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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世界正陷入新一轮的动荡。在国际体系的层面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奠定的旧秩序趋于瓦解。在伊拉克、叙利亚、苏丹、索马里，还有新近成为国际战场的也门，有效的中央权威已经不复存在。根基不牢的国家合法性受到严重侵蚀，非国家行为体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取代了政府。
阿拉伯世界会溃烂下去，还是会在废墟上建构出一个新秩序，仍然难以定论。可以确定的是，在出现一个整合性的政治力量之前，这一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2011年底爆发的“阿拉伯之春”曾一度给外界以乐观的印象，也许会出现有力的政治领导力量填补强人统治留下的真空，整合那些勇敢走向街头的民众。然而，这一幕并未出现。无论是现有君权吸纳温和伊斯兰力量的摩洛哥模式，还是各派别协商达成共识的突尼斯道路，都不具有普遍的示范性。更具冲突性的埃及和利比亚以及叙利亚的案例，反而更具代表性。它们预示着在缺乏真正有效的替代性政治力量的情况下，旧秩序的瓦解会以何种方式收场。或许，回顾一下阿拉伯世界步入现代以来的最近两个世纪的政治史，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整合性进步力量的线索。
十九世纪以后，来自西方的冲击日益加剧，奥斯曼帝国和一批本地化的马木留克政权被严重削弱。统治集团上层和上层中产阶级意识到西方的军事和技术优势，试图推进自卫型的改革。由此，奥斯曼帝国的政治重心也由阿拉伯世界，逐渐偏向欧洲（直至在凯末尔革命后完全转向西方体系）。于是，在今天阿尔及利亚、阿拉伯半岛、伊拉克、埃及、大叙利亚的地区内，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政治真空。
旧秩序的崩塌引发了权力重组，两种力量填补了这一真空。第一个回应来自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四个地区性权力中心。在埃及，阿尔巴尼亚出身的政治冒险家默罕默德·阿里控制了整个尼罗河谷地，试图在埃及发起一场工业革命。阿拉伯半岛的沙特家族再次与保守的瓦哈比教团结盟，确立了对整个半岛的控制权。摩洛哥的阿拉维皇室家族则将触角伸向非洲西海岸的穆斯林社区。稍后，源自穆罕默德世系的哈希姆家族，逐渐控制了东地中海。这四个新王朝均建立起集中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并成为现代埃及、沙特、摩洛哥和约旦国家的基础。
第二个回应来自外部强权。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加入到奥斯曼帝国诸阿拉伯领地的争夺战中。这一殖民瓜分的高潮，出现在一战期间。英国和法国以一纸战时协定，划分出各自在东地中海和两河流域阿拉伯核心地带的势力范围，由此奠定了现代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的版图。这种外来者的政治规划是殖民主义性质的，它从一开始，就遭到了阿拉伯社会的抵制和反抗。
阿拉伯世界这一波早期现代化建设的担纲者来自传统统治势力中的开明集团。他们的使命是仿效西方建立一个稳固的国家结构，这首先意味着要清除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外来干涉和控制。而这是他们无法完成的工作。一是因为他们的利益与外来殖民者盘根错节，纠缠不清；二是因为他们并不掌握现代的宣传和大众动员手段。上层改革的动力耗竭之后，第一波早期现代化催生的新型世俗化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集团逐渐成熟并登上政治舞台，成为反殖民主义运动的领导者。这是一个以西方价值和制度为取向的时期，伊斯兰的符号价值此时跌至谷底，基本失去了其在社会组织中的主导角色。以埃及为代表，中产阶级运动领导人逐渐在英国殖民统治框架内建立起一套立宪体制。以律师和官僚为主体的温和派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自我欺骗式地满足于这一极有限的权力分享安排，却不料另一波更为激进的世俗民族主义已经准备登场了。很大程度上，它借助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全新格局。战争致命地削弱了英国和法国的实力，两者在面对苏联和美国的挑战时，无力维系原有的殖民主义体系。只有土耳其的类似尝试在二战前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凯末尔为首的官僚、军队和知识分子集团抓住一战结束后旧秩序瓦解的时机，彻底重组了国家，作为旧秩序统治基础的伊斯兰受到严厉压制。在凯末尔死后，这一激进的世俗主义遗产交由军队加以捍卫。一直到2002年，埃尔多安领导的新型政治伊斯兰主义政党上台，方才终结军队的监护角色。
二战后登场的新一批政治整合力量来自激进的世俗民族主义者。埃及的纳赛尔、伊朗的摩萨德是其代表。他们对内推行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对外坚定地捍卫民族经济。纳赛尔还有一套宏大的意识形态修辞，大力倡导阿拉伯社会主义以及泛阿拉伯主义，虽然它们很大程度上流于修辞，浮夸无根，但这一时期仍然是阿拉伯世界最有朝气和希望的时代。但最终，战后一代的世俗民族主义也并未使阿拉伯世界走向发展之路。拥有着最好希望的建国一代领导人无法彻底制服国内保守势力的抵制，诸如土地改革之类的关键政策无法推行，外部环境也极为不利。整个阿拉伯世界在以色列问题上，持续不断地遭受屈辱。此时美国已经取代英法，成为新的中东霸权和外来干涉者，而美国政策的总体倾向是破坏这些激进民族主义领导人的努力。典型如伊朗的摩萨德，当摩萨德的石油国有化政策威胁到美国利益，并开始向苏联寻求帮助时，美国的回应是联合伊朗国内的伊斯兰力量，策划政变推翻了摩萨德领导的政府。讽刺的是，日后谴责美国是大撒旦的霍梅尼，担任了此次行动的关键联络人。
上世纪七十年代，激进民族主义一代推行的政策总体上退潮了。他们留下的是普遍的挫败感。此时，战后西方的黄金时代也告结束，经济危机更为沉重地打击了阿拉伯世界（沙特为首的海湾石油国家自然不在其列）。随后，就开始了新自由主义的强硬试验。配合这种经济转向的，是政治的全面退化，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倒向了强人政治。直至阿拉伯之春，笼罩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是政治消沉和幻灭。而横亘在这一漫长低谷期中的，就是政治伊斯兰主义的崛起。
若摆脱“文明的冲突”这种误导性大于分析性的教条，我们就会发现，政治伊斯兰主义并非伊斯兰世界的独有现象。在政治学者看来，这一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和大约同时期兴起的印度教主义以及美国的新右派一样，都是特定政治经济状况的产物。简要的说，下述因素促成了政治伊斯兰主义的兴起。首先，是阿拉伯世界一系列政治解决方案的失败。事实证明，世俗民族主义、泛阿拉伯主义乃至一度流行的阿拉伯社会主义，都无力解决阿拉伯的国家建设和发展问题。其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阿拉伯世界大幅转向新自由主义。政府将民众推向市场，不再提供社会支持和福利，伊斯兰主义抓住并填补了这一政治和道德空洞。由此，它也发展出一套堪与政府平行的财政和社会网络。最后，在强人政治的高压下，反对派左翼无法生存，而伊斯兰主义却可以凭借自己的文化符号和广泛的社会网络，维持一个完整的组织形态。
然而，虽然有土耳其、伊朗和摩洛哥这样的政治伊斯兰发展模式，在总体上，政治伊斯兰尚未证明自己能有效地应对阿拉伯问题。从其社会基础，尤其是干部来源来说，政治伊斯兰主义的支持核心，是小资产阶级。这既包括传统的小资产阶级，那些介于传统农业和工业大生产之间的小店主、小商人、大量的小业主、自我雇佣阶层。也包括被剥夺感严重的新中产阶级，尤其是学生群体和年轻人，他們已无法延续父辈的上升通道了。对这一群体的历史作用，经典马克思主义早已经给出过论断——仍未过时。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无法拿出一个连贯、独立的政策方案。其根源在于，他们并不代表任何一种先进生产力，无法成为无产阶级那样的普遍阶级，或者像真正成熟的资产阶级一样，有能力将其利益合法化为社会的普遍利益。这一局限决定了他们无力成为工业化大生产体系的担纲者和政治领导者。
左翼也是一个选项，但是基于世界范围内的力量对比，左派的政治集结在近期内并无可能。阿拉伯政治世界的整合者仍然有待出现。
阿拉伯世界会溃烂下去，还是会在废墟上建构出一个新秩序，仍然难以定论。可以确定的是，在出现一个整合性的政治力量之前，这一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2011年底爆发的“阿拉伯之春”曾一度给外界以乐观的印象，也许会出现有力的政治领导力量填补强人统治留下的真空，整合那些勇敢走向街头的民众。然而，这一幕并未出现。无论是现有君权吸纳温和伊斯兰力量的摩洛哥模式，还是各派别协商达成共识的突尼斯道路，都不具有普遍的示范性。更具冲突性的埃及和利比亚以及叙利亚的案例，反而更具代表性。它们预示着在缺乏真正有效的替代性政治力量的情况下，旧秩序的瓦解会以何种方式收场。或许，回顾一下阿拉伯世界步入现代以来的最近两个世纪的政治史，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整合性进步力量的线索。
十九世纪以后，来自西方的冲击日益加剧，奥斯曼帝国和一批本地化的马木留克政权被严重削弱。统治集团上层和上层中产阶级意识到西方的军事和技术优势，试图推进自卫型的改革。由此，奥斯曼帝国的政治重心也由阿拉伯世界，逐渐偏向欧洲（直至在凯末尔革命后完全转向西方体系）。于是，在今天阿尔及利亚、阿拉伯半岛、伊拉克、埃及、大叙利亚的地区内，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政治真空。
旧秩序的崩塌引发了权力重组，两种力量填补了这一真空。第一个回应来自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四个地区性权力中心。在埃及，阿尔巴尼亚出身的政治冒险家默罕默德·阿里控制了整个尼罗河谷地，试图在埃及发起一场工业革命。阿拉伯半岛的沙特家族再次与保守的瓦哈比教团结盟，确立了对整个半岛的控制权。摩洛哥的阿拉维皇室家族则将触角伸向非洲西海岸的穆斯林社区。稍后，源自穆罕默德世系的哈希姆家族，逐渐控制了东地中海。这四个新王朝均建立起集中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并成为现代埃及、沙特、摩洛哥和约旦国家的基础。
第二个回应来自外部强权。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加入到奥斯曼帝国诸阿拉伯领地的争夺战中。这一殖民瓜分的高潮，出现在一战期间。英国和法国以一纸战时协定，划分出各自在东地中海和两河流域阿拉伯核心地带的势力范围，由此奠定了现代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的版图。这种外来者的政治规划是殖民主义性质的，它从一开始，就遭到了阿拉伯社会的抵制和反抗。
阿拉伯世界这一波早期现代化建设的担纲者来自传统统治势力中的开明集团。他们的使命是仿效西方建立一个稳固的国家结构，这首先意味着要清除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外来干涉和控制。而这是他们无法完成的工作。一是因为他们的利益与外来殖民者盘根错节，纠缠不清；二是因为他们并不掌握现代的宣传和大众动员手段。上层改革的动力耗竭之后，第一波早期现代化催生的新型世俗化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集团逐渐成熟并登上政治舞台，成为反殖民主义运动的领导者。这是一个以西方价值和制度为取向的时期，伊斯兰的符号价值此时跌至谷底，基本失去了其在社会组织中的主导角色。以埃及为代表，中产阶级运动领导人逐渐在英国殖民统治框架内建立起一套立宪体制。以律师和官僚为主体的温和派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自我欺骗式地满足于这一极有限的权力分享安排，却不料另一波更为激进的世俗民族主义已经准备登场了。很大程度上，它借助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全新格局。战争致命地削弱了英国和法国的实力，两者在面对苏联和美国的挑战时，无力维系原有的殖民主义体系。只有土耳其的类似尝试在二战前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凯末尔为首的官僚、军队和知识分子集团抓住一战结束后旧秩序瓦解的时机，彻底重组了国家，作为旧秩序统治基础的伊斯兰受到严厉压制。在凯末尔死后，这一激进的世俗主义遗产交由军队加以捍卫。一直到2002年，埃尔多安领导的新型政治伊斯兰主义政党上台，方才终结军队的监护角色。
二战后登场的新一批政治整合力量来自激进的世俗民族主义者。埃及的纳赛尔、伊朗的摩萨德是其代表。他们对内推行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对外坚定地捍卫民族经济。纳赛尔还有一套宏大的意识形态修辞，大力倡导阿拉伯社会主义以及泛阿拉伯主义，虽然它们很大程度上流于修辞，浮夸无根，但这一时期仍然是阿拉伯世界最有朝气和希望的时代。但最终，战后一代的世俗民族主义也并未使阿拉伯世界走向发展之路。拥有着最好希望的建国一代领导人无法彻底制服国内保守势力的抵制，诸如土地改革之类的关键政策无法推行，外部环境也极为不利。整个阿拉伯世界在以色列问题上，持续不断地遭受屈辱。此时美国已经取代英法，成为新的中东霸权和外来干涉者，而美国政策的总体倾向是破坏这些激进民族主义领导人的努力。典型如伊朗的摩萨德，当摩萨德的石油国有化政策威胁到美国利益，并开始向苏联寻求帮助时，美国的回应是联合伊朗国内的伊斯兰力量，策划政变推翻了摩萨德领导的政府。讽刺的是，日后谴责美国是大撒旦的霍梅尼，担任了此次行动的关键联络人。
上世纪七十年代，激进民族主义一代推行的政策总体上退潮了。他们留下的是普遍的挫败感。此时，战后西方的黄金时代也告结束，经济危机更为沉重地打击了阿拉伯世界（沙特为首的海湾石油国家自然不在其列）。随后，就开始了新自由主义的强硬试验。配合这种经济转向的，是政治的全面退化，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倒向了强人政治。直至阿拉伯之春，笼罩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是政治消沉和幻灭。而横亘在这一漫长低谷期中的，就是政治伊斯兰主义的崛起。
若摆脱“文明的冲突”这种误导性大于分析性的教条，我们就会发现，政治伊斯兰主义并非伊斯兰世界的独有现象。在政治学者看来，这一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和大约同时期兴起的印度教主义以及美国的新右派一样，都是特定政治经济状况的产物。简要的说，下述因素促成了政治伊斯兰主义的兴起。首先，是阿拉伯世界一系列政治解决方案的失败。事实证明，世俗民族主义、泛阿拉伯主义乃至一度流行的阿拉伯社会主义，都无力解决阿拉伯的国家建设和发展问题。其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阿拉伯世界大幅转向新自由主义。政府将民众推向市场，不再提供社会支持和福利，伊斯兰主义抓住并填补了这一政治和道德空洞。由此，它也发展出一套堪与政府平行的财政和社会网络。最后，在强人政治的高压下，反对派左翼无法生存，而伊斯兰主义却可以凭借自己的文化符号和广泛的社会网络，维持一个完整的组织形态。
然而，虽然有土耳其、伊朗和摩洛哥这样的政治伊斯兰发展模式，在总体上，政治伊斯兰尚未证明自己能有效地应对阿拉伯问题。从其社会基础，尤其是干部来源来说，政治伊斯兰主义的支持核心，是小资产阶级。这既包括传统的小资产阶级，那些介于传统农业和工业大生产之间的小店主、小商人、大量的小业主、自我雇佣阶层。也包括被剥夺感严重的新中产阶级，尤其是学生群体和年轻人，他們已无法延续父辈的上升通道了。对这一群体的历史作用，经典马克思主义早已经给出过论断——仍未过时。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无法拿出一个连贯、独立的政策方案。其根源在于，他们并不代表任何一种先进生产力，无法成为无产阶级那样的普遍阶级，或者像真正成熟的资产阶级一样，有能力将其利益合法化为社会的普遍利益。这一局限决定了他们无力成为工业化大生产体系的担纲者和政治领导者。
左翼也是一个选项，但是基于世界范围内的力量对比，左派的政治集结在近期内并无可能。阿拉伯政治世界的整合者仍然有待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