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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试图从新历史主义角度将《等待野蛮人》中老行政长官的经历与作者库切的经历进行互文性分析，并指出这种经历使深陷折磨话语中的老行政长官对自我及外围世界的认识有了新的变化，而这一点正是融入了作者库切自身的体会与期望；同时，通过对老行政长官的塑造，作者也给同处于类似环境的人提出了一种可行的出路。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 互文性 J·M·库切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在《文艺复兴自我造型——从莫尔到莎士比亚》一书中提出：“文学以三种互相联锁的方式在此文化系统中发挥自己的功能：其一是作为特定作者的具体行为的体现，其二是作为文学自身对于构成行为规范的密码的表现，其三是作为对这些密码的反省自照。”通过对《乌托邦》和作者莫尔生平的研究，格林布拉特认为《乌托邦》是对莫尔的生活最有深度的注解，书中人物希斯拉德这个角色是莫尔对他本人自我创造的意识的体现，即他自身的不完整。本文试图将J·M·库切的小说《等待野蛮人》中老行政长官与库切本人的经历进行互文性分析，并指出这种经历使深陷折磨话语中的老行政长官对自我及外围世界的认识有了新的变化，而这一点正是融入了作者库切自身的体会与期望；同时，通过展示老行政长官面面临新变化的选择，作者也给同处于类似环境的人提出了一种可行的出路。
二 迷茫期
当有关“野蛮人”动乱的传闻从帝国首都传来之前，老行政长官过着平静的生活。相比乔尔上校对传闻的严正以待，老行政长官听到传闻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每一代无一例外地都会存在对于野蛮人歇斯底里般的想象，这些梦都是因为太过安逸而造成的。”不可否认，老行政长官的处境给他造成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作为一名官员，在这个闭塞的地区服务的二十年间，他既没有去过首都参观游玩，也没接受过首都来的任何检查。因为这个传闻，边境地区才第一次被派来官员和专家。与之相反，由于每年的一段时间那些“野蛮人”，实为游牧民族，总会来镇上和他们做生意。在老行政长官眼里，他更像是帝国指派和“野蛮人”合作的官员。换言之，他的身份已经变得模糊。萨义德在谈到美国的身份时曾指出“由于帝国主义的存在，所有的文化都交织在一起，没有一种是单一的，单纯的。”可以断言，帝国主义一旦远离它的宗主中心则必定是混杂的，也只有在与他者的交往中它才能更清楚地认识自我。
作为这一角色的创造者，库切本人也经历了身份认同的问题。出生于荷兰族裔家庭，英语却是他的第一语言。在那个界限分明的时代几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相应的团体，而他父母对包括宗教在内的任何团体都反应冷淡。库切回忆所有这些经历让他感觉自己置身主流文化之外。他坦言自己到十二岁时就有一种明显的处在社会边缘的感觉。事实上，他还在孩童时期就看到荷兰族裔的特权、自负与残忍。那时候他所接触的残酷与暴力远远超过一个孩子所能接受的范围，因此，学生时期他在政治上是倾向左翼的。大学期间他的学费靠自己打零工挣，这在当时的南非实属罕见。萨义德将“宁愿居于主流之外，抗拒，不被纳入，不被收编”、“个人与社会不合”的一群人定义为“就特权、权势及荣耀而言的圈外人和流亡者”。身处边缘位置的库切比他同龄人看得更清楚。在这样处境下的库切塑造了老行政长官这一角色，我们不难看出库切想借此展示一个局外人的觉醒。
然而，老行政长官的领悟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最初当他发现乔尔的残暴时，他选择了退守。他相信这场闹剧很快会结束，但在等待的过程中，老行政长官为自己对死亡表示的冷漠和不作为而陷入自责。他开始逃避、转移注意力，竭力让自己接受“豺狼撕裂了野兔的肠肚，可生活还在继续”。乔尔回首都述职后，他立刻令人释放所有被抓的“野蛮人”，开始重建边境地区的秩序。“肥皂！水！我要每个地方都像以前一样干净！”正如他期望能重建和平一样，老行政长官希望水能将一切污秽冲走。在这一阶段，老行政长官对“野蛮人”的态度是模糊的。一方面，他对囚犯表示人道主义关怀；另一方面，他又厌恶野蛮人的肮脏、丑陋和不知羞耻。“如果这一章令人费解的历史能立刻终止，这些丑陋的人能从地球上消失，那是再好不过了。”但他很快意识到这不是他的方式，因为他无法像帝国培养的那些新人一样用暴力的手段将一切强行消失。
这种反对以暴制暴的态度是角色与作者之间的另一个纽带。库切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他既反对保守的国民党和种族隔离，也不认同更为激进的非洲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是他学生时代支持左翼但也拒绝成为其中一员的原因。21岁时，带着对自己国家的失望，库切离开了故土，开始在更广阔的天地寻找自己的位置。1968年他的美国签证马上到期，但他不想回南非。不得已他接受了布法罗大学的邀请去教非洲文学，而当时他刚刚拿到英语博士学位。直到那时他才发现他对外面世界的价值在于他来自非洲的这个标签。越南战争期间，他发现很多美国人虽然反战，但在战争机器面前对无能为力。他意识到同样处境的还有南非的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白人们。无论个人的情感如何，在这两种情况中他都不可避免地有共谋的嫌疑。不管拒绝殖民者身份与否，库切置身于一个除了折磨者就是被折磨者两种身份的帝国政权里，他没有选择。
三 挣扎期
与其创造者类似，老行政长官同样经历了一段长时间的挣扎才对自己有了合适的定位。第一次看到那个被折磨的男孩，他感觉自己不比一个在父亲打了孩子后去安慰孩子的母亲好多少。他认识到审问者带着两种面具，说着两套语言，一种凶狠而另一种则是诱人的。老行政长官不能认同自己与帝国新人们归属同一类。他开始从受酷刑的蛮族女孩身上寻找突破证明自我。
他们的关系源于老行政长官的重建工作的一部分——赎罪。老行政长官给蛮族女孩清洗受伤的脚踝，这种关系建立在老行政长官错误的想象上。他以为折磨者给蛮族女孩造成的创伤可以通过他发自良心的补救工作清除干净。从第一次开始就反映出这不是简单的洗涤。它是一种莫名的仪式，其目的更像是要消除酷刑本身。这种仪式使老行政长官重获心灵的宁静，忘记发生的一切，仿佛置身时间之外。在清洗过程中，他发现了酷刑在女孩眼睑留下的一道疤痕，老行政长官尝试了几次想知道细节，女孩都闭口不谈。这种挫败感使他怀疑无论怎么做他都无法改变自己的身份。确实，在女孩眼里，他是与乔尔一样的殖民者。而他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立场。他拒绝殖民者的身份，但那女孩在他眼里还是他者——一个下颌宽、颧骨高且胃口好的异族人。有一次他买了一只小狐狸回来养，他对蛮族女孩开玩笑道人们会说在他的房间里养着两个野生动物，一只狐狸和一个蛮族女孩。显然，老行政长官并没有认识到正是他模糊的态度使得他与蛮族女孩之间没有真正的沟通。探索未果最终促使他将蛮族女孩送回部落。 返回小镇后，他发现所有的修复工作全都不再。更大规模的部队进驻边境，他的工作也被接管，而他本人则因“通敌叛国”被关押起来。当他在同样的审讯室亲历了酷刑之后，他才有了更多认识。老行政长官感叹：“如果当初我能设身处地去理解她（蛮族女孩）……我可能就不会一年来在迷茫与无望的赎罪中度过了……我就是日子好过时期帝国的一个谎言，他（乔尔）则是帝国危机时的真相。我们正好是帝国规则的两面。”当他处于蛮族女孩的位置，即受折磨的一方，他才真正领悟到蛮族女孩对自己遭遇难以启齿的苦衷，也才明白正是他引诱自己走到迷宫的中心。
四 寻找出路
寻找出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老行政长官做了不少尝试。萨义德认为，“在边缘你可以看到一些事物，而这些是足迹从未越过传统与舒适范围的心灵通常所失去的”。面对乔尔对“野蛮人”的公开惩罚，起初他准备退回狱室，这样他感觉至少他的内心不是野蛮人。但看到围观的平民在乔尔的怂恿下开始对“野蛮人”拷打，他忍不住冲上前去制止并喊道：“我们是造物主伟大的奇迹”。这一声叫喊并没有唤醒身边的民众，相反却为他招来士兵的一顿毒打。老行政长官曾经笃信“所有生物生来就具备公正意识”，认为“当有人蒙受不公时，那么所有见证他们遭遇的人都应该为之感到羞愧”。他脱口而出这句话显然是一个反对暴力及等级观念的人的反应。不论他者还是自我，他所关注的人道本身。但同时他发觉自己作为法律规则的捍卫者，在如此残暴的现实面前竟然失语，曾经的信念在此刻遭到他的质疑，相比暴力的传染力，他发现用言语来唤醒平民是不可能的。
他接下来的尝试是诠释木片。乔尔认为在他收集的木片上的神秘图案与野蛮人的暴动有关。事实上，老行政长官对图案的含义一样充满好奇。然而，当乔尔指控他与野蛮人勾结并命令他翻译木片内容时，他编了几封“野蛮人”父女间的书信，既再现了乔尔给“野蛮人”家庭造成的痛苦，同时也对帝国的行为进行了反讽。尤其他指出其中一个字符代表战争，但换个角度看也可指代复仇或者正义。这一处寓言的用法引起不少批评者的关注。不同于其他从后现代、后殖民等角度的解读着眼于这三个词，笔者认为，这则寓言是作为反对暴力的老行政长官留给乔尔和他的同僚们的一个问题，是他用自己能接受的方式试图让乔尔反思他们的行为的又一次尝试。
老行政长官几次尝试失败，他并没有绝望。在军队最后弃城而去后，他再次带领大家重建家园，恢复了秩序。在亲历折磨话语带来巨大变化的不平凡的一年里，他对自身和帝国有了全新的认识。小说的结尾，孩子们在雪地里堆了一个雪人，给整部小说阴郁的氛围留了一丝希望之光。老行政长官在等待中继续向前，但他希望能活在帝国所能影响的各个层面的历史之外。这种游离于圈外的状态正是对主流话语无法认同，没有归属感所造成的。老行政长官的这种抉择可看作是其创造者库切本人生活经历的投射。由于在美国参加反越战游行，在欧美求学和工作十多年后，他被迫回到南非。正如老行政长官一样，离开南非的这些年，库切对自身及南非都有了更多的认识，然而，回到南非的他仍然无法融入那个环境，在开普敦大学教书期间，他不时受邀去美国一些大学作客座教授。这段时间他把主要精力都投放在文字书写中来。
五 结语
《等待野蛮人》创作于南非种族隔离盛行时期。折磨在当时的南非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话语。库切本人指出《等待野蛮人》是关于酷刑室对一个有良知的人的生活的影响。在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框架下，通过文学文本与其他文本的对照，我们发现老行政长官和他的创造者在某些方面极为类似。尤其对库切生平及性格做深入了解后，我们发现这种相似并非一种巧合。相反，老行政长官这个角色的塑造是库切结合他本人的经历加以艺术的加工再造。尽管小说隐去了时空背景，但作为南非当时社会话语的一部分，其对殖民主义话语暴力的揭露即便在寓言这种体裁下也难掩现实意义的光芒。因此，老行政长官可以看作是库切批评南非当时社会状况的代言人。小说中老行政长官身处折磨话语，经历从迷茫与挣扎最后给自己找到合适定位的心路历程，我们不妨看作是库切给处于类似境况的人提供的一条可行的出路。
参考文献：
[1] Coetzee，J.M.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New York：Penguin Books，1982.
[2] Coetzee，J.M.Doubling the Point：Essays and Interviews.Masachusetts：Harvard College，1992.
[3] Coetzee，J.M.Giving Offense/Essays on Censorship.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1996.
[4] Greenblatt，Stephen.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From More to Shakespeare.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5] Payne，Michael，ed.The Greenblatt Reader/Stephen Greenblatt.Malden：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5.
[6] 萨义德，李琨译：《文化与帝国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7] 萨义德，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8] Veeser，H.Aram，ed.The New Historicism.New York：Routledge，1989.
作者简介：谢琼，女，1974—，湖北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文学，工作单位：江苏科技大学张家港校区。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 互文性 J·M·库切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在《文艺复兴自我造型——从莫尔到莎士比亚》一书中提出：“文学以三种互相联锁的方式在此文化系统中发挥自己的功能：其一是作为特定作者的具体行为的体现，其二是作为文学自身对于构成行为规范的密码的表现，其三是作为对这些密码的反省自照。”通过对《乌托邦》和作者莫尔生平的研究，格林布拉特认为《乌托邦》是对莫尔的生活最有深度的注解，书中人物希斯拉德这个角色是莫尔对他本人自我创造的意识的体现，即他自身的不完整。本文试图将J·M·库切的小说《等待野蛮人》中老行政长官与库切本人的经历进行互文性分析，并指出这种经历使深陷折磨话语中的老行政长官对自我及外围世界的认识有了新的变化，而这一点正是融入了作者库切自身的体会与期望；同时，通过展示老行政长官面面临新变化的选择，作者也给同处于类似环境的人提出了一种可行的出路。
二 迷茫期
当有关“野蛮人”动乱的传闻从帝国首都传来之前，老行政长官过着平静的生活。相比乔尔上校对传闻的严正以待，老行政长官听到传闻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每一代无一例外地都会存在对于野蛮人歇斯底里般的想象，这些梦都是因为太过安逸而造成的。”不可否认，老行政长官的处境给他造成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作为一名官员，在这个闭塞的地区服务的二十年间，他既没有去过首都参观游玩，也没接受过首都来的任何检查。因为这个传闻，边境地区才第一次被派来官员和专家。与之相反，由于每年的一段时间那些“野蛮人”，实为游牧民族，总会来镇上和他们做生意。在老行政长官眼里，他更像是帝国指派和“野蛮人”合作的官员。换言之，他的身份已经变得模糊。萨义德在谈到美国的身份时曾指出“由于帝国主义的存在，所有的文化都交织在一起，没有一种是单一的，单纯的。”可以断言，帝国主义一旦远离它的宗主中心则必定是混杂的，也只有在与他者的交往中它才能更清楚地认识自我。
作为这一角色的创造者，库切本人也经历了身份认同的问题。出生于荷兰族裔家庭，英语却是他的第一语言。在那个界限分明的时代几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相应的团体，而他父母对包括宗教在内的任何团体都反应冷淡。库切回忆所有这些经历让他感觉自己置身主流文化之外。他坦言自己到十二岁时就有一种明显的处在社会边缘的感觉。事实上，他还在孩童时期就看到荷兰族裔的特权、自负与残忍。那时候他所接触的残酷与暴力远远超过一个孩子所能接受的范围，因此，学生时期他在政治上是倾向左翼的。大学期间他的学费靠自己打零工挣，这在当时的南非实属罕见。萨义德将“宁愿居于主流之外，抗拒，不被纳入，不被收编”、“个人与社会不合”的一群人定义为“就特权、权势及荣耀而言的圈外人和流亡者”。身处边缘位置的库切比他同龄人看得更清楚。在这样处境下的库切塑造了老行政长官这一角色，我们不难看出库切想借此展示一个局外人的觉醒。
然而，老行政长官的领悟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最初当他发现乔尔的残暴时，他选择了退守。他相信这场闹剧很快会结束，但在等待的过程中，老行政长官为自己对死亡表示的冷漠和不作为而陷入自责。他开始逃避、转移注意力，竭力让自己接受“豺狼撕裂了野兔的肠肚，可生活还在继续”。乔尔回首都述职后，他立刻令人释放所有被抓的“野蛮人”，开始重建边境地区的秩序。“肥皂！水！我要每个地方都像以前一样干净！”正如他期望能重建和平一样，老行政长官希望水能将一切污秽冲走。在这一阶段，老行政长官对“野蛮人”的态度是模糊的。一方面，他对囚犯表示人道主义关怀；另一方面，他又厌恶野蛮人的肮脏、丑陋和不知羞耻。“如果这一章令人费解的历史能立刻终止，这些丑陋的人能从地球上消失，那是再好不过了。”但他很快意识到这不是他的方式，因为他无法像帝国培养的那些新人一样用暴力的手段将一切强行消失。
这种反对以暴制暴的态度是角色与作者之间的另一个纽带。库切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他既反对保守的国民党和种族隔离，也不认同更为激进的非洲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是他学生时代支持左翼但也拒绝成为其中一员的原因。21岁时，带着对自己国家的失望，库切离开了故土，开始在更广阔的天地寻找自己的位置。1968年他的美国签证马上到期，但他不想回南非。不得已他接受了布法罗大学的邀请去教非洲文学，而当时他刚刚拿到英语博士学位。直到那时他才发现他对外面世界的价值在于他来自非洲的这个标签。越南战争期间，他发现很多美国人虽然反战，但在战争机器面前对无能为力。他意识到同样处境的还有南非的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白人们。无论个人的情感如何，在这两种情况中他都不可避免地有共谋的嫌疑。不管拒绝殖民者身份与否，库切置身于一个除了折磨者就是被折磨者两种身份的帝国政权里，他没有选择。
三 挣扎期
与其创造者类似，老行政长官同样经历了一段长时间的挣扎才对自己有了合适的定位。第一次看到那个被折磨的男孩，他感觉自己不比一个在父亲打了孩子后去安慰孩子的母亲好多少。他认识到审问者带着两种面具，说着两套语言，一种凶狠而另一种则是诱人的。老行政长官不能认同自己与帝国新人们归属同一类。他开始从受酷刑的蛮族女孩身上寻找突破证明自我。
他们的关系源于老行政长官的重建工作的一部分——赎罪。老行政长官给蛮族女孩清洗受伤的脚踝，这种关系建立在老行政长官错误的想象上。他以为折磨者给蛮族女孩造成的创伤可以通过他发自良心的补救工作清除干净。从第一次开始就反映出这不是简单的洗涤。它是一种莫名的仪式，其目的更像是要消除酷刑本身。这种仪式使老行政长官重获心灵的宁静，忘记发生的一切，仿佛置身时间之外。在清洗过程中，他发现了酷刑在女孩眼睑留下的一道疤痕，老行政长官尝试了几次想知道细节，女孩都闭口不谈。这种挫败感使他怀疑无论怎么做他都无法改变自己的身份。确实，在女孩眼里，他是与乔尔一样的殖民者。而他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立场。他拒绝殖民者的身份，但那女孩在他眼里还是他者——一个下颌宽、颧骨高且胃口好的异族人。有一次他买了一只小狐狸回来养，他对蛮族女孩开玩笑道人们会说在他的房间里养着两个野生动物，一只狐狸和一个蛮族女孩。显然，老行政长官并没有认识到正是他模糊的态度使得他与蛮族女孩之间没有真正的沟通。探索未果最终促使他将蛮族女孩送回部落。 返回小镇后，他发现所有的修复工作全都不再。更大规模的部队进驻边境，他的工作也被接管，而他本人则因“通敌叛国”被关押起来。当他在同样的审讯室亲历了酷刑之后，他才有了更多认识。老行政长官感叹：“如果当初我能设身处地去理解她（蛮族女孩）……我可能就不会一年来在迷茫与无望的赎罪中度过了……我就是日子好过时期帝国的一个谎言，他（乔尔）则是帝国危机时的真相。我们正好是帝国规则的两面。”当他处于蛮族女孩的位置，即受折磨的一方，他才真正领悟到蛮族女孩对自己遭遇难以启齿的苦衷，也才明白正是他引诱自己走到迷宫的中心。
四 寻找出路
寻找出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老行政长官做了不少尝试。萨义德认为，“在边缘你可以看到一些事物，而这些是足迹从未越过传统与舒适范围的心灵通常所失去的”。面对乔尔对“野蛮人”的公开惩罚，起初他准备退回狱室，这样他感觉至少他的内心不是野蛮人。但看到围观的平民在乔尔的怂恿下开始对“野蛮人”拷打，他忍不住冲上前去制止并喊道：“我们是造物主伟大的奇迹”。这一声叫喊并没有唤醒身边的民众，相反却为他招来士兵的一顿毒打。老行政长官曾经笃信“所有生物生来就具备公正意识”，认为“当有人蒙受不公时，那么所有见证他们遭遇的人都应该为之感到羞愧”。他脱口而出这句话显然是一个反对暴力及等级观念的人的反应。不论他者还是自我，他所关注的人道本身。但同时他发觉自己作为法律规则的捍卫者，在如此残暴的现实面前竟然失语，曾经的信念在此刻遭到他的质疑，相比暴力的传染力，他发现用言语来唤醒平民是不可能的。
他接下来的尝试是诠释木片。乔尔认为在他收集的木片上的神秘图案与野蛮人的暴动有关。事实上，老行政长官对图案的含义一样充满好奇。然而，当乔尔指控他与野蛮人勾结并命令他翻译木片内容时，他编了几封“野蛮人”父女间的书信，既再现了乔尔给“野蛮人”家庭造成的痛苦，同时也对帝国的行为进行了反讽。尤其他指出其中一个字符代表战争，但换个角度看也可指代复仇或者正义。这一处寓言的用法引起不少批评者的关注。不同于其他从后现代、后殖民等角度的解读着眼于这三个词，笔者认为，这则寓言是作为反对暴力的老行政长官留给乔尔和他的同僚们的一个问题，是他用自己能接受的方式试图让乔尔反思他们的行为的又一次尝试。
老行政长官几次尝试失败，他并没有绝望。在军队最后弃城而去后，他再次带领大家重建家园，恢复了秩序。在亲历折磨话语带来巨大变化的不平凡的一年里，他对自身和帝国有了全新的认识。小说的结尾，孩子们在雪地里堆了一个雪人，给整部小说阴郁的氛围留了一丝希望之光。老行政长官在等待中继续向前，但他希望能活在帝国所能影响的各个层面的历史之外。这种游离于圈外的状态正是对主流话语无法认同，没有归属感所造成的。老行政长官的这种抉择可看作是其创造者库切本人生活经历的投射。由于在美国参加反越战游行，在欧美求学和工作十多年后，他被迫回到南非。正如老行政长官一样，离开南非的这些年，库切对自身及南非都有了更多的认识，然而，回到南非的他仍然无法融入那个环境，在开普敦大学教书期间，他不时受邀去美国一些大学作客座教授。这段时间他把主要精力都投放在文字书写中来。
五 结语
《等待野蛮人》创作于南非种族隔离盛行时期。折磨在当时的南非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话语。库切本人指出《等待野蛮人》是关于酷刑室对一个有良知的人的生活的影响。在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框架下，通过文学文本与其他文本的对照，我们发现老行政长官和他的创造者在某些方面极为类似。尤其对库切生平及性格做深入了解后，我们发现这种相似并非一种巧合。相反，老行政长官这个角色的塑造是库切结合他本人的经历加以艺术的加工再造。尽管小说隐去了时空背景，但作为南非当时社会话语的一部分，其对殖民主义话语暴力的揭露即便在寓言这种体裁下也难掩现实意义的光芒。因此，老行政长官可以看作是库切批评南非当时社会状况的代言人。小说中老行政长官身处折磨话语，经历从迷茫与挣扎最后给自己找到合适定位的心路历程，我们不妨看作是库切给处于类似境况的人提供的一条可行的出路。
参考文献：
[1] Coetzee，J.M.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New York：Penguin Books，1982.
[2] Coetzee，J.M.Doubling the Point：Essays and Interviews.Masachusetts：Harvard College，1992.
[3] Coetzee，J.M.Giving Offense/Essays on Censorship.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1996.
[4] Greenblatt，Stephen.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From More to Shakespeare.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5] Payne，Michael，ed.The Greenblatt Reader/Stephen Greenblatt.Malden：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5.
[6] 萨义德，李琨译：《文化与帝国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7] 萨义德，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8] Veeser，H.Aram，ed.The New Historicism.New York：Routledge，1989.
作者简介：谢琼，女，1974—，湖北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文学，工作单位：江苏科技大学张家港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