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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韩两国在地理位置上紧密相连,在文化属性上又都属于亚洲儒家文化圈,儒学伦理形成两国的道德共识。而且,中韩两国的政治格局又都是家国共生、个人命运与宏大的民族命运血肉相连,每一个家族的兴衰过程都折射着民族进程的坎坷。因此,中韩两国家族小说有很多相似性和可比性,家族小说发展轨迹也有相似之处。
关键词:中国家族小说 韩国家族小说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家族的历史可追溯至人类的原始社会时期,而通常意义上的家族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血缘关系的基本家庭单位扩大而成的单位,它的内部靠密集的亲属关系网络构成,并且具有类似于国家行政部门的内部结构、上下隶属关系、经济管理模式、人员分工方案,并共处于一体的财产之中,享有共同的经济收入,从而形成了家族祠庙为中心的伦理文化和亲缘等级。在农耕时代,大的家族势力会在社会上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和财富,并拥有政治权力,对某个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势力形成影响。
因为家族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记录家族文化的家族文学就成了文学史上一个具有强烈美学意义的种类,特别是在中国文学中,家族小说自《红楼梦》以来一直处于强势地位,直接折射着时代的精神与民众的价值取向,并引领着种种文本发展,因此,对家族小说发展的关注是家族小说研究的基础,也是一个起点。
一 中国家族小说发展概述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指出:“中国人把自己看作属于他们家庭的,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诚如黑格尔所言,中国是一个家国一体的封建体制的国家,也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在其漫长的文学历程中,国事、家事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记忆体。司马迁开创的《史记》就是将历史与叙事文学成功地结合在一起的先例,《史记》以“本纪”、“世家”、“列传”为划分的叙述文本,不仅显示了帝王将相以及庶民百姓的家族体系,而且成功地将家与国、正史与野史、民俗与文学结合为一体,成为后世家族小说的源头。自宋代以后产生的话本小说不仅是现代小说的源头,更是家族小说的发展。元明清的历史小说和传奇故事紧承话本的传统,在此基础上演变而成,它们的大背景往往与一个家族的命运相连,在家族的背景上建构起英雄的传奇或人物的历险等等,如著名的《杨家府演义》、《说岳全传》、《说呼全传》等,都以宏大的叙事场景讲述了一个家族满门忠良、抗击侵略的故事,用大量的人物形象和战争场景表现其家族的忠孝精神,时间跨度上往往历经了三四代人,是典型的家族小说的叙述模式。
《金瓶梅》的出现则把家族小说推向了反英雄的叙事模式中。作者的着眼点一改往日小说的英雄模式,而是把叙述的重心放置于家族生活内部,不厌其烦地以一个富商兼官僚的家族内部的复杂关系、妻妾之争与财产之争、家族生活与夫妻生活的细腻描写作为叙述主体,而这些对家族生活的描写恰恰表明了中国家族小说的成熟。《金瓶梅》展现出的是明代官场与市井生活的两条线索,它上至皇帝宋徽宗、大臣蔡京,下至三教九流市井百态。《金瓶梅》开创了由一个家族的兴衰来反映历史动荡的主题意向,也出现了由单一时间叙事结构向网状叙事结构发展的势头。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顶峰,也是中国古代家族小说成熟的标志。小说里钟鸣鼎食的贾府,以及与贾府相关的薛、王、史等家族,在经历了繁华盛世之后,又经历了“忽喇喇大厦将倾”的命运转折,从而展示了清末十分宽广的历史场景,同时该小说也接触到了大家族对青年心灵的困扼、家长制度的专制等家族小说的主要命题。在艺术特征上,《红楼梦》的叙述手法更加娴熟和充满变数,它集志怪神魔小说和现实主义手法于一体,运用倒叙、插叙、顺叙等多种叙述模式,全面地、立体地表现了一个家族的生活场景及其在时代变革中的沧桑,揭示了家族命运与国家、政治命运之间的关联。
而历史进入19世纪中叶后,本来就千疮百孔的古老中国更承受着民族命运的重重危机,伴随着洋枪洋炮强行植入中国的西方文化与西方经济,使得古老的中国大门和古老的家族大门在无奈与叹息中缓缓开启,而民族生存的危机感,也重重地积压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头。而在此时的文学界,文学的改良运动此起彼落,从启蒙文学到新文学再到救亡文学,又到了寻根文学及新写实小说,无不活跃着家族小说的身影。作家们在动荡的年代里,一次次把目光投向到豪门大户,书写着代表封建制度和传统习俗的大宅院里的变迁,而在对旧家族制度的抨击中,揭露家族制度的虚伪与吃人的本质就成了作家们书写的重要内容,此时产生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其意就在于暴露家族制度的弊害,揭示其吃人的本质,此小说不但开创了白话文创作的风范,更是在使用小说的形式回应着、声援着五四启蒙运动,对民众进行具体生动的精神开启工作。正如刘媛所言:
“家族文化在中国小说中是一个重要母题,它之于小说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是一般读者喜闻乐见的题材。因此,当30年代一些小说家开始探索与寻找,用何种方法、从何种角度来向大众传播新文学、灌输新思想的时候,家族母题便成了最佳切入点。”
到了20世纪20年代之后,中国的命运起伏跌宕,国与家都处于激变的十字路口,生存与死亡的选择再次让中国人的精神陷入痛苦之中。同时,西方作家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艺思潮也在影响着中国的作家,使其受到精神上的鼓励,产生创作的冲动,并为家族小说提供了全新的文学价值观和写作手法。于是如茅盾的《子夜》、张恨水的《金粉世家》、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路翎的《财主家底儿女们》等一批家族小说以反传统的面貌出现,表现着作家从家族的角度来探寻民族的生存出路的焦虑,也表现了此时期的作家们在接受了西方人文思想之后对人本的关注。而之后的处于民族苦难语境中产生的老舍的《四世同堂》、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梁斌的《红旗谱》、欧阳山的《三家巷》、冯德英的《苦菜花》等,则把家族小说放置于更深刻的国家命运的主题之中,使一个家族的动荡命运与民族的动荡命运对接,从而赋予了家族小说更深刻的历史使命。
二 韩国家族小说发展概述
韩国家族小说兴起于李朝的后半期,现代理论家李树凤首先把这种小说形式定义为“一种描述一个家族几代人的兴衰历史或几家通婚形成的复杂关系的小说群”,并为其定名为“家族小说”。韩国的家族小说具体起源于何时没有准确的考证,但它与朝鲜的家族伦理小说一脉相承是不争的事实。在李朝王朝的后半期,一些表现家庭伦理的小说以鸿篇巨制的面貌出现于文坛,据推测可能产生于16世纪以前,如《玉楼春》、《九云梦》、《谢氏南征记》、《彰善感义录》等,这些小说有着较高的文化品位,具有一定的宣讲家族道德的教化意义,与高层知识分子的品德修养相吻合,所以一直受到上流社会女性的喜爱。
《玩月会盟宴》是在李朝后期出现的篇幅最长的韩国家族小说,此小说180卷、600万字的巨大规模,在篇幅上为中国、日本的小说远不能及。从其规模庞大,记录的几个家族故事情节复杂多变这一点看,此时的韩国家族小说的写作模式已相当庞大,记事手法也相当成熟,由此推论之,18世纪之前的韩国的家族小说已完全成型。在《玩月会盟宴》的先后出现的《林花郑延》、《明珠宝月聘》、《尹河郑三问聚录》、《林氏三代录》,全都是记录一个家族或数个相互通婚的家族的历史浮沉,这些小说时间跨度较大,出场人物众多,造成了小说内容量的积增,从而产生了此种篇幅惊人的小说文本。
1860年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开始侵略韩国。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韩国封建社会的内部结构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冲决,封建体制赖以生存、维系的“农业文明”受到了最严厉的打击,也冲击着原有的儒教文化的礼教秩序。这时期的特点是传统的思维方式与代表新文明的开化思想之间的矛盾。开化派主张国家意识、开化思想、新的道德观,反对旧习惯,要获得新文化。
1904年,日本迫使韩国政府签订韩日议定书,对韩国进行了事实上的占领,并在韩国设立总督,强迫韩国在各方面接受日本的侵略政策。1919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掠夺,韩国爆发了“三一运动”。“三一运动”给韩国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变动和思想变革。“三一运动”之后,韩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大大觉醒,韩国的民族独立运动空前高涨。文学同样“不停留于个人情绪领域,变成了表现对应侵略性的外来势力的民族抵抗意识的手段,批判社会现实的丑恶和弊端,代言实现改革封建习俗的要求”。以家族生活为社会缩影来展现广阔社会画面的家族小说也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和文学精神的影响下,重新活跃于韩国文坛。在民族危机的现实中,目睹其现实,并力图打破这一局面的有意识的文人以家族母题切入时代主题,创作出大量的家族小说经典之作,如,廉想涉的《三代》、金南天的《大河》、韩雪野的《塔》、蔡万植的《太平天下》等,展现了现代激变期,由儒教的家族原理运转的封建大家族的没落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新旧世代不可避免地要经历的矛盾纠葛。
1931年发表的廉想涉的《三代》是韩国第一部现代家族小说,也是韩国现代家族小说的代表作。作为被夺去了祖国的殖民地青年,廉想涉选择了能够排泄怨恨和可以开辟理想世界的文学,作为自己加入民族独立运动的利器,以对旧的家族制度的抨击来启迪民众心智,强调自我意识的觉醒。廉想涉的三部家族小说《无花果》、《三代》、《白鸠》,都以批判现实主义的艺术特征掀起了韩国家族小说的高潮。
三 中韩家族小说主题意向对比
纵观中国家族小说的发展,可对其主题意向作如下总结:
1 对旧的家族制度的抨击,这种抨击主要集中于父子的矛盾冲突之中,冲突的焦点又多集中于婚姻、财产、人生理想等方面。
2 展示一个家族从兴盛到衰败的进程,在这个进程里,国家的政局动荡往往与这个家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于是进一步导致了家族内部人员的政治分化和不同的政治命运。
3 表现一个家族的创业经历,突出创业与守业之间的矛盾冲突,父子两代的理想成为产生矛盾的根本原因。
4 其他的家族人物命运的传奇,在一些偶发的因素之下,人物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改变,从而造成了今后一系列的家族命运的改变。
5 以家族小说为载体记录中国特有的某种行业的传奇,以此来表现中国人特有的精神生活,构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隐喻人类对高尚生活的追求,此种类型可看做家族小说中的上品。
而韩国的家族小说,因为产生原因、消受主体和发展转迹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质,多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的主题展开:
1 小说多展示盘根错节的家族婚姻关系和复杂的亲属关系,以及化解家族矛盾的种种方式,旨在揭露大家族内部的种种弊端,以及建立良好的家族秩序的必要性,小说最终都实现了家族内部的和谐,让读者认识到家族的和谐才是维持家族长久富贵的根基。
2 表现家国命运相连的故事,这种小说或是描写家族内部的忠奸之争,或是写不相爱的公主夫妻的争斗,但家庭的矛盾最终会在人物命运的转折面前化解,以达到维持家族的和谐发展的目的。
3 呈现天界—人间的叙事二元结构,将一些神话传说的成分引入到家族小说的叙事里来,反映贵族阶层对理想的世界观的追求。
中韩家族小说有着不同的叙事传统和情节偏重,但是从本质上分析,彰显家族精神,传承家族文化的内涵是家族小说永恒不变的主题曲。
综上所述,中韩两国家族小说的发展进程,也是人类构建精神家园的一种形式,更是人类安顿自己理想的一座象牙塔,它体现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持守,“无论是对血脉、生命之源的追溯,还是对生命形而上的探讨,家族史的叙述都是对精神风骨的召唤”。
参考文献:
[1] 刘勇:《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 楚爱华:《明清至现代家族小说流变研究》,齐鲁书社,2008年版。
[3] [韩]权宁珉:《韩国现代文学史》,民音社,2002年版。
[4] [韩]金允植、金贤:《韩国文学史》,民音社,1996年版。
作者简介:崔英姬,女,1962—,吉林延吉人,吉林大学2006级在职在读博士研究生,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世界文学。
关键词:中国家族小说 韩国家族小说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家族的历史可追溯至人类的原始社会时期,而通常意义上的家族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血缘关系的基本家庭单位扩大而成的单位,它的内部靠密集的亲属关系网络构成,并且具有类似于国家行政部门的内部结构、上下隶属关系、经济管理模式、人员分工方案,并共处于一体的财产之中,享有共同的经济收入,从而形成了家族祠庙为中心的伦理文化和亲缘等级。在农耕时代,大的家族势力会在社会上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和财富,并拥有政治权力,对某个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势力形成影响。
因为家族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记录家族文化的家族文学就成了文学史上一个具有强烈美学意义的种类,特别是在中国文学中,家族小说自《红楼梦》以来一直处于强势地位,直接折射着时代的精神与民众的价值取向,并引领着种种文本发展,因此,对家族小说发展的关注是家族小说研究的基础,也是一个起点。
一 中国家族小说发展概述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指出:“中国人把自己看作属于他们家庭的,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诚如黑格尔所言,中国是一个家国一体的封建体制的国家,也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在其漫长的文学历程中,国事、家事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记忆体。司马迁开创的《史记》就是将历史与叙事文学成功地结合在一起的先例,《史记》以“本纪”、“世家”、“列传”为划分的叙述文本,不仅显示了帝王将相以及庶民百姓的家族体系,而且成功地将家与国、正史与野史、民俗与文学结合为一体,成为后世家族小说的源头。自宋代以后产生的话本小说不仅是现代小说的源头,更是家族小说的发展。元明清的历史小说和传奇故事紧承话本的传统,在此基础上演变而成,它们的大背景往往与一个家族的命运相连,在家族的背景上建构起英雄的传奇或人物的历险等等,如著名的《杨家府演义》、《说岳全传》、《说呼全传》等,都以宏大的叙事场景讲述了一个家族满门忠良、抗击侵略的故事,用大量的人物形象和战争场景表现其家族的忠孝精神,时间跨度上往往历经了三四代人,是典型的家族小说的叙述模式。
《金瓶梅》的出现则把家族小说推向了反英雄的叙事模式中。作者的着眼点一改往日小说的英雄模式,而是把叙述的重心放置于家族生活内部,不厌其烦地以一个富商兼官僚的家族内部的复杂关系、妻妾之争与财产之争、家族生活与夫妻生活的细腻描写作为叙述主体,而这些对家族生活的描写恰恰表明了中国家族小说的成熟。《金瓶梅》展现出的是明代官场与市井生活的两条线索,它上至皇帝宋徽宗、大臣蔡京,下至三教九流市井百态。《金瓶梅》开创了由一个家族的兴衰来反映历史动荡的主题意向,也出现了由单一时间叙事结构向网状叙事结构发展的势头。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顶峰,也是中国古代家族小说成熟的标志。小说里钟鸣鼎食的贾府,以及与贾府相关的薛、王、史等家族,在经历了繁华盛世之后,又经历了“忽喇喇大厦将倾”的命运转折,从而展示了清末十分宽广的历史场景,同时该小说也接触到了大家族对青年心灵的困扼、家长制度的专制等家族小说的主要命题。在艺术特征上,《红楼梦》的叙述手法更加娴熟和充满变数,它集志怪神魔小说和现实主义手法于一体,运用倒叙、插叙、顺叙等多种叙述模式,全面地、立体地表现了一个家族的生活场景及其在时代变革中的沧桑,揭示了家族命运与国家、政治命运之间的关联。
而历史进入19世纪中叶后,本来就千疮百孔的古老中国更承受着民族命运的重重危机,伴随着洋枪洋炮强行植入中国的西方文化与西方经济,使得古老的中国大门和古老的家族大门在无奈与叹息中缓缓开启,而民族生存的危机感,也重重地积压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头。而在此时的文学界,文学的改良运动此起彼落,从启蒙文学到新文学再到救亡文学,又到了寻根文学及新写实小说,无不活跃着家族小说的身影。作家们在动荡的年代里,一次次把目光投向到豪门大户,书写着代表封建制度和传统习俗的大宅院里的变迁,而在对旧家族制度的抨击中,揭露家族制度的虚伪与吃人的本质就成了作家们书写的重要内容,此时产生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其意就在于暴露家族制度的弊害,揭示其吃人的本质,此小说不但开创了白话文创作的风范,更是在使用小说的形式回应着、声援着五四启蒙运动,对民众进行具体生动的精神开启工作。正如刘媛所言:
“家族文化在中国小说中是一个重要母题,它之于小说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是一般读者喜闻乐见的题材。因此,当30年代一些小说家开始探索与寻找,用何种方法、从何种角度来向大众传播新文学、灌输新思想的时候,家族母题便成了最佳切入点。”
到了20世纪20年代之后,中国的命运起伏跌宕,国与家都处于激变的十字路口,生存与死亡的选择再次让中国人的精神陷入痛苦之中。同时,西方作家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艺思潮也在影响着中国的作家,使其受到精神上的鼓励,产生创作的冲动,并为家族小说提供了全新的文学价值观和写作手法。于是如茅盾的《子夜》、张恨水的《金粉世家》、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路翎的《财主家底儿女们》等一批家族小说以反传统的面貌出现,表现着作家从家族的角度来探寻民族的生存出路的焦虑,也表现了此时期的作家们在接受了西方人文思想之后对人本的关注。而之后的处于民族苦难语境中产生的老舍的《四世同堂》、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梁斌的《红旗谱》、欧阳山的《三家巷》、冯德英的《苦菜花》等,则把家族小说放置于更深刻的国家命运的主题之中,使一个家族的动荡命运与民族的动荡命运对接,从而赋予了家族小说更深刻的历史使命。
二 韩国家族小说发展概述
韩国家族小说兴起于李朝的后半期,现代理论家李树凤首先把这种小说形式定义为“一种描述一个家族几代人的兴衰历史或几家通婚形成的复杂关系的小说群”,并为其定名为“家族小说”。韩国的家族小说具体起源于何时没有准确的考证,但它与朝鲜的家族伦理小说一脉相承是不争的事实。在李朝王朝的后半期,一些表现家庭伦理的小说以鸿篇巨制的面貌出现于文坛,据推测可能产生于16世纪以前,如《玉楼春》、《九云梦》、《谢氏南征记》、《彰善感义录》等,这些小说有着较高的文化品位,具有一定的宣讲家族道德的教化意义,与高层知识分子的品德修养相吻合,所以一直受到上流社会女性的喜爱。
《玩月会盟宴》是在李朝后期出现的篇幅最长的韩国家族小说,此小说180卷、600万字的巨大规模,在篇幅上为中国、日本的小说远不能及。从其规模庞大,记录的几个家族故事情节复杂多变这一点看,此时的韩国家族小说的写作模式已相当庞大,记事手法也相当成熟,由此推论之,18世纪之前的韩国的家族小说已完全成型。在《玩月会盟宴》的先后出现的《林花郑延》、《明珠宝月聘》、《尹河郑三问聚录》、《林氏三代录》,全都是记录一个家族或数个相互通婚的家族的历史浮沉,这些小说时间跨度较大,出场人物众多,造成了小说内容量的积增,从而产生了此种篇幅惊人的小说文本。
1860年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开始侵略韩国。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韩国封建社会的内部结构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冲决,封建体制赖以生存、维系的“农业文明”受到了最严厉的打击,也冲击着原有的儒教文化的礼教秩序。这时期的特点是传统的思维方式与代表新文明的开化思想之间的矛盾。开化派主张国家意识、开化思想、新的道德观,反对旧习惯,要获得新文化。
1904年,日本迫使韩国政府签订韩日议定书,对韩国进行了事实上的占领,并在韩国设立总督,强迫韩国在各方面接受日本的侵略政策。1919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掠夺,韩国爆发了“三一运动”。“三一运动”给韩国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变动和思想变革。“三一运动”之后,韩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大大觉醒,韩国的民族独立运动空前高涨。文学同样“不停留于个人情绪领域,变成了表现对应侵略性的外来势力的民族抵抗意识的手段,批判社会现实的丑恶和弊端,代言实现改革封建习俗的要求”。以家族生活为社会缩影来展现广阔社会画面的家族小说也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和文学精神的影响下,重新活跃于韩国文坛。在民族危机的现实中,目睹其现实,并力图打破这一局面的有意识的文人以家族母题切入时代主题,创作出大量的家族小说经典之作,如,廉想涉的《三代》、金南天的《大河》、韩雪野的《塔》、蔡万植的《太平天下》等,展现了现代激变期,由儒教的家族原理运转的封建大家族的没落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新旧世代不可避免地要经历的矛盾纠葛。
1931年发表的廉想涉的《三代》是韩国第一部现代家族小说,也是韩国现代家族小说的代表作。作为被夺去了祖国的殖民地青年,廉想涉选择了能够排泄怨恨和可以开辟理想世界的文学,作为自己加入民族独立运动的利器,以对旧的家族制度的抨击来启迪民众心智,强调自我意识的觉醒。廉想涉的三部家族小说《无花果》、《三代》、《白鸠》,都以批判现实主义的艺术特征掀起了韩国家族小说的高潮。
三 中韩家族小说主题意向对比
纵观中国家族小说的发展,可对其主题意向作如下总结:
1 对旧的家族制度的抨击,这种抨击主要集中于父子的矛盾冲突之中,冲突的焦点又多集中于婚姻、财产、人生理想等方面。
2 展示一个家族从兴盛到衰败的进程,在这个进程里,国家的政局动荡往往与这个家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于是进一步导致了家族内部人员的政治分化和不同的政治命运。
3 表现一个家族的创业经历,突出创业与守业之间的矛盾冲突,父子两代的理想成为产生矛盾的根本原因。
4 其他的家族人物命运的传奇,在一些偶发的因素之下,人物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改变,从而造成了今后一系列的家族命运的改变。
5 以家族小说为载体记录中国特有的某种行业的传奇,以此来表现中国人特有的精神生活,构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隐喻人类对高尚生活的追求,此种类型可看做家族小说中的上品。
而韩国的家族小说,因为产生原因、消受主体和发展转迹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质,多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的主题展开:
1 小说多展示盘根错节的家族婚姻关系和复杂的亲属关系,以及化解家族矛盾的种种方式,旨在揭露大家族内部的种种弊端,以及建立良好的家族秩序的必要性,小说最终都实现了家族内部的和谐,让读者认识到家族的和谐才是维持家族长久富贵的根基。
2 表现家国命运相连的故事,这种小说或是描写家族内部的忠奸之争,或是写不相爱的公主夫妻的争斗,但家庭的矛盾最终会在人物命运的转折面前化解,以达到维持家族的和谐发展的目的。
3 呈现天界—人间的叙事二元结构,将一些神话传说的成分引入到家族小说的叙事里来,反映贵族阶层对理想的世界观的追求。
中韩家族小说有着不同的叙事传统和情节偏重,但是从本质上分析,彰显家族精神,传承家族文化的内涵是家族小说永恒不变的主题曲。
综上所述,中韩两国家族小说的发展进程,也是人类构建精神家园的一种形式,更是人类安顿自己理想的一座象牙塔,它体现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持守,“无论是对血脉、生命之源的追溯,还是对生命形而上的探讨,家族史的叙述都是对精神风骨的召唤”。
参考文献:
[1] 刘勇:《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 楚爱华:《明清至现代家族小说流变研究》,齐鲁书社,2008年版。
[3] [韩]权宁珉:《韩国现代文学史》,民音社,2002年版。
[4] [韩]金允植、金贤:《韩国文学史》,民音社,1996年版。
作者简介:崔英姬,女,1962—,吉林延吉人,吉林大学2006级在职在读博士研究生,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