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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1]由杨奎松教授所作，杨教授通过运用新的历史资料，解释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相关政策、策略，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的变化。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之际，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的写作特点、文章架构，并对书中的观点进行再次探讨，这对于中共党史研究仍旧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写作特点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1）11-0025-02
1 關于《马克思主义中华化的历史进程》的写作特点分析
1.1 史料新颖，精心考证
杨奎松教授坚持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治学方法。本书的写作基础，是充实而新颖的历史资料，其中包含的史料形式多样，有专著、文集、报纸、期刊、文件、会议记录等;史料范围也涉及较为广泛，包括中、俄、西等国，这其中的很多资料在当时都是最新公开和使用，其价值可见一斑。
1.2 问题导向，层层推进
写作中以问题意识为导向有助于深入探究史料背后的理论发展，挖掘出新的视角和观点。杨奎松教授在本书中无处不体现着强烈的问题意识。通过一个又一个问题的推进，深挖史料背后的历史事实。比如，第八章中，共产党对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二者之间的灵活协调，以三个问题作为推进的线索，从一开始的一切都借助俄国的势力，到对武装保卫苏联提出疑问，到最后确定革命时外援，胜利时援外的策略，中共观念中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协调，最后达到了平衡。
1.3 国际视野，全球格局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思想，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既要有国内视角，又要有国际视野。杨奎松教授将中共反帝革命思想的生成与演变，以及中国共产党观念中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等部分内容，放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进行考察，这种宏大的研究视野，没有一定的学术格局难以驾驭。中共对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帮助，本书大部分内容也都涉及共产国际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
2 全书的架构——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讨论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共九章，以总分总的方式架构全文，中间的二至八章，分别围绕中国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探讨。本书围绕的核心问题为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将从俄国以及共产国际那里学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具体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去的？简而言之，即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中国化的？
第一章总论部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种必然而复杂的历史进程做了概览性的描述。中国革命最初一切都只能依靠俄国，这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不能不说是巨大的阻碍，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过程，中国的革命需要马克思主义适应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毛泽东率先提出马克思主义应具有一定的民族形式，当下最重要的就是深入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因此，中共中央不得不开始摆脱共产国际的影响，来制定自己的方针政策。经过全党范围内的整风运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得到了全党的支持，毛泽东思想的出世，并成为党的最高指导思想，解决了中国革命的立场问题，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步。
确定了中国革命的立场问题之后，随之需要弄清的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敌友问题。第二章主要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资产阶级关系的认识，以及如何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宣布资本家是无产阶级的敌人，要相信中国的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朋友，这在实际上无疑需要中共党人的反复认知。毛泽东在系统研究和论述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后，提出了几个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主张。中国的资产阶级虽然在理论上被排除在革命动力之外，但事实上，中国的资产阶级还具有革命的作用。国民党内部与蒋介石集团之间的矛盾，使得毛泽东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反对顽固势力”[2]的策略主张，经过20年的探索，中国共产党最终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关于资产阶级的理论观点和政策策略。
第三章主要论述的是革命道路问题，中国的革命特征是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意味着中心城市的暴动已经不是中国革命的唯一出路了，共产党人选择了“国内革命”的方法来推进中国的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方式方法是深刻认识到中共是战争中的决定因素，而确定的革命道路，抓住枪杆子，坚定自己的目标，走对道路的中共迅速获得了胜利。
第四章统一战线思想及其运用，围绕阶级之间如何实现既团结又斗争，两者之间是否能够互相协调适应的问题展开。利用敌人内部矛盾，集中力量反对最主要的敌人，这种适度灵活的统战策略，有效保存了红军和苏区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在全国范围组成了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由于较为成功地运用了统一战线的策略手段，共产党的军队以及根据地都得到了较大的扩展。
五、六两章分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农民革命观以及对新民主主义的构想和实践。中国的革命必须有广大农民的参加，只有将革命目标与农民利益相结合，才能争取农民、联合农民、依靠农民。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土地问题。中国的抗日战争实际上就是农民的游击战，农民是工人的前身，是军队的来源，当中国共产党具有与国民党抗衡的军事实力后，即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使自己成为了农民运动的领导者。政策上的坚定与灵活，让农民团结在了自己的周围，并推动着农民运动的进程。第六章关于新民主主义国家和社会的构想，由于革命实践的具体变化，而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在现实形式的逼迫下，共产党人领导资本主义，将新民主主义政策的发展同社会经济相联系，以此提高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作为“过渡”性质的政治构想，新民主主义一方面肯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一方面主张暂时团结资产阶级来清除反革命的残余势力，随着国民经济顺利恢复，国营经济获得优势地位，向社会主义转型的意愿越来越强烈。 七、八两章有关帝国主义和外交策略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国际背景的重要内容。第七章，中国共产党对于帝国主义问题的看法，具有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政治目标与眼前利益相协调，灵活性服务于原则性的特点。中国革命的原初就是反对资本帝国主义，但是世界革命需先反對帝国主义和军阀，毛泽东考虑的是中国的大势如何顺应国际形势。二战中，苏联的重新强大，让中国共产党在重新寄希望于苏联支持的同时，也开始初步懂得如何既坚持阶级革命又实行灵活策略，开始逐步探索自己的外交实践。“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反帝革命思想为理论基点的，因而新中国的外交策略在具有灵活统战工作的特点时，又具有革命的倾向。第八章分三层推进，从刚开始的一切均借俄助，到武装保卫苏联，以及最后确认“革命时外援，胜利时援外”的策略，无一不体现着共产党在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协调中所具有的灵活性。在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层，党内从苏联角度考虑问题的情况发生了变化。红军长征后，中国共产党虽然在政治上仍然隶属共产国际关系，但是已然具有了很大程度上独立自主性。革命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中国革命的胜利只能自立更生，国际主义的实质是援助，各国共产党之间的互相援助，用毛泽东的话将就是“革命是外援，胜利时援外”。
最后一章，结束全文，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年代取得政权后，如何总结经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随着中国革命以及中国建设的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从马克思列宁那里找到新的实际的认识方法以及判断方法进一步发展。标新立异的毛泽东虽然在理论上遭遇了困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也遭到阻滞，但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修正和创造，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适合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情况。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不能落后于时代的需求，独立思考、标新立异，努力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适合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具体实践的客观需要，这是中国共产人的必由之路。
3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中止”观点的再探讨
杨奎松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在50年代中止，而改革开放序幕的拉开，中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才得以接续。对于这个观点，复旦大学博士生王学荣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未终止，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但是毛泽东依然提出过正确的思想，因而不能算中断[3]。马克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作为一个曲折前行的过程，或迟滞、或猛进，但不可否认的是一直在发展，从未中止。
参考文献
[1]杨奎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2]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4.
[3]王学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止说”献疑——兼与学界两种代表性观点商榷[J].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5，000（008）：144-148.
（责编：王锦）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写作特点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1）11-0025-02
1 關于《马克思主义中华化的历史进程》的写作特点分析
1.1 史料新颖，精心考证
杨奎松教授坚持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治学方法。本书的写作基础，是充实而新颖的历史资料，其中包含的史料形式多样，有专著、文集、报纸、期刊、文件、会议记录等;史料范围也涉及较为广泛，包括中、俄、西等国，这其中的很多资料在当时都是最新公开和使用，其价值可见一斑。
1.2 问题导向，层层推进
写作中以问题意识为导向有助于深入探究史料背后的理论发展，挖掘出新的视角和观点。杨奎松教授在本书中无处不体现着强烈的问题意识。通过一个又一个问题的推进，深挖史料背后的历史事实。比如，第八章中，共产党对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二者之间的灵活协调，以三个问题作为推进的线索，从一开始的一切都借助俄国的势力，到对武装保卫苏联提出疑问，到最后确定革命时外援，胜利时援外的策略，中共观念中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协调，最后达到了平衡。
1.3 国际视野，全球格局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思想，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既要有国内视角，又要有国际视野。杨奎松教授将中共反帝革命思想的生成与演变，以及中国共产党观念中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等部分内容，放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进行考察，这种宏大的研究视野，没有一定的学术格局难以驾驭。中共对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帮助，本书大部分内容也都涉及共产国际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
2 全书的架构——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讨论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共九章，以总分总的方式架构全文，中间的二至八章，分别围绕中国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探讨。本书围绕的核心问题为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将从俄国以及共产国际那里学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具体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去的？简而言之，即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中国化的？
第一章总论部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种必然而复杂的历史进程做了概览性的描述。中国革命最初一切都只能依靠俄国，这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不能不说是巨大的阻碍，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过程，中国的革命需要马克思主义适应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毛泽东率先提出马克思主义应具有一定的民族形式，当下最重要的就是深入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因此，中共中央不得不开始摆脱共产国际的影响，来制定自己的方针政策。经过全党范围内的整风运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得到了全党的支持，毛泽东思想的出世，并成为党的最高指导思想，解决了中国革命的立场问题，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步。
确定了中国革命的立场问题之后，随之需要弄清的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敌友问题。第二章主要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资产阶级关系的认识，以及如何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宣布资本家是无产阶级的敌人，要相信中国的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朋友，这在实际上无疑需要中共党人的反复认知。毛泽东在系统研究和论述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后，提出了几个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主张。中国的资产阶级虽然在理论上被排除在革命动力之外，但事实上，中国的资产阶级还具有革命的作用。国民党内部与蒋介石集团之间的矛盾，使得毛泽东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反对顽固势力”[2]的策略主张，经过20年的探索，中国共产党最终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关于资产阶级的理论观点和政策策略。
第三章主要论述的是革命道路问题，中国的革命特征是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意味着中心城市的暴动已经不是中国革命的唯一出路了，共产党人选择了“国内革命”的方法来推进中国的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方式方法是深刻认识到中共是战争中的决定因素，而确定的革命道路，抓住枪杆子，坚定自己的目标，走对道路的中共迅速获得了胜利。
第四章统一战线思想及其运用，围绕阶级之间如何实现既团结又斗争，两者之间是否能够互相协调适应的问题展开。利用敌人内部矛盾，集中力量反对最主要的敌人，这种适度灵活的统战策略，有效保存了红军和苏区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在全国范围组成了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由于较为成功地运用了统一战线的策略手段，共产党的军队以及根据地都得到了较大的扩展。
五、六两章分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农民革命观以及对新民主主义的构想和实践。中国的革命必须有广大农民的参加，只有将革命目标与农民利益相结合，才能争取农民、联合农民、依靠农民。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土地问题。中国的抗日战争实际上就是农民的游击战，农民是工人的前身，是军队的来源，当中国共产党具有与国民党抗衡的军事实力后，即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使自己成为了农民运动的领导者。政策上的坚定与灵活，让农民团结在了自己的周围，并推动着农民运动的进程。第六章关于新民主主义国家和社会的构想，由于革命实践的具体变化，而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在现实形式的逼迫下，共产党人领导资本主义，将新民主主义政策的发展同社会经济相联系，以此提高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作为“过渡”性质的政治构想，新民主主义一方面肯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一方面主张暂时团结资产阶级来清除反革命的残余势力，随着国民经济顺利恢复，国营经济获得优势地位，向社会主义转型的意愿越来越强烈。 七、八两章有关帝国主义和外交策略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国际背景的重要内容。第七章，中国共产党对于帝国主义问题的看法，具有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政治目标与眼前利益相协调，灵活性服务于原则性的特点。中国革命的原初就是反对资本帝国主义，但是世界革命需先反對帝国主义和军阀，毛泽东考虑的是中国的大势如何顺应国际形势。二战中，苏联的重新强大，让中国共产党在重新寄希望于苏联支持的同时，也开始初步懂得如何既坚持阶级革命又实行灵活策略，开始逐步探索自己的外交实践。“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反帝革命思想为理论基点的，因而新中国的外交策略在具有灵活统战工作的特点时，又具有革命的倾向。第八章分三层推进，从刚开始的一切均借俄助，到武装保卫苏联，以及最后确认“革命时外援，胜利时援外”的策略，无一不体现着共产党在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协调中所具有的灵活性。在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层，党内从苏联角度考虑问题的情况发生了变化。红军长征后，中国共产党虽然在政治上仍然隶属共产国际关系，但是已然具有了很大程度上独立自主性。革命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中国革命的胜利只能自立更生，国际主义的实质是援助，各国共产党之间的互相援助，用毛泽东的话将就是“革命是外援，胜利时援外”。
最后一章，结束全文，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年代取得政权后，如何总结经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随着中国革命以及中国建设的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从马克思列宁那里找到新的实际的认识方法以及判断方法进一步发展。标新立异的毛泽东虽然在理论上遭遇了困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也遭到阻滞，但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修正和创造，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适合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情况。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不能落后于时代的需求，独立思考、标新立异，努力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适合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具体实践的客观需要，这是中国共产人的必由之路。
3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中止”观点的再探讨
杨奎松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在50年代中止，而改革开放序幕的拉开，中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才得以接续。对于这个观点，复旦大学博士生王学荣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未终止，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但是毛泽东依然提出过正确的思想，因而不能算中断[3]。马克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作为一个曲折前行的过程，或迟滞、或猛进，但不可否认的是一直在发展，从未中止。
参考文献
[1]杨奎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2]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4.
[3]王学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止说”献疑——兼与学界两种代表性观点商榷[J].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5，000（008）：144-148.
（责编：王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