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路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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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被称为“第二次长征”的高原行军一群充满理想的花季少女
  她们是绽放在雪域高原上的幸福之花激情燃烧的岁月青春与梦想的征途新中国首批进藏女兵的故事——
  
  孙常瑜:首批进藏女兵 76岁 16岁参军,跟随部队徒步走到了拉萨(图1)。
  
  


  (1)首批进藏女兵孙常瑜
  
  郭蕴中:首批进藏女兵 80岁 1950年跟随部队进入西藏,后留在了江孜工作(图2)。
  
  


  (2)图组:(2-1)年轻女战士郭蕴中;
  


  (2-2)郭蕴中近照
  
  田涛:首批进藏女兵 81岁 作为康藏工作队队长带领女兵赶牦牛到达昌都后,跟随丈夫奔赴了朝鲜战场(图3)。
  
  


  (3)当年康藏工作队队长田涛
  
  徐永亮:18军战士,跟随部队进入西藏,作为一名男兵他见证了进藏路上女兵们的艰辛(图4)。
  
  


  (4)充满朝气的徐永亮
  
  “……这些照片是什么时候发黄的 我丝毫没有觉察 尽管我时常翻看它们 人的一生究竟要走多少路 谁能说得清楚 但留在照片上的这段路 我却是刻骨铭心 这是去西藏的路啊 妈妈说过 天有多高 西藏就有多远 这确实是一条最高最远的路 我的青春和情感 理想和追求都留在了这条路上……”
  
  1950年,二野18军在毛泽东的亲自决策下,进入西藏,为后来解放百万农奴铺平了道路。这次进军,被称作“第二次长征”。在这次进军中还有1000多名女兵,她们几乎以年轻的生命为代价走进了那片神秘与苦难交织的高原,也成就了一段永恒的英雄传说。
  ?1950年夏,闷热的重庆依然沉浸在新中国成立的喜悦中。军政大学里,一张刚刚贴出的通知,迅速在整个校园引起了轩然大波。通知中写道,即将进藏的18军将在军政大学的1000多名女兵中挑选100人,充实到进藏的队伍中,条件之一是体重必须达到45公斤。看到这个消息,人群中的孙常瑜有些失望,体重只有70多斤、略显瘦小的她,显然不在选拔的范围。眼看进入西藏的梦想就要破灭了,情急之下,孙常瑜想出了一个办法。
  几天之后,体检开始了,排在队伍中的孙常瑜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刻。
  孙常瑜:那个检查的医生戴个眼镜,女同志一踩上那个磅秤,他就埋下头去看。我就跟两个同学说,你们等他看的时候,轻轻给我踩一下,一下就上到95斤,那个医生就说,行了,过关了,体重过关了。
  突如其来的好消息,让孙常瑜激动得跳了起来,这个临时想到的办法让她进入西藏的梦想有了可能,更让这个17岁女孩的人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950年17岁的孙常瑜终于加入了进军西藏的18军。在1100多名首批进入西藏的女兵中,除少数老红军、老八路外,大多是和孙常瑜一样刚刚穿上军装的学生兵。不久她被分配到由30个女兵组成的康藏工作队。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女兵们将并肩走进西藏,走进那片未知的土地。
  1950年8月28日,进军西藏誓师大会在四川眉山县的三苏公园举行,女兵们迈着整齐的步伐步入会场,她们的到来立刻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
  孙常瑜:我们经过在军大训练,走步都比较标准,都很精神。
  会场上振奋人心的气氛感染了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一分队队长郭蕴中,她情不自禁地带头唱起歌来。
  女兵队的队长田涛,走在行进的队伍中,心中充满了从未有过的豪情。正在这个时候,一个男兵叫住了她。
  田涛:是我们政治部的同志,他说,田涛,你们女兵不要太神气,进军西藏不是好玩的,要爬雪山、要过冰河,空气稀薄,到时候你还得哭鼻子呢!
  这片被称作世界屋脊的高原纵横5000多公里,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它的四周被高耸入云的巨大山脉所包围,对于高原以外的世界来说,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一个难以涉足的神秘境地, 1950年的青藏高原不仅没有一公里现成的公路,甚至连一张准确的地图都没有。进藏部队当年所能找到的只有一本1930年出版的《西藏始末记要》,上面记载着一位探险家对西藏的地理描述:“山有千盘之显,路无百步之平。乱石纵横,人马路绝,艰险万状,不可名态。”这显然是一条充满了艰险的路程(图5)。
  
  


  


  (5)图组:进藏部队踏上了一条充满艰险的路程
  
  出征的日子到来了,欢送的人群像潮水一样涌到公路两旁,鞭炮声、锣鼓声和口号声一起响了起来……
  女兵们昂首挺胸,带着对西藏的憧憬踏上了漫漫征途。
  军车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艰难行进,车上的女兵一路歌唱,展现在她们眼前的是雪域高原,是与内地截然不同的天地。
  正当女兵们为周围的景色激动不已的时候,行进的车队突然在一座大山前停了下来。
  横在女兵面前的大山就是赫赫有名的二郎山,得知这个消息,女兵们兴奋得唱起歌来,全然不顾上山前听到的忠告。
  孙常瑜:老百姓就说我们,在二郎山里说话就会下雨了,会把雨吼下来了。
  郭蕴中:年轻人往往都觉得很稀奇,你越不让喊越喊,越要唱。
  寂静的大山,因为女兵们的到来,热闹了起来。
  但是,变化无常的天气很快就让女兵们领教了二郎山的厉害。晴朗的天气不一会就阴云密布,狂风伴着瓢泼大雨随即而至。
  路越来越难走,泥泞不堪的山路,似乎永远也爬不到头,浑身已经被雨淋湿了的女兵们变得疲惫不堪,越来越粗重的喘气声代替了原本的欢声笑语。
  田涛:路非常窄,很滑。公路不好走,走不了了,上哪去啊,四周都是大山,也没有住的地方,那就原地休息吧。
  雨越下越大,部队行进受阻,只好在半山腰过夜。高原气候,昼夜温差很大,到了晚上,刺骨的寒风吹透了女兵们单薄的衣服。高涨的热情面临着行军途中第一个考验。
  田涛:大家都不说了,也不唱了,都不吭气了。
  在饥寒交迫中忍耐了一个晚上后。第二天一大早,终于可以下了山。当女兵们听说马上到泸定桥时,一下子又来了精神。
  孙常瑜:听说要过红军长征走过的泸定桥了,都很兴奋。
  女兵有一个特点,一高兴了就唱歌。
  一路歌唱的队伍向泸定桥走去,二郎山所经历的种种不快也立即被抛在了脑后。但是,显然女兵们高兴得太早了。
  快要到泸定桥了,就听到到大渡河的水吼得厉害,那个桥,剧烈地晃动着,河水又深,流得又急。桥面不宽,两边只有两根铁链子挡着,中间板子铺得不是很严实。女兵们紧张的表情,队长田涛都看在眼里。看着渐渐远去的大部队,作为队长,田涛只好硬着头皮带头过桥。
  孙常瑜:走到桥中间的时候,我的脚都不想踏过去了,但是最后还是鼓足勇气,还是过了。
  田涛:过来之后,哎呀,小同志都哭了,都在那里哭,几个身体弱的病号,脸也白了,嘴也紫了,躺到地下了,不说话了,很是狼狈的(图6)。
  
  


  (6)像当年的红军战士一样跨过泸定桥
  
  虽然有些狼狈,但总算安全地过了泸定桥。不久部队又翻越了海拔4000多米的折多山,大家高原反应越来越强烈。看着女兵们痛苦的样子,队长田涛心急如焚,艰难的行军才刚刚开始,前方路途将更为艰难,女兵们能克服重重困难,顺利到达终点吗?
  部队一路前行,9月13日,到达了海拔3000米的甘孜城。
  长途行军,女兵们又累又饿,炊事班早早做好的饭菜让她们一阵欢呼。就在田涛安排完工作准备吃饭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田涛:我就看着不对,怎么都不吃菜?一个分队就这么一盆菜,一盘饭,饭菜是分开打的,菜全剩下了,米饭一点儿也没有剩,都吃了。
  原来为了适应康藏高原的环境和藏族人民的生活,部队提出了生活康藏化、高原化的要求, 炊事班特意在炒菜里面放了酥油。
  郭蕴中:因为不习惯,有的同志都是捏着鼻子往嘴里喝。
  田涛:以后,每天开会都表扬,都说服,慢慢地,大家开始吃了。
  一天,对甘孜城充满好奇的孙常瑜和几个女兵来到了甘孜最繁华的集市,眼前的一幕让她们惊呆了。
  孙常瑜:好多脏兮兮的藏民,有被挖了眼睛的,没有耳朵的,还有断了胳膊,没有腿的,脏得不得了,撑起手跟我们要钱。
  地处藏区的甘孜当时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旧西藏存在着农奴主和农奴两大根本对立的阶级。在西藏被称为三大领主的统治阶级是由官家、贵族和寺庙上层僧侣和代理人组成的,约占西藏人口的5%,但他们占有了西藏几乎全部的森林,牧场等资源;而占人口95%的农奴和奴隶完全没有土地等基本的生产资料,甚至连自己的人身都被奴隶主占有。孙常瑜在甘孜街头看到的正是被农奴主随意处罚的农奴和奴隶(图7)。
  
  


  (7)旧西藏荒凉的集镇
  
  孙常瑜:我看了心里很不舒服,也很难受。之后,我们看见一个贵族骑着高头大马过来了,他在那个院子的门口下了马。他是怎么下来的呢,我们看到他后面有一个藏族老百姓,是给他牵马的,马上就跪到他那个脚蹬下,他就踩着那个藏民的背,这样下马。我们看着,心想,怎么能够这样啊!
  眼前的情景让17岁的孙常瑜愤愤不平。然而,对于进藏的士兵而言,是不能干预地方现存政策的,这是入藏部队的纪律,必须严格遵守。
  当天晚上,躺在床上的孙常瑜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
  孙常瑜:我就觉得,那些要饭的农奴啊,奴隶啊,给我们一种感觉,西藏必须要解放,而且还有一种紧迫感,不能够再是这个样子了。
  第二天一大早,在部队照常进行的负重训练中,队长田涛突然发现,女兵们好像不一样了。
  田涛:孙常瑜,郭蕴中,施英还有好多同志,她们都嫌背包轻,要加砖,加几块砖,就为了强壮身体,爬山,锻炼。
  
  由于进藏部队执行的是“进军西藏不吃地方”政策,粮食都是从内地运送过去,高原行军部队的给养变得非常困难,饥饿也就成为当时进藏的战士们遇到的另一个考验。为了照顾女兵,部队给女同志每个月发三块银元的卫生费。为了填饱肚子,很多女兵在卫生费上打起了主意。
  给女兵发卫生费,让当时只有17岁的小男兵徐永亮羡慕不已。
  徐永亮:有一个叫秦悦英的女同志,有一天,她说,小徐,走,我请你吃面条。那个时候能吃上一顿面条,简直是太棒了。吃完了以后,我就问她,小秦,你怎么有钱买面条?她说我有卫生费呀。哎呀,我说你那卫生费是那儿领的?她说在上士给养员那儿领的。我以为大家都有,可能没发给我呢。
  兴冲冲的徐永亮找到领导,迫不及待地询问卫生费。
  徐永亮并不知道为什么只给女兵们发卫生费,他开始羡慕起那些可以领到额外津贴的女兵。但是随着进军更加艰苦,慢慢地,他不这么想了。
  经过强化训练,很快部队又出发了。从甘孜到昌都,有800公里的路程。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女兵们身背40多斤的背包,所有的山山水水都只能靠一双脚一步一步迈过去。
  长途行军让大家精疲力尽,就在这时,女兵队接到了一个新的艰巨的任务:赶牦牛给前方部队运送物资。为了让女兵们熟悉这个新任务,最初只给她们30人分配了11头牦牛。看似简单的任务,却让女兵们伤透了脑筋。
  田涛:大家不知道它厉害,就给牦牛说好话:走吧,我牵着呢,走吧,还拍它的屁股。怎么说,它也不走,一点儿都不动。
  孙常瑜赶着牦牛向前行军,不久又一条河流横在了面前,虽然此前经过泸定桥的考验,但是,望着湍急咆哮的水流,摇晃不止的吊桥,大家心里还是不免有些紧张。孙常瑜赶着牦牛摇摇晃晃地上了桥,走到桥中间的时候,险情突然发生了。
  孙常瑜:扒着护栏,在那悠着,腿已在桥栏外了。
  桥下是咆哮的江水,掉下去,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所有人的心都提了起来。
  孙常瑜:大概不到两分钟,师里两个男同志,那真是跑步啊,他们都不怕,跑步过来一把就把我拽起来了。
  被救起的孙常瑜一下子被战友们围在了中间,大家关切地询问她的情况,胆小的女兵吓得哭了起来。
  田涛:我记得她没有哭,她两个大眼睛瞪着,她可能也害怕吧,但没说出来,但是她知道谁救了她,她还表示了感谢,点点头,这个小姑娘还真不错,还真勇敢。
  经历了白利桥的险情以后,女兵们才真正领教了牦牛的利害。但是,还没等女兵们从惊吓中缓过神来,很快部队就分配给她们更多的牦牛。
  田涛:分来了200头牦牛,黑压压的一片,那时大家都很害怕,孙常瑜那个事,谁再敢招惹它们。
  女兵们的任务不仅要把200头牦牛顺利运送到目的地,还要让牦牛驮运物资。这对她们来说,是个很大的考验。
  孙常瑜:第二天早晨,开始上驮子,这活就比较辛苦了,驮子一边的包是六十斤,总共是一百二,要两个人抬,从后边抬上去。
  郭蕴中:搬的时候牦牛会动,为了不让它动,曾朝符就得牵着牦牛的头,不让它动,这个时候,牦牛一看往它身上驮东西,它可能也是急了吧,一下子它就把曾朝符给挑起来了。
  好在被顶的女兵没有受伤,但是喜怒无常的牦牛却让大家非常惧怕。情急之下,部队找来了藏族同胞,为女兵们传授赶牦牛的经验
  了解了牦牛的脾气,果然再也没有出过问题。
  路越来越难走,生活也越来越艰苦,即使号称“高原之舟”的牦牛也明显瘦了,在这条异常艰难的进军路上,女兵们与牦牛相依为伴,一起向目的地进发。
  10月22日,由30名女兵组成的康藏工作队把牦牛和物资安全运送到了目的地——觉雍兵站,圆满完成了任务。然而行军还在继续,难以预料的困难依然接踵而来。
  座落在横断山脉中的昌都,是通往拉萨的咽喉重镇,10月下旬,康藏工作队奉命跟随大部队继续向昌都进军。
  10月的高原,已寒冷刺骨。部队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艰难跋涉,不久又一条冰河横在了队伍的面前。虽然这早已经不是进藏路上第一次趟过冰河,但是刺骨的河水仍让人心悸(图8)。
  
  


  (8)冰河中刺骨的河水如无数钢针
  
  徐永亮:西藏的冰水是刺骨地凉,刚开始下去的时候,觉得凉极了,刺骨凉,然后就慢慢地失去知觉了,麻木了,根本就不知道凉了,最后就是疼,走路时,裤子上结了冰后,越走越疼。
  为了照顾女兵,部队规定女兵在有特殊情况的时候可以骑马或是让男兵背着过河。但是倔强好胜的女兵们很少提出这样的要求。
  徐永亮:每天几乎都过河,一天最少过一、两道,多的时候三、四道,裤子下边全是冰茬。
  刺骨的河水像无数支钢针扎在女兵们并不健壮的腿上,没过多久半个身子就麻木了,她们倔强、瘦小的身影给徐永亮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从1950年的8月31日到11月6日,经过66天的长途跋涉,行程1500多公里,女兵们抵达昌都(图9)。在这里,工作队成员根据需要,被分散到不同的部队。队长田涛随同为军人的丈夫奔赴了朝鲜战场;二分队长郭蕴中分配到驻扎在江孜的某部;而孙常瑜等大部分女兵则跟随大部队继续前行,并于1950年10月26日终于抵达此次行军的目的地拉萨。
  
  


  (9)胜利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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