问政的效果，可谓立竿见影。
参加电视问政的网友胡全志告诉《南都周刊》记者，阮上任后，有雄心壮志，作风务实，庸官难坐安稳椅子。
胡全志于今年5月与另外两位网友一同被武汉市政府聘为“布衣参事”，意见可直通市长。
在网友胡全志的大本营汉网论坛上，阮成发获得的最高的评价，是有人将他称作“现代张之洞”。
与张之洞奠定武汉工业基础不同，阮的作为，主要在于大拆大建。拆迁，给他带来了声誉，也让他始终与争议相伴。
“满城挖”
阮成发自2008年1月出任武汉市代市长以来，大动作频仍。2011年出任市委书记后，更是在这座城市掀起了一场风暴式的变革。
在武汉官场，他有“鹰派书记”之称。这位武汉土生土长的官员，上任伊始，就喊出复兴武汉、重振雄风的口号，他认为武汉已经错过了一轮又一轮的发展机遇，如果再不奋力追赶，不仅将在全国失去影响力，在中部，也可能会被长沙、郑州赶超。
这种紧迫感在武汉随处可见。
武汉最有名的两大BBS版块分别取名“武汉建设”和“中部崛起”，之前他们热衷于谈论的是武汉直辖的问题，现在的热门话题是“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在武汉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刷有“武汉精神：敢为人先，追求卓越”和“弘扬武汉精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红色标语。在这些标语的后面，是等待拆除的房子，或是工地和扬起的尘土。
从汉口最高建筑民生银行大厦上往远处看，整个城市沉浸在一股建设的狂潮中：新建的高层住宅已经封顶，但很多尚未启用；城市的旧区，疏于管理，已经破败不堪，等待着拆迁，而非修缮；上千个工地在繁忙作业，打桩的声音传入每栋居民楼，起重架拼凑出了城市新的天际线。
一直以来，让武汉人感到憋屈的是，这座中部最大的城市长期被人讥讽为“县城”，在阮成发任期内，终于开始了狂飙突进的运动，这一轮城市的重建，让不少人受到鼓舞和备受感染。
武汉基层公务员李少杰告诉《南都周刊》记者，阮成发的工作，其实是在补历史的欠账。在他看来，这座巨型城市一直发展缓慢，基础设施投入不够，已经被北上广甩得老远，现在不追不行。
阮成发还多次表示，为了发展，武汉市上下必须“共同忍过目前的阵痛期”。也就是说，要舍小家，顾大家。
阮成发上任后，每年投以百亿巨资，大规模推动地铁、过江隧道、内环高架等多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全市出现了5000多个工地。市民封他外号“满城挖”。
在阮推动的基建过程中，整个城市被翻了个底朝天，每天上下班高峰，几百万人都堵在路上吞食着灰尘，有人将武汉干脆称作“光灰城市”。
阮成发在媒体上公开表示，他不怕别人叫他“满城挖”，即便是顶着骂名，他也会继续挖下去。
“我们很容易找到理由让一些建设工地不开工，但是，事隔3年、5年或10年后，当我们回头看，不这样做，我们会对不住这座城市”。阮成发于今年7月2日在《湖北日报》上发表长文，其中就提到了他的历史使命感。
不过，这个建设的过程，让白领袁卉颖苦不堪言，她最近关心的问题是长期在车上打瞌睡，会不会影响到健康。
袁卉颖每天花在路上的时间就有四个小时，8：30上班，6点就要起床。袁的住处和公司上班地都在武昌，武汉的三镇之一，也就是说她还没有过江，这在武汉根本算不上长线交通。
“像武汉这样经年累月满城挖的现象，说是天下仅见，举世仅有，不算怎么夸张。”从湖北到深圳工作的宁娴，形容如今的武汉是“天也灰，地也灰，树木满黄灰，大街小巷处处飞黄灰”。
面对类似的质疑，阮多次表示：“中外城市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工程中，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阮成发不止一次地憧憬，经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后，未来的武汉，不仅交通畅达，还会是一座山水宜居城市，一湖一景，他甚至在一次视察中对下属表示，武汉要在三到五年内，让城市环境达到新加坡的标准。
不过，阮的这个憧憬，被网友认为是在“吹牛”。
在目前的武汉，要扭转脏乱差的形象，尚需时日，短期内要达到新加坡标准，根本不符合实际，而更现实的问题是，武汉最为珍贵的湖泊资源，在这轮重建浪潮中迅速减少，山水城市，水已不保。
作秀
武汉素有“百湖之市”的美誉，在城市建设中，127个湖泊锐已经减至38个，不少湖泊已经名存实亡。
即便还存在的湖泊，也依然难逃被填的命运，曾经拥有万亩湖面的沙湖，已缩至119亩，在它的周围，都是新建的高层住宅，住宅的户外围栏上，打出的是“一线湖景”的广告语。
武汉的另一大湖—南湖，由于污染严重，被称作“死鱼之湖”，每年夏天必定翻塘，臭气熏天，生态问题严峻。这样的“问题湖泊”，在武汉数不胜数。
今年4月，武汉的湖泊填埋引起了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中央媒体关注，阮成发迅速跟进，并在多个会议中疾呼，“严禁填湖”，“侵占湖泊，历史不会原谅”，随后成立了湖长制度，保卫湖泊。
不过在武汉作家胡发云看来，阮的言论有些作戏的成分。胡发云认为，阮在武汉为政多年，不可能要等到媒体报道后，才知道湖在缩小。 更何况这些湖泊周边开发的楼盘，每天都打广告，通过各种媒介对800万市民进行狂轰乱炸，阮不可能不知道。
一位熟悉武汉官场的人士告诉《南都周刊》记者：“阮为什么不能制止填湖之风，其中当然是有利益驱动，而阮以个人之力，很难刹得住车，并且他也需要从土地转让中，获得城市建设的资金。”
在城建投入上，2009年至今武汉已经砸进去了2500亿人民币，武汉的财政收入中，土地收入占1/3。为了缓解资金压力，2011年5月起，武汉市政府就曾在“六桥一隧一路”上重新按次收费。
武汉市取消过桥按次收费已有七八年了，市政府副秘书长刘家祥表示，此次重新收费主要是为了缓解还贷压力。
此举也被认为是政府在征税之后进一步向民索取，过桥收费规定在武汉市民中间引起巨大反弹，但没过多久，媒体乃至网络论坛上相关的讨论销声匿迹。
阮对媒体的态度，也颇为暧昧。
一位武汉的时评人认为，阮对待媒体，只是间歇性地放宽。电视问政半年一次，有市民质疑：为什么这些困扰大家多年的问题，要到电视问政时才能解决？之前官员到哪去了，媒体哪去了？
“电视问政之所以发挥作用，是舆论监督的效力所在。”该时评人这样告诉《南都周刊》记者，阮成发大力推动电视问政，但又没有继续提供一个宽松的舆论监督的环境，临时的监督，只会是一场秀。
实际上，武汉几大报纸的评论版，长期只对外地事件发表看法，较少涉及本地民生，即便有，也是批评市民的不文明举动，这样的舆论生态，在武汉持续多年。
武汉这座科教名城，曾培养了大量优秀的调查记者、时评作者，但他们的文章，都没法在自己的城市发表，其中多位作者在与《南都周刊》记者的交谈中，将武汉称作是一个让知识分子感到窒息的城市。
阮成发曾在多个场合鼓励舆论监督，声称“负面新闻业是一种鞭策，让我们更加清醒，不至于犯更大的错误”。但在实际工作中，显然又有所保留。
这位有雄心开创武汉“黄金时代”的官员，除了推动半年一次的电视问政，似乎也没有信号表明，他要改变这个城市的一些糟糕“传统”。
为了发展
这位外号最多的武汉市委书记，在市民的评价中，可谓两极对立。
他不说官话，体察市民疾苦，甚至关心困难家庭能不能半个月煨一次汤，他被认为是一位亲民书记。
而武汉的一位财经线记者告诉《南都周刊》记者，若仔细分辨，在武汉，说阮成发好话的是国土系统的公务员，因为土地财政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收益。
在阮推动的大拆大建中，不少市民却对之颇有微词。
比如在汉口红旗村的改造中，拆迁价仅2500元每平方米，而原地新建的楼盘价格接近一万每平方米。
一位拆迁户告诉《南都周刊》记者，在拆迁中，他们受到的骚扰，让他们根本没办法正常生活，而据他了解，在武汉的拆迁中，强拆是一种普遍现象。
在阮成发推动的硚口长丰乡的小作坊改造过程中，过低的拆迁价格，也曾引发村民多次拦截马路，导致城市交通受到影响。
“如果城市的发展，是让市民的利益受损，低价拆迁，出门吃尽灰尘，从城市的一个区到另一个区还要交买路钱，即便阮成发向我们许诺一个多么好的未来，我也不要。”一位拆迁户对《南都周刊》记者说，即便武汉成为了国家中心城市，房价上涨了，最终利益受损的还是底层市民。
在阮主导的大拆大建中，还经常可以看到地产商的身影。
武汉市政工程东湖-沙湖连通，其连通运河主要被万达的物业所占据，由万达沿运河开发的汉街，也被外界讥讽为山寨建筑一条街。
在对武汉鸭脖子发源地精武路、著名夜市吉庆街的改造中，都交由地产商介入，而吉庆街的改造，也被市民认为是一大败笔。
吉庆街原本是汉口老城区内的大排档一条街，拆迁后建造的新版吉庆街，更像是上海的新天地，市民觉得它丧失了以前的烟火味，已是少人问津。
武汉城市规划设计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设计师告诉《南都周刊》记者，武汉在这一轮发展中，土地财政几乎是涸泽而渔，从事城市规划十多年，他对这个城市发生的事情，“常常感到寒心”。
建筑师Coco曾参与武汉青岛路历史街区的改造工作，她眼见政府为了土地利益，拆毁了这座城市最美的历史建筑，她对之无比愤怒：“这个城市最优秀的街区在遭到破坏，而政府与地产商合作建造仿古建筑，这会被后人笑话。”
Coco在这个城市的惨痛记忆是发展带来的，她当时在武汉的家，位于武昌的华润凤凰城，这个建成不满三年的小区却突然被告知，为了地铁的一个转弯，需要拆毁11号楼，她刚好住在那里。
此事发生后，Coco果断地离开了这座城市。但当时的强拆记忆，至今无法抹去。
在摄影师陈思的镜头下，汉口老租界区的里分（武汉方言，类似北京的胡同、上海的弄堂）大片被夷平，武汉汉江边的近代工业遗址、青山的红房子都被拆毁，最后盖起了高楼。他认为，和上任市委书记李宪生相比，阮成发拆得尤为大胆。
学计算机的陈思是2008年开始拍摄武汉的，当时阮成发刚好开始在武汉主政。
让陈思感到哭笑不得是，就在这轮疯狂的拆迁中，阮成发多次表示，要全面推进对历史街区的保护。
阮成发到底会将武汉带向何处？陈思在武汉家中，指着一张照片对《南都周刊》记者说：“武汉将会成为这个样子。”照片中，长江两岸的摩天大楼，拼接出一条美丽的天际线。
这张照片，曾作为武汉近年来外宣手册的封面。
在2011年出版的一本武汉建筑档案中，陈思和他的朋友给这本书起了一个名字，叫“千年未有之变”。
他们相信，这个名字会让官员开心，而陈思和他的朋友要说的，是这个城市的真相。
在另外一位历史建筑保护者胡榴明眼中，她记忆中的美丽武汉已经消失。胡榴明曾写过一本介绍武汉老房子的书，书名叫《夕阳无语》。
她在这本书中曾不无动情地写道：“老公馆消失了，连同那一些不为人知的老房子的故事，时间让一切消失，时代让一切消失，消失了故事消失了精神，消失了老宅消失了物质”。
在汉口咸安坊的一栋里分大宅中，“钉子户”武伯和另外两家一起捍卫着自己的百年老宅，这片区域计划打造成武汉的田子坊，吸引创意产业进驻，尽管武伯不知道能坚持多久，但他会一直守护下去。
对于市委书记的满城挖，武伯说，发展可以，但是挖断这个城市的历史，对城市是有罪的。
在武汉这几十年的建设过程中，武汉展览馆被炸毁是重大事件。
这座武汉人引以为傲的地标建筑，被炸毁时，无数人为之落泪，而拆毁的理由，依然是“为了城市的发展”。
最近，他将武汉市职能部门的几十位局长、区长和副市长赶上电视，接受武汉电视台主持人和市民的轮番“拷问”，整个过程，武汉电视台进行了现场直播，节目收视率之高，超过了武汉台的热播剧。
在问政中，不少官员被问得直冒冷汗，如坐针毡。有官员答非所问，说空话，打太极，观众嘲讽他是去武当山进修过。
阮在问政期间，视察节目组时，要求主持人要大胆泼辣，有问题就提，不要怕问得太尖锐。
今年的电视问政，共有五场，涉及火车站的黑车泛滥、打的难、食品安全、城市内涝以及武汉市民最敏感的填湖问题。
主持人尹晨芳在问政中，向官员们追问得最多的是—“这个事情，你说，到底什么时候能解决？”
得到的回答，几乎清一色是“明天就去整改”的承诺，有些甚至当晚就采取行动，将事情办好了。
问政的效果，可谓立竿见影。
参加电视问政的网友胡全志告诉《南都周刊》记者，阮上任后，有雄心壮志，作风务实，庸官难坐安稳椅子。
胡全志于今年5月与另外两位网友一同被武汉市政府聘为“布衣参事”，意见可直通市长。
在网友胡全志的大本营汉网论坛上，阮成发获得的最高的评价，是有人将他称作“现代张之洞”。
与张之洞奠定武汉工业基础不同，阮的作为，主要在于大拆大建。拆迁，给他带来了声誉，也让他始终与争议相伴。
“满城挖”
阮成发自2008年1月出任武汉市代市长以来，大动作频仍。2011年出任市委书记后，更是在这座城市掀起了一场风暴式的变革。
在武汉官场，他有“鹰派书记”之称。这位武汉土生土长的官员，上任伊始，就喊出复兴武汉、重振雄风的口号，他认为武汉已经错过了一轮又一轮的发展机遇，如果再不奋力追赶，不仅将在全国失去影响力，在中部，也可能会被长沙、郑州赶超。
这种紧迫感在武汉随处可见。
武汉最有名的两大BBS版块分别取名“武汉建设”和“中部崛起”，之前他们热衷于谈论的是武汉直辖的问题，现在的热门话题是“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在武汉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刷有“武汉精神：敢为人先，追求卓越”和“弘扬武汉精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红色标语。在这些标语的后面，是等待拆除的房子，或是工地和扬起的尘土。
从汉口最高建筑民生银行大厦上往远处看，整个城市沉浸在一股建设的狂潮中：新建的高层住宅已经封顶，但很多尚未启用；城市的旧区，疏于管理，已经破败不堪，等待着拆迁，而非修缮；上千个工地在繁忙作业，打桩的声音传入每栋居民楼，起重架拼凑出了城市新的天际线。
一直以来，让武汉人感到憋屈的是，这座中部最大的城市长期被人讥讽为“县城”，在阮成发任期内，终于开始了狂飙突进的运动，这一轮城市的重建，让不少人受到鼓舞和备受感染。
武汉基层公务员李少杰告诉《南都周刊》记者，阮成发的工作，其实是在补历史的欠账。在他看来，这座巨型城市一直发展缓慢，基础设施投入不够，已经被北上广甩得老远，现在不追不行。
阮成发还多次表示，为了发展，武汉市上下必须“共同忍过目前的阵痛期”。也就是说，要舍小家，顾大家。
阮成发上任后，每年投以百亿巨资，大规模推动地铁、过江隧道、内环高架等多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全市出现了5000多个工地。市民封他外号“满城挖”。
在阮推动的基建过程中，整个城市被翻了个底朝天，每天上下班高峰，几百万人都堵在路上吞食着灰尘，有人将武汉干脆称作“光灰城市”。
阮成发在媒体上公开表示，他不怕别人叫他“满城挖”，即便是顶着骂名，他也会继续挖下去。
“我们很容易找到理由让一些建设工地不开工，但是，事隔3年、5年或10年后，当我们回头看，不这样做，我们会对不住这座城市”。阮成发于今年7月2日在《湖北日报》上发表长文，其中就提到了他的历史使命感。
不过，这个建设的过程，让白领袁卉颖苦不堪言，她最近关心的问题是长期在车上打瞌睡，会不会影响到健康。
袁卉颖每天花在路上的时间就有四个小时，8：30上班，6点就要起床。袁的住处和公司上班地都在武昌，武汉的三镇之一，也就是说她还没有过江，这在武汉根本算不上长线交通。
“像武汉这样经年累月满城挖的现象，说是天下仅见，举世仅有，不算怎么夸张。”从湖北到深圳工作的宁娴，形容如今的武汉是“天也灰，地也灰，树木满黄灰，大街小巷处处飞黄灰”。
面对类似的质疑，阮多次表示：“中外城市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工程中，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阮成发不止一次地憧憬，经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后，未来的武汉，不仅交通畅达，还会是一座山水宜居城市，一湖一景，他甚至在一次视察中对下属表示，武汉要在三到五年内，让城市环境达到新加坡的标准。
不过，阮的这个憧憬，被网友认为是在“吹牛”。
在目前的武汉，要扭转脏乱差的形象，尚需时日，短期内要达到新加坡标准，根本不符合实际，而更现实的问题是，武汉最为珍贵的湖泊资源，在这轮重建浪潮中迅速减少，山水城市，水已不保。
作秀
武汉素有“百湖之市”的美誉，在城市建设中，127个湖泊锐已经减至38个，不少湖泊已经名存实亡。
即便还存在的湖泊，也依然难逃被填的命运，曾经拥有万亩湖面的沙湖，已缩至119亩，在它的周围，都是新建的高层住宅，住宅的户外围栏上，打出的是“一线湖景”的广告语。
武汉的另一大湖—南湖，由于污染严重，被称作“死鱼之湖”，每年夏天必定翻塘，臭气熏天，生态问题严峻。这样的“问题湖泊”，在武汉数不胜数。
今年4月，武汉的湖泊填埋引起了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中央媒体关注，阮成发迅速跟进，并在多个会议中疾呼，“严禁填湖”，“侵占湖泊，历史不会原谅”，随后成立了湖长制度，保卫湖泊。
不过在武汉作家胡发云看来，阮的言论有些作戏的成分。胡发云认为，阮在武汉为政多年，不可能要等到媒体报道后，才知道湖在缩小。 更何况这些湖泊周边开发的楼盘，每天都打广告，通过各种媒介对800万市民进行狂轰乱炸，阮不可能不知道。
一位熟悉武汉官场的人士告诉《南都周刊》记者：“阮为什么不能制止填湖之风，其中当然是有利益驱动，而阮以个人之力，很难刹得住车，并且他也需要从土地转让中，获得城市建设的资金。”
在城建投入上，2009年至今武汉已经砸进去了2500亿人民币，武汉的财政收入中，土地收入占1/3。为了缓解资金压力，2011年5月起，武汉市政府就曾在“六桥一隧一路”上重新按次收费。
武汉市取消过桥按次收费已有七八年了，市政府副秘书长刘家祥表示，此次重新收费主要是为了缓解还贷压力。
此举也被认为是政府在征税之后进一步向民索取，过桥收费规定在武汉市民中间引起巨大反弹，但没过多久，媒体乃至网络论坛上相关的讨论销声匿迹。
阮对媒体的态度，也颇为暧昧。
一位武汉的时评人认为，阮对待媒体，只是间歇性地放宽。电视问政半年一次，有市民质疑：为什么这些困扰大家多年的问题，要到电视问政时才能解决？之前官员到哪去了，媒体哪去了？
“电视问政之所以发挥作用，是舆论监督的效力所在。”该时评人这样告诉《南都周刊》记者，阮成发大力推动电视问政，但又没有继续提供一个宽松的舆论监督的环境，临时的监督，只会是一场秀。
实际上，武汉几大报纸的评论版，长期只对外地事件发表看法，较少涉及本地民生，即便有，也是批评市民的不文明举动，这样的舆论生态，在武汉持续多年。
武汉这座科教名城，曾培养了大量优秀的调查记者、时评作者，但他们的文章，都没法在自己的城市发表，其中多位作者在与《南都周刊》记者的交谈中，将武汉称作是一个让知识分子感到窒息的城市。
阮成发曾在多个场合鼓励舆论监督，声称“负面新闻业是一种鞭策，让我们更加清醒，不至于犯更大的错误”。但在实际工作中，显然又有所保留。
这位有雄心开创武汉“黄金时代”的官员，除了推动半年一次的电视问政，似乎也没有信号表明，他要改变这个城市的一些糟糕“传统”。
为了发展
这位外号最多的武汉市委书记，在市民的评价中，可谓两极对立。
他不说官话，体察市民疾苦，甚至关心困难家庭能不能半个月煨一次汤，他被认为是一位亲民书记。
而武汉的一位财经线记者告诉《南都周刊》记者，若仔细分辨，在武汉，说阮成发好话的是国土系统的公务员，因为土地财政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收益。
在阮推动的大拆大建中，不少市民却对之颇有微词。
比如在汉口红旗村的改造中，拆迁价仅2500元每平方米，而原地新建的楼盘价格接近一万每平方米。
一位拆迁户告诉《南都周刊》记者，在拆迁中，他们受到的骚扰，让他们根本没办法正常生活，而据他了解，在武汉的拆迁中，强拆是一种普遍现象。
在阮成发推动的硚口长丰乡的小作坊改造过程中，过低的拆迁价格，也曾引发村民多次拦截马路，导致城市交通受到影响。
“如果城市的发展，是让市民的利益受损，低价拆迁，出门吃尽灰尘，从城市的一个区到另一个区还要交买路钱，即便阮成发向我们许诺一个多么好的未来，我也不要。”一位拆迁户对《南都周刊》记者说，即便武汉成为了国家中心城市，房价上涨了，最终利益受损的还是底层市民。
在阮主导的大拆大建中，还经常可以看到地产商的身影。
武汉市政工程东湖-沙湖连通，其连通运河主要被万达的物业所占据，由万达沿运河开发的汉街，也被外界讥讽为山寨建筑一条街。
在对武汉鸭脖子发源地精武路、著名夜市吉庆街的改造中，都交由地产商介入，而吉庆街的改造，也被市民认为是一大败笔。
吉庆街原本是汉口老城区内的大排档一条街，拆迁后建造的新版吉庆街，更像是上海的新天地，市民觉得它丧失了以前的烟火味，已是少人问津。
武汉城市规划设计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设计师告诉《南都周刊》记者，武汉在这一轮发展中，土地财政几乎是涸泽而渔，从事城市规划十多年，他对这个城市发生的事情，“常常感到寒心”。
建筑师Coco曾参与武汉青岛路历史街区的改造工作，她眼见政府为了土地利益，拆毁了这座城市最美的历史建筑，她对之无比愤怒：“这个城市最优秀的街区在遭到破坏，而政府与地产商合作建造仿古建筑，这会被后人笑话。”
Coco在这个城市的惨痛记忆是发展带来的，她当时在武汉的家，位于武昌的华润凤凰城，这个建成不满三年的小区却突然被告知，为了地铁的一个转弯，需要拆毁11号楼，她刚好住在那里。
此事发生后，Coco果断地离开了这座城市。但当时的强拆记忆，至今无法抹去。
在摄影师陈思的镜头下，汉口老租界区的里分（武汉方言，类似北京的胡同、上海的弄堂）大片被夷平，武汉汉江边的近代工业遗址、青山的红房子都被拆毁，最后盖起了高楼。他认为，和上任市委书记李宪生相比，阮成发拆得尤为大胆。
学计算机的陈思是2008年开始拍摄武汉的，当时阮成发刚好开始在武汉主政。
让陈思感到哭笑不得是，就在这轮疯狂的拆迁中，阮成发多次表示，要全面推进对历史街区的保护。
阮成发到底会将武汉带向何处？陈思在武汉家中，指着一张照片对《南都周刊》记者说：“武汉将会成为这个样子。”照片中，长江两岸的摩天大楼，拼接出一条美丽的天际线。
这张照片，曾作为武汉近年来外宣手册的封面。
在2011年出版的一本武汉建筑档案中，陈思和他的朋友给这本书起了一个名字，叫“千年未有之变”。
他们相信，这个名字会让官员开心，而陈思和他的朋友要说的，是这个城市的真相。
在另外一位历史建筑保护者胡榴明眼中，她记忆中的美丽武汉已经消失。胡榴明曾写过一本介绍武汉老房子的书，书名叫《夕阳无语》。
她在这本书中曾不无动情地写道：“老公馆消失了，连同那一些不为人知的老房子的故事，时间让一切消失，时代让一切消失，消失了故事消失了精神，消失了老宅消失了物质”。
在汉口咸安坊的一栋里分大宅中，“钉子户”武伯和另外两家一起捍卫着自己的百年老宅，这片区域计划打造成武汉的田子坊，吸引创意产业进驻，尽管武伯不知道能坚持多久，但他会一直守护下去。
对于市委书记的满城挖，武伯说，发展可以，但是挖断这个城市的历史，对城市是有罪的。
在武汉这几十年的建设过程中，武汉展览馆被炸毁是重大事件。
这座武汉人引以为傲的地标建筑，被炸毁时，无数人为之落泪，而拆毁的理由，依然是“为了城市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