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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2年第1期的《中国社会科学》上，梁晨、李中清等人发表了《无声的革命》一文，他们依据对1952-2002年间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学生学籍卡片的量化分析，指出中国的高等教育自1949年以来开始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以往为社会上层子女所垄断的状况被打破，工农等社会较低阶层子女在其中的比重逐渐加大。在该文作者看来，这可谓是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一场“无声的革命”。在推广基础教育、建立统一高考招生制度以及设置重点中学等制度安排的推动下，这场革命延续了中共领导的社会政治革命，部分打断了代际优势的传递，避免了精英教育可能带来的阶层固化。应星和刘云杉对该文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不宜将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高等教育笼统地归结为“50年里的一场革命”，“无声的革命”是“被夸大的修辞”。具体而言，改革前的高等教育笼罩着浓厚的阶级斗争氛围，是一种“阶级内的平等”，诸多地方有违于真正的教育平等精神；改革后被强化的重点中学制度虽然构筑了少数农村学生进入重点大学的通道，但这种制度也固化了城乡教育不平等的机制。不惟如此，应星和刘云杉还对梁晨、李中清等人的量化研究方法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们引述了历史学者叶启政的观点，强调统计概念是特定意识形态的产物，在史学研究开始呈现出计量化趋势的今天，历史研究者有必要提醒自己要冷静地面对数据，一旦超越了特定的时空场域，数据就会存在被误用和滥用的风险。
汉藏公路的“路学”研究：道路的生产、使用与消费
近二三十年，中国经历了空前的基础设施建设高潮，西南地区长久以来相对滞后的社会经济发展，使得这种改变更加显著，在汉、藏的交界地区筑成的“青藏”、“川藏”、“滇藏”公路世界闻名，其超乎寻常的知名度使媒体与游人趋之若鹜，同时这些勾连汉藏地区的道路也被冠以“天路”、“朝圣之路”“最美公路”的盛名。公路作为最基础的交通设施，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它不仅负担着重要的政治、经济功能，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公路亦是复杂动态的社会空间。本文通过对道路研究现状的批判性评述，试图结合功能主义的实证分析与现代性视角下的时空分析，以“汉藏公路”为例，从公路的生产、使用、建构和消费四个角度扩展并建构一个全新的“路学”框架。“汉藏公路”研究视道路为兼具时间性、社会性、开放性和移动性的特殊空间，被不断的生产、使用和消费。同时，作为一种交通传播媒介，道路的延伸不断扩大了社会交往空间，使社会交往变得更加复杂，整个社会关系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皆被囊括其中。在现代消费社会的环境下，“路学”研究不仅关注道路修建过程中的社会历史因素，同时也更加注重其象征层面上的文化符号建构，不仅强调道路的实际使用功能，更注重其广泛的消费价值，以彰显道路的现代性意涵。
20世纪上半叶的国语标准论争
20世纪上半叶，国语标准的确立曾在中国社会激起了广泛讨论。本文作者着重讨论了京话派（把北京话定为国语）和会通派（会通“异言”，另成一套国语标准）围绕国语标准的思想论争，并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清末民初，会通派胜出，形成1913 年“讀音统一会”通过的“老国音”；第二个阶段是20 世纪20 年代初的“京音”与“国音”之争，最终，依据“北京音系”制定的“新国音”取代了“老国音”；第三个阶段是三四十年代，左翼文化运动兴起，力图用“普通话”取代“国语”，同时对北京话作为标准语的地位发起进攻。在作者看来，国语标准的讨论本应以语言学学理为出发点，实际上却常为一些“非理性”因素所左右。它展示了不同地域和阶级意识的冲突，夹杂着各异的文化和政治诉求，但又多与“平等”这一共同的核心价值理念相关。各方的争论导致国语标准几经修改，每一次修改都是语言学学理和众多政治—文化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后者的影响力往往超过前者。最后，作者颇具洞见地指出，京话派和会通派的观点差异并不大，但那些微小的观点差异却被赋予了重大的象征意义。究其根源在于，国语运动不仅是一个文化现象，它还是近代中国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国语标准不仅寄托了不同人群的尊严，它还寄托了不同人群各异的国家理想。
两个祖国的边缘人：“遗华日侨”的战争、记忆与性别
“遗华日侨”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各种因素被遗留在中国的日本侨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由于国家之间紧张的关系，这部分日本“遗民”长久地游荡在中国东北地区，犹如处在被历史遗忘和封禁的角落，在家国记忆和民族身份的漩涡中失语、挣扎。直至1970年代中日外交关系正常化，才恢复身份返回日本，但却从此成为“两个祖国”的边缘人。本文认为，从历史角度看，“遗华日侨”的产生与跨国移动是研究日本帝国时期、满洲国乃至中日交流史不可忽略的一环，它不仅见证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与瓦解，其在遣返过程中的话语建构与作为祖国的“他者”的存在，也促发了日本新的国家认同过程。对于个人来说，作为边缘人的“遗华日侨”无疑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存在复杂的身份认同困境。不论战前或战后，他们都处在社会底层，被迫接受改变，不仅在中国的社会政治风波中经历无奈与抉择，回到日本后又遭遇融入日本环境的认同困难与不公待遇。同时，由于特殊的身份背景，“遗华日侨”也一度成为冷战时期中日两国外交暗战的棋子，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满洲经验”也成为追索战争责任的关键证据和重要场域。本文试图从国家战争、个人记忆和性别等角度切入，尝试探索在复杂历史背景下“遗华日侨”的身份冲突与认同，战争记忆对处于国家矛盾之间的个人的真实意义。
汉藏公路的“路学”研究：道路的生产、使用与消费
近二三十年，中国经历了空前的基础设施建设高潮，西南地区长久以来相对滞后的社会经济发展，使得这种改变更加显著，在汉、藏的交界地区筑成的“青藏”、“川藏”、“滇藏”公路世界闻名，其超乎寻常的知名度使媒体与游人趋之若鹜，同时这些勾连汉藏地区的道路也被冠以“天路”、“朝圣之路”“最美公路”的盛名。公路作为最基础的交通设施，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它不仅负担着重要的政治、经济功能，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公路亦是复杂动态的社会空间。本文通过对道路研究现状的批判性评述，试图结合功能主义的实证分析与现代性视角下的时空分析，以“汉藏公路”为例，从公路的生产、使用、建构和消费四个角度扩展并建构一个全新的“路学”框架。“汉藏公路”研究视道路为兼具时间性、社会性、开放性和移动性的特殊空间，被不断的生产、使用和消费。同时，作为一种交通传播媒介，道路的延伸不断扩大了社会交往空间，使社会交往变得更加复杂，整个社会关系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皆被囊括其中。在现代消费社会的环境下，“路学”研究不仅关注道路修建过程中的社会历史因素，同时也更加注重其象征层面上的文化符号建构，不仅强调道路的实际使用功能，更注重其广泛的消费价值，以彰显道路的现代性意涵。
20世纪上半叶的国语标准论争
20世纪上半叶，国语标准的确立曾在中国社会激起了广泛讨论。本文作者着重讨论了京话派（把北京话定为国语）和会通派（会通“异言”，另成一套国语标准）围绕国语标准的思想论争，并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清末民初，会通派胜出，形成1913 年“讀音统一会”通过的“老国音”；第二个阶段是20 世纪20 年代初的“京音”与“国音”之争，最终，依据“北京音系”制定的“新国音”取代了“老国音”；第三个阶段是三四十年代，左翼文化运动兴起，力图用“普通话”取代“国语”，同时对北京话作为标准语的地位发起进攻。在作者看来，国语标准的讨论本应以语言学学理为出发点，实际上却常为一些“非理性”因素所左右。它展示了不同地域和阶级意识的冲突，夹杂着各异的文化和政治诉求，但又多与“平等”这一共同的核心价值理念相关。各方的争论导致国语标准几经修改，每一次修改都是语言学学理和众多政治—文化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后者的影响力往往超过前者。最后，作者颇具洞见地指出，京话派和会通派的观点差异并不大，但那些微小的观点差异却被赋予了重大的象征意义。究其根源在于，国语运动不仅是一个文化现象，它还是近代中国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国语标准不仅寄托了不同人群的尊严，它还寄托了不同人群各异的国家理想。
两个祖国的边缘人：“遗华日侨”的战争、记忆与性别
“遗华日侨”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各种因素被遗留在中国的日本侨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由于国家之间紧张的关系，这部分日本“遗民”长久地游荡在中国东北地区，犹如处在被历史遗忘和封禁的角落，在家国记忆和民族身份的漩涡中失语、挣扎。直至1970年代中日外交关系正常化，才恢复身份返回日本，但却从此成为“两个祖国”的边缘人。本文认为，从历史角度看，“遗华日侨”的产生与跨国移动是研究日本帝国时期、满洲国乃至中日交流史不可忽略的一环，它不仅见证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与瓦解，其在遣返过程中的话语建构与作为祖国的“他者”的存在，也促发了日本新的国家认同过程。对于个人来说，作为边缘人的“遗华日侨”无疑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存在复杂的身份认同困境。不论战前或战后，他们都处在社会底层，被迫接受改变，不仅在中国的社会政治风波中经历无奈与抉择，回到日本后又遭遇融入日本环境的认同困难与不公待遇。同时，由于特殊的身份背景，“遗华日侨”也一度成为冷战时期中日两国外交暗战的棋子，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满洲经验”也成为追索战争责任的关键证据和重要场域。本文试图从国家战争、个人记忆和性别等角度切入，尝试探索在复杂历史背景下“遗华日侨”的身份冲突与认同，战争记忆对处于国家矛盾之间的个人的真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