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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花是世间最美的产物，是人们在休闲活动中十分普遍的休闲对象。男子簪花是宋代特有的休闲文化现象。从宫廷到民间，社会上对簪花行为是肯定、赞赏的，有时甚至向往和追捧。这其中蕴含着身份等级荣宠的宣示、社交礼仪的表达和休闲审美的需求等几层意义，反映了宋代社会全民的精神认同和审美归宿。
关键词：休闲 宋代 男子簪花 意义
簪花是宋代特有的社会风尚。不仅有来自于国家层面的重视和推广，也有民间发自内心的审美趋同。当时男子不论社会阶层高低、身份贵贱，都崇尚在头上簪戴真花或假花，展现了一种别样的风情。总体看来，当时簪花的意义有以下几点。
一、身份等级荣宠的宣示
花以赏赐的形式广泛应用于政治生活中，传达来自最高统治者的意志。此时，花已超越社交礼仪和休闲赏玩的特性，被赋予浓厚的政治色彩。
古代科举考试中，最难者莫过于进士科，一旦考中便被赐予进士出身，时人誉为“白衣公卿”，十分荣耀显赫，受人景仰。进士赐花之举始于唐朝，唐懿宗时在曲江大宴新科进士，折花存一金盒中，令戴花饮酒，世以为荣。宋代的科举制度更加完备，在宋代考中进士更加荣耀，国家通常会对新科进士赐予闻喜宴、琼林宴，席间皇帝还会亲自赐花，这就成为天下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待遇。
《钱塘遗事》描写新科进士御宴赐花的情形时写道：“人赐宫花四朵，簪于幞头上，从人下吏皆得赐花。又到班亭下，再拜谢花，簪而谢之……退皆簪花乘马而归，都人皆避，以赴御宴回也。”有人对此总结出赴省登科的几大荣誉：“两观天颜，一荣也；胪传天陛，二荣也；御宴赐花，都人叹美，三荣也；布衣而入，绿袍而出，四荣也……”[1]赴皇帝御宴后簪花乘马而归，皇朝天子重视，天下万民瞻仰，喜悦与荣宠自不待言，可谓载誉而归。既能博得上自天子、下至黎民的青睐，也能彰显自身的价值，从而光耀门楣，这是国家赋予的尊贵与荣誉。
宋代赐花有着明确的等级化。在各种场合中，不同级别的臣子所赐花的数目、材质和颜色有明显差异。最高级别的官僚如宰相、枢密使赐大花十八、乐枝花十，以下依次递减两朵。其中以罗花最为贵重，宰执之类较高级的官员方可获得；乐枝为次，赐予卿监以上官员；绢花则赐予将校以下官员。所赐花色也有红、黄、银之区分，具体赐配按品级高低各有不同，充分反映了宋代朝廷赐花遵循等级尊卑的秩序。
重阳节宫廷赐宴簪花也是最高权力机关非常重视的一个环节。皇宫在九月初八这天，禁中就安排好了重阳的活动，如白天在庆瑞殿赏花，万菊灿然炫目，且点菊灯，或在清燕殿、缀金亭赏橙橘，宫中还会赐宴菊花。《宋史·礼志》记录了重阳节皇帝对贵臣、重臣赐宴、赐花的仪式：“酒五行，预宴官并兴就次，赐花有差。少顷戴花毕，与宴官诣望阙位立，谢花再拜讫，复升就坐。”赐花仪式十分庄重和讲究，意味着官方正式场合中对勋臣大员的礼遇和优容，通过簪花这一仪式得以宣示。
除在正式场合中赐花、簪花外，有时为表示特殊恩宠，皇帝也会偶尔赐臣下簪花。宋真宗一次与群臣赐宴，适逢名贵的千叶牡丹盛开，真宗特意将其赐予晁文元和钱惟演，以示嘉奖。“出牡丹百余盘，千叶者才十余朵，所赐止亲王宰臣。真宗顾文元及钱文僖，各赐一朵。又尝侍宴，赐禁中名花……上忽顾公，令内侍为戴花。观者荣之。”[2]这种场合中皇帝巧妙地通过“花”这个载体传达出对臣下的眷顾与特殊恩宠，按礼制，只有亲王宰臣级别才能簪戴千叶牡丹，此举不免引来观者的艳羡。
男子簪花发展到宋朝，几近极致，一朵小小的簪花，甚至成为上层社会身份的标识、等级的象征。当时每逢重大节日庆典，君臣贵戚都有簪花的习惯，皇帝往往对臣僚赐宴并簪花，此即《宋史·舆服志》所说的：“幞头簪花，谓之簪戴。”《东京梦华录》记载宋徽宗每次出游回宫，都是“御裹小帽，簪花乘马”，从驾的臣僚、仪卫，也都赐花簪戴。节日期间，民间一些稍有身份和地位的人也都竞相簪花，争奇斗艳，以示雍容华贵。《水浒传》第七十二回“柴进簪花入禁苑，李逵元夜闹东京”，讲述了宋江等人在正月十一元宵节前日进京赏灯谋求招安，看到东京城到处“往来锦衣花帽之人，纷纷挤挤，各有服色”。柴进、燕青在东京酒楼上，“凭栏望时，见班直人等多从内里出入，幞头边各簪翠叶花一朵”，似乎簪花就展示了自身的高贵。
二、社交礼仪的表达
宋代士大夫追求群体认同感，倾慕“君子之交”，他们会通过交游和宴集等形式进行社会交往。一方面，这种社会交往多为休闲式聚会，才华横溢的文人雅士，艺术素养不凡，多以诗文唱和、品茶听琴、书画珍玩鉴赏等活动寻求知音，陶冶情操。另一方面，宋代士大夫交往也会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政治责任感强，在欣赏对方的同时，也希望得到对方的欣赏，在开拓政治前景的同时，保持着自信的气质、得体的礼仪和优雅的交流方式，而“花”就成为士大夫们社交礼仪的重要媒介。
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曾记载了一则著名的“四相簪花”的故事，呈现的正是宋代上层社会交往方式的一个侧面，士大夫藉由类似定期或不定期的聚会彼此联络情感，并且建立自己在上层社会中的声望。这种独特的文化风气，在宋代是很流行的，朋友或同僚之间举行便宴时簪花已成为社会的一种习俗；并且这些场合也是他们取得各方面讯息的重要来源。此外，当时士大夫对于“祥瑞”的附会也反映出知识分子对于撄紫夺朱的期待和向往。
花是宋代士大夫艺术化交往的载体，在非正式场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花为窗口，可以窥见文人之间优雅的社交方式和艺术化的人际关系。宋代文人对花的记述十分丰富，文人经常就对花的研究展开交流。苏轼在《牡丹记叙》里详细记载了在吉祥寺与众人观赏牡丹、簪戴牡丹的盛况：“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數。酒酣乐作，州人大集。金槃彩篮以献于坐者，五十有三人，饮酒乐甚，素不饮酒者皆醉。自与舆台皂隶皆插花以从，观者数万人。”接下来作者交代自己写作此文的用意：“余既观花之极盛，与州人共游之乐，又得观此书之精究博备，以为三者皆可纪。而公又求余文以冠于篇。”[3]另外，文人们还会展开“斗花”的活动，在艺花方面一较高下。梅尧臣就与好友在喜好牡丹方面志趣相同，所谓“不问兴亡事栽插，栽红插绿斗青春”。可见花是宋代知识阶层在精神层面交流中的重要介质。 以花为馈赠之物成为宋代的交际风尚，宋人追求风雅，馈赠之物大都是花木、团茶、古玩、奇石等富有艺术气息的物品。在这种礼尚往来的过程中，文人们常以诗词唱和，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表达朋友之间的相知与诚意，包含了同道中人的互相欣赏和敬意，双方的默契与情感得以加深。
三、休闲审美的需求
宋人普遍有爱花、赏花、簪花的雅好，这是社会的审美风尚，也是人们内心真实的审美需求。所簪之花可以是像生花，也称彩花，一般用罗、帛、绢制造，也有用通草（通脱木）制作的，就是假花。还可以簪生花，即鲜花，例如春天多簪牡丹、芍药、蔷薇，夏天多簪石榴花、栀子花、茉莉花。范成大有诗云：“忆曾把酒泛湘漓，茉莉秋边掰荔枝。一笑相逢相玉树，花香如梦鬓如丝。”而秋天多簪菊花、秋葵等。当然，人们更喜欢簪鲜花。《铁围山丛谈》卷六记载：“元丰中神宗尝幸金明池，是日洛阳适进姚黄一朵，花面盈尺二寸，遂却宫花不御，乃独簪姚黄以归。”牡丹花开，宋神宗游幸金明池，簪的是宫花，但碰巧看见一尺多高的真牡丹，而姚黃是牡丹中的名贵品种，其色与形被认为是只有皇帝才能簪戴的花，于是神宗丢掉宫花，簪上了贵重的新鲜牡丹。簪花活动往往并不是单一的休闲行为，而是与赏花、宴饮、游玩等休闲活动联系在一起。多重情感交相呼应，使得士大夫的休闲生活具有了更高的品质；多种休闲方式结合，使士大夫更能达到身心放松、怡情养性的效果。
宋人赏花时还按自己的品位，将各种花卉分成不同的等级。如姚宽的《西溪丛语》将常见花卉品评为三十客：“牡丹为贵客，梅为清客，兰为幽客，桃为妖客，杏为艳客，莲为溪客，木犀为岩客，海棠为蜀客，踯躅为山客，梨为淡客，瑞香为闺客，菊为寿客，茶蘼为才客，腊梅为寒客，丁香为情客，琼花为仙客，素馨为韵客，葵花为忠客，含笑为佞客，杨花为狂客，芙蓉为醉客，玫瑰为刺客，月季为痴客，木槿为时客，安石榴为村客，鼓子花为田客，棣棠为俗客，曼陀罗为恶客，孤灯为穷客，棠梨为鬼客。”[4]
节日簪花在宋代蔚为大观。当时节日不同，所佩戴的花色也有所不同，如上元夜戴闹蛾、玉梅、雪柳，端午簪茉莉，立秋戴楸叶，重阳簪菊，对美的享受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和各项休闲活动中。《东京梦华录》记载元日这一天，汴京大街上“游人如织，子弟多有簪花者。彼女子争睹围观者众，有甚者，窃羡之，低蛾眉，其状若狂”。男子簪花吸引了女子眼球，以至如痴如狂。杨万里《德寿宫庆寿口号十篇》之一云：“春色何须羯鼓催，君王元日领春回。牡丹芍药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也描写了帝王和官员过春节簪花的情景。
宋代无论是宫廷还是民间，对于重阳节的重视更甚前朝，男子簪花以这一节日最为兴盛，蔚然成俗。每到九月九日，官员按例放假，百姓歇业，男女老幼，不分贵贱，都要登高望远，簪插菊花或茱萸，文人还要夜宴饮酒，赋诗填词，将节日气氛推向高潮。《武林旧事》卷三记载：“都人是月饮新酒，泛萸簪菊，且各以菊糕为馈。”有一首无名氏的《调笑令》写道：“指酒指花。头上戴花方饮酒。以花插头上，举杯饮。”这其中既有重阳节簪花饮酒的描写，也有宫廷赐宴簪花的写照，更有日常文人聚会宴饮簪花之风。由此可见，当时男子簪花与宴饮紧密结合，也证明这种活动源自于重阳节茱萸会的风俗。而簪花这一休闲活动逐渐发展成宋代各阶层争相效仿的时尚行为。
参考文献：
[1]刘一清.钱塘遗事卷一○“赴省登科五荣须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周城.宋东京考卷七“官治”[M].北京：中华书局，1988.
[3]李之亮.苏轼文集编年笺注（诗词附）二册[M].成都：巴蜀书社，2011.
[4]姚宽.西溪丛语卷上[M].北京：中华书局，1993.
（作者简介：肖潇，女，硕士，沧州师范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历史文化、休闲史）
关键词：休闲 宋代 男子簪花 意义
簪花是宋代特有的社会风尚。不仅有来自于国家层面的重视和推广，也有民间发自内心的审美趋同。当时男子不论社会阶层高低、身份贵贱，都崇尚在头上簪戴真花或假花，展现了一种别样的风情。总体看来，当时簪花的意义有以下几点。
一、身份等级荣宠的宣示
花以赏赐的形式广泛应用于政治生活中，传达来自最高统治者的意志。此时，花已超越社交礼仪和休闲赏玩的特性，被赋予浓厚的政治色彩。
古代科举考试中，最难者莫过于进士科，一旦考中便被赐予进士出身，时人誉为“白衣公卿”，十分荣耀显赫，受人景仰。进士赐花之举始于唐朝，唐懿宗时在曲江大宴新科进士，折花存一金盒中，令戴花饮酒，世以为荣。宋代的科举制度更加完备，在宋代考中进士更加荣耀，国家通常会对新科进士赐予闻喜宴、琼林宴，席间皇帝还会亲自赐花，这就成为天下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待遇。
《钱塘遗事》描写新科进士御宴赐花的情形时写道：“人赐宫花四朵，簪于幞头上，从人下吏皆得赐花。又到班亭下，再拜谢花，簪而谢之……退皆簪花乘马而归，都人皆避，以赴御宴回也。”有人对此总结出赴省登科的几大荣誉：“两观天颜，一荣也；胪传天陛，二荣也；御宴赐花，都人叹美，三荣也；布衣而入，绿袍而出，四荣也……”[1]赴皇帝御宴后簪花乘马而归，皇朝天子重视，天下万民瞻仰，喜悦与荣宠自不待言，可谓载誉而归。既能博得上自天子、下至黎民的青睐，也能彰显自身的价值，从而光耀门楣，这是国家赋予的尊贵与荣誉。
宋代赐花有着明确的等级化。在各种场合中，不同级别的臣子所赐花的数目、材质和颜色有明显差异。最高级别的官僚如宰相、枢密使赐大花十八、乐枝花十，以下依次递减两朵。其中以罗花最为贵重，宰执之类较高级的官员方可获得；乐枝为次，赐予卿监以上官员；绢花则赐予将校以下官员。所赐花色也有红、黄、银之区分，具体赐配按品级高低各有不同，充分反映了宋代朝廷赐花遵循等级尊卑的秩序。
重阳节宫廷赐宴簪花也是最高权力机关非常重视的一个环节。皇宫在九月初八这天，禁中就安排好了重阳的活动，如白天在庆瑞殿赏花，万菊灿然炫目，且点菊灯，或在清燕殿、缀金亭赏橙橘，宫中还会赐宴菊花。《宋史·礼志》记录了重阳节皇帝对贵臣、重臣赐宴、赐花的仪式：“酒五行，预宴官并兴就次，赐花有差。少顷戴花毕，与宴官诣望阙位立，谢花再拜讫，复升就坐。”赐花仪式十分庄重和讲究，意味着官方正式场合中对勋臣大员的礼遇和优容，通过簪花这一仪式得以宣示。
除在正式场合中赐花、簪花外，有时为表示特殊恩宠，皇帝也会偶尔赐臣下簪花。宋真宗一次与群臣赐宴，适逢名贵的千叶牡丹盛开，真宗特意将其赐予晁文元和钱惟演，以示嘉奖。“出牡丹百余盘，千叶者才十余朵，所赐止亲王宰臣。真宗顾文元及钱文僖，各赐一朵。又尝侍宴，赐禁中名花……上忽顾公，令内侍为戴花。观者荣之。”[2]这种场合中皇帝巧妙地通过“花”这个载体传达出对臣下的眷顾与特殊恩宠，按礼制，只有亲王宰臣级别才能簪戴千叶牡丹，此举不免引来观者的艳羡。
男子簪花发展到宋朝，几近极致，一朵小小的簪花，甚至成为上层社会身份的标识、等级的象征。当时每逢重大节日庆典，君臣贵戚都有簪花的习惯，皇帝往往对臣僚赐宴并簪花，此即《宋史·舆服志》所说的：“幞头簪花，谓之簪戴。”《东京梦华录》记载宋徽宗每次出游回宫，都是“御裹小帽，簪花乘马”，从驾的臣僚、仪卫，也都赐花簪戴。节日期间，民间一些稍有身份和地位的人也都竞相簪花，争奇斗艳，以示雍容华贵。《水浒传》第七十二回“柴进簪花入禁苑，李逵元夜闹东京”，讲述了宋江等人在正月十一元宵节前日进京赏灯谋求招安，看到东京城到处“往来锦衣花帽之人，纷纷挤挤，各有服色”。柴进、燕青在东京酒楼上，“凭栏望时，见班直人等多从内里出入，幞头边各簪翠叶花一朵”，似乎簪花就展示了自身的高贵。
二、社交礼仪的表达
宋代士大夫追求群体认同感，倾慕“君子之交”，他们会通过交游和宴集等形式进行社会交往。一方面，这种社会交往多为休闲式聚会，才华横溢的文人雅士，艺术素养不凡，多以诗文唱和、品茶听琴、书画珍玩鉴赏等活动寻求知音，陶冶情操。另一方面，宋代士大夫交往也会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政治责任感强，在欣赏对方的同时，也希望得到对方的欣赏，在开拓政治前景的同时，保持着自信的气质、得体的礼仪和优雅的交流方式，而“花”就成为士大夫们社交礼仪的重要媒介。
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曾记载了一则著名的“四相簪花”的故事，呈现的正是宋代上层社会交往方式的一个侧面，士大夫藉由类似定期或不定期的聚会彼此联络情感，并且建立自己在上层社会中的声望。这种独特的文化风气，在宋代是很流行的，朋友或同僚之间举行便宴时簪花已成为社会的一种习俗；并且这些场合也是他们取得各方面讯息的重要来源。此外，当时士大夫对于“祥瑞”的附会也反映出知识分子对于撄紫夺朱的期待和向往。
花是宋代士大夫艺术化交往的载体，在非正式场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花为窗口，可以窥见文人之间优雅的社交方式和艺术化的人际关系。宋代文人对花的记述十分丰富，文人经常就对花的研究展开交流。苏轼在《牡丹记叙》里详细记载了在吉祥寺与众人观赏牡丹、簪戴牡丹的盛况：“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數。酒酣乐作，州人大集。金槃彩篮以献于坐者，五十有三人，饮酒乐甚，素不饮酒者皆醉。自与舆台皂隶皆插花以从，观者数万人。”接下来作者交代自己写作此文的用意：“余既观花之极盛，与州人共游之乐，又得观此书之精究博备，以为三者皆可纪。而公又求余文以冠于篇。”[3]另外，文人们还会展开“斗花”的活动，在艺花方面一较高下。梅尧臣就与好友在喜好牡丹方面志趣相同，所谓“不问兴亡事栽插，栽红插绿斗青春”。可见花是宋代知识阶层在精神层面交流中的重要介质。 以花为馈赠之物成为宋代的交际风尚，宋人追求风雅，馈赠之物大都是花木、团茶、古玩、奇石等富有艺术气息的物品。在这种礼尚往来的过程中，文人们常以诗词唱和，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表达朋友之间的相知与诚意，包含了同道中人的互相欣赏和敬意，双方的默契与情感得以加深。
三、休闲审美的需求
宋人普遍有爱花、赏花、簪花的雅好，这是社会的审美风尚，也是人们内心真实的审美需求。所簪之花可以是像生花，也称彩花，一般用罗、帛、绢制造，也有用通草（通脱木）制作的，就是假花。还可以簪生花，即鲜花，例如春天多簪牡丹、芍药、蔷薇，夏天多簪石榴花、栀子花、茉莉花。范成大有诗云：“忆曾把酒泛湘漓，茉莉秋边掰荔枝。一笑相逢相玉树，花香如梦鬓如丝。”而秋天多簪菊花、秋葵等。当然，人们更喜欢簪鲜花。《铁围山丛谈》卷六记载：“元丰中神宗尝幸金明池，是日洛阳适进姚黄一朵，花面盈尺二寸，遂却宫花不御，乃独簪姚黄以归。”牡丹花开，宋神宗游幸金明池，簪的是宫花，但碰巧看见一尺多高的真牡丹，而姚黃是牡丹中的名贵品种，其色与形被认为是只有皇帝才能簪戴的花，于是神宗丢掉宫花，簪上了贵重的新鲜牡丹。簪花活动往往并不是单一的休闲行为，而是与赏花、宴饮、游玩等休闲活动联系在一起。多重情感交相呼应，使得士大夫的休闲生活具有了更高的品质；多种休闲方式结合，使士大夫更能达到身心放松、怡情养性的效果。
宋人赏花时还按自己的品位，将各种花卉分成不同的等级。如姚宽的《西溪丛语》将常见花卉品评为三十客：“牡丹为贵客，梅为清客，兰为幽客，桃为妖客，杏为艳客，莲为溪客，木犀为岩客，海棠为蜀客，踯躅为山客，梨为淡客，瑞香为闺客，菊为寿客，茶蘼为才客，腊梅为寒客，丁香为情客，琼花为仙客，素馨为韵客，葵花为忠客，含笑为佞客，杨花为狂客，芙蓉为醉客，玫瑰为刺客，月季为痴客，木槿为时客，安石榴为村客，鼓子花为田客，棣棠为俗客，曼陀罗为恶客，孤灯为穷客，棠梨为鬼客。”[4]
节日簪花在宋代蔚为大观。当时节日不同，所佩戴的花色也有所不同，如上元夜戴闹蛾、玉梅、雪柳，端午簪茉莉，立秋戴楸叶，重阳簪菊，对美的享受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和各项休闲活动中。《东京梦华录》记载元日这一天，汴京大街上“游人如织，子弟多有簪花者。彼女子争睹围观者众，有甚者，窃羡之，低蛾眉，其状若狂”。男子簪花吸引了女子眼球，以至如痴如狂。杨万里《德寿宫庆寿口号十篇》之一云：“春色何须羯鼓催，君王元日领春回。牡丹芍药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也描写了帝王和官员过春节簪花的情景。
宋代无论是宫廷还是民间，对于重阳节的重视更甚前朝，男子簪花以这一节日最为兴盛，蔚然成俗。每到九月九日，官员按例放假，百姓歇业，男女老幼，不分贵贱，都要登高望远，簪插菊花或茱萸，文人还要夜宴饮酒，赋诗填词，将节日气氛推向高潮。《武林旧事》卷三记载：“都人是月饮新酒，泛萸簪菊，且各以菊糕为馈。”有一首无名氏的《调笑令》写道：“指酒指花。头上戴花方饮酒。以花插头上，举杯饮。”这其中既有重阳节簪花饮酒的描写，也有宫廷赐宴簪花的写照，更有日常文人聚会宴饮簪花之风。由此可见，当时男子簪花与宴饮紧密结合，也证明这种活动源自于重阳节茱萸会的风俗。而簪花这一休闲活动逐渐发展成宋代各阶层争相效仿的时尚行为。
参考文献：
[1]刘一清.钱塘遗事卷一○“赴省登科五荣须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周城.宋东京考卷七“官治”[M].北京：中华书局，1988.
[3]李之亮.苏轼文集编年笺注（诗词附）二册[M].成都：巴蜀书社，2011.
[4]姚宽.西溪丛语卷上[M].北京：中华书局，1993.
（作者简介：肖潇，女，硕士，沧州师范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历史文化、休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