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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年仲秋时节，来到湖南省涟源市。走进杨市镇，旷野上众多的古旧建筑引起了我们的兴趣。主人告诉我们，那是清代湘军将领们的故居，“湘军名将故居群”已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杨市镇俗称杨家滩。从胜梅桥顺着孙水河向下，一座座高大宏伟的古建筑，散落在孙水河畔杨家滩上。老刘家、德厚堂、存厚堂、光远堂、佩兰堂、师善堂、云桂堂、余慶堂、静养堂、乐恺堂、锡三堂、师存堂……仅从这些建筑的名称，就可看出主人的良苦用心。虽然打上了岁月的斑驳痕迹，但仍能看出当年的风采雄姿。这些建筑，就是那些湘军将领建造的。湘军将领们在这片土地上到底建了多少堂屋，已很难准确统计。据史志专家调查，目前能够找到的有名称的堂屋还有148栋。
一
咸丰三年（1853年），湘乡人李续宾离开家乡的涟水河，却再也没有回来。
李续宾，字如九、克惠，号迪庵，湖南湘乡（今涟源市杨市镇）人，晚清湘军著名将领，贡生出身。1852年在家乡协助其师罗泽南办团练，对抗太平军。次年随罗泽南出省作战，增援被太平军围困的南昌，后以战功升知府。1856年罗泽南战死后，接统其军，成为湘军一员重要统兵将领。咸丰八年（1858年）十一月，在三河之战中陷入太平军的重兵包围，最终战死，所部尽覆，谥号“忠武”。据《清史稿》记载，李续宾突围无望后，朝北方叩首拜别皇上，烧掉所有的文书，“跃马驰入贼阵，死之。”李续宾的锡（同“赐”）三堂，正是为了纪念皇帝的三次赐封而命名。他自参加湘军至败亡，“大小六百余战”，赫赫战功标榜清史，被誉为“湘军第一将”。
李续宾是走出杨家滩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在他的身后，一百多年来，还有无数的涟源人从这里走出去，干着或大或小的事业，或功名显赫，或寂寂无名;他们有的回来了，有的却一去不返。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湘军，最早就诞生在杨家滩。历史学家李藻华在《杨市镇史记》中说：“杨家滩是湘军将领的故里。”“湘军崛起，是近代杨家滩大盛的里程碑。”在曾国藩“选士人，领山农”建军思想主宰下，一群乡土书生，领着一群乡土农民，驰骋沙场，威树功名，镇压了横行一时的太平军。
湘军的代表性人物一大半生长在涟水河流域。小小杨家滩，方圆十公里内，出湘军名将五十有八，有湘军发源地之美誉。曾国藩曾为湘乡东皋书院题辞曰：“涟水湘山俱有灵，其秀气必钟英哲;圣贤豪气都无种，在儒生自识指归。”涟水两岸，湘山之麓，那些普普通通的农家子弟，走出故乡做出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成为圣贤英豪。湘军骁勇善战，但却不是鲁莽之辈，他们大多雄才大略，有儒雅之气。“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不怕死。”这正是湖湘精神的生动写照。
二
涟水河，这条并不著名的湘江支流，却滋养了一批批著名的历史人物，他们左右了湖南甚至中国的近现代史进程。
说起中国近现代史，有一个湖南人是绕不过去的，他就是曾国藩。
曾国藩，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谥号“文正”。曾国藩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誉为“晚清中兴第一名臣”。
在清朝，“文正”“忠武”是文官武将所能获得的最高规格谥号。有清一朝，总共有8名文官、8名武将分别获得这两个谥号，而湘军中人物即各占其一。
曾国藩最广为人知也饱受争议的功绩，是率领湘军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面对风起云涌、声势浩大的太平军，曾国藩在涟水河畔大声疾呼：“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灭。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讨粤匪檄》）在他的召唤下，一大批立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生，如罗泽南、李续宾、刘岳昭、刘蓉、杨昌浚、萧庆衍等人，走出书斋，践行“经世致用”的湘学，在血雨腥风的战火中，由文弱书生转变成为战斗英雄，铸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威名远扬的铁旅湘军。从1852年到1864年，十二年间，曾国藩率领这支由他一手打造出来的家乡子弟兵，纵横大江南北，与太平军展开殊死搏斗，并最终消灭了太平天国，挽救了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同时也改变了清朝的政治格局，晚清政府一度实现了“同治中兴”的局面。同治年间《湘乡县志》为之大加赞赏：“湘勇奋起，文武士绅，威树功名，忠节义勇，于斯为盛。”涟水河的不同凡响让全体国人为之瞩目。
曾国藩有一套独特的治军方略。曾国藩治军把选将作为第一要务，他的选将标准是德才兼备，智勇双全，而把德放在首位，并把德的内涵概括为“忠义血性”，“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他重视精神教育，用封建伦理纲常去教育官兵，以仁礼忠信作为治军之本去陶冶官兵。在他的带领下，他的军队“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他重视军民关系，爱护百姓，曾作有《爱民歌》：“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头，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饭。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这样的歌词，我们今天看来也十分亲切。如果不加介绍，根本想不到它竟出自一位封建社会大地主大官僚之手。
当然，曾国藩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他对“康乾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曾国藩敢为天下先，他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化。 曾国藩最令后人称道的，是他追求人格完美的自省精神。曾国藩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有人推崇他为千古第一完人。在曾国藩的家书和日记中，“自省”占了很大的篇幅，对于自己的缺点，曾国藩向来都是毫不隐讳直接记录。曾国藩从三十一岁起，每天记日记，从起床到睡觉，以圣人标准要求自己，检查一举一动，有了错就深刻剖析。他的《家书》，堪称中国古代家教精湛范本。他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家教良好。曾国藩平生著述颇丰，继续程朱之学，被奉为“立德、立言、立功”的楷模，“道德文章冠冕一代”，成为一代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偶像。
在中国现代史上，有两位敌对阵营的政治人物，却同样崇拜曾国藩，他们对曾国藩的评价如出一辙。那就是毛泽东和蒋介石。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是领袖之才，又是政治宿敌，他们的信仰不同，可是却同样对曾国藩推崇备至。毛泽东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说：“曾公乃国人精神之典范。”蒋介石对曾氏顶礼膜拜，终其一生服膺曾国藩。他将《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终生拜读不辍。“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曾国藩的人格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三
作为以天下为己任的一代伟人，毛泽东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受到曾国藩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在中国近代学术理论与政治实践两方面均多有建树的曾国藩，毫无悬念地成为他的小老乡、青年毛泽东的精神偶像。
早在湘乡东山学堂读书时，毛泽东就批读过《曾文正公全集》。1915年8月，他在写给好友萧子升的一封信中说：“尝诵程子之箴，阅曾公之书，上溯周公、孔子之训，若曰惟口兴戎，讷言敏行，载在方册，播之千祀。”毛泽东在这里把曾国藩与周公、孔子相提并论。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有如彼之完满乎？”这里谈的是曾国藩的“军政谋略”，不过，曾国藩对毛泽东的影响绝不止于此。曾国藩个人事业的成功，也曾经影响青年毛泽东人生斗争的取向。在《体育之研究》中，毛泽东对曾国藩锻炼身体的方法也很欣赏：“曾文正行临睡洗脚、食后千步之法，得益不少。”另一篇文章中，他称曾国藩为“吾之先民”。曾国藩的治军思想对毛泽东亦有启示，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不难看出曾国藩《爱民歌》的影子。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推崇曾国藩，我想，最看重的正是他身上那种“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不怕死”，敢为人先、舍我其谁的拼搏精神和担当精神。这也正是毛泽东的精神品格。毛泽东作为涟水滋养出来的一代英才，他比他的前辈老乡有着更高的志向，更远的理想。他要改变的是整个世界。当年，他穿着青布长袍，背着背包雨伞，往返于涟水两岸，修身求学，苦苦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涟水河碧洲渡口至今还传诵着，毛泽东脱下他的罩衣，为有急事但无钱过河的妇女作抵押的故事。
涟水河是湘乡人民的母亲河。涟水河流域风景秀丽，民风朴实而彪悍，涟水河水质清澈，水源丰沛，灌溉着涟源、湘乡、湘潭三地的无数良田，哺育着流域的几百万民众。涟水流域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自汉代建县以来，已经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人杰地灵，英才辈出。在一百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史上，涟水流域走出了一大批英豪俊杰。谭嗣同、蔡和森、彭德怀、陈赓、谭政等等，都是从这里走出湖南，走向全国，成就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四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中华山河，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中华大地。众多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华青年，在老师的带领下，往西部的大后方迁徙。涟源是大中学校西迁的重要通道，一些重要的院校留在这里继续办学，二十多所湖南名校迁入蓝田。湘军将领刘连捷的故居师善堂就成为西南交通大学教职员工的住宅。涟源成为中国教育的“世外桃源”，数万名栋梁之才从这里走出，文学经典《围城》在这里孕育。
1938年，国民政府为了收容从战区逃亡的青年学生和名流学者，保存高等教育实力，指令著名心理学家、教育家廖世承等人在蓝田筹办国立师范学院。国立师院借用辛亥革命元勋李燮和、李云龙兄弟的李园住宅，再在紧邻的光明山上修建教室、寝室、办公楼、图书馆、音乐教室等。廖世承校长尽心竭力，遍邀四方贤达来校任教，包括钱基博、钱钟书父子，著名学者储安平等一大批学者被聘请过来。到1943年，学生总人数达2000多人，先后有87名教授、46名副教授任教。国师的学术空气十分浓厚，虽然条件非常艰苦，但是它还是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众多学子。一时间，涟源小城气象日新，蓝田镇有“小南京”之称。毕业后的学生大多奔赴到国内各个学校，力图教育救国。
钱钟书虽在国师工作不到两年，但这段生活经历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在这里，他孕育了传世名著《围城》。书中的“三闾大学”并非完全虚构，它的原型就是创建于涟源蓝田镇的国立师范学院。他的笔记体诗话《谈艺录》也是在国师时开始起草的。当时他用的是蓝田镇上能买到的极为粗糙的直行本毛边纸。每晚写一章，两三天以后再修改。钱钟书在《〈谈艺录〉序》中说：“《谈艺录》一卷，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始书稿于湘西（当时人认为蓝田属湘西——引者注），甫就其半。养疴返沪，行箧以随。”可以说蓝田孕育了《谈艺录》，成为钱钟书这位“文化昆仑”的光辉起点。钱钟书《槐聚诗存》里几十首诗也是在来蓝田途中和在蓝田的日子里写的，这是他旧体诗写作的高峰时期。
在民族存亡之际，涟水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了钱钟书及一大批爱国师生，陪伴他们度过一段困苦的岁月，孕育了《围城》《谈艺录》这样的文学、学术名著。
五
说起涟水河，涟源人特别强调，现在的涟水河，以前只是涟水的一条支流，本名“蓝田水”;而真正的涟水河，则被改名为“孙水河”，就是胜梅桥下的那条河。有《水经注》、康熙《湘乡县志》、同治《湘乡县志》和道光《宝庆府志》等史籍可资证明。他们坚定地认为，孙水河才是漣水河。
那一天，临离开涟源之前，主人带我们来到胜梅桥上，让我们看桥上的那只乌龟。胜梅桥建于清康熙年间，三拱四墩，长39米，宽6.7米，高10米，是湘中现存最大、最壮观且保存最完好的石拱桥。历经几百年风雨洗礼，今天依然是两岸居民重要的出行通道。桥面青石板上，刻着一只乌龟，它的头朝着源头，凝视远方。人们取其谐音“归”，寄托着对在外游子的深情期盼和祝福。三百余年过去了，不知道多少双南来北往的脚板从这里踏过，不知道多少涟水儿女从这里走向远方，它依然守在这里，深情企盼。
这是涟水河的深情，也是涟水河的含蓄。
杨市镇俗称杨家滩。从胜梅桥顺着孙水河向下，一座座高大宏伟的古建筑，散落在孙水河畔杨家滩上。老刘家、德厚堂、存厚堂、光远堂、佩兰堂、师善堂、云桂堂、余慶堂、静养堂、乐恺堂、锡三堂、师存堂……仅从这些建筑的名称，就可看出主人的良苦用心。虽然打上了岁月的斑驳痕迹，但仍能看出当年的风采雄姿。这些建筑，就是那些湘军将领建造的。湘军将领们在这片土地上到底建了多少堂屋，已很难准确统计。据史志专家调查，目前能够找到的有名称的堂屋还有148栋。
一
咸丰三年（1853年），湘乡人李续宾离开家乡的涟水河，却再也没有回来。
李续宾，字如九、克惠，号迪庵，湖南湘乡（今涟源市杨市镇）人，晚清湘军著名将领，贡生出身。1852年在家乡协助其师罗泽南办团练，对抗太平军。次年随罗泽南出省作战，增援被太平军围困的南昌，后以战功升知府。1856年罗泽南战死后，接统其军，成为湘军一员重要统兵将领。咸丰八年（1858年）十一月，在三河之战中陷入太平军的重兵包围，最终战死，所部尽覆，谥号“忠武”。据《清史稿》记载，李续宾突围无望后，朝北方叩首拜别皇上，烧掉所有的文书，“跃马驰入贼阵，死之。”李续宾的锡（同“赐”）三堂，正是为了纪念皇帝的三次赐封而命名。他自参加湘军至败亡，“大小六百余战”，赫赫战功标榜清史，被誉为“湘军第一将”。
李续宾是走出杨家滩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在他的身后，一百多年来，还有无数的涟源人从这里走出去，干着或大或小的事业，或功名显赫，或寂寂无名;他们有的回来了，有的却一去不返。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湘军，最早就诞生在杨家滩。历史学家李藻华在《杨市镇史记》中说：“杨家滩是湘军将领的故里。”“湘军崛起，是近代杨家滩大盛的里程碑。”在曾国藩“选士人，领山农”建军思想主宰下，一群乡土书生，领着一群乡土农民，驰骋沙场，威树功名，镇压了横行一时的太平军。
湘军的代表性人物一大半生长在涟水河流域。小小杨家滩，方圆十公里内，出湘军名将五十有八，有湘军发源地之美誉。曾国藩曾为湘乡东皋书院题辞曰：“涟水湘山俱有灵，其秀气必钟英哲;圣贤豪气都无种，在儒生自识指归。”涟水两岸，湘山之麓，那些普普通通的农家子弟，走出故乡做出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成为圣贤英豪。湘军骁勇善战，但却不是鲁莽之辈，他们大多雄才大略，有儒雅之气。“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不怕死。”这正是湖湘精神的生动写照。
二
涟水河，这条并不著名的湘江支流，却滋养了一批批著名的历史人物，他们左右了湖南甚至中国的近现代史进程。
说起中国近现代史，有一个湖南人是绕不过去的，他就是曾国藩。
曾国藩，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谥号“文正”。曾国藩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誉为“晚清中兴第一名臣”。
在清朝，“文正”“忠武”是文官武将所能获得的最高规格谥号。有清一朝，总共有8名文官、8名武将分别获得这两个谥号，而湘军中人物即各占其一。
曾国藩最广为人知也饱受争议的功绩，是率领湘军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面对风起云涌、声势浩大的太平军，曾国藩在涟水河畔大声疾呼：“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灭。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讨粤匪檄》）在他的召唤下，一大批立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生，如罗泽南、李续宾、刘岳昭、刘蓉、杨昌浚、萧庆衍等人，走出书斋，践行“经世致用”的湘学，在血雨腥风的战火中，由文弱书生转变成为战斗英雄，铸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威名远扬的铁旅湘军。从1852年到1864年，十二年间，曾国藩率领这支由他一手打造出来的家乡子弟兵，纵横大江南北，与太平军展开殊死搏斗，并最终消灭了太平天国，挽救了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同时也改变了清朝的政治格局，晚清政府一度实现了“同治中兴”的局面。同治年间《湘乡县志》为之大加赞赏：“湘勇奋起，文武士绅，威树功名，忠节义勇，于斯为盛。”涟水河的不同凡响让全体国人为之瞩目。
曾国藩有一套独特的治军方略。曾国藩治军把选将作为第一要务，他的选将标准是德才兼备，智勇双全，而把德放在首位，并把德的内涵概括为“忠义血性”，“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他重视精神教育，用封建伦理纲常去教育官兵，以仁礼忠信作为治军之本去陶冶官兵。在他的带领下，他的军队“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他重视军民关系，爱护百姓，曾作有《爱民歌》：“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头，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饭。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这样的歌词，我们今天看来也十分亲切。如果不加介绍，根本想不到它竟出自一位封建社会大地主大官僚之手。
当然，曾国藩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他对“康乾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曾国藩敢为天下先，他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化。 曾国藩最令后人称道的，是他追求人格完美的自省精神。曾国藩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有人推崇他为千古第一完人。在曾国藩的家书和日记中，“自省”占了很大的篇幅，对于自己的缺点，曾国藩向来都是毫不隐讳直接记录。曾国藩从三十一岁起，每天记日记，从起床到睡觉，以圣人标准要求自己，检查一举一动，有了错就深刻剖析。他的《家书》，堪称中国古代家教精湛范本。他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家教良好。曾国藩平生著述颇丰，继续程朱之学，被奉为“立德、立言、立功”的楷模，“道德文章冠冕一代”，成为一代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偶像。
在中国现代史上，有两位敌对阵营的政治人物，却同样崇拜曾国藩，他们对曾国藩的评价如出一辙。那就是毛泽东和蒋介石。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是领袖之才，又是政治宿敌，他们的信仰不同，可是却同样对曾国藩推崇备至。毛泽东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说：“曾公乃国人精神之典范。”蒋介石对曾氏顶礼膜拜，终其一生服膺曾国藩。他将《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终生拜读不辍。“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曾国藩的人格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三
作为以天下为己任的一代伟人，毛泽东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受到曾国藩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在中国近代学术理论与政治实践两方面均多有建树的曾国藩，毫无悬念地成为他的小老乡、青年毛泽东的精神偶像。
早在湘乡东山学堂读书时，毛泽东就批读过《曾文正公全集》。1915年8月，他在写给好友萧子升的一封信中说：“尝诵程子之箴，阅曾公之书，上溯周公、孔子之训，若曰惟口兴戎，讷言敏行，载在方册，播之千祀。”毛泽东在这里把曾国藩与周公、孔子相提并论。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有如彼之完满乎？”这里谈的是曾国藩的“军政谋略”，不过，曾国藩对毛泽东的影响绝不止于此。曾国藩个人事业的成功，也曾经影响青年毛泽东人生斗争的取向。在《体育之研究》中，毛泽东对曾国藩锻炼身体的方法也很欣赏：“曾文正行临睡洗脚、食后千步之法，得益不少。”另一篇文章中，他称曾国藩为“吾之先民”。曾国藩的治军思想对毛泽东亦有启示，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不难看出曾国藩《爱民歌》的影子。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推崇曾国藩，我想，最看重的正是他身上那种“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不怕死”，敢为人先、舍我其谁的拼搏精神和担当精神。这也正是毛泽东的精神品格。毛泽东作为涟水滋养出来的一代英才，他比他的前辈老乡有着更高的志向，更远的理想。他要改变的是整个世界。当年，他穿着青布长袍，背着背包雨伞，往返于涟水两岸，修身求学，苦苦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涟水河碧洲渡口至今还传诵着，毛泽东脱下他的罩衣，为有急事但无钱过河的妇女作抵押的故事。
涟水河是湘乡人民的母亲河。涟水河流域风景秀丽，民风朴实而彪悍，涟水河水质清澈，水源丰沛，灌溉着涟源、湘乡、湘潭三地的无数良田，哺育着流域的几百万民众。涟水流域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自汉代建县以来，已经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人杰地灵，英才辈出。在一百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史上，涟水流域走出了一大批英豪俊杰。谭嗣同、蔡和森、彭德怀、陈赓、谭政等等，都是从这里走出湖南，走向全国，成就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四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中华山河，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中华大地。众多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华青年，在老师的带领下，往西部的大后方迁徙。涟源是大中学校西迁的重要通道，一些重要的院校留在这里继续办学，二十多所湖南名校迁入蓝田。湘军将领刘连捷的故居师善堂就成为西南交通大学教职员工的住宅。涟源成为中国教育的“世外桃源”，数万名栋梁之才从这里走出，文学经典《围城》在这里孕育。
1938年，国民政府为了收容从战区逃亡的青年学生和名流学者，保存高等教育实力，指令著名心理学家、教育家廖世承等人在蓝田筹办国立师范学院。国立师院借用辛亥革命元勋李燮和、李云龙兄弟的李园住宅，再在紧邻的光明山上修建教室、寝室、办公楼、图书馆、音乐教室等。廖世承校长尽心竭力，遍邀四方贤达来校任教，包括钱基博、钱钟书父子，著名学者储安平等一大批学者被聘请过来。到1943年，学生总人数达2000多人，先后有87名教授、46名副教授任教。国师的学术空气十分浓厚，虽然条件非常艰苦，但是它还是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众多学子。一时间，涟源小城气象日新，蓝田镇有“小南京”之称。毕业后的学生大多奔赴到国内各个学校，力图教育救国。
钱钟书虽在国师工作不到两年，但这段生活经历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在这里，他孕育了传世名著《围城》。书中的“三闾大学”并非完全虚构，它的原型就是创建于涟源蓝田镇的国立师范学院。他的笔记体诗话《谈艺录》也是在国师时开始起草的。当时他用的是蓝田镇上能买到的极为粗糙的直行本毛边纸。每晚写一章，两三天以后再修改。钱钟书在《〈谈艺录〉序》中说：“《谈艺录》一卷，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始书稿于湘西（当时人认为蓝田属湘西——引者注），甫就其半。养疴返沪，行箧以随。”可以说蓝田孕育了《谈艺录》，成为钱钟书这位“文化昆仑”的光辉起点。钱钟书《槐聚诗存》里几十首诗也是在来蓝田途中和在蓝田的日子里写的，这是他旧体诗写作的高峰时期。
在民族存亡之际，涟水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了钱钟书及一大批爱国师生，陪伴他们度过一段困苦的岁月，孕育了《围城》《谈艺录》这样的文学、学术名著。
五
说起涟水河，涟源人特别强调，现在的涟水河，以前只是涟水的一条支流，本名“蓝田水”;而真正的涟水河，则被改名为“孙水河”，就是胜梅桥下的那条河。有《水经注》、康熙《湘乡县志》、同治《湘乡县志》和道光《宝庆府志》等史籍可资证明。他们坚定地认为，孙水河才是漣水河。
那一天，临离开涟源之前，主人带我们来到胜梅桥上，让我们看桥上的那只乌龟。胜梅桥建于清康熙年间，三拱四墩，长39米，宽6.7米，高10米，是湘中现存最大、最壮观且保存最完好的石拱桥。历经几百年风雨洗礼，今天依然是两岸居民重要的出行通道。桥面青石板上，刻着一只乌龟，它的头朝着源头，凝视远方。人们取其谐音“归”，寄托着对在外游子的深情期盼和祝福。三百余年过去了，不知道多少双南来北往的脚板从这里踏过，不知道多少涟水儿女从这里走向远方，它依然守在这里，深情企盼。
这是涟水河的深情，也是涟水河的含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