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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当前农村养老面临的困境，从乡村善治的视角，厘清乡村精英民间力量、孝道文化和农村养老之间的关系，对浙江单村通过政府引导、“乡绅”主导、群众参与，弘扬传统孝道，设立孝心基金的实践进行专题研究，提炼总结农村养老的“单村经验”，并就如何完善这一模式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养老模式创新；孝道；乡村治理
中图分类号S-9；D66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17-6611（2014）14-04530-02
Innovative Research of Rural Old-age Car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Filial Piety
WU Minqi（Zhejiang Tongji Vocational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gzhou， Zhejiang 311231）
AbstractIn view of the current plight of rural old-age ca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management， the relationship among rural elites， traditional filial piety and rural old-age care were discussed. The practice in Shan Village， Zhejiang Province was studied， such as government guidance， squire leading the masses to participate in， carry forward the traditional filial piety， the experiences were summarized， and how to perfect the mode was considered.
Key words Old-age care mode innovation； Filial piety； Rural governance
困境：农村养老现实问题
当前，我国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口老龄化与家庭小型化、空巢化相重叠，与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相交织，老年人口社会抚养负担将进一步加重。表现为：农村家庭规模趋向小型化，负担老人的能力降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越来越多的农村老人独自生活；现代价值观的变化对传统伦理道德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家庭养老观念发生变化，促使传统孝文化的家庭养老功能日趋削弱；不赡养老人，侵犯老人合法权益现象不断出现等。在农村地区，由于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城乡失衡，社会保障措施缺位，法律中亦缺乏对农村老年人的合理关注，养老保障城乡二元分立现象突出，使得当前农村养老面临挑战更严峻，农村老年人面临养老风险更大。
2 突围：乡治运动的兴起和传统孝道的回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社会精英组成发生了结构性变迁，新乡绅群体逐渐增多，他们成为当下农村一个重要而特殊的社会阶层，由此，乡村治理的技术也有了新的特点。费孝通指出，我国的乡村一级存在着以“绅权”为标志的乡土秩序，有别于以“皇权”为标志的国家秩序。新“乡绅”们因血缘和地缘而形成了关系紧密的小型熟人社会，具有很高的同质性，他们既为“居乡之士”，被乡民所崇敬，又为“在野之官”，拥有国家所赋予的法定特权，并因此产生了“非正式权力”。他们视家乡的福利增进和利益保护为己任，利用自身的权威和掌握的资源，就地方事务出谋划策，承担了公益活动、排解矛盾纠纷、兴修公共工程等事务，在农村构建了一个自助的社会管理模式。因此，新兴经济精英对村庄政治的参与对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具有积极效果，新精英介入下的乡村治理，基本特征是政府引导、“乡绅”主导、群众参与的既非官治，也非民治，而是“官、绅、民”紧密结合的产物，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乡村善治。新“乡绅”主导的乡治，是指村落社会内外的权威人士，通过解决乡村面临的诸多问题，实现乡村稳定与发展的动态过程，其出发点是源于对社会公益、道德等社会治理秩序的追求，“善举”代表了乡治的灵魂。2011年以来，浙江省临海市东塍镇东溪单村开展了一项颇具道德意义的乡治行动，设立了民间非营利组织——孝心基金会。在地方“官”员的支持下，乡“绅”阶层发出号召，乡“民”做出回应并广泛参与，达成了乡治的核心理念——善举。
东溪单村是个典型的老龄化村庄，户籍人口2 061人，其中村老年协会会员508人，老龄化程度达24.81%。该村150多名新“乡绅”——现职或退休的公务员、教育工作者以及民营企业家，发起成立了村孝心基金会，首期捐款353 292元，此后每年陆续递增（图1）。
图1孝心基金模式运作示意2.1规范管理，确保基金有序发展由新“乡绅”主导成立了孝心基金理事会，其中公务员4人、教育工作者（校长）5人、民营企业家3人、村两委干部2人，理事会设有理事长和秘书长，由全体理事选举产生。理事会下设执行委员会，执委会主任由村书记兼任，副主任由村民委主任和村老年协会会长兼任，成员为村两委干部等25人组成。理事会是决定基金重大事宜的议事机构，执委会的主要是落实基金年度公益活动计划。
2.2建章立制，确保基金保值增值制订了基金会章程、运行方案和管理制度。规定基金主要用于实施困难老人帮扶工程，表彰为老龄事业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以及敬老、爱老、助老的优秀家庭和个人。基金会通过定期举行敬老主题活动的形式，接受社会赞助，开展现场募捐，并将基金本金进行投资，增强资金实力，确保基金保值增值。
2.3物質援助，解决老人燃眉之急一是建立高龄老人生活补贴制度。对全村80周岁以上老人，给予每人每年300元生活补贴，并在春节、重阳节等时间节点发放社会各界捐赠的生活用品。二是建立困难老人生活补助制度。春节和重阳节分别发放500元现金及节日礼品，对于突发事件导致生活困难的老人，联系相关部门进行救助。三是建立医疗援助制度。每年对全村老人实行体检，并邀请专家到村开展专家门诊。 2.4精神帮扶，提升老人自我价值一是营造敬老氛围。设立“东溪单村孝敬日”，通过倡议、捐赠、发放生活补贴、号召村民为父母做实事等方式，营造良好的敬老爱老氛围。二是给老人以精神慰籍。为全村508名老人赠送生日蛋糕，每年重阳节举行集体祝寿活动，潜移默化增强晚辈的孝亲敬老意识，让老人得到心理上的慰籍和满足。三是丰富老人精神文化生活。不定期邀请市文化馆送戏下乡，扩大老人交往范围，减轻对子女的心理依恋，保持乐观健康的生活状态。
2.5评树典型，大力弘扬传统美德一是开展十佳孝星评选表彰活动，每年海选孝子、孝媳，并向孝媳的娘家发喜报、送贺匾，扩大影响面，在村内外形成比孝心、比奉献和学孝敬、当孝星的浓厚氛围。二是隆重表彰孝子、孝媳。在给予孝星现金奖励的基础上，会同当地农村信用社授予孝子孝媳家庭“金牌信用户”称号，享受优先贷款权、免担保和最优惠利率，给予创业扶持。三是开展孝敬教育。如编印乡土教材《人间孝道》和《百善孝为先》，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在村内开辟了临海市青少年生活道德体验空间，在村小学开设了乡土孝敬课程，让广大青少年学会感恩和回报社会。
3 绩效：单村孝心基金会的价值确认
孝心基金会由新乡绅发起，得到官方的支持，吸引村民的参与，具备了拾遗补缺的公共服务功能，与明清以来的善会、善堂等“善举”传统一脉相承。通过官、绅、民合作，弘扬了中华民族孝亲敬老的传统美德，使家庭养老重新回归主流之道，实现“居家养老+新乡绅治理”的农村养老“乡治模式”。
3.1推进农村老龄工作孝心基金会致力于农村老龄工作，参与但不包办，扶持但不包揽，营造了浓厚的孝亲敬老氛围，融合了农村代际关系，促进了家庭和睦，使孝从单纯的血缘亲疏关系转向公众同构的社会模式。
3.2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孝心基金会使不赡养父母、婆媳不和等不良现象得到了有效扭转，有助于建立和谐融洽的家庭代际关系，化解农村邻里矛盾，促进农村发展和社会稳定。
3.3提升农村道德风尚农村是熟人社会，传统道德、乡村伦理和地域道德对村民有较强约束力。孝心基金会注重发挥先进典型的表率作用，展示了他们高尚的伦理道德、无限的感恩情怀、平凡而又光辉的民间道德典型形象，强化了熟人社会的道德褒贬功能，树立了“德得相通”的舆论导向，影响和带动村民树立以孝为美、以孝为乐、以孝为荣、以孝为风尚的道德取向。
3.4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孝心基金会具有正规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公益性的特征，扮演了“第三部门”的角色。在政府“看得见的手”暂未触及的地方，孝心基金这只“看不见的手”成为了政府工作的有效完善与补充，孝心基金汇聚了新乡绅阶层的力量，使基层党委政府找到了最信赖的代替治理者，在乡村治理方面找到了破题解难的路径，有了一个“总抓手”。这种做法有利于密切党群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4 启示与推广
在“官、绅、民”合作框架下，由新乡绅主导的“居家养老+新乡绅治理”农村养老“乡治模式”，在实践中发挥出较好的道德教化功能，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临海市、仙居县、玉环县以及湖州市吴兴区已有80多个村和企业参照东溪单村模式，相继成立了孝心基金、慈孝基金等民间组织。新华社、中新社、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也给予了高度关注和报道。
4.1弘扬孝道是实施道德重建的最佳切入点孝是人性的根基，孝道是人类道德情感的自然源头。孝心基金会的出发点是源于对社会公益、道德等社会治理秩序的追求，其宗旨是传承中华民族孝亲敬老的传统美德，通过官、绅、民合作，引导群众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走出一条由群众“自我创造、自我教育、自我发展、自我提高”的公民道德重建之路，实现了道德教育和道德实践的有机统一。
4.2草根群体是推动道德重建的中坚力量孝心基金会等民间草根组织所具有的“公益性、服务性、志愿性、利他性”等伦理特质，将潜藏在社会成员中间的道德意识动员起来，弥补了正式组织社会教育功能的不足。新乡绅与百姓有着天然的贴近性，他们发于内心、成于自然的道德光辉，为社会重新创造了健康的“道德细胞”，从而成为道德重建的中坚力量。
4.3道德建设要搭建群众喜闻乐见的参与平台培育每一个村民的道德意识与道德能力，既需要个体观念层面拥有足够的意识，更需要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平台进行培植。孝心基金会不但以自身的孝行感召村民，而且培樹百姓身边的道德典型，为社会提供了一个“群众评、评群众，群众学、学群众”的百姓道德舞台。基金会把道德的权威还给民间，模范人物看得见、摸得着，使群众既看到了别人，也对照了自己，进一步放大了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的示范带动效应。
4.4柔性管理是道德建设的重要机制孝心基金会实行柔性管理机制，通过激励、感召、启发、诱导等手段，引导村民明是非、辨善恶、知荣辱，使村民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保持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从而把民间组织的意志变为村民的自觉行动。当道德准则被村民普遍认同后，就会在村庄内部形成以乡土道德为核心的凝聚力。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1：101-130.
[2] 尹法庆.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养老保障问题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9.
[3] 徐芳敏.农村家庭养老困境与化解路径研究：以苏北H村为个案[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0.
[4] 王骁.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民养老问题研究——基于家庭养老支持弱化的思考[D].济南：山东财经大学，2012.
关键词养老模式创新；孝道；乡村治理
中图分类号S-9；D66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17-6611（2014）14-04530-02
Innovative Research of Rural Old-age Car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Filial Piety
WU Minqi（Zhejiang Tongji Vocational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gzhou， Zhejiang 311231）
AbstractIn view of the current plight of rural old-age ca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management， the relationship among rural elites， traditional filial piety and rural old-age care were discussed. The practice in Shan Village， Zhejiang Province was studied， such as government guidance， squire leading the masses to participate in， carry forward the traditional filial piety， the experiences were summarized， and how to perfect the mode was considered.
Key words Old-age care mode innovation； Filial piety； Rural governance
困境：农村养老现实问题
当前，我国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口老龄化与家庭小型化、空巢化相重叠，与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相交织，老年人口社会抚养负担将进一步加重。表现为：农村家庭规模趋向小型化，负担老人的能力降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越来越多的农村老人独自生活；现代价值观的变化对传统伦理道德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家庭养老观念发生变化，促使传统孝文化的家庭养老功能日趋削弱；不赡养老人，侵犯老人合法权益现象不断出现等。在农村地区，由于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城乡失衡，社会保障措施缺位，法律中亦缺乏对农村老年人的合理关注，养老保障城乡二元分立现象突出，使得当前农村养老面临挑战更严峻，农村老年人面临养老风险更大。
2 突围：乡治运动的兴起和传统孝道的回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社会精英组成发生了结构性变迁，新乡绅群体逐渐增多，他们成为当下农村一个重要而特殊的社会阶层，由此，乡村治理的技术也有了新的特点。费孝通指出，我国的乡村一级存在着以“绅权”为标志的乡土秩序，有别于以“皇权”为标志的国家秩序。新“乡绅”们因血缘和地缘而形成了关系紧密的小型熟人社会，具有很高的同质性，他们既为“居乡之士”，被乡民所崇敬，又为“在野之官”，拥有国家所赋予的法定特权，并因此产生了“非正式权力”。他们视家乡的福利增进和利益保护为己任，利用自身的权威和掌握的资源，就地方事务出谋划策，承担了公益活动、排解矛盾纠纷、兴修公共工程等事务，在农村构建了一个自助的社会管理模式。因此，新兴经济精英对村庄政治的参与对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具有积极效果，新精英介入下的乡村治理，基本特征是政府引导、“乡绅”主导、群众参与的既非官治，也非民治，而是“官、绅、民”紧密结合的产物，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乡村善治。新“乡绅”主导的乡治，是指村落社会内外的权威人士，通过解决乡村面临的诸多问题，实现乡村稳定与发展的动态过程，其出发点是源于对社会公益、道德等社会治理秩序的追求，“善举”代表了乡治的灵魂。2011年以来，浙江省临海市东塍镇东溪单村开展了一项颇具道德意义的乡治行动，设立了民间非营利组织——孝心基金会。在地方“官”员的支持下，乡“绅”阶层发出号召，乡“民”做出回应并广泛参与，达成了乡治的核心理念——善举。
东溪单村是个典型的老龄化村庄，户籍人口2 061人，其中村老年协会会员508人，老龄化程度达24.81%。该村150多名新“乡绅”——现职或退休的公务员、教育工作者以及民营企业家，发起成立了村孝心基金会，首期捐款353 292元，此后每年陆续递增（图1）。
图1孝心基金模式运作示意2.1规范管理，确保基金有序发展由新“乡绅”主导成立了孝心基金理事会，其中公务员4人、教育工作者（校长）5人、民营企业家3人、村两委干部2人，理事会设有理事长和秘书长，由全体理事选举产生。理事会下设执行委员会，执委会主任由村书记兼任，副主任由村民委主任和村老年协会会长兼任，成员为村两委干部等25人组成。理事会是决定基金重大事宜的议事机构，执委会的主要是落实基金年度公益活动计划。
2.2建章立制，确保基金保值增值制订了基金会章程、运行方案和管理制度。规定基金主要用于实施困难老人帮扶工程，表彰为老龄事业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以及敬老、爱老、助老的优秀家庭和个人。基金会通过定期举行敬老主题活动的形式，接受社会赞助，开展现场募捐，并将基金本金进行投资，增强资金实力，确保基金保值增值。
2.3物質援助，解决老人燃眉之急一是建立高龄老人生活补贴制度。对全村80周岁以上老人，给予每人每年300元生活补贴，并在春节、重阳节等时间节点发放社会各界捐赠的生活用品。二是建立困难老人生活补助制度。春节和重阳节分别发放500元现金及节日礼品，对于突发事件导致生活困难的老人，联系相关部门进行救助。三是建立医疗援助制度。每年对全村老人实行体检，并邀请专家到村开展专家门诊。 2.4精神帮扶，提升老人自我价值一是营造敬老氛围。设立“东溪单村孝敬日”，通过倡议、捐赠、发放生活补贴、号召村民为父母做实事等方式，营造良好的敬老爱老氛围。二是给老人以精神慰籍。为全村508名老人赠送生日蛋糕，每年重阳节举行集体祝寿活动，潜移默化增强晚辈的孝亲敬老意识，让老人得到心理上的慰籍和满足。三是丰富老人精神文化生活。不定期邀请市文化馆送戏下乡，扩大老人交往范围，减轻对子女的心理依恋，保持乐观健康的生活状态。
2.5评树典型，大力弘扬传统美德一是开展十佳孝星评选表彰活动，每年海选孝子、孝媳，并向孝媳的娘家发喜报、送贺匾，扩大影响面，在村内外形成比孝心、比奉献和学孝敬、当孝星的浓厚氛围。二是隆重表彰孝子、孝媳。在给予孝星现金奖励的基础上，会同当地农村信用社授予孝子孝媳家庭“金牌信用户”称号，享受优先贷款权、免担保和最优惠利率，给予创业扶持。三是开展孝敬教育。如编印乡土教材《人间孝道》和《百善孝为先》，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在村内开辟了临海市青少年生活道德体验空间，在村小学开设了乡土孝敬课程，让广大青少年学会感恩和回报社会。
3 绩效：单村孝心基金会的价值确认
孝心基金会由新乡绅发起，得到官方的支持，吸引村民的参与，具备了拾遗补缺的公共服务功能，与明清以来的善会、善堂等“善举”传统一脉相承。通过官、绅、民合作，弘扬了中华民族孝亲敬老的传统美德，使家庭养老重新回归主流之道，实现“居家养老+新乡绅治理”的农村养老“乡治模式”。
3.1推进农村老龄工作孝心基金会致力于农村老龄工作，参与但不包办，扶持但不包揽，营造了浓厚的孝亲敬老氛围，融合了农村代际关系，促进了家庭和睦，使孝从单纯的血缘亲疏关系转向公众同构的社会模式。
3.2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孝心基金会使不赡养父母、婆媳不和等不良现象得到了有效扭转，有助于建立和谐融洽的家庭代际关系，化解农村邻里矛盾，促进农村发展和社会稳定。
3.3提升农村道德风尚农村是熟人社会，传统道德、乡村伦理和地域道德对村民有较强约束力。孝心基金会注重发挥先进典型的表率作用，展示了他们高尚的伦理道德、无限的感恩情怀、平凡而又光辉的民间道德典型形象，强化了熟人社会的道德褒贬功能，树立了“德得相通”的舆论导向，影响和带动村民树立以孝为美、以孝为乐、以孝为荣、以孝为风尚的道德取向。
3.4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孝心基金会具有正规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公益性的特征，扮演了“第三部门”的角色。在政府“看得见的手”暂未触及的地方，孝心基金这只“看不见的手”成为了政府工作的有效完善与补充，孝心基金汇聚了新乡绅阶层的力量，使基层党委政府找到了最信赖的代替治理者，在乡村治理方面找到了破题解难的路径，有了一个“总抓手”。这种做法有利于密切党群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4 启示与推广
在“官、绅、民”合作框架下，由新乡绅主导的“居家养老+新乡绅治理”农村养老“乡治模式”，在实践中发挥出较好的道德教化功能，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临海市、仙居县、玉环县以及湖州市吴兴区已有80多个村和企业参照东溪单村模式，相继成立了孝心基金、慈孝基金等民间组织。新华社、中新社、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也给予了高度关注和报道。
4.1弘扬孝道是实施道德重建的最佳切入点孝是人性的根基，孝道是人类道德情感的自然源头。孝心基金会的出发点是源于对社会公益、道德等社会治理秩序的追求，其宗旨是传承中华民族孝亲敬老的传统美德，通过官、绅、民合作，引导群众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走出一条由群众“自我创造、自我教育、自我发展、自我提高”的公民道德重建之路，实现了道德教育和道德实践的有机统一。
4.2草根群体是推动道德重建的中坚力量孝心基金会等民间草根组织所具有的“公益性、服务性、志愿性、利他性”等伦理特质，将潜藏在社会成员中间的道德意识动员起来，弥补了正式组织社会教育功能的不足。新乡绅与百姓有着天然的贴近性，他们发于内心、成于自然的道德光辉，为社会重新创造了健康的“道德细胞”，从而成为道德重建的中坚力量。
4.3道德建设要搭建群众喜闻乐见的参与平台培育每一个村民的道德意识与道德能力，既需要个体观念层面拥有足够的意识，更需要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平台进行培植。孝心基金会不但以自身的孝行感召村民，而且培樹百姓身边的道德典型，为社会提供了一个“群众评、评群众，群众学、学群众”的百姓道德舞台。基金会把道德的权威还给民间，模范人物看得见、摸得着，使群众既看到了别人，也对照了自己，进一步放大了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的示范带动效应。
4.4柔性管理是道德建设的重要机制孝心基金会实行柔性管理机制，通过激励、感召、启发、诱导等手段，引导村民明是非、辨善恶、知荣辱，使村民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保持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从而把民间组织的意志变为村民的自觉行动。当道德准则被村民普遍认同后，就会在村庄内部形成以乡土道德为核心的凝聚力。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1：101-130.
[2] 尹法庆.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养老保障问题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9.
[3] 徐芳敏.农村家庭养老困境与化解路径研究：以苏北H村为个案[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0.
[4] 王骁.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民养老问题研究——基于家庭养老支持弱化的思考[D].济南：山东财经大学，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