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人民日报》刊发河南三门峡市委书记杨树平的文章《向为官不为者开刀》，6月25日，该报刊登评论文章《不贪不占，岂能也不干》，紧接着26日、27日，又在头版连续刊发评论员文章，矛头直指官员不作为现象。3篇评论员文章之后，7月2日该报又刊发《从政莫为“乡愿官”》，批评一些干部“面对丑恶现象不敢说不，遇到歪风邪气和稀泥，遇到矛盾问题更是绕道走。”7月7日，一篇名为《基层干部如何“敢担当”》的报道刊出。至此，半个月以来，《人民日报》共发表6篇文章，深入探讨“太平官”“慵官”出现的原因、危害和治理措施。
　　“太平官”“庸官”的最大问题是行政不作为，不想干事，也干不成事。明哲保身，瞻前顾后，小心翼翼，树叶掉下来怕打破头。工作中，人云我云，唯别人马首是瞻，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实际上是一种失职、渎职行为。这些人能力水平固然有限，但“保全”意识，更是支配其行为的基础。许多人为官的目的就是维护既得利益，生怕有点闪失，丧失来之不易的荣耀，更不愿意因为“冒险”而丢弃视之为贵的“乌纱帽”。一个单位，如果有这样一个“庸官”当道，事业必定无法发展，工作更无半点进步，严重的直接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形象。而现实中，这种官员不在少数。这就是极端可悲又很值得深思的问题。
　　“庸官”“太平官”之所以能站住脚，甚至官运亨通，根本在于这些人有其“特点”，并被人们相对认可。首先这些人不贪不占，两袖清风，这与那些贪得无厌的官僚相比，自然赢得高分；其次这些人普遍是“好人”，“听话”，对上唯唯诺诺，言听计从，深得“信任”；对下管理上不会严刑峻法，批评时不会声色俱厉，和风细雨，必然有人拥护；最后，这些人因为“无能”“无为”，反而引不起同僚们的嫉妒和打压，常常在鹬蚌相争时，脱颖而出，鹤立鸡群。
　　“太平官”“慵官”历朝历代都有，关键在于如何对待。
　　雍正统治时期，可以说是政治清明，国泰民安。这除了他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之外，主要还应归功于他高超的用人艺术。雍正在论巡抚的职责时说：“巡抚一官，原极繁难，非勉能清、慎、勤三字便可谓胜任也。用人虽不求备，惟至督抚必须全才，方不有所贻误”。直隶吴桥知县常三乐，廉洁安分，也没有什么过错，但是他胆小软弱，以致地方好多事久拖不决，很难有什么起色。为此，直隶巡抚李维钧拟把常三乐从县令职位上调离，吏部却认为常三乐没有什么劣迹而不予批准。雍正得知后，毫不含糊地指出：常三樂当官软弱，实属失职，应当免去官职。山东曹县知县王锡，在到任后1年多的时间里，对20多起案件没有1件审完，也没有拿获1名人犯，虽然没有什么贪赃枉法之事，但雍正认为不干事本身就是失职犯罪，不仅摘掉了这个知县的乌纱帽，还让他坐了5年的大牢。雍正八年，罢免了才力不济官34名，软官13名；雍正九年，罢免了才力不济官6名，软官3名；雍正十一年，仅在浙江等几省就罢免了才力不济官25名，软官39名。可见，用人之道跟国家昌盛是紧密相关的。如果当年雍正放任那些“庸官”像木偶般地混迹在官场，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康熙盛世的延续了。
　　当然，不能说“庸官”“太平官”就是“孬官”，就个人人品来说，这些人甚至可以令人称道。在世风不佳的大环境下，能保持洁身自爱当属不易了，更何况有的还是“出淤泥而不染”，就更令人刮目相看。
　　然而，为官毕竟是肩负责任。既然有责任，就应该有作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对官员的起码要求。“乌纱帽”不是戴着光好看的，能给老百姓办事，让老百姓得到好处，享受到普惠，看到希望，这才是称职的官员。四平八稳，无风无浪，看似太平，但老百姓得不到丝毫实惠，相信无人会从内心里满意。
　　改变“庸官”“太平官”现象，必须从用人制度上下功夫。一个官员能力水平，人品高低，绝不是用票可以衡量出来的。毛泽东当年被红四军党代会投票，失去了领导资格。而实际呢？还是那句话，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有点毛病缺点并不怕，只要出于公心，能带领大家乘风破浪勇往直前，就应该得到重用。