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社会学意义上的乡村报告，一位诗人的田野调查，一次灾区亲历过程和追踪采访的记录，谨此纪念在这场旷世大灾难之中不幸逝去的所有同胞。
　　
　　这一天的开始直至中午，应该都算是四川盆地少有的能够看见阳光的好日子。浅丘地带为主的地貌，如果在空中俯瞰，几乎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盆景——田里的油菜已然结籽干黄，和小麦一起成熟而风韵，等待再晒干一点之后即可开镰收割。育种的秧田也开始泛绿，按川中的农事规律，收完油菜和小麦之后，就该放水泡田，接着插秧了。
　　午时三刻，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同时敲响了下午课的钟声，孩子们陆续进入教室，谁都没有想到，这竟然对许多人来说，会是最后一次听见的钟声。而书记和农夫，也将进八他们平生未遇的艰险时光。
　　
　　
　　被遗忘的灾难现场
　　
　　公元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我正在川北某市的纹江区蟠龙镇政府采访一个退休返聘的基层干部。整个四川盆地似乎像被造物主端起来颠簸了一遍，这一时间长达5分钟之久。在最初的时刻，多数人都以为自己所站的位置就是震中。在水库边喝酒的村长老谢，被第一排巨浪打湿衣裤，他惊恐地看着烧开了似的水面以为水怪现身，但是很快意识到地震来了，甩开客人直奔村里广播站，开始高喊老乡们快跑快离开房屋。区委书记老吴的司机感觉把握不住方向，停车下来检查轮胎，老吴发现他们停在一座桥上而桥还在颤抖，意识到地震急忙驱车赶到出口，转身回程。
　　那一刻磨刀的农夫老张，飞快地跑出屋檐，看着自己支离破碎摇摇欲坠的房屋，确实十分生气地骂道——龟儿开发区，你放炮就放炮，何必装那么多炸药嘛!老子看你敢不赔我的房子。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他和许多人一样，将要为谁来“赔偿”他们用一生艰辛才初建成、现在却转眼损毁的房屋而发愁和奋争。
　　在此之前 虽然中国的地震局是和气象局一样，从北京到任何县都有建制，但是在平时，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为各个建筑施工单位，提供一种地质鉴定服务。没有他们盖章认可，施工就是违法，因此也要收取一点费用，借以养活几个公职人员。从形式上看，这确实更像一个官办的“地震服务公司”。
　　老百姓和孩子们，也基本没有进行过地震避灾减灾自救教育等等。所以当灾难不期而至后，我看见的是无数茫然的面孔。谁都不曾想到，此后的漫长时间，他们将要在这块膏腴之地上，面对如此众多的新鲜问题和艰难人生。
　　纹江区是一个才恢复10年的县级建制，位于德阳和绵阳之间，与绵竹和安县接壤，相去汶川直线只有89.2公里，距离北川和什邡地界更近开车大约1个小时。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地理环境，读者可以想象其所处的灾难位置。但是奇怪的是，地震死神在沿着龙门山断裂带挥洒它的泼墨大笔之时，确实在纹江区出现了一片奇迹般的飞白。于是，这个本来只有24万人的地方，为此伤亡的只有317人。但是毕竟位于震带要冲，还是有8万多间倒塌房屋，损毁20万余间，直接经济损失也达116亿元。
　　这样的人财损伤，与动辄死亡数千的邻近地区相比，自然不被媒体大众和上级特别关注。因此在整个灾情的新闻报道中，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小城，依旧还是不为人知。一个不被救援大军格外关注的县区，各种自建的破烂窝棚之中栖居着同样绝望的老人孩子，他们每天看着大队大队的救灾物资车辆呼啸而过，却看不见一辆停驻门前，这一特定背景的设置，使这个行政区域的人们天然具备了一种悲欣交集的心态。一方面他们感到万幸，没有像邻县那样埋进废墟：另一方面，似乎又不免失落——他们的苦难没有得到外界的重视。
　　很显然，这场灾难确实不是政府搞开发放炮引起的。农夫老张磨好镰刀却懒得去收割，他固执地拉着巡视灾情的书记老吴质问——你们共产党天天说为人民服务，发生这么大的事，你咋个也不打个招呼?那你们哪个负责赔我的房子嘛?
　　只能苦笑的吴书记也有困惑，他很清楚，集他所能支配的地方财力，赔偿根本无从谈起。况且纵观全世界，有为天灾向人民完全“赔偿”和彻底买单的政府吗?政府的职能是组织救助，在巨型天灾面前，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可以扮演无所不包的万能救世主。
　　在基层工作多年的经验告诉他们，人的最大本能无非生命和财产，当生命危机渡过之后，对财产的诉求就会接踵而来。看着沿路百姓的老宅废墟和披挂拼凑的临时窝棚，心底浮出的悲悯又岂亚于电视机前的挥泪观众。慈善捐赠只是杯水车薪，重建发展才真正任重路遥啊。大家筚路蓝缕好不容易初见端倪的新农村，挥手之间，又将许多人打回了起点。
　　
　　
　　从重建家园到重建基层民主和法制
　　
　　四川古时号称四条大河的源头但是今日的盆地，却明显感到水荒。灌区的农田，仍旧依赖的是上古时代李冰父子在都江堰的杰作，而人畜饮水，则靠的是近年来国家搞的“红层打井”工程，给每家打的那口20米深的水井。地震之后，水井多被毁坏，即使没坏，水质也需相关部门鉴定之后才能饮用——许多农家顿时难为无水之炊。
　　古圣曰“君子不患寡而患不均”，这种忧患实际上几千年下来，依旧还在困扰国人。村官都是本乡本土的农民，与本村群众皆有各种亲友族戚关系，他本来据实分发的重灾户，恰好可能就有他的远亲，于是没有分到的轻灾户，必然就会指责甚至告发你徇私舞弊假公济私。乡村社会本来就是一个熟人社会，为了原则上的公平却可能得罪情义上的邻居，这对并非公务员的村官来说，自然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于是多数村官就会选择一种所谓的民间智慧——有马大家骑，然后我们就会看见所有的村民排着长队，拿着杯子来分酸奶，矿泉水甚至大米的可悲场面。这样雨露均沾，固然都不解渴，但不花钱的滋润，总算聊胜于无；最起码说，可以减少许多纷争和质疑。就是真正最苦最需要的农户，也不敢伸张多要几分而得罪众多的邻人。
　　纹江区万幸，死难者只有15个，各家都及时伤悼火化做了安埋。书记区长按规定要看望安慰遗属，有农村哀家投诉——殡仪馆不仅收了他平时规定要缴的600元火化费还另外加收了45元路费，因为超过了灵车规定的公里数。对乡村社会来说，600元也好，45元也好，很多时候它不是会计科目，是代表政府对灾民身份的某种确认和重视，是一种无处可泄无仇可报的怨气块垒。如果因为这样的细节失误，导致哀家不火化，甚至抬尸哭丧，那最后基层政权付出的代价就会更高。
　　媒体和政府引领掀起的这一场悲情风暴，社会良知被苦难震惊感动的慈善巨潮，虽然都会减轻灾民的心灵与生活负荷，但是随着国殇公祭的结束，一切都将会渐次降温。社会生活也会从一时的恐慌和悲悯中解脱出来，各自重归它原本具有的身份，阶层、等级以及无数鸿沟。激情会消退，所有悲哀的故事依旧会像这场旷世地震一样被掩埋。谁也无法彻底拯救那水深火热的几千万灾民，根本上说，他们还得自己站立起来，生产自救重建家园。
　　在唐山地震时代，一切都还是公有制，国家扮演的是无所不包的上帝形象，因此所有的重建，都由中央政府买单。但是今日的中国，所有制十分复杂，农民的产权也非常模糊。土地既不是国家的 也不是个人的，名义上属于一个虚拟的名称——集体(村组)。农民只是土地的承包经营者，而不是地权拥有者。但是他又是土地产品的实际受益人，国家已经免除了千年不易的皇粮——从这个意义上说，受益人又必须要承担土地的风险和灾害，政府只需要酌情给予不同程度的扶助。
　　由于多年来政府主动担当“全能救世主”的责权，人民也一直习惯把党中央视为可以依托的“大救星”。这种宣传教化的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老百姓的“等靠要”心态。你只要真正深入灾区，就会经常面对这样的质问——政府哪个时候来帮我们修房子?你如果说还是需要各家为主重建，那有人就会更加质疑——总理在电视上都说了的：政府会帮你们重建，还要建得更好。——他们会把总理对一个孩子的安慰，视为已经出台的国策。
　　中央是在震后半月作出的决定——由国家出钱在灾区城镇集中修建活动板房居住区。这是解决城镇居民的过渡问题。那么农民呢?散落在大地上的无数农家，他们的过渡如何解决呢?在这里，老百姓和基层政权的“博弈”再次呈现出来。群众知道一个通理——爱哭的孩子有奶吃。但在缺奶年代，可能就要出“群哭”这张牌，才可能博到一些“胜利果实”。问题是到底有什么“冤屈”需要他们这样去“群哭”呢?
　　汶川大地震的主要灾区，皆位于龙门山断裂带，也就是四川盆地的西北部盆沿山地。地震之后，科学家已经测量出盆地整体沉降，而重庆明显隆起，可见这次地壳运动的巨大力量。可是，地震仅仅改变的是地貌吗?也许站在历史长河的未来看，经此一劫，这个世界已然发生许多更深刻的变化。山川屋舍，世道人心，都可能要在摧毁和重构中经历生死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